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谈谈怎样学习历史（应该读哪些书，该怎样读好和去读）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交流。
主办者希望我来讲一讲怎样学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对于我来说，确实有点难。难是难在我本来不是学习历史学出身，是以自学爲主，一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到现在还是稀里煳涂，根本就没想明白历史是怎麽回事儿，也就更说不清楚该怎样学历史了。
我说这话，各位朋友可能觉得我有些太矫情，因爲我毕竟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教书，在给学生讲历史，必然要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学历史和怎样研究历史。然而我确实极少讲这样的问题。除了刚刚讲过的原因之外，这还与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个特性有关。——这就是它的个性化特徵。
在学科一致认同的法则这一点上，历史学不仅无法与理工科研究相提并论，它也远远不能与很多社会学科相比，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法则可以遵循。这个学科的基本状况就是这样，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想法，法国人有法国人的做法；赵家人有赵家人的认知，两姓旁人有两姓旁人的感觉。再说各路好汉往往还要不断与时俱进，一天一个样儿，花样翻新，是层出不穷的。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各位朋友又想听听我的想法，也衹能就我所想、尽我所知，和大家说说我很浅薄、同时也很片面的看法，供各位朋友参考。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学习，主要也就是读书。过去老辈人管上学叫“唸书”，足见书本的作用是远远大于讲台上的老师的。对任何知识的学习来说，自己找书读，都是头等重要的，学习历史知识也是这样。况且我们各位朋友都有自己的专业，是利用业馀时间来学习历史知识，也就更应该以自己读书爲主。
但是书籍很多，骤然看上去会觉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读哪本书好，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读好。下面我就主要针对这一点，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基本的范围。我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完全不懂外国史，所以，衹能谈谈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我主要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问题。后来出于教学的需要和业馀爱好，对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也花过一些功夫。不管是历史地理学，还是历史文献学，关注的主要时段，都是古代。我个人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在这里实际上衹能谈谈怎样学习中国古代史知识的问题。其实即使是中国古代，严格地说，我对中国古代史的主体问题，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也是十足的外行（哪怕曾“横通”过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我前两年写的《製造汉武帝》和刚刚出版的《发现燕然山铭》），所以在这里谈怎样学习中国古代史知识问题也是很勉强的，是不够格的，讲不好的。这是需要各位朋友能够理解并且也给予谅解的。好在我和各位一样，在历史学方面，是自学出身，有一些自学者的体会，这和大家的需求，也许会稍微接近一些。
一、先读哪些现代学者的书
不管是像各位朋友们这样里利用业馀时间来学习中国古代历史，还是从事这一专业的学生，最初接触或是刚刚入门的时候，最好是读一本通贯的概述性书籍。但遗憾得很，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一部这样的书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官府主持编纂这种性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教科书式的着述。这种书，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入门书，但并不十分理想，或者说是十分不理想。但没有办法，没别的，你还得看。这类着述中的每一种书籍，其基本的结构、视角和观点大体上都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随便看哪一本都差不多。不过一定要选一种读的话，我认爲，在这些书籍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员编着的《中国史纲要》。大家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不妨先看看这部教科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状况，有个大概的瞭解，然后再读其他的书籍。
就史学着述的撰着而言，这类通论性着述的根本缺陷，不在于你对它所秉持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否认同，也不在于作者僵化地用一个简单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笼罩和阐释变化多端的历史现象的做法，而是由“不通”的作者来写“通史”。这类书不是一大帮人集体编着，就是一个人来编录另外更大一大帮人既有的成果。所以其形式上的“通”，实际衹是看起来好像挺“全”，挺“系统”，好像成了一个“体系”，在内在实质上，自然是无法通贯畅达的。
