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案例—— 赔掉3个亿后才幡然醒悟 终于拼出5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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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富二代，却不愿意在父母的羽翼下生存。此后，借10万块打天下，造公屋，卖混凝土，他用自己挣下的10亿身价闯进内地。伴随上海的老城改造，他一战成名，7年后拼出500亿的财富。他是罗康瑞，瑞安集团创始人。
1948年4月，罗康瑞出生于香港，家中十姊妹，他排行老6。父亲祖籍广东普宁，解放前来香港淘金，并一手创办鹰君集团，主攻房地产，40年后身价一度达到30亿港币。
虽然含着金汤匙出生，但罗康瑞却没过上传说中的富二代生活。父亲奉行传统教育，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六点起床，九点睡觉，雷打不动，一个月的零用钱不超过10块。”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总喜欢坐在饭桌前讲一天的工作趣事。不过，几个哥哥姐姐不爱听，总是两三口扒完碗里的饭，早早下桌。唯独罗康瑞瞪大眼睛一动不动，生怕漏掉一个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了“资金运转”、“项目投资”、“招标方案”等新鲜词。
与大部分家长一样，1963年，父亲送15岁的罗康瑞到澳洲读书，不过交通工具却是货船，“跟货船水手一起去！”母亲心疼，要给儿子买机票，却被老爷子一把拦住，“怕苦就别去留学，到工地干活！”
胳膊拧不过大腿，罗康瑞只好在大海中颠簸了13天，“胆汁都吐了出来，”以至于此后10多年，他一看见轮船就头晕。
在澳大利亚，罗康瑞一直半工半读，“在酒店搬行李、去餐厅卖汉堡、工厂干临时工。”整整6年间，他没回过一次香港，也没管家里要一分钱，直到1969年，罗康瑞从新南威尔斯大学的经济系毕业。
回到香港后，父亲也没有特殊照顾，而是安排他从基层干起，“去下面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不过，当时工厂论资排辈非常严重，“谁年龄大谁说了算。”罗康瑞看不惯，他谋划如何改变。
然而，还没等正式方案出炉，就遭到父亲一顿呵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要胡搞乱改。”最后，罗康瑞选择了屈服，谁让老爹是董事长呢！
但是，罗瑞康窝了一肚子火的岂，他岂甘心做一个会听话的小跟班？哪怕那位大佬是自己的父亲！2年后，他再也熬不住了，决心另起炉灶。
这回，父亲倒挺开明，非常痛快借给了他10万钱，用于成立瑞安公司。当然，钱也不是免费的，需要按季支付利息。
公司做什么呢？罗瑞康的目标很明确，“就做工程承包”。你知道的，1972年，香港的房地产止跌回升，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很多产业大佬如李嘉诚开始涉足房地产。
开始，瑞安只有5个员工，全都挤在30平米的办公室，条件非常艰苦，“白天西装革履出门找项目，晚上乱七八糟打地铺。”
不过，半年下来一个项目也没做成，账上10万所剩无几。关键时候，父亲到底是父亲，伸出了援手，“帮忙在舂坎角修建一幢别墅豪宅。”一年以后，罗康瑞顺利拿到150万的利润，淘到了第一桶金。
不过，罗康瑞却发誓，“这是最后一单！”“为啥？”“靠老爹赚钱，不算什么本事。”
那未来做什么呢？刚好赶上1974年香港政府推出公屋建设，“政府出资、承建商建造、优惠价格租给居民。”
如果是一般房地产项目，那还不打破头，根本轮不到年轻的罗康瑞。不过，由于建公租房利润低，没有几个地产商感兴趣，所以就给了罗康瑞一个进入的机会。当年8月，他几乎没有怎么费力就搞定了一个3000万的项目。
那是罗瑞康接到的第一个真正市场化的项目，虽然最后40多人的团队累个半死，两年才挣了100万。不过，正是靠着那个项目，罗康瑞锻炼了队伍，积攒了经验，此后他开始与政府长达5年的合作，并赢得“公屋专家”的名头。
不过，与政府合作，确实没有什么油水，“一个项目也就50万、100万，饿不死也撑不着。”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当然有！1976年，罗康瑞去参加了维多利亚附近的一宗土地竞拍，结果光土地保证金就要4个亿，他根本玩不了。
