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王荣霞，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研究员。联系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11号，邮编102488。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取得了令世人称誉的研究成果，其中城市史研究尤其显得突出。在众多的城市史著作中，田澍总主编、何玉红副总主编逾200万字的5卷本《兰州通史》无疑是一朵耀眼奇葩。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兰州人，作为该书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有幸先后参加了《兰州通史》大纲审定会、《兰州通史》项目中期检查暨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西北师范大学与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兰州通史》编撰与城市史书写学术研讨会”等。因与《兰州通史》编著者及出版社编辑有比较多的联系和较深入的交流，同时也是该书出版后的最早读者之一，故不揣谫陋，与读者分享读后心得。
这里说的《兰州通史》定位准确，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兰州城市在历史上的定位；二是编著者对《兰州通史》的定位。位于祖国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交会处的兰州，黄河东西贯穿全城，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其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文化面貌的特征。当大一统的秦、汉王朝设郡置县，接踵开通陆路丝绸之路以来，兰州遂成为丝绸之路重镇，并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多元融合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特质。由于兰州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中的几何中心，故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曾规划将兰州确定为全国铁路网络之中枢，该计划设计多达13条铁路会合于兰州。在《总理遗教》中，孙中山先生更是提出了“海都南京”与“陆都兰州”的宏伟构想，给予兰州极高的评价与厚望：“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抗战时期，兰州成为全国抗战大后方，兰州地区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迎来了近代兰州开发史上的一次高峰。抗战期间，全国师范教育的中心也迁至兰州，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共同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整体迁往兰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继续留在兰州，即今天西北师范大学之前身。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师范教育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州获得新生，兰州成为西北地区一座现代工业化城市。在国家“一五”“二五”规划及“三线建设”期间，中央政府为了均衡与改善生产力布局，将大量“156项”国家重点项目、规模以上项目和涉及国防建设的重大项目布局在兰州，一大批大型工业厂矿相继建成，使兰州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色金属、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独具特色，形成了技术与产能优势，奠定了兰州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陇海线、兰新线、包兰线、兰青线等铁路干线在兰州汇合，兰州遂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兰州迎来了历史上又一次开发的高潮。农业方面，兰州因地制宜，创造性地采取砂田保墒、水车汲水，特别是发展黄河电力提灌工程与地下水灌溉相结合，有力地应对了干旱地区降水量少的困境。同时，兰州还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最早实行县级计划的地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兰州文化底蕴深厚，兰州鼓子系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遗产，兰州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经典陇剧《枫洛池》经久不衰；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西安事变》等，在全国汇演中屡屡获得殊荣；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享誉海内外，为国家争得殊誉。兰州系清代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所在地，令国内外读者热爱的《读者》杂志创刊于兰州。兰州的饮食文化同样名满天下，其中牛肉面就是一个名片，在海外被誉为“中华面”。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在兰州地区交相辉映，兰州享有“彩陶之乡”“丝路重镇”“黄河明珠”等美誉。
兰州是全国唯一一座黄河贯穿全境的省会城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我国疆域稳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西文化交流、对外开放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享誉海内外的兰州彩陶文化，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瑰宝，是这里的先民对祖国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传承历史、延续文脉、资治当今是《兰州通史》的编纂理念，以发挥“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将为传播兰州文化和宣传兰州形象做出积极贡献。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各卷作者将这一主编思想始终贯穿于整部《兰州通史》之中。正因为《兰州通史》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定位，故每卷在阐述兰州历史发展演变特点的同时，整体上把握住了兰州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与《兰州通史》的撰写目标。
通读《兰州通史》，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既保持整部著作的前后一致，又有不同时期兰州特色及各卷作者的撰写风格，即强调“通史性特点”与各卷保持特色之间的关系，这种“通”中有“变”，“变”中求“通”的特色，贯穿于整部《兰州通史》。同时，《兰州通史》充分注意各卷之间的内容衔接，过渡自然，一气呵成。其中《先秦卷》强调兰州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注意阐述兰州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考古遗址与兰州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秦元卷》进一步凸显丝绸之路与兰州的关系、兰州在西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兰州与河西走廊及西域的经济联系与民族交往。《明清卷》展现了当时兰州社会转型的画面，记述了兰州近代化的艰辛曲折历程，对清代洋务运动中兰州织呢局的设置、中外合建兰州黄河铁桥等影响深远的事件，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还叙述了明清时期兰州民族交融的成果与民族文化的成就，诸如兰州在茶马互市中扮演的独特角色等。《民国卷》在突出兰州地区辛亥革命时与《明清卷》作了有机衔接，对兰州近代工业、企业给予特别的关注，对于这里的各族商人的经营活动作了详细记述，对该时期兰州的教育进行了细致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在撰写过程中特别强调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内容上着力书写兰州广大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生活和奋斗史，紧紧围绕兰州发展史上的大事、要事，突出兰州的地方特色，特别凸显了兰州各族人民在国防、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贡献。