所谓“通史”，需要作者以一种通贯的眼光，贯穿古今，挖掘并把握历史内在的脉络。然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种主观的观察和判断，每个人看到的历史面貌都会有所不同，每个人对史事的评判也会有所差异，这就意味着由一批学者各司其职共同编写的通史，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的，因而也就失去了撰着通史最根本的意义，衹能沦落爲一种官样的或者说八股文式的教材，虽然也有用，但没有魂。就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而言，还没有什麽人具备通贯的学识，足以写出像样的中国通史，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人能够写得出来。
在座的各位朋友，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有很丰富的社会阅历，我相信大家不会以爲学术研究是高深莫测的事情。历史学研究，实际上衹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其他行业存在的弊病和无奈，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道理和芯片的研製是一样的。我的国，就是这个样子。作爲一个史学工作者，这麽讲实在很尴尬，但我也衹能实话实说。
好了，话说回来。这类书，大家若是不看我刚说的《中国史纲要》，同类的国产“通史”性着述，另外看哪一种也都行，实际上差不了多少。附带说一下，这类书有个源头，都是由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由范文澜等多位先生合编）中脱胎而出的，因此一直带有同样的血液和基因。若是再回过头去向后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些学者个人撰着的、真正的通史性着述的。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的，首先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部书内容简明扼要，着述的水平也很高，现在有新印本，是很容易找到的。
钱穆先生学问很好，用现在学术“市井”流行的话讲，当然是“大师”级的学者。这部书写得很好，主要好在书中充满了钱先生个人的学术见解，处处透露出他的学识和智慧，而且这些见解大多还都很深刻，眼光相当通贯，非徒纂录排比史事者可比，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不过在向各位积极推荐这部佳作的同时，我也在这里谈一点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供各位朋友参考。
所谓“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当然不是指它成书已久，无法体现学术界后来的新进展，特别是考古学的新发现，我是指钱穆先生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当时，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上很多人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与崇尚，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后来也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卫道士的面目，着书立说，讲学佈道。他的着作，近年在我的国大多都已重印发售，追捧的人很多，甚至可以用“风行于世”这句成语来形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钱穆先生这种观点和态度，一定是很认同的。
我在这里想向各位谈一下我的看法，也正基于这一情况；是因爲钱穆先生这种观点和态度时下在中国很受欢迎，所以纔觉得有必要和各位谈谈我的看法。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五四运动奠定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这就是大力阐扬来自西欧北美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这就是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理性的思考，应该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些传统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然近代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係较诸以往的传统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形态的主体内容，也必然要有与之匹配。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不管是先秦的孔孟儒学，还是宋明时期朱熹、王阳明的理学和心学，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非但不能成爲救世、治世的良方，还早已成爲社会前进的桎梏。我们大家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一个整体，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无法剥离开的，不能衹挑一项享用而把另一项扔到路边的垃圾堆里。
钱穆先生这样的历史观，当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必须性，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很多珍贵内容，让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矫正西方文明的很多弊病。但是钱穆先生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不能成爲社会文化的主流，衹能是众多文化构成要素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