玩不了地产，罗康瑞却意外了解到，建筑所需混凝土都从巴西进口，“价钱高不说，还经常误工期。”那为什么香港本地不生产呢？因为混凝土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需要工人多，而且噪音大，所以还不如进口。
确实，香港福利制度已经很健全，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怎么办？罗康瑞突然想到了劳务派遣，“本地人不愿意干，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肯定有人愿意。”
于是，1977年，罗康瑞成立混凝土公司，购买了4台大型搅拌机。正如他所料，招募公告一宣布，3个星期就从东南亚招来500多人。
由于成本比巴西低了25%，结果产品一拉出车间，立马脱销，第一个月就卖出800万吨，3个月后，罗康瑞大赚1000万。
此后，罗康瑞一鼓作气成立了装修队，“混凝土公司保证原料生产，建筑公司承办工程制造，装修队完成室内装潢。”靠着一条龙服务，他一年轻松赚到5000万。
7年后的1984年，瑞安集团在港交所成功挂牌，罗康瑞挣下10亿身价。
同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香港回归。罗康瑞是何等聪明，他马上调转方向光，转向内地。
首先，进军上海
1985年初，罗康瑞到内地考察。他先后去了广州
北京、武汉、杭州等地，最后选择了上海，“商业氛围浓，守规矩。”
还是老套路，搞“公屋建设”。当时闸北有一个街道有意试水公租房，于是有着6年多经验的瑞安集团进入了视野。此后，罗康瑞参与了上海城市酒店的建设，“投资只有2000万，却一把就挣到了3000多万。”
其次，不熟不做
钱来得如此容易！1986年底，罗康瑞胆子大了，他开始跨领域搞投资，先后收购了海港工程、桃园酒店、商业电脑等公司，涉足电脑、酒店、餐饮等5个行业，还在加拿大买了2家旅游酒店。
一场大丰收似乎触手可及。
那段时间，罗康瑞经常靠开几次董事会，就决定了上千万的投资。不过，跨界有那么容易？很快，他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87年底，全球经济一下滑，一个月就损失3个亿”。
那一次，他元气大伤，事后深刻反思，“只做最熟悉的地产和建筑业，不熟坚决不做！”此后6年，他就在上海周边转悠，奉行多看少动的策略。
1992年春节过后，国门进一步打开，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上海首当其冲。当时的时髦就是租饭店当办公室。机会终于来了！罗康瑞很快意识到，“租饭店只是权宜之计，未来上海高档办公楼会严重不足！”
此后，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砸下3个亿，于1993年初果断买下淮海路333号地皮，兴建26层楼的瑞安广场，“总面积78000平米，电梯13部，车位296个，而且靠近地铁1号线，周围还有5条公交线。”
果然，罗康瑞判断得非常准，1995年瑞安广场一面世，立刻引来盛德、麦肯锡、基德等国际知名公司的疯抢，3个月入住率就达到100%，“比租宾馆划算，而且配套强多了。”此后，罗康瑞适时启动瑞虹新城、城市公寓等5个项目，很快声誉鹊起。
最后，打造新天地
有了口碑，那一切就好办多了。当年5月，上海卢湾区政府启动52公顷太平桥旧城改造项目，老伙伴罗康瑞自然优先进入政府的法眼。
但话又得说回来，太平桥虽然地处市中心，却属于老城区，北临淮海路，南靠肇嘉浜棚户区，人口密度高，排水、燃气系统很不健全，属于典型的脏、乱、差地带。
刚开始，罗康瑞的想法是比照维多利亚港湾的建筑风格，“把太平桥打造成上海现代建筑的地标！”直到有一天，在弄堂深处，当看到一位老太太后，罗康瑞的整个想法立马发生了变化。
那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太，80多岁，但是一身精致的小旗袍，头发篦得分毫不乱，脸上还薄施脂粉。看得出来，年轻时候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人老了还那么有魅力，为什么老建筑就不可以？”罗康瑞喃喃自语，他突然找到了旧城改造的真谛，那就是“以旧纳新。”
但是，一个“旧”字，代价却远远高过修建新房子。为维持石库门建筑的清水砖墙风格，罗康瑞不惜花2000万修复旧门，“注重神似，而不是简单修复。”此外，他还从德国进口防潮药水，“像打针一样，注射到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
项目完工一核算，每平米的造价达到惊人的2万元，“比建新房子的成本都高出1.5倍。”能赚钱吗？公司财务总监捏了一把汗。
不过，罗康瑞却不担心，因为太平桥地段有党的·一大会址，他首先给太平桥换了个名字，“一大是天，天地相对，而且开工在世纪末，完工在新世纪，就叫新天地！”
