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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人文杂志》2019年第5期
李海青
使命型政党的“生死伦理”——基于“老三篇”的一种文本阐释
“老三篇”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以称之为生死伦理。所谓生死伦理是指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这样一种交往规范与价值关系：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为人民利益甘愿牺牲生命，并视这种牺牲为人生的最大意义与应然价值追求。这种对于人民的深沉价值承诺表明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生死伦理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使命伦理。就共产党自身而言，生死伦理的普遍建构有利于破解革命“集体行动的困境”；就党与民众的关系而言，生死伦理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就党与整个民族的关系而言，生死伦理是民族救亡性启蒙的必然要求。和平建设语境下，对于使命型政党的“生死伦理”需要有新的时代性思考。◆ ◆ ◆ ◆ ◆
高立伟
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从“是”到“能”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能够始终坚定崇高理想，并在历史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勇于承担和实现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基于其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和本质，及其所确立的人民大众立场的价值规定性，展现出主导社会变革、建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能力和卓越实践效能，蕴含着由其属性本质、价值立场所决定和推动的从“是”到“能”的内在发展逻辑。这种内在逻辑，表征着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使命，时刻葆有理论创新的思想品质，不断凝聚社会变革的实践精神，坚定型塑特色道路的制度自觉，最终达致实然与应然的内在统一。◆ ◆ ◆ ◆ ◆
孔新峰
先秦儒家生死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
本文勾勒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基本形貌，认为其中既有大量关乎党员个体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全党集体层面的“生死伦理”；既有关乎我党在时间维度上抓好自身建设、贞定信仰、不忘初心、护持传统、清正党风层面的“生死伦理”，亦有关乎我党在空间维度上强化与人民群众生死盟约层面的“生死伦理”。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伦理”，既应看到其基于科学理论、回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也不容割裂其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忠实传承和弘扬儒家生死观中的优秀成分，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乃是我们深入思考和永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的应有之义。先秦儒家孔、孟、荀诸子的生死观，以其人间品质、君子人格、集体本位、民生关怀等特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伦理”重要的本土资源。◆ ◆ ◆ ◆ ◆
杜勇
西周“共和行政”历史真相新探
关于“共和行政”的真相问题，以往学者或信《汲冢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或持《史记》“二相行政”说，久讼不决，殆成千古疑案。近出清华简《系年》有厉王流彘“共伯和立”的记载，可与《纪年》相呼应，似乎加强了人们从《纪年》不从《史记》的信心。实际上，国人暴动赶走厉王以后，畿内诸侯共伯和并未篡位自立，而是以三公首席执政的身份，会同召公、周公执掌王室大政，以共伯和的名义发布国家政令，以共和作为年号，组成贵族合议制政府，维持中央政权的运行。在王室无君的情况下，这种合议制政府的执政大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朝廷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因而被称为“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或“共伯和摄行天子事”。这可能就是西周“共和行政”的历史真相！◆ ◆ ◆ ◆ ◆
吴柱
孔子的进退之道与其对隐士群体之态度——《论语》“鸟兽不可与同群”新释论
乱世之中，孔子一方面主张“无道则隐”，一方面又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一方面视隐者为道德知己，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其分道扬镳。因此，孔子与隐士在道德追求上共通，在政治取向上殊途。隐士身心俱隐，孔子身隐而心不隐。《论语》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强调的是孔子在精神层面对隐士的认同，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强调的是孔子与隐士在政治选择上异路。孔子怀着矛盾和无奈的心情徘徊在进退之间，所以才会被隐士的讽谏所刺痛，表露出惆怅失落之情。鸟兽和隐士都是隐逸精神的标志，在《论语》中“斯人之徒”是指以长沮、桀溺为代表的隐士群体。汉代以来的主流说法孔子不愿与隐士同群，而选择与天下人同群是错误的。◆ ◆ ◆ ◆ ◆
姚树洁 张帅
可再生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14年17个国家以及全球6大经济地理区域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协整模型（FMOLS和DOLS），从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新视角，重新探究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研究发现：（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EKC具有不同特征，前者在远低于后者经济发展水平时就出现拐点；（2）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随经济发展呈现“U”型特征；（3）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先于EKC越过拐点，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是EKC越过拐点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完善其能源政策，尽快越过碳排放拐点、实现减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 ◆ ◆
郝一帆 王征兵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农业高质量增长吗？
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增长，且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驱动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来实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的动态影响，而适度提升农户经营规模则能有效规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这种边际递减溢出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约束机制，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水平时，才会有效地释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支农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指出政府既要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也要注重释放其空间集聚的溢出红利，从而为新时代下农业的高质量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 ◆ ◆ ◆
李伟 茹少峰 张宸璐
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及其时代价值