我们学习历史知识，除了丰富文化生活，使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姿多彩之外，还会通过瞭解历史，来更好地体会生活的意义，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向。历史合理的发展方向，总是向前的，就像前朝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样的趋势，既不能以国家机器的暴力来阻止，更不能用落伍的传统文化来拦截。这样的潮流，即使暂时被某种强力堰塞，终究也是要一溃千里的。因此，我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受到钱穆先生这些观念太多的影响，以便在阅读他的《国史大纲》等着作时能够得到更多积极的收穫。
另外各位朋友在阅读这部通史时还要适当注意，钱穆先生这部书的高明，就高明在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在这样的通史中讲一讲虽然很好，若是作爲比较确定的学术观点，往往还需要做很多具体的论证，而在具体、深入的论证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需要订正的地方。儘管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但钱穆先生的这部《国史大纲》，这一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钱穆先生其他一些着述，除了早年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繫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这方面的特点也都比较突出。因爲现在他的书在中国大陆比较通行，所以我建议大家适当注意这一点。
我想向大家推荐的另一本民国时期的通史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吕着中国通史》。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学者，也是我个人特别特别景仰的近代史学大师之一。在我们熟知的诸位近代史学大师之中，吕思勉先生是唯一一位逐字通读、并且动笔点读过《二十四史》的学者。有人说他读过七遍《二十四史》，这或许多少有些夸张，但据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说，至少应读过四遍或四遍以上（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他主张专门治史的学者，对历代正史“最好能读两遍”（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但实际上衹有他自己，肯花这样的苦功夫，而衹有花过这样的功夫，纔有可能真正具备通贯的史识，写成地道的“通史”。
读《吕着中国通史》，有一个学术史的背景，需要适当予以注意。清代的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起步的重要基础，而清代的学术，大体可以划分爲两个大的派别，分别被称作“宋学”与“汉学”。在治学实践过程中，宋学家对待历史，强调通贯的整体认识，注重认识历史事实背后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家则更加侧重具体史事的考订，着重复原历史的真实形态。其中后一派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前一派人数相对很少。按照我个人很不成熟的看法，现在学术界很多人推崇的汉学大师顾炎武，做的实际上是宋学，而赵翼是清代中期宋学在治史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民国时历史学的主流，更多地继承的是清代汉学家的路数，而吕思勉是当时爲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上承于顾炎武、赵翼这一学统的历史学家。我觉得瞭解这一学术谱系，对准确认识吕思勉的学术思想，读好《吕著中国通史》，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的写法颇有独到之处。全书由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构成。上编是分门别类地讲文化史；或者说是文化史、社会史和制度史，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这十六个门目。下编是按照历史的前后发展阶段讲政治史。这样纵横交错，作爲一部入门的通史，内容是相当完备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部书撰成并出版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除了很多内容后来都有新的研究成果之外，书中有一些内容，是爲抵抗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有爲而发，而今在时过境迁之后，对这些内容，是应该给予更加客观的认识的。
吕思勉先生在撰写这部《吕著中国通史》之前，还出版过一部《白话本国史》，先分时代，再在各个时代下分论政治史与文化、制度史。这部书在出版时标示云“自修适用”，可见当时是认爲适于自学的。这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有新印本，虽出版时间更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今天仍可以参考，现在年轻的读者对它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着作，这就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的《中国史》。这书是197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焦堃、瞿柘如翻译本。宫崎市定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像他那样的对中国历史的通贯研究，在现在世界各国还活着的中国史学者中，都再也看不到了。知道这一点，大家就能明白这样的中国通史所具有的分量和价值。