等到2001年10月APEC会议之前，“新天地”揭开神秘的面纱，人们这才惊奇发现，太平桥刹那间变得那么漂亮，“一边是招牌林立的淮海路，一侧是密集的旧式弄堂”，“石库门一色的清水砖墙、灰瓦斜顶，东边还有1万平米的人工湖。”
让专家大跌眼镜的是，罗康瑞的策略是只租不售，“每平米一天7块！”不过，消息一公布，短短一个小时，700多套商铺就全部租罄，后来的只能望楼兴叹。
在吊足了大伙的胃口后，2003年，罗康瑞推出新天地2期“翠湖天地”住宅区，“每平米售价平均1万7，最高2万5，”结果仅二期工程，罗康瑞就一下子卖出去200个亿，赚的盆满钵满！
罗康瑞也因此被戏称为“上海姑爷”。此后，武汉、杭州、重庆、佛山、大连等20多个城市都邀请他参与旧城改造。
2003年，将重庆化龙桥老城区改造为重庆天地，“还是新旧结合式风格，建起一座外观呈帆形、98层高398米的西部第一楼。”
2004年，在杭州打造别具特色的西湖天地，“毗邻西湖十景，以当地园林为基础，占地5万平方米，总投资为10个亿。”
2005年4月28号，武汉土地交易中心，罗康瑞出手33.9个亿，夺得“中国地王”新桂冠，着手打造汉口天地。
2006年10月，集团旗下的瑞安房地产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市值一度达到500亿，罗康瑞身价升至170亿。
如今，瑞安房地产旗下共有6个新天地项目，持有物业总建面积175.6万平方，其中出租面积83万平方，业务包含办公、餐饮、零售、酒店等6大项。
“保留传统，拥抱现代，既把历史文化留下来，也打造出新价值与新活力。”这就是罗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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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债20万到手握138亿，他把人生过得如此跌宕！
7岁立志要做李时珍，25岁进入制药厂，他一手三金片，一手西瓜霜，24年成就138亿财富帝国，他就是桂林三金的创始人邹节明。
1943年5月，邹节明出生于湖南常德，“东面是洞庭湖，西面是张家界。”一山一水之间，孕育了半夏、黄芩、柴胡等1000多种药材，它们吸取日月之精华，“饱满、茁壮”，引来无数采药人。
邹节明的外公就是其中一个，老人家与药材打了一辈子交道。在外公的影响下，邹节明从小就爱闻中药味儿，4岁就能辨别出金银花、桔梗等20多种草药。
家对面是个卖草药的吉春堂，从6岁开始，邹节明一大早就坐在店门口，眼睛直勾勾盯着玻璃壶里的甘草片。后来，店里的伙计知道他这点“癖好”，每次总要拿出两三片打发邹节明。
到了9岁，外公书房里的《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50多本中药典籍就成了他的最爱，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要当李时珍，悬壶救世”。
9年后的1961年，18岁的邹节明如愿考入武汉大学生物制药系。
在珞珈山下的武大校园，邹节明对学习如痴如醉。从大二开始，一直对植物分类、植物化学、药用植物等课程保持浓厚兴趣，光《植物学》就看了不下20个版本。整个大学四年，他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1965年大学毕业，邹节明本打算继续深造医学专业的研究生，谁知1966年5月爆发了文革，邹节明的研究生梦只好就此熄火。1968年，他被分配到了桂林制药厂。
说是制药厂，其实就是一家与炼蜜厂合用车间的小车间，“没有实验仪器，没有生产设备，沿用的是熬蜡制壳、炼蜜为丸的手工作坊……”
不过，那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凤毛麟角。所以，邹节明报道的第一天，老厂长就语重心长找他谈话，“你是我们厂唯一一个大学生，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
邹节明没有辜负老厂长的信任。头半年，他整天泡在实验室，“用石磨研药粉，用模子做药丸。”不过，干着干着，邹节明就泄了气，“要品种没品种、要剂型没剂型，猴年马月才能出成功？”
隔年夏天，邹节明在老厂长那里看到一份文件，是由科技部下发的关于重视中草药课题研究的通知。老厂长当做废纸，邹节明却如获至宝，他扭头拿着经费的申请就去了南宁医药管理局。
也巧了，分管财务的副主任正好是武大的校友，“给谁批不是批，干嘛不做个顺水人情？”再说邹节明的经费申请理由充分，逻辑清晰，于是二话没有就批了19万。19万是什么概念？那可相当于现在的1900万。