在熊彼特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技术创新观引导下，技术创新在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将人类引入了发展困境。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创新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本文谨从技术创新二重作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展、技术创新与资本动态融合、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价值取向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梳理，希冀从马克思的技术创新思想中找到突破困境的方向和路径。综合来看，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是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观，是以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技术创新观。虽然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观是对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传承，但只是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一小部分。现实不断证明，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观为理论指导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必须加以扬弃，应及时回归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坚持将马克思的技术创新观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一切技术创新活动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原则，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 ◆ ◆ ◆ ◆
孙旭 李继凯
理性利己的幸福是否可能——安·兰德幸福观的悖论
作为客观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安·兰德的幸福论体现了其试图创建自己独特伦理思想体系的野心和努力，其思想合理性与悖论并存，继承与颠覆并举。兰德强调理性的幸福，推崇幸福的利己目的，绝对化了成功对于幸福的意义，在快乐与幸福的关系上自相矛盾。将兰德的幸福论思想置入相关的理论谱系进行比较，可以从学理上认识兰德贡献于现代思想的力量，对其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认识到其虽有悖论，但兰德的幸福论对理性、利己、价值、物质、人的生存以及创造性的积极肯定不乏可取和诚实之处。从而纠偏当下对兰德理性利己思想的误解，为认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 ◆ ◆ ◆
田萌萌 康震
范成大幕府诗歌创作与诗坛中兴——兼论范幕诗歌创作生态特征
范成大既为“中兴四家”之一，亦于政治颇有才干，四任帅守，开府地方。与“中兴之治”和“中兴之诗”时代渊源相关，文人进入幕府，并在幕府体制内交游创作。幕府涵养出与唐代、甚至北宋不同的幕府诗歌创作生态；促进范成大、陆游等文人的成长并使其紧密关联，在诗坛中兴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 ◆ ◆ ◆
张逸 孟庆凯
观看之道：“观”的文化内涵及传统与现实意义
读图时代的观看方式变革，面临现代转型与传统碰撞的挑战与冲突，形成以机器、工具、媒介为中介的“物化”观看方式倾向，基于此有必要发掘利用中国古代“观”之道及其文化资源，通过对“观”的内涵外延及其语境、语用功能阐释，辨析观与看的关系及区别，确立文艺审美之“观”的多维一体观看视角，阐发观诗观乐与诗教乐教、目观与心观、外观与内观、静观与物观的关系逻辑，以观看之道建构中国特色观看方式的文化传统，揭示“人化”观看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达到以史为鉴、推陈出新的目的。◆ ◆ ◆ ◆ ◆
王子今
说“白汗”“盐汗”——基于早期生理史、劳动史与盐史的认识
早期文献中所谓“白汗”“盐汗”，是有关劳动史的重要记录。其中涉及“盐”的认识，又有特殊的意义。以“盐汗”为形式的对劳作者辛苦的记录，可以看作“盐”涉及人体生理相关知识的早期记忆。上古医学病案对于“汗”已经多有关注。根据“汗”判断病情，说明“汗”作为身体表象，关系到病理学经验的总结。分析“白汗”“盐汗”及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可以增进并深化相关历史阶段思想意识与知识构成的认识。◆ ◆ ◆ ◆ ◆
孙英刚
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
图像和景观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其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景观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不但受到最初景观或者图像建立者本意的影响，还受到时过境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圣历二年（699）在洛阳缑山所立的升仙太子碑，与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关系密切。武周政权倒台后，神龙二年（706），位高权重的安国相王李旦率自己的王府僚佐来“修正”此碑。通过对这一“政治景观”的修正，其政治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最初建立这一景观的时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鼓吹，那么之后李旦的修正，则是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如果考虑到数年后李旦集团政变的史实，这些跟随李旦在升仙太子碑上刻上名字的僚佐们，无疑又通过这样一个宣誓性的仪式，向自己的府主呈上了投名状。不论这一景观的观众是武周君臣、中宗君臣、相王僚佐，还是普通百姓，其纪念碑性的内涵，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对作为政治景观的图像进行更多的反思。◆ ◆ ◆ ◆ ◆
李利文 易承志
公共服务供给的共享制创新：类型、风险及其规避
公共服务共享制是共享经济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复制和推广，也是一种公共服务需求主体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支配下，对闲置的、分散的、零碎的公共服务资源进行配置和重组，以实现更加高效、个性和精细的公共服务供给的运作模式。根据公共性由弱到强的变化，可以将服务供给共享模式划分为私人服务共享制、准公共服务共享制和纯公共服务共享制三大类。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共享制创新分别面临脆弱性、再碎片化、适用性、依赖性、外部性、人性化和公平性等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兼容性激励、差异化监管、灵活性推广、正确性辨识和适度性共享等策略来予以规避。◆ ◆ ◆ ◆ ◆
吴月
治理取向、项目制与社会组织发展：一项经验研究
持续性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推动中国政府不断调整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在社会服务项目制的推进下，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变化。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治理取向和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运转的影响，文章运用国家中心这一理论视角，以安老类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分析政府治理取向及项目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对于项目制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出行为上的左右摇摆。在高层的模糊政策导向下，市级政府倾向于选择性赋权的行动策略，基层政府则倾向于可控式发展的行动策略。政府复杂的角色设定导致项目制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呈现正、负二个面向。社会组织在加强专业性、获得社会认同、打造服务品牌等方面取得进展。然而，社会组织异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其自主精神被削弱，组织专业发展方向被扭曲，并徘徊于公共责任与服从责任的窠臼之中。◆ ◆ ◆ ◆ ◆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
责任编辑：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