看惯了中国大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通史教科书的中国人，读宫崎市定先生这部《中国史》，会有很强的新鲜感，诸如大的历史分期和世界性的视角等等，都与中国学者的传统看法有很大区别。除了深厚的积累之外，宫崎市定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情趣的学者，在撰着的过程中，他还特别强调写入个人对历史的感觉。这些都会让朋友们体味到一种中国学者同类着作所没有的味道，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不过我没有读过中文本，原文中颇有一些违碍的内容，估计都做了“必要”的处理了。好好一部书，弄成这样，实在让人不舒服，懂日文的朋友最好是去看日文原本。
上面我向各位介绍的这些书，衹是最一般的入门书，各位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部分先看看。但学历史，即使是搞专业，也没有必要都记住不可；大家是业馀爱好，更不必给自己提硬性的要求，尽量放鬆心情随便看好了，记住什麽算什麽，什麽都记不住也没有关係。看了，你就会有个印象，这种印象，就是收穫，而且是很重要的收穫。
在大致翻过一两种上面讲过的通史性论着以后，可以对什麽问题、什麽时代感兴趣，就随意去看一些相关的现代史学着述（比如人物传记，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历史读物）。自己觉得有必要时，可以回过头来，再重看相关的中国通史知识，这样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该怎样读好和去读
哪些古代的史书
陝西有句俗话说，吃人嚼过的馍不香。在瞭解了最基本的中国通史书籍之后，各位朋友大概很想瞭解怎样直接阅读古代的历史书和普通业馀爱好者应该去读哪些古代的历史书？说老实话，这个问题也很不好讲，不用说大家一定会各有各的需求，就是面对同样的需求，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下面我衹能勉爲其难，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直接阅读古代的历史书？学中国古代的历史，很多人都会产生自己直接阅读古籍的愿望，人们会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看看古书是怎样记载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这就像我们很多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听到法庭对罪犯的宣判结果而还很想瞭解警察的侦察过程和法官的审判过程一样，不仅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而是真正和彻底的瞭解，是需要直接考察原始的素材并尽量介入认识的过程的。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或是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进入历史研究的过程了。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了，通过看古代的历史书来学习历史知识，通常会使自己的认识更直接，更细緻，更深入，往往也会更加准确。
说起直接阅读古代的历史书籍，一些朋友可能感到有些困难，觉得是不是读些现代人的选注本会更好些。对这个问题，我是有些不同看法的。
我的意见是，先适当看一看现代人的选注本是可以的，但大家如果想多学些历史知识，深入瞭解一些历史知识，终究是要直接阅读一些古代史籍的原本的。
假如在座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愿望，至少一部分人，首先会遇到一个形式上的障碍，这就是正体字的阻拦。我讲的“正体字”，也就是现在社会上习称的“繁体字”。因爲官方把所谓“简化字”定爲“正体”，真正的“正体字”就被打入另册，成了“繁体”了。由于平常使用的是变形的简化字，乍一看到它本来的样子，自然会发懵，认不出来是谁，但衹要定下神来看一会儿，绝大多数字都是能够认识的，衹要想读，识读正体字并不难，适当查一查字典，多读，习惯一下就好了。大家到海外去，看那些正体字的牌匾，不就都没认差麽？还有很多人到港台去，很喜欢买正体字的禁书（别乱想，我指的是《金瓶梅》、《肉蒲团》这类东西），看得个不亦乐乎。这就是证明，证明衹要有足够的动力，各位稍加努力，就都能看懂古籍原本。
阅读古籍原本的时候，除了基本的字典（如《中华大字典》、《中华大辞典》、《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以外，爲准确理解古文，还需要文言虚词的专用词典，在这一方面，可以看一下杨树达先生的《词诠》。另外，针对古籍中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最好再配上三类工具书。一类是查找历史时期的地名，以瞭解所阅读史事的基本空间关係。在这一方面，最好是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地图集，按照朝代先后，分成很多个“时间断面”，八本一套，每一册后面都有地名索引，大家看哪一时期的史事，就查看哪一册，是很方便的。另一类是查找古代的官名，以瞭解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方面，张政烺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还是可以一用的。还有一类，是查找史事的年代，以瞭解古代的纪年形式。这方面的工具书，我以爲方诗铭先生编着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最好用。不过使用时需要注意，现存史籍中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纪事的年代问题比较複杂，这个年表反映的不一定都准确无误。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各位读书时遇到的地名、官名以及有些纪年问题，在上述工具书里并不都能找到答案，找到了也不一定准确。这是非常正常的，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历史问题非常複杂，也非常艰辛，各个时代的地名和官名以及纪年问题，都涉及甚广，用“浩无涯涘”来形容也不过分，因而很多问题，编着这些工具书时史学界还没有答桉，或是没有完满的答桉；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些工具书的编着者不可能一无所遗地吸取所有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上述书籍的缺陷。
