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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出所以黄河清

2018-03-11 老编辑的亲密战友 红楼梦与毛选研究 红楼梦与毛选研究



1993年从新加坡满载盛誉而归的蒋昌建一定不会想到自己若干年后会被当成模范病友。


2014年他在央视一场名为“在悲情中认识自己”演讲中透露,他讲自己前些年得了重度焦虑症,依赖药物,出不了家门,总以为下一秒就会死。后来有次不得不出门,逼着自己开车去银行办事,用毅力克服了焦虑。


尽管作为听众替路人捏了把汗,他似乎认为这是个合格的励志结尾,抖出了近两年跟主持人界学的,“此处应有掌声”。有一个紧箍咒,在24年前和“蒋四辩”的光环一同戴到了他的头上。


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蒋昌建是做总结陈词的四辩。决赛反方总结发言,他吟了两句诗,“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全场掌声雷动。复旦夺冠,蒋昌建一夜成名。


春风得意之时,“一位重要的老师”却对他说:“记住,回去之后,夹着尾巴做人。”


此后二十年,蒋建昌把紧箍咒当座右铭,直到患上焦虑症。





01





18岁那年蒋昌建高考落榜,复读一年才考上安徽师范大学。当时他以为自己要去念专科了,得知考上本科时,大喜过望。大学毕业后,蒋昌建去当地中学当了团委书记,原本生活就要这样平淡地进行下去,可他知道,内心始终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记得20岁那年,他就见过《半月谈》封面上“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意气风发的神态。那位教授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凭丰富的学术成果30岁就成为副教授,33岁评上了教授。成为教授那一年,他还率复旦大学辩论队去出战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会,一举夺冠,风光无限。


蒋昌建想起刚上大学时,动过转系的念头,因为以前学过画画,想转到艺术系去。但是系里教授告诉他,“以你的水平,你是可以成为画‘匠’。但是如果继续学政治学,你能成为‘家’。”


他怎么能忘了,自己要成为政治学家?


看看《半月谈》封面上那位教授,再看看蜗居小城市的自己——羡慕啊,不甘心啊。蒋昌建暗下决心:要考到复旦去。2年后,他如愿来到复旦国际政治系念硕士。他遇上了天时。1993年,大专辩论赛将再次在新加坡召开。复旦大学作为上届冠军,本应由于轮换机制不再继续参赛,但那年,大专辩论赛首次从亚洲推向国际,教委特地指定复旦大学代表队再次出征。


蒋昌建硕士三年级,毫无辩论经验的他,靠演讲口才杀进了辩论队。经过五轮筛选,最终得到资格代表学校到新加坡参赛。


这一次辩论赛,规模更大,关注度更高,更是有“杀鸡用牛刀”的集训模式:复旦集结了30多名骨干学者作为专家团,预备给辩论队开50多次讲座。带队的顾问,正是5年前的冠军教练、那位《半月谈》封面人物。


蒋昌建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已年近30的他,是队员里年龄最大的。他从未如此投入过任何事。集训期间,母亲生了重病,教练准了假让他回家照顾老人,他却拒绝了,执意留下来继续训练。登上去往新加坡的飞机时,每个人的神色都紧张凝重。蒋昌建不知哪里来了股力量,转头对走在他身后那位“重要的老师”说:“您放心,我会表现得很好的”。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所有人看到的,新加坡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决赛中,复旦大学对台湾大学,就“人性本善”这一议题唇枪舌剑,互相炮轰之中,好不精彩。蒋昌建作为发表总结陈词的四辩,用他沉着顿挫的演讲式语风,征服了观众和评委,被评为最佳辩手。


凯旋归来,蒋昌建的影响力是排山倒海的。全国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模仿蒋昌建腔调的风潮。他走进食堂,会有女生在旁边悄悄嘀咕。他和别的辩手一起去做巡回演讲,观众挤爆礼堂,突然停电了,也没有一个人离去。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完美发挥的背后,是他们为已知辩题一个月的准备,每天起早贪黑,在复旦最豪华的智囊团指导下背诵诗词、准备事实论据。