《兰州通史》一再强调通史性特点，要求语言流畅，力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在具体撰写过程中，要求凸显亮点，突出重点，既要有高度和深度，同时也要接地气，将历史叙述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凸显兰州的地方特点。
《兰州通史》的作者可谓阵容强大，由最权威的专家担纲写作。《先秦卷》主编之一段小强教授是著名考古学家。他在马家窑文化、敦煌学等领域成果丰硕；另一位主编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陈亚军博士，主要从事西北史前考古研究，是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秦元卷》主编之一刘再聪教授在敦煌学、丝绸之路与汉唐史研究领域享誉学术界；另一位主编胡小鹏教授在宋元史、西北史方面成果卓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首席专家。《明清卷》主编武沐教授在明清史、西北史、少数民族史方面有骄人成果。《民国卷》主编尚季芳教授擅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吴晓军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近现代史和生态环境史研究，其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除了各卷主编，《兰州通史》的撰写成员均是对兰州历史有比较全面深入研究的专家，可以说几乎将兰州地区活跃在学术第一线的兰州史研究专家囊括其中。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兰州通史》能够成为学术精品的原因所在。
《兰州通史》为我们今天组织撰写大型学术著作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也成为集体研究成果的一个范本。
《兰州通史》的总主编田澍系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在兰州史研究方面很有造诣。田澍教授是明史、西北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凭借其学术积累与品位以及对兰州地区的熟悉，是担当《兰州通史》总主编的不二人选。田澍教授现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及学术组织能力。另外，副总主编何玉红教授为史学界的后起之秀，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任甘肃省历史学会秘书长，其在宋史、西北史等领域成就突出。田澍总主编和何玉红副总主编不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还是在学术组织方面的能力，均是佼佼者。学术传承，是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兰州通史》总主编田澍教授的博士生导师蔡美彪先生是中国通史的大家，其硕士生导师郭厚安教授系《甘肃古代史》的主编。作为蔡先生和郭先生名师之高足，导师在主编通史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会对田澍教授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由田澍教授担任5卷本《兰州通史》主编，正是编撰通史方面薪火相传的最好案例。
大型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完成，项目负责人的学术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当下有个别主编不是亲力亲为，只是挂名而已，其主编的著作的质量受到学术界的诟病当在情理之中。而《兰州通史》的主编则自始至终既从宏观上把握该书的质量与方向，高度重视编纂工作，精心组织编纂团队，及时召开各卷的专题研讨会，还邀请省内外的专家学者论证写作大纲，并进行中期检查和召开学术研讨会。不仅如此，总主编还多次带领分卷主编及作者进行实地学术考察及访谈，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不厌其烦地与各卷主编和作者进行沟通与交流，要求各卷主编及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品意识按时保质完成《兰州通史》，其间不断进行督查与验收，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应该说，总主编的学术构想与思想及完成计划等，在《兰州通史》中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
我们也能从《兰州通史》的具体编撰工作中看出，总主编存有明显的锻炼与培养学术队伍的良苦用心，将出精品与带团队有机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料的是，这支团队一定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兰州通史》的学术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扬弃的基础之上，是在包括正史、地方志、档案资料、碑刻、考古资料、文集、报刊、家谱、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等史料的基础上研究而成，其结论多来自第一手资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另外，《兰州通史》的作者充分吸收消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创新与传承同时并重。
《兰州通史》在学术方面的创新在5卷中多有体现，每卷的主编均是该时段兰州史研究的行家里手，不少地方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一些地方还填补了兰州史研究的空白。下面仅举几例试加说明。如作者在叙述兰州地区马厂彩陶时得出的结论是，马厂彩陶上出现了大量墨绘符号，一般绘制在器物的下腹部无纹饰处，常见的有“〇”“×”“＋”“—”“卍”等形状，这些符号可能是旧石器一些氏族部落的记号，也可能是文字的前身。史前兰州地区基本具备了形成文明社会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兰州地区和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大致同时临近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并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参与了各主要地域文明相互作用的大网络，为新石器时代后期多元结构的文化谱系融汇，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阐述，使我们对兰州历史文化的渊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再如元代黄河北岸庄浪路的情况，是晦暗不明的学术问题。作者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考证得出元代兰州地区分属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大体是黄河南岸之金朝故地属陕西行省巩昌路下的兰州、金城，黄河以北的西夏故地，即今兰州市属的永登县、红古区、安宁区和皋兰县部分地区，属于甘肃行省庄浪路。如此揭示，令人信服。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史实是，近代的兰州，作为西北省城，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为西北五省一极小都会”。