阅读古代史籍的原本，当然离不开文史工具书，不光是各位业馀爱好者，专家同样需要。这样的工具书还有很多，大家要想进一步瞭解相关文史工具书的情况，可以去看黄永年先生的《文史工具书简介》。黄永年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文史知识素养，在并世学者中算得上是最全面、最丰富的。《文史工具书简介》篇幅很小，深入浅出，真的是“大家小书”，相信随着各位阅读史籍的进展，它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这篇《文史工具书简介》收录在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四讲》（鹭江出版社）一书中。此书后来又易名爲《古文献学讲义》，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现在很容易买到。
其实不仅是这些地名和官名，很多人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原本时，面对的主要困难，不是正体字，而是字的后面所蕴含的历史实质，用我们圈子里的习惯说法，主要是“典章制度”方面的问题。各位朋友千万不要以爲自己基础差读不懂，即使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若不是专门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也不能完全读懂这些内容，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常态”。“专家”和大家的差别，是在必要时，一些好的专家知道到哪里去查找答案，知道怎样弄明白这些问题。但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史学工作者，也不是很多，学者们在做研究时，大多数人都衹是从古书中“各取所需”而已。
既然读不懂，那这书还怎麽读？在这里，我向各位郑重推荐一个好办法——这就是“不求甚解”法。这个方法，是从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那里得来的，而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就讲授过这个法子，可谓传承有自。提倡这样读古书，是由于时过境迁，语言环境和文句的表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给后人的理解造成了很大困难。因而，从本质上讲，人们对历史典籍的理解，衹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家学者也是这样。
像司马迁的《史记》，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名着，可是它的很多文句，究竟该怎样断句、怎样理解，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没有很好的答桉。
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中华书局旧点校本把它断成两句，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实际上也说不清是什麽意思。这是因爲古代的学者就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麽意思，因而也无法做出正确的断句。民国时，先是有日本着名学者藤田丰八，把这个句子中的“不得”理解成“佛陀”的异写，也就是梵语Buddha的对音；接着又有中国学者刘节说“不得”是指一种状如“青兕”的“犁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不得祠”则是中国的民间崇拜，而岑仲勉又另把它解释成是“拜火教”的一种音译。其实“禁不得”本来是秦汉人平平常常的一个口头语，就是“禁而勿爲”的意思，却快被专家们解释成世界宗教大全了。当年中华书局做旧点校《史记》时，基本上是承用了藤田丰八等学者的理解和断句（更着名的大师陈寅恪先生也很重视藤田丰八先生的观点）。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等人，对岑仲勉先生的看法大爲不满，却也无法对这个句子做出更好的解读并提供更加合理的断句意见。2010年时我写了篇文章，题爲《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收入拙着《旧史舆地文录》），辨明“明星出西方”是指太白金星在日落前显现于西方天空的这一状态，纔算对这个句子得出符合太史公本义的理解，并做出符合其原意的断句（现在的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已经採纳了我的意见）。
这个句子，看似简单，似乎读懂读不懂也关係不大，实际上却显示出暴君秦始皇色厉内荏的心态，对我们全面理解其人其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世世代代的学者，却长期稀里煳涂地读了过来，也没有影响他们长篇大论地写秦始皇、评秦始皇。那麽，我们各位朋友作爲很普通的业馀爱好者，有些内容一时读不懂，不是太正常了麽，这又有什麽关係呢？