那句“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恐怕也已彩排了无数次。蒋昌建的成功,不是才华的成功,而是应试教育的成功、智囊团方针制定的成功。或许王教授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于是告诉他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位对蒋昌建很重要、二十多年后还被他在央视演讲中追忆起的恩师,神奇地引领蒋昌建跳脱了他在小城市的平凡生活。也是他告诉蒋昌建,不能享受这份成功。


此后的蒋昌建,想踏进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王教授留下的脚印里。他也留在国际政治系当教授,成为复旦又一位男神学者。但他心里清楚,他和恩师的路看似重合,本质又那么不同。


人到中年的蒋昌建得了焦虑症,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对他说:“这次我不给你开药,只给你讲焦虑症的成因。昌建,你别爱惜你的羽毛好不好,你以为世界上很多人在乎你吗?能不能不要用过多的努力去掩饰自己的瑕疵?”


他痊愈了。


在2014年这次“在悲情中认识自己”的演讲中,他梳理并面对了自己的经历:一半是风光的、成功的,另一半是“夹着尾巴”、悲情的。他终于不再去掩饰那另外一半,获得了心灵的舒展,就像他的心理医生曾经告诫他的那样。


演讲结束后,观众提问:“蒋老师,您执教20年,为何还是副教授?”蒋昌建低下头,略带尴尬地承认了自己学术能力不足。他已经49岁,还是副教授。他没有成为名头响当当的政治学家,反倒成为了《杨澜访谈录》总策划、《最强大脑》主持人。


而那位33岁就评上教授的恩师,早在辩论赛后的隔年就离开了复旦,前往北戴河起草几份重要文件。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向一代奸雄文豪致敬,而教授在这里留下的是,


“俗心渐化涌峰上, 圣念忽临水色际。 再现中流滔万倾, 似见湘客又搏击”。


成为对之后中国二十年政治局面的精准预言。





02





“俗心对圣念”,“中流对湘客”,教授的诗不可谓不工整。


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孔子的圣人,翻译到英文应该是 sage ,意思是智者,贤者,哲人。而我们冠以圣的基督教诸贤,人数最多的一种圣人其实是殉道者,英文 Martyrs 。


儒家文化的封圣者,如水中鹅卵石,在历史进程的浪花和世事变迁的泥沙中形成了温润、圆滑的性状,立功立德立言。而基督教文明中的圣人,要为信仰殒身不恤,以身体照亮通向天国之路。按照西方的标准,于谦和谭嗣同要封圣,但是在中国,王阳明和曾国藩才是。


中国的圣人通常诞生于家国风雨如晦之时,君臣风云际会之地。所以王阳明生于科举重地,幕僚之乡浙江绍兴府余姚。而到了晚清四大重臣崛起的时候,已经朝野纷传“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到了近代,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的风向标。革命党利用租界的治外法权在这里散布极端种族主义的言论,倡言着杀人主义图谋颠覆政府;保皇党以这里为基地,设立公司,四处募捐;共产党人在这里召开一大,筹集经费,发动农工。


1949年,毛主席下令渡江作战的军队炮轰前来滋事的大英帝国“紫石英”号军舰,彻底宣告了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治外法权的终结。但是,租界的收回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上海在国内的地位。毛主席多次提到江苏、浙江、上海等东南数省养活了全国,并多次当着大伙的面问总理:“你是总理,你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写文章的柯庆施就是上海的书记。更不提毛主席以上海为基地发动的那场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党的机器宣战的运动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穿西装的技术官员慢慢取代穿中山装的党国元老,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思潮涌动,上海首当其冲,各类思想在各界冲撞激荡。


巴金、夏衍、王若望、钦本立这些上海闻人多少都有介入。1987年初,面对知识界各类错综的思想在高层的影响,特别是中科大为首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


这一年,教授刚刚凭借自己对理论和教学工作的专注成为了复旦大学乃至整个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正在学术的道路上信心十足,孜孜以求。1988年3月,在教授任教的复旦大学学报上出现了一篇以他为作者的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文章足足有七大页,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采取“集中”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分散”的领导体制的理由。


