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澍：潜心学术 甘为人梯：深切怀念恩师郭厚安先生
潜心学术 甘为人梯：深切怀念恩师郭厚安先生
——《陇上学人文存·郭厚安》前言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
《陇上学人文存》是甘肃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旨在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传承和学术成就，彰显陇上学人自强不息、独立思考、追求卓越的学术风采。对我而言，编选《陇上学人文存·郭厚安卷》，不仅是为了梳理郭厚安先生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追忆昔日在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种种情景，重温先生的治学之道，谨记先生教诲，发扬先生崇高的师德师风，将先生的治学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一
郭厚安（1926—1999），字长祐，四川彭山县人。生前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西北资讯中心学术顾问和甘肃省旅游协会理事等学术职务。1949年，郭厚安先生考入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后因病休学数年。1953年复学后，因院系调整进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学习。1956年，郭先生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跟随老一辈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攻读明清史研究生。毕业后，分配来兰，支援大西北建设。先后在甘肃师专、甘肃教育学院及甘肃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1978年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97年退休。
郭厚安先生像
郭厚安先生长期担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重视学科建设、本科教学、研究生教育和学术交流，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为西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金宝祥先生、王俊杰先生、陈守忠先生、李庆善先生组成的导师组，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如活跃在学术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魏明孔研究员和王希恩研究员，浙江大学的李华瑞教授、北京大学的漆永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王锷教授等专家学者，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繁重的教学之余，郭先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致力于学术研究，笔耕不辍，所获甚多。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个人以及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论著、地方志及教材等共有十余部，连同论文三十余篇，字数多达430万左右。
在学术研究中，郭先生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常言若有一得，皆自勤奋中来。他治学谨严，不务高论，其言朴实无华，其论信而有征。他力求博览，而又归之于约，故能触类旁通，说理辟透。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得同行的赞许，其学术成果有重要的学术影响。郭先生的治学领域主要体现在，明代专题史、中国儒学史和西北地方史三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二
明史研究是郭先生用力最多的领域。早在四川大学攻读研究生时，郭先生就发表了《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初社会状况论朱元璋的历史地位》和《略谈明初的屯田》两文。在《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初社会状况论朱元璋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认为“评价朱元璋，当然首先得从元末农民起义谈起；朱元璋时代高度中央专制集权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这都不是他凭空创造的，一方面是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继承宋代以来中央集权发展趋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愈加尖锐的结果；元末农民起义的胜利与朱元璋个人才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应该片面歌颂朱元璋个人。”此文后被《历史研究》编辑部选入《明清人物论集》之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在《略谈明初的屯田》一文中，他认为明初恢复农业生产、巩固封建政权的措施中，屯田是主要的一环；明初的屯田分为民屯、商屯和军屯三种，商屯实际上是民屯，也可作为军屯的一种形式；屯田对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政权、边防的巩固等各方面，的确发挥过较大的作用，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兼并、掠夺而衰落了。
郭先生十分重视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认为元末农民起义的胜利以及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吏治的焕然丕变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无不与朱元璋个人的才干有着密切关系。“靖难之役”的结局，则与朱棣和朱允炆两人的才智紧密相连；建文君臣并未实行过什么新政，而朱棣也并非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的实质是争夺皇位，削藩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明王朝的灭亡，除历史的必然性之外，朱由检个人也难辞其咎。他认为高度强化了的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其影响及于各个方面，因此，要研究明代的历史，不能离开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否则就不能给出圆满的答案。关于明代选举制度，郭先生认为，明初的选举制度为明王朝的官僚机构补充了大量的、基本上合格的官吏；而这些官吏在任期间，又将受到严格的考核制度的甄别，奖善罚恶，从而知所劝惩，促使明初的吏治蒸蒸，百职厘举，称为极盛。当然，严刑峻法使官吏不敢肆意妄为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选举制度也无疑起着较大的作用。