但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热潮中，在左宗棠、彭英甲等一批开明官僚的倡导下，兰州较早走上了近代工业发展之路，为西北近代化带来了曙光，开创了西北历史的新篇章。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建“兰州制造局”，该局制造的后膛七响枪、德式螺丝炮、新式中国劈山炮等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左宗棠还创办了兰州火药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后继者彭英甲除恢复兰州制造局、兰州织呢局，还创办了包括皋兰官铁厂、兰州劝工局厂、窑街官金铜厂、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洋蜡厂、洋胰子厂等。尽管兰州近代工业发展迟缓，但起步比较早，在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西北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而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工商业的基础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颇受国人关注：“兰州位居全国中心，雄踞西北高原兼握国际交通枢纽，不特控制西北，屏藩内陆，为国防重镇，且为国父手定未来之陆都。举凡西北之‘军事’‘政治’‘文化’‘经济’‘交通’，无不以兰州为据点。以战时形势言……在中国之本土上，最适宜于此种未来之陆空交通中心，亦然兰州莫属……兰州实居大西洋与太平洋间国际铁路的枢纽，商业随着繁盛，必将发展为一个国际的都市。”故抗战时期对于全国的定位是，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设根据地。这样，我们便清楚了兰州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五”计划期间，是兰州现代工业都市确立的关键时期。“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主要是当时国家急需的国防、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加工等大型项目，其中国家安排在甘肃的有16项，布局在兰州的就有8项。国家之所以在兰州安排这么多的重点项目，与兰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兰州的工业基础等有一定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兰州累计完成建设投资7.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达5亿元。截至1956年底，兰州国民经济总产值达2.33亿元，平均年递增48.5%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为4979元，是1949年的约2.8倍，企业总数达到402个，产业工人增长至20558人。应该说，“一五”计划期间，是兰州开发史上的黄金期。诸如此类的论述，在《兰州通史》中比比皆是，这无疑增加了该书的学术性与可读性，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兰州的悠久历史与自然禀赋，是非常有益的。这里有必要向读者重点介绍5卷本之外的28万字的《〈兰州通史〉编余》。虽然名为“编余”，却是《兰州通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兰州通史》编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兰州通史〉编余》内容主要包括6个部分：1.《兰州通史》编纂始末；2.《兰州通史》总序及各卷前言；3.编者心语；4.学术兰州；5.诗咏兰州；6.兰州历史大事记。《〈兰州通史〉编余》无疑对今后大型著作的编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一种体例创新，笔者相信其学术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今天的兰州是过去兰州的延续和发展。要真正认识今天兰州的内涵，就必须回首观看兰州的过去，从历史足迹中发现今天兰州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源。《兰州通史》的出版，为我们全面深入认识兰州这座魅力无穷的城市打开了一扇窗口，而且为城市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成功案例。通过《兰州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兰州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位置。
《兰州通史》规划和撰写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高效率、高水准，为我们从事大型科研项目中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之间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作为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的重大委托项目，《兰州通史》从2017年8月31日正式启动，到正式出版，前后不到4年时间，做成这样的学术精品，更是超出想象。总主编动员了兰州地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研究兰州史的最强阵容，分工合理，合作有效，责任具体，目标明确，督促有度，把关严格，终于如期完成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的献礼。当然，《兰州通史》成为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这也与人民出版社组织了精干强大的编辑队伍与编撰者进行积极配合，并提前进入编辑环节是分不开的。虽然《兰州通史》立项后要如期高质量完成时间非常紧张，总主编还是将保证质量放在首位而给予考虑的，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斟酌推敲，与各卷主编及其他作者就整体结构与各卷凸显的特色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召开编撰大纲定稿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进行认真讨论与客观评价。磨刀不误砍柴工，由于总的指导思想明确，各卷大纲体例比较成熟，这为以后高质量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如期完成课题争取了时间。通读《兰州通史》，我们认为这是诠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的一部城市史力作。总主编、各卷主编及作者在《兰州通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及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家国情怀，令人钦佩不已。相信《兰州通史》能为兰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建康发展提供借鉴。通读《兰州通史》，我们深深感觉到这是一部兰州人民的奋斗史，兰州社会的进步史，兰州文明的演进史，兰州经济的开发史。当然，作为一部大型通史著作，《兰州通史》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正文中的插图比较少，一些比较珍贵的照片未能附上，一些重要遗址没有以图像形式展现，这是比较遗憾的；建议将《秦元卷》改为《秦汉至宋元卷》，这样比较符合学术界对历史阶段的表述；附录“兰州历史大事记”资料丰富，对于了解兰州古今大事非常有帮助，但对当代的内容写得比较少，给人厚古薄今的感觉。希望作者在以后修订重版时给予注意。总之，《兰州通史》古今贯通，资料翔实，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是一部学有根底、学风严谨且饶有创新的城市史学术研究精品，值得一读。《兰州通史》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兰州历史，进而深入认识甘肃和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兰州通史》的出版，无疑会推动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史的研究。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