他认为惟其如此,才能让政府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性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并“避免各种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不必要地互相冲突”。教授在文章中对包括喀麦隆,新加坡,韩国以及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等一系列国家做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集中现代化成功的例子更多,中国需要集中的领导模式,需要能够高瞻远瞩的领导层。


据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笔杆子魏承思回忆,实际上这篇文章早在1986年就写好了,写好后于当年8月6日登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思想研究内参》第五十六期上,并以内参的形式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大教授萧功秦见到文章后对其观点进行了展开论述,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新威权主义”。


但是当时还在台上的红小鬼对于这篇文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两年后,中办才通知上海市委宣传部转发了教授的这篇文章,低调谨慎的教授才将其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到了《复旦学报》上。


至此,教授的观点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同时意味着其“理论介入政治”的学术冲动有了结果。


此后连续多年,教授长期担任上海市委政策顾问,并和市委市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在教授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这种良好的关系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自1988年起,总设计师连续七年在这里度春节,因为他十分讨厌那些毛主席时代大放异彩的党内理论家,这些人到1992年依然把持着党的理论和宣传机器。到了上海,他可以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另外还有两位老人也每年都要到上海住一段日子。1994年的春节,教授在日记中写道,左耳朵和右耳朵都在上海过年。


此后,在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浪潮中上海的干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直至如今,历届最高决策层换届,上海干部从来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几个的问题。对于王教授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年对冉冉升起的政治学新星执弟子礼甚恭时又何曾想到会有耸立庙堂的机会。


长者和他在上海的同志们都没有忘记教授的“新威权主义”。1995年,教授在结束了跟发妻平淡的婚姻之后,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了他三朝待诏的智囊生涯。


据之前跟他相熟的人的回忆文章入驻中南海的他低调,谨慎而难以接近,跟他当教授时安静,谦虚而不轻易表态一脉相承。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选在君王侧,完美阐释了内圣外王的儒家之学。


我们知道的是同样的历史进程,更多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命运。那一年,同样是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大佬被开除公职,吊销护照。 教授的成功成为不可复制的传奇。一代青年人除了甘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做一个螺丝钉以外不再有别的选择。


就连教授那几个得意弟子,也在名号响彻全国后,泯然众人。一个远嫁海外,替人理财,两个成了律所合伙人忙着抓好经济建设,另外一个留校的,并没有教授的学术能力,人到中年得了焦虑症。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王教授的幸运已成绝响,时代的大门,对他们关闭了。




03





左宗棠曾评价曾国藩是,“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


而曾国藩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才智”,而是“忍耐”,三十二岁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不得志的人,而三十二岁到四十七岁之间,他在对抗太平天国和统制湘军的过程中,庸人本色屡次凸显。道光二十二年和咸丰七年,两次烈火烹油之时他都在家乡丁忧。


但是咸丰七年,石达开出走天京,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大清的国运来了。慈禧罢黜顾命八大臣后,更加倚重汉族地方武装,曾国藩遂位列中兴名臣第一位。


2013年春天访华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Tom Donilon 被那句“他对我非常重要”的隆重介绍吓了一跳,当晚他就在人民大会堂预定了会议室跟刘鹤见面。


从03年进到中财办,刘鹤在副主任位置上做了10年。他被介绍给Donilon的时候,刚刚副职转正。在这之前,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刘鹤只是一个参与制定产业政策和五年计划的政府文员。这不能怪美国人。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知道的是朱镕基的金融才俊,周小川,易纲这些人。


对中国大部分青年经济学者来说,1978年到1984年时他们成名的一个关键时期。1984年只有24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被邀请到杭州参会,在会上,他以价格改革为矛,跟当时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主任田源当面争论。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后来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几个人,也在这个会上脱颖而出。


当然之后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也产生了四个版本的不同故事,陷入了长久的争论。


那时候周小川是清华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是社科院研究生。这个会议也被称为青年学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改革四君子的崛起更是在五年前,今天的打虎英雄是其中之一。