1994年，郭厚安先生撰写的《弘治皇帝大传》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开拓性的史学传记。在撰述时，郭先生“不是简单地排列史料，而是加以精心的梳理和剪裁，将弘治一朝的纷繁史实组织起来；并对许多问题加以分析研究，得出了许多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从而将弘治一朝历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明孝宗是一个既非圣主、又非暴君的“中间人物”，但他本质上和明朝其他皇帝一样，是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捍卫者。这一认识突破了以往论著对明孝宗两极分化的评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是研究明孝宗绕不开的必读著作之一，2008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
郭先生重视对张居正的研究。在《论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一文中，他认为张居正的政治思想内容较为丰富；其中效法“后王”、力主变革是鲜明特点，整饬纪纲、加强集权是张居正政治思想的核心，立贤无方、唯才是用以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是张居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强有力的权力的支持是无法进行改革的。权力是张居正推行改革的支柱。最后，其改革也必然随着他的权力的消失而夭折。张居正靠强权并没有也不可能根除明王朝的痼疾。单靠权力来进行改革，实行自救，其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对权力的崇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同时，郭先生与吴廷桢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发行。
郭厚安先生重视明代宦官研究，其论文《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明代的宦官尽管权势熏灼，但他们只不过是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为皇帝搏噬臣民的鹰犬而已，没有也不可能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明代宦官这种既拥有很大权势，又只是皇帝的忠实奴才的特点，是极端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
对明代江南地区赋税沉重问题，郭厚安先生予以特别关注。他认为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所决定的，一方面，明初“军国所用租赋，悉出南方郡邑”；另一方面，同时也与朱元璋出身贫民，施行“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总政策密切相关。江南的重赋致使江南人民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甚至破家荡产，流离失所。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十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得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统治者在“重农”的口号下，采用各种手段，使小农经济得以苟延残喘，长期维持不坠，从而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统治得以长期延续。
在明代思想史方面，郭厚安先生着重关注明代著名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和学术专著。他认为李贽“决不是什么‘尊法反儒’的‘法家’，而只是地主阶级进步的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是比较庞杂的，而且也每多抵牾，这是当时纷繁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不足为奇的。对于王守仁的心学，郭先生指出其在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的同时，也充分地肯定了王守仁对明朝中叶以后“异端”思想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但他认为明末的思想界的确存在着“异端”，但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而任意拔高、夸大。在《论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一文中，他认为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潮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既是历史上以民为本、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又是明中叶以后逐渐萌生的“异端”思潮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其次是对明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衰朽以至灭亡的严酷现实的反思；也是地主士大夫在极端君主专制下政治地位日益低下境况中的抗争行为。这股批判思潮虽然闪耀着理性光辉，对晚清思想之骤变影响甚巨，但并不具备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也不属于近代启蒙思想。黄宗羲是明清鼎革之际的著名思想家，他的学术观点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之中。郭先生认为黄宗羲“虽然尖锐地批判了极端君主专制，但他没有否定封建制度，没有否定君主，从总体来说，他的光辉的民主思想就免不了罩上一层封建的乌云。受限于时代，在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头脑中，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旧制度的幽灵；同时，在他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又不免存在一些虚幻的楼阁。自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于古人，因此，必须从总体上给予充分的肯定。”
《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
《明实录》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础资料，但卷帙浩繁，在没有现代信息检索手段之前，翻检费时费力。为此，郭先生依据多个版本、花费数年心血从3508卷的明代各朝《实录》中筛选出重要的经济史料，分门别类，编成了《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发行。在结构上，全书章节编排合理，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等八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子目。所有史料均以年月为序，记事为纬，编排简明，便于检索。在选择史料方面，该书既考虑到使史料具有广泛性，力求使每个问题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变化都能反映出来，如屯田一项，所选史料便反映了屯田的设立和管理，屯田子粒的征收方法和标准，以及屯田由盛转衰等情况。郭先生以“梁本”《明实录》为底本，参以现存多个版本的《明实录》，对所收史料进行了精细校正。先生甘为人梯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三