正是靠着那19万经费，邹节明搞定了1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 并从上海采购一批制药的专业设备。老厂长一高兴，又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引进了10个大学生，“组成科研公关小组”。
一年后，银翘解毒片、穿心莲片、枇杷止咳冲剂等6款新的品种和剂型问世了。
不过，还没等大伙庆功，邹节明就听到销售经理大吐苦水，“别生产了，根本没人买。”
怎么回事？原来银翘解毒片等是普通药物，很多医院的中药制剂室都能生产，“人家凭啥到一家名不经传的小药厂去采购呢？”
“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问题是特色在哪里？这个时候，邹节明突然想外公小时候经常念叨的话，“广西是个好地方！”也是，广西是全国药材资源4大产区之一，壮、瑶、苗族的民间偏方不计其数。
“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水之间的奇花异草更是首屈一指！”此后每逢节假日，邹节明便到尧山半山腰、漓江岸边寻找草药。
他2年间走遍了象山、七星等12个县，不过代价也是巨大，“一旦忘记打绑腿，蚂蟥就从裤腿钻入，咬得满腿是伤”。
1973年3月，邹节明在象鼻山上脚下，偶遇一位采集草药的草药师，上前一攀谈，得知从一位瑶族老乡那里搞到一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偏方。
“偏方？”邹节明眼睛一亮。
那药方一共12味药，其中3味主药确实是治疗尿路感染的，“看来大有搞头！”邹节明立马掏钱从药师手里把药方给买了过来。
可偏方毕竟是偏方，邹节明并没有盲从，而是根据中医理论对偏方进行甄别，最后才选择用金樱根、金刚刺和金沙藤3味主药。
1年后的1974年，治疗尿路感染、肾盂肾炎的三金片问世，“因3种主要药材各有一个“金”字，故起名三金片”。
在桂林一家中医院做临床试验的时候，院里的几位老中医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当时治疗肾炎并没有什么特效药，于是也就死马当做活马医，“麻起胆子开方子。”
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很多患者点名要开三金片“吃完后病情大为缓解。”据说那半年，50例治好了40例，“治愈率高达80%。”
1973年春节过后，桂林医药批发站的负责人主动找上门来，“先预订100箱。”那一年，厂里赚到了第一个30万。
“仅靠一款产品就救活一个制药厂，人才啊！”邹节明就在老厂长那里挂了号。此后7年，他从技术员、研究室主任、技术与质检部门负责人，一路高升。1981年，更是坐上技术副厂长的位置。
不过，三金片救得了病人的命，却救不了桂林中药厂。当时，很多国有企业纷纷由“按计划下达”向“以销定产”转型，而桂林中药厂依旧高度依赖医药批发站包销。后来，批发站的领导一换，桂林制药厂销量立马一落千丈。
到了1985年，桂林中药厂再度沦落为亏损企业，“负债超过20万，员工只发75% 的工资。”短短半年，厂里就走掉了40多位业务骨干。
关键时候，老厂长主动让贤，“让年轻的邹节明同志上！”于是，1985年元月，邹节明正式担任桂林中药厂的厂长。
“当务之急是解决厂子的现金流，不要断了粮。”当年2月，邹节明一连跑了桂林的5家银行，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施以援手。是啊，一个亏损企业哪能进入银行的法眼，“银行管的是锦上添花，哪顾得上雪中送炭？”
万般无奈之际，中国药材公司的销售总监却推开了大门。一个是做药的，一个是卖药材的，二人一拍即合。那总监一看邹节明是个实在人，也就打开窗子说亮话，“药材先拿去用，赚了钱再结算。”
所以，钱虽然没搞定，但这药材一来，厂里立马有了人烟，“资金压力大为缓解。”
药材搞定了，可生产什么药呢？“三金片毕竟是个小众市场，一年能赚个三、五十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5年5月，邹节明坐火车从衡阳返回桂林，车厢里有一个5岁男娃因为舌头生疮而哭闹不止，后来一位瑶族老爷子当场用一盒白色霜抹了两下，孩子马上停止了哭闹。
“干嘛不生产去火的药呢？”邹节明马上联想到整个南方夏季气候炎热，当地人又喜欢吃辣椒，所以口舌生疮，牙龈肿痛以及患急、慢性咽喉炎的特别多，“市场前景要比肾炎药大得多。”
详细一了解，瑶族人民采用的是传统的制作方法，也就是将10斤西瓜皮和5斤硫酸钠，装入黄沙罐内，挂于阴凉通风处，“等到砂罐外面有白霜冒出，再用干净纸片刷下”。但是，那种方法显然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生产周期太长，”需要8-10个月”。