而同样是1984年,刚刚进入人大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的刘鹤,跟几个同学接到一个私活儿,给西单老商业区重建撰写“可行性报告”。


派活儿的是华远公司的任志强。他因为这个报告,在汇报时狠露了回脸。北京市副市长当场要求,以后所有的大型建设项目立项之前都要提供类似的可研报告。在回忆录里,任志强无比骄傲说,


“尽管当年那些为华远公司做报告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当了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


80年代在很多人看来是经济学家的黄金时代。不是因为可以做万元户,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著书立说,针砭时弊,而且经常能走出书斋,进入最高决策机构以备咨询。


1988年5月,吴敬琏和刘国光被拉到了最高的经济会议现场,他们两个一软一硬,都发表了对“价格闯关”的反对意见,两位经济学家和主持会议的最高领导一度面红耳赤,最后也无力阻挡决策的出炉。


7月份茅于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价格闯关的文章《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8月19号,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之后全国迎来抢购风潮,物价飞涨,不到一年内,更是酿成政治上的严重后果。


青年经济学家和支持他们的领导遇到了重大挫折,刚刚回国的林毅夫见识了一刀切的威力,就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芝加哥学派教条还给老师。精于计算的陈云同志和他的鸟笼经济学重新占据上风。


这时候,刘鹤才刚刚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我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和深化》。


人大的工业经济系,虽然挂着“经济”二字,但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是今天经济系专业普遍会接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是更偏重企业管理,培养的方向也不是经济学家。所以,跟刘鹤同窗的黄铁鹰后来成了华润集团的高管,郭凡生则早早下海搞了慧聪网,刘鹤没有像张维迎、林毅夫活跃在经济学界,而是一毕业就进了国家机关。


刘鹤是一个经常能躲过大争论的人。10年后,国企改革启动,北上的郎咸平抓着“国有资产流失”的群众high点,先后以张瑞敏、李东生和顾雏军为靶子,质疑中国改革,炮轰了大陆的整个经济学界。无论是推动私有化的金融才俊还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技术官僚都曾经被骂为汉奸。


这时候,刘鹤正在美国读书。出国之前,他已经是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的一个处长,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到美国后他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做访问学者,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


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等政治家,都曾经跟刘鹤一样,是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美国这段学习经历,带给刘鹤两个好处。一个是加深了他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思考,他回国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要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而自13年后各种政策文件中频繁提起的“顶层设计”概念,正是跟这个思路一脉相承。另一个好处是,在美国学习这段时期,刚好帮刘鹤躲开了9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面临的争议,这也给他留下了低调、圆融的名声。


吴敬琏评价刘鹤,说他善于集思广益,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言下之意,也是说刘鹤本人不喜欢出头。朱镕基的棺材论和卖国骂名,几乎跟他经济沙皇的名气一样大,周小川作为改革家的美誉,和央行对 M2 的失控承受的责难一样多。


而刘鹤在转正之前,刚好错过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变革期的几次大讨论,没有引起过争议,自然就没有过引起关注的机会。从87年毕业至今,至少有20多年刘鹤的存在感都很弱。由他跟樊纲在98年共同发起的“50人论坛”,论坛和樊纲早就被人记住了,却至今没有几个人知道刘鹤是论坛主要发起人。


去年50人论坛年会上,刘鹤还是没有参与讨论发言。记者们在会后追着采访却少有收获的。一个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刘鹤的回答是: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提到刘鹤患有喉疾,平时说话很轻,开会的时候,针对别人提到的敏感问题,他通常会非常婉转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少会有正面回应。


2012年,世界银行跟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联合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内容有一些时关于改革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的建议。《中国新闻周刊》说,抗议者把矛头指向了当时是国研中心党委书记的刘鹤,而刘鹤采用不正面对抗的方式,最终这项提议因为阻力过大,不了了之。


《华尔街日报》评论刘鹤时,引用了纽约大学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刘鹤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转的一种工具。这种实用主义的理念可能也更符合中国当下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现实。


也是在这之后,人们才知道,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两天后,刘鹤曾经作为前总理的特别代表,在美国跟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两个月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出台。