郭先生在儒学史研究方面，梳理了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推动了儒学研究。他和赵吉惠等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以及《中国儒学史》两书，既填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又系统地阐述了儒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以及儒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1988年，郭厚安先生与赵吉惠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88万字，收入词目2200余条，并附有“二十五史”《儒林传》12条。辞典所收词目起自先秦，迄1986年底；按人物、典籍著述、学派书院、概念词语四部分排列，具有开创之功。冯友兰为之题词，张岱年为之作序。该辞典一经出版，反响热烈。魏鉴勋、高虹认为该辞典是“一部独具特色，很有价值的工具书”。金景芳、吕绍纲认为：“读者可以当辞典用又可以当书看，可谓横看侧看均可，成峰成岭皆宜；儒学万宗，一书总揽”。《中国儒学辞典》出版后获第三届“中国图书奖”和辽宁省“图书一等奖”。
《中国儒学史》是赵吉惠、郭厚安等先生主编的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发生、发展和演变史的专著，开启了儒学发展通史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历史的高度对儒学作了全面的审视。该书首开为儒学发展划分阶段之先河，将其分为五个时段即“先秦为儒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儒学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三教融合时期，宋明为儒学的理学化时期，清代为儒学的衰落时期”。在儒学的起源、孔子思想体系和传统儒学终结的原因等方面，该书亦多有创见。学界对此书评价颇高，如田文棠认为：《中国儒学史》“立足于时代和当前改革实践的需要，以儒学演变的历史形态为主线，以中国传统文化史为背景，对儒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精到深入的剖析和具有新意的诠释；它既是一部专业性的学术史著作，又是一部文化史和思想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该书于1991年荣获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
郭厚安先生对西北史研究情有独钟，成果丰硕。郭先生在甘肃工作生活了41年，将整个人生奉献给了大西北。他深深地爱着这片热土。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甘肃、热爱甘肃，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郭先生投入大量精力来研究甘肃史。先是与吴廷桢先生共同主编了《悠久的甘肃历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后又与陈守忠先生、吴廷桢先生、李清凌先生共同主编了《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西北通史（第三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四部著作。
郭先生在西北地方史研究中自有独到之处。他既注重长时间段的考察，主编多部通史类著作，也着眼于微观史实的探究，如对明代河西走廊和“关西七卫”的开拓性研究。在《明代河西走廊与“关西七卫”》一文中，他重点阐述了明代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和为保障河西走廊与西北边疆安全而设置七个羁縻卫所，认为明代河西走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军事方面，而且还在于它仍然是中西陆上交通的孔道，西北贡使必经河西走廊；而“关西七卫”置废始终与明朝的国力相关，当它们相继削弱、残破以致于覆亡之后，西陲日益多事，明王朝也更难于应付了。
四
本人于1982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郭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史通史课和明清史专题课。他讲课认真，线索清晰，分析深刻，是学生喜欢的好老师。1986年毕业时，自己有幸被免试推荐为郭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攻读明清史。同时投入师门的还有来自青海师范大学的董倩和湘潭大学的陈育松。当时除外语和政治课集中授课之外，专业课都在老师家中讲授。郭先生带领我们三人先后拜访了金宝祥先生、王俊杰先生、李庆善先生和陈守忠先生，并要求我们选修他们的课程。明清史的课程主要由郭先生讲授，分两个学期进行，一周一次。每次上完课，我们中午都在先生家中用餐。先生一家都是四川人，做的饭当然好吃。所以，在先生家中上课，就是我们改善生活的时候。我们三人与先生家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郭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学术交往。1987年9月，他就带领我们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顺道考察了北京、沈阳两地的明清遗存。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全程聆听了专家们的精彩发言，其中黄仁宇先生的大会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刚入门的硕士研究生，能够参加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开会和考察期间我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梧桐先生、黑龙江大学的暴鸿昌先生，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郭先生支持我们走访相关专家，扩大学术视野。我们先后去成都、重庆、杭州、武汉、上海、南京、西安等地考察并拜访专家。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郭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共同完成了《对张居正权力之剖析》一文。为了突出主题，与先生多次讨论，反复修改，不断完善，对自己提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对张居正的研究与我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内阁新论》息息相关，也就决定了自己研究明史的基本格局，并与后来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脉相承。