听我讲这个例子，有些朋友，或许会觉得这涉及古代的天文学知识，有些太专门了，一般专家不懂也很正常，并不能用这样特别的事例来说明一般情况，但实际上即使是看起来很普通的语句，不涉及像天文学这麽专门的知识领域，同样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去年年底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新本校勘》一书，所做考订，大多就都属于这样的性质。
下面我再举述一个很多人都可能熟知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也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句话，是紧接着刚提到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件事之后，在这下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给秦始皇出坏主意，让他“别黑白而定一尊”，同时“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所谓“焚书坑儒”，即发端于此，但千百年来，人们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的理解，却并不一定准确。
人们是普遍将其理解成相对或是相聚私语《诗经》和《尚书》就要遭受“弃市”的惩处，也就是在闹市中将这些人处死并陈尸示众。但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未必可信。秦法虽然严酷，却尚不至于如此。难道春秋战国以来动辄称引《诗》《书》的习惯做法，真的就会被一下子彻底摒除？怎麽想这都有些不可思议。两个少男少女见面近乎近乎，吟上两句“关关雎鸠，君子好逑”，又会对秦王朝造成什麽威胁？秦始皇和李斯这对君臣组合又何必如此不恤民俗民情、毫无缘由地做这种戕害天下苍生的事儿呢？类似禁绝对语《诗》《书》或聚语《诗》《书》的情况，确实有过，但那是在后来更残暴的变态君主统治下纔发生的，而不是始皇帝其人。
这个问题比较複杂，稍过一段时间，我会撰写专文加以论述，在这里顾不上详细解说，但以往既有的解释，我敢断言是存在很大谬误的。然而类似的对个别内容的误读误解，并不妨碍人们从总体上阅读《史记》，理解《史记》，事实上对所有历史文献的解读，都衹能在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认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逐渐逼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我们大家学习历史知识也是这样，先“不求甚解”，得其大意，这样纔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深化我们的历史知识。直接读原典，纔能够让我们贴近历史，而贴近了，纔能更好地认识历史，更好地瞭解历史。对读不太懂的那些内容怎麽办？有些内容，读多了，慢慢就明白了；有些内容，特别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一边读，一边查阅相关的工具书、参考书，就能明白，或是明白一部分；还有一些内容，衹能朦朦胧胧地对付着看，以后再说，甚至永远也弄不明白。在座的朋友要是看过《金瓶梅》，或是看过《红楼梦》（不过太平世界的，最好衹谈风月，没事儿别看《水浒传》），都会有过这样的体会——其实是没有几个人能把这些小说中的文句全都看懂的，看历史书，本质上也是这样。
那麽，我们大家在初读古代的历史着述时先读些什麽书好呢？这实在不太好回答，因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情况，程度、爱好都不尽相同，很难有共同的选择。在这里，我衹能谈谈可能对多数人比较适宜的一般性方桉。
谈到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大致瞭解一下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历史纪事体裁，应该是按照年月顺序载录大事的“编年体”史书，着名的《春秋》，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这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史籍。另外，还有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出土的所谓《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这种史书，后来最有名的，是北宋司马光撰着的《资治通鉴》。
从本质上讲，历史学是研究人类活动时间属性的科学，而编年体史书是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着的，因而也可以说编年体史书是最符合历史学本质的史书体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主张优先阅读编年体史书，特别是读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资治通鉴》。
关于这一点，我是不大讚成的，这不仅是针对像各位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即使是历史系的学生，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研究人员，也是这样。
爲什麽呢？像《春秋》这样地道的早期编年体史书，内容太简略，衹是个大纲，衹有骨头没有肉，看不到多少诱人的东西。所谓“诱人”，是讲引人入胜，要有“故事性”，这纔丰满，这纔好看。因爲真实的历史，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充满“故事性”的，乾瘪的编年大纲，不仅普通读者看着难受，专家也看不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个侧面，这样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是非常片面的。
其实正因爲这种编年体的史书太乾瘪，于是有了给《春秋》添肉的《左传》。在座的各位要是在中学教科书里读到过早期史书的片段，那十有八九会是《左传》。因爲《左传》的内容要比《春秋》本文丰富得多，也生动得多，单纯就某一片段来说，都是很好看的。