四万亿后来饱受诟病,刘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未知的。07年之后,随着他101中学的同学接近最高权力,他的地位变得稳固了起来,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一朝出炉,对中国经济的最终解释权责无旁贷落在他的头上。




04




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


“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当时坐在毛主席身旁的就是总设计师。他在莫斯科留学过两年,那时候朝夕相处的一位同学就是尼古拉。


尼古拉和总设计师的诸多相似之处无需赘言。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元老的打压和对青年人的提携。80年代之所以是很多知识分子认为的黄金时代,就是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在中组部老部长的帮助下大力培养第三梯队。


而尼古拉在台湾经营多年,一路“催台青”(提拔本省青年),从李登辉到吴敦义,挡了多少自家孩子的出路。


1979年疾病缠身的蒋经国却经历了一次极大的考验。这一年甫一开始,老先生就讲这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外交上的挫折让年迈的他遭遇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为了应对日趋恶化的局势,缓解岛内民间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他拓宽了民间参政的空间。


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有一条是批准党外反对派的“立法委员”黄信介创办政论月刊《美丽岛》,这一年的八月份《美丽岛》创刊后短短数月就从南到北成立了十几个办事处,发行量也水涨船高,聚集了一大部分政治主张相似的人,活动频繁,实际形成了一个政党。


这一年的十二月,因纪念世界人权日游行,《美丽岛》方的施明德等人带头冲击、挑衅军警,造成警民冲突,成百人受伤。


冲突发生后,带头闹事的黄信介、吕秀莲、张俊宏、陈菊、施明德、姚嘉文等人移送军事法庭,但是同时在舆论压力下也定下了不想见到死刑的调子,并在美国华人学者余英时、《纽约时报》记者陈若曦等人陈情劝说下最终决定公开审判这些人。


时年30岁的海商法律师陈水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全台司法考试第一名的张俊雄劝说,担任了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律师团中还有一位比陈水扁稍长的年轻人谢长廷。这样的决定对于曾被父亲关起来精研了数月孔孟之道的蒋经国来说有点困难。孔孟之徒对于离经叛道,犯上作乱历来都恨之入骨。


十多位带头大哥受到了审判,但是变革的进程并没有中断,被判刑人的名誉也没有受到损坏,他们的家属和律师以此为开端,踏上了政治之路,并在数十年后影响整整一个时代。


1987年12月25日,尼古拉在轮椅上主持“行宪纪念日”大会。台下11位党外“国大代表”高举横幅大声抗议。蒋孝勇后来回忆,父亲在病床上开口说,“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尼古拉没有挺过1988年的春节。但是总设计师对中国历史还有使命,1992年的南巡将改革重新拨回起点。


但是在这中间的三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苦闷而压抑的。如今已经是文胆加尚方宝剑的“北大神童”曾经说过,


“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


那三年过去后,从小背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丽岛一代开始掀开盖子。而我们这边听着“批林批孔批周公”大喇叭广播的“北大神童”开始开始回归儒家经典。


至于90更年代才出头的大陆年轻人,一部分开始模仿着老领导说话的样子,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一部分开始投身市场大潮成了92一代的企业家。这两个都做不到的蒋建昌,于是患上了抑郁症。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以高举戒尺的面目出现。一部中国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有白胡子的人说了算。讥讽说话不算数的“嘴上没毛”之类的俚语,多半也是发端于此。


不喜欢“夹着尾巴做人”的毛主席和鲁迅都曾经激烈抨击过儒家教育。鲁迅半夜睡不着,翻开史书一看满满的都是吃人两个大字。毛主席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对郭沫若尊孔非法的《十批》极为不满的他写过一首诗: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终其一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在与庞大的官僚体制斗,甚至不惜号令小将们将自己亲手创建的序列砸个稀巴烂。垂垂老矣的毛主席终究没能斗过根深蒂固的圣人之道。毛主席当年力主修三门峡大坝,就是想见见“圣人出,黄河清”的场面,可惜终其一生没有实现。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毛主席了,但是从去年开始,黄河真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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