在学位论文答辩时，先生为我们组织了阵容强大的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担任，成员有兰州大学的李蔚先生，西北师范大学的金宝祥先生、陈守忠先生。赵俪生先生的精彩点评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图为笔者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留影。前排左起：水天长、李蔚、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郭厚安)
在1989年硕士毕业之时，先生给时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白光弼先生写了推荐信，建议将我留在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白校长对郭先生的推荐很重视，指示人事处会同历史系进行考察。在考察之后，自己得以留校工作。可以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郭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是至关重要的。
郭先生积极支持我进一步深造。在1993年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最初打算报考东北师范大学李洵先生的明清史，考试时间是五月份。1993年2月下旬，我的同事漆永祥同志送来一份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招生简章的《光明日报》，其中有蔡美彪先生招收元明清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信息，考试时间是三月份。由于对考取东北师范大学没有绝对的把握，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决定先试着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报考之前，自己从未见过蔡先生，也没有与先生有过任何交往，对先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中国通史》和蒙元史方面的相关论著获得的。当自己把这一想法告诉郭先生时，他也积极支持，并说认识蔡先生，回忆到曾经在北京大街上偶遇蔡先生的情景。由于考完后被录取，故再未报考东北师范大学。1995年，李洵先生去世，自己未能见上先生一面，甚为遗憾。不过，李先生鼓励报考的长信我一直在珍藏着。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寒暑假回到兰州，我都要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向他请教问题。比如在认识正德、嘉靖之际政局演变时，相当一部分学者放大武宗暴亡后政局的不稳定性，借此来夸大所谓杨廷和的“拥立之功”。但郭先生认为，由于明朝政治体制的高度稳定性，该时期的政局十分稳当，不宜过分夸大皇位更迭时期的危局。这一观点对我影响很大，在我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始终坚持着郭先生的这一观点。1996年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西北师大历史系工作，郭厚安师仍耳提面命，即使在病榻上也不例外。先生宅心仁厚，对我的关怀、教导与提携，我将铭刻于心！
（图为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留影。左起：张德信、杨讷、蔡美彪、张显清、毛佩琦、田澍）
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校工作之初，郭先生与吴廷桢先生主持编写《河西开发研究》一书时，他把明代部分交给了我。这样，先生便将我引入河西走廊研究之中，扩大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后来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中，我提出教师在学术研究中要学会“两条腿走路”的理念，也是基于此而来。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研究通史的问题，又要研究区域性问题。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在充分了解和深度吸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既要有对某一时段的微观研究，又要有大历史观的眼光；既要有史学的素养，又要有现实的关照；既要有中国情怀，又要有国际视野。只有相互融通，才能有所创见。
1999年5月2日，郭先生因病去世。先生的辞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促膝交谈的良师！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梦中！为了不辜负先生的栽培，自己唯有勤奋研读和笔耕不辍！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得一良师！前有郭先生，后有蔡先生，得到两位恩师的指导，对我而言，乃人生之大幸！
五
2022年2月中旬，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陇上学人文存》总主编马廷旭研究员打来电话，说要计划出版《陇上学人文存·郭厚安卷》，让我负责整理。对于马廷旭先生对郭先生学术成果的特别关注和对我的信任，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刻与郭先生的子女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在他们同意让我全权负责整理郭先生的成果之后，便将繁重的编辑工作交给我指导的学生来做，主要由2021级博士生李航负责，2021级博士生辛婉怡，2019级硕士生崔健健，2021级硕士生马博、程佳丽等人参与。输入文字、校对史料和依照出版规范标注资料出处等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在防疫封闭时期的一个多月内完成了任务。对他们出色的表现，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厚安先生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0余篇，独立撰写、合著、主编、合作主编的论著达10余部，参与编审《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古代战争史·元明清分册）。因篇幅所限，本书选取其中的22篇论文。在整理文稿时，我们按照原文录入，只对个别语句做了微调，如将一些论文中的“象是”“那末”等词改为“像是”“那么”。同时，按照当下的注释规范，完善了所引材料的注释格式，并统一改为页下注。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编辑出版《陇上学人文存·郭厚安卷》，一方面在于全面梳理郭先生的学术成果，对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于激励后学，传承先生锲而不舍、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今天是郭厚安先生去世23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怀念！我相信先生的治学精神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陇上学人文存·郭厚安卷》书影）
（写于2022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