其二，取霜率太低，“100公斤西瓜只能产3公斤霜”。
当然，那难不倒邹节明。此后，他亲自带领厂里的公关小组，“把改造生产工艺，提高取霜率和缩短生产周期作为主攻方向。”
经过3年105次的反复试验，1988年，邹节明的桂林西瓜霜终于问世，“生产周期由原来的8-10个月，缩短到5-7天成霜”，“原来100公斤西瓜可以产霜3公斤，现在可以提高5-7倍。”
产品搞了出来，销售又成了大问题。打广告？没有钱！发展渠道？不擅长！最后，邹节明就把目光瞄上了一年一度的药品交易会。
1986年5月，当年度的药品交易会在河南百泉召开。按照常理，药品的宣传海报一般都是中规中矩，可邹节明偏偏别出心裁，“碧绿瓜帽半遮面，时髦女模嘟红唇。”尤其是有着性感红唇的西瓜女郎时尚海报一亮相，立马圈粉无数。
结果，1万多参会的观众顾不上买药，争着抢起海报来，第一天5000张海报就全光了，邹节明又不得不紧急追加5000张，“1万张海报就是1万个活广告！”
结果展销会还没有结束，销售部门的电话就开始成了热线，“半个月就收到2万多张订单，生产要一直排到半年后。”
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邹节明心里很清楚，“要想真正立住脚，必须让专家认可才行！”于是当年8月，他去了北京。
当时，我国中医的理论殿堂在中医科学院，而耿鉴庭，耿老先生是耳鼻喉科的权威，“出生于6代中医世家，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
不认识耿老怎么办？邹节明就直接挂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耳鼻喉科耿老的专家号，“这有两瓶西瓜霜，是我自己研制，有请耿老鉴定。”
药好不好，大名鼎鼎的耿老能不知道？医者仁心，一个星期后，耿老就派人到广西找到了邹节明，“我可以帮你开个药效论证会。”
结果耿老一参加，全国10大医院的喉科名医随后就赶到，桂林西瓜霜立马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
随后，邹节明趁热打铁，组建50人营销铁骑，“2人一组，全国撒播”，短短半年，桂林西瓜霜就走遍全国。
1987全年，6块钱一瓶的西瓜霜邹节明卖了足足30万瓶，“纯挣140万。”
2年后，邹节明从美国引进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10套先进实验设备，并相继开发出西瓜霜喷剂、西瓜霜清咽含片3大系列10款产品。
1990年，邹节明赚得人生第一个1000万。
14年后的2004年，桂林三金营收直逼7.5亿，位列广西医药行业第一。
2009年6月，桂林三金成功在深交所上市，市值一度高达138亿，邹节明的身价也直逼36亿。
据不完全统计，西瓜霜每年生产42亿片，平均每个中国人吃3片，成为用量最大的喉科中药。邹节明是怎么办到的呢？
第一，产学研结合。他与中医研究院、药科大学等20多家研究机构合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一批国内知名的中药、生物、制剂、植化等顾问团队。
第二，新生药品，生生不息。除了三金片、西瓜霜系列，邹节明每年要推出15个以上的新药品注册品种，涉及片、胶囊、颗粒、注射剂、喷雾、散剂等。目前，40多个品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第三，验药师傅中高手如云。做药品质是命脉。邹节明手底下的质检师眼尖、手厉、嘴实。最忙时候，一天经手的中药材原料达到20多个批次。
早在1986年，一位港商以年薪100万邀请邹节明去港发展，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的根在桂林中药厂，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的确，邹节明很幸福，因为他从事着一项自己喜欢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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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太美了，
为香港的美丽而自豪！
希望看到的朋友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华夏儿女都看看，
祝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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