北宋时期大政治家司马光撰着的《资治通鉴》，就是继承的《左传》这一传统，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远远超逸于《左传》。不过丰腴倒是相当丰腴了，但也不是变骨感爲肉感它就好看了，说不定看起来会更不舒服。不舒服在哪里呢？与《春秋》和《竹书纪年》相比，《通鉴》的纪事，因爲继承并发扬了《左传》的写法，有很多很多细节，这是它看起来“很美”的地方，但细节多了，也出现了很多细节互不连贯的问题。
这是因爲一件大事的发生，从其萌生、开始到结束，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就意味着要沥沥拉拉地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当天记一笔就完了的，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评价其这一特点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在另一方面，由于纪事内容比较丰富，《通鉴》同一时间点上，另外还要记述其他很多事项，这样就要在同一时间没记述很多事情的一些零星碎片，这些碎片之间，在横向上又不都是具有对应的关係，甚至有很多碎片是天差地别毫无关係的另一码事，这就愈加增强了查看某一事件前后演进过程的难度。
大家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看起来好像很严整的书，实际读起来会有多乱：看到后边的结果时，早望了前边的起因了，更联繫不起来中间涣散的複杂过程，它绝不像你在中学教科书中读到的统一时间点上片段那样清晰。即使是专家爲了研究某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读，也得咬着牙、皱着眉头苦读，谁要说通读《资治通鉴》会读得津津有味，那我真要配合得五体投地了。——这一定是志向崇高远大的真学者，不像我，读书主要是因爲这事儿让我很快乐，读起来很好玩儿。
不过《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高水平的史学着作，其纪事上承《春秋》，始于战国韩、魏、赵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以政治史爲中心，在经过系统的梳理考订之后，载录了这麽长一个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而这一段历史，恰恰是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时，最适合首先切入的（战国以前的史事，文献记载太简略，很多问题，都很模煳，初学会遇到太多的困惑，而宋代以后，则文献记载头绪太多，过于纷乱，所以先从战国至五代这一段开始学习是比较适宜的），政治史也是我们学习所有历史知识最重要、也最引人入胜的基本内容，所以，若是抛开其编着形式不谈，《资治通鉴》的内容，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各位阅读的，适合作爲瞭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典籍。
听我这样翻来覆去地这样说，各位一定充满困惑：到底是该读《通鉴》、还是不该读《通鉴》呢？我的意见是该读，但要换个法子来读，这就是我们不直接读《通鉴》原书，而是去读根据《通鉴》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
这部书是由南宋时人袁枢编着的，他从《通鉴》记述的史事中，选出一些重大问题作爲专题，把与此相关的记载，汇聚到每一个专题之下。例如，其开篇第一卷的三个专题分别是“三家分晋”、“秦并六国”和“豪杰亡秦”，第二卷的七个专题分别是“高帝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南粤称藩”、“七国之叛”和“梁孝王骄恣”，每一个专题讲的是什麽事儿，皆一目瞭然。如此一来，一件事，便原原本本，有始有末，故称“纪事本末”。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讲，他当年上高中二年级时随吕思勉先生读书时，试读《通鑑》而畏其繁难，于是就改读《通鑑纪事本末》，读起来感觉像看《三国演义》之类章回小说一样津津有味，足以说明这部《通鑑纪事本末》要比《通鉴》原书更适宜初读史书者阅览。
清朝的四库馆臣，对袁枢此书评价甚高，称誉这样的体例“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尽妥当，清华大学近年收藏的战国竹书《繫年》以及《越公其事》等，就与这种“纪事本末”体颇爲相近。实际上《左传》能够编纂成书，也必定要以大量同类的纪事性着述爲基础。我讲所谓“纪事本末”体这一渊源，是想要向各位说明，这样一种体裁，本来是很适宜载述一些历史上的大事的。
各位朋友试读一下，如果很喜欢，在读过《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在瞭解其他时代的史事时，也可以首先阅读一些同类的“纪事本末”性着述。譬如，春秋时期的历史，有清人马驌的《左传事纬》（清人高士奇另有《左传纪事本末》，书名好像和《通鉴纪事本末》更搭，但内容不如马驌《左传事纬》高明），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清人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在听到我的介绍之前，我想在座的大多数朋友对《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应该是很陌生的，甚至很多人都是闻所未闻的。这是因爲这部书衹是分门别类地摘录《通鉴》原文，这样对历史研究来说，便没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因而学者们便轻视它，那些“一本正经”的学者就不会觉得这书有用，更不会向人推荐这部书。当然也另有一些学者，会因爲装腔作势而不愿意提到，怕因此而被别人看低了自己。
《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这两部书在形式上仍有所区别：即前者是一部跨越不同朝代的“通史”，从黄帝时期一直写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给当时的“今上”也写了本纪是；与此相比，后者是仅写西汉一代历史的“断代史”（实际上包含了西汉末年王莽建立的“新朝”，但班固不承认它，所以衹是像盲肠一样附在了里面）。
继《史记》而生的《汉书》，其西汉前期的内容，承用了很多《史记》的旧文，但总的来说，这部书的面貌已与《史记》有很大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作者班固的思想观念，是比较纯正的儒家，不像《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那样，羼杂有很多黄老等流派的思想。这不仅是这两位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差异，也反映出西汉中期儒家与东汉时期儒家思想观念的差异，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除了思想观念之外，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大史学家爲人处世的境界，高下的差异，也很明显，当然司马迁的一生是重于泰山的，而班固之死，则轻于鸿毛。关于这一点，我刚刚出版的小书《发现燕然山铭》有所论述，感兴趣的朋友或可一看。
在写作方法上，两书各有特色，很难说哪一部书写得更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朋友们自己喜欢哪一部，就是哪一部好。不过在过去的王朝时代，读《汉书》的人要比读《史记》的人更多一些。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原因。不仅《汉书》的儒家立场和观念更符合后世君主统治子民的需要，这部书还完整地记述了看起来好像挺强盛的汉朝的历史，因而很适合用作出题的素材。这种功利性的驱动力是很强大的，想想今天的高考，大家很容易就明白了。
我在这里向各位特别推荐这两部早期的“正史”，除了其撰着时代和所记述的时代都比较早，可以帮助大家从源头上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知识之外，这两部书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其作用和意义并不仅仅限止于历史学领域而已。
前面我已经说过，像吕思勉那样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史学家，在他那一代人以来的中国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过去文人读史，大多数人试图努力做到的，也仅仅是读完《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前《四史》而已，但真正能够读下来的，往往也衹有《史记》和《汉书》，通读过前《四史》的人并不很多。与这种情况相伴随的是，过去文人作诗行文所徵引史书典故，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出自《史记》和《汉书》，现代汉语里很多习用的“成语”也是出自于此；同时司马迁和班固的笔法，也是后世所有文人写“古文”时竞相取法的重要典范。因而，读读这两部史书，对人们丰富自身的整体文化内涵，会有很大助益。我相信，衹要读过一部分内容之后，你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人的一生，能够读的书并不是很多，要读，就要读像《史记》和《汉书》这样最好的书。
不管读《史记》，还是读《汉书》，具体读的时候，各位千万不必正襟危坐地从头一一读起，你先随便翻翻，喜欢哪一卷，就看哪一卷。看完了这一卷，一定还会想看相关的另一个人的传记，或是其他类别的篇章。这样，不知不觉地，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读完《史记》的大多数列传和一部分本纪。这种纪传体史书的其他部分，像书（后来的正史多称作“志”）和表，都不必一定去读，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选着读。
谈到读《史记》和《汉书》，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会问，这两部名着的版本有很多，我们究竟读什麽样的版本好？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建议大家直接读原本，千万不要去读今人的白话注释本。这两部书现在最适宜一般阅读的版本，就是中华书局的正体字点校本。关于这一问题，前几个月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採访时，谈过一些，大家可以参看，在这里就不再重複了。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史记新本校勘>与<史记>的大阅读》爲题，发表在2018年4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另外也已经编入我即将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看叶閒语》里，大家若要参考，等书出版后看我这本小书或许会更方便一些。
好了，今天和大家的交流，我就讲到这里。假如我介绍的这些书，特别是这几部古代史书的原典，你读了下去，而且觉得很有趣味，那麽你就会按照这个样子一直读下去，也就一定能学好历史，能够自己去品味历史；要是根本读不下去，我想大概就衹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转述给你的历史，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想一想别人告诉你的这一段历史是什麽样子，大家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谢谢大家。
【附案】本讲稿原本是应庐山白鹿洞书院之邀爲其在2018年8月14日晚举行的讲学活动撰写，后白鹿洞书院取消原定活动。2018年8月17日上午，敝人应邀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爲“国学七天七堂课”活动大致讲述了此稿梗概。兹公佈于此，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文章来源：辛德勇自述
责任编辑：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