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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胡问鸣,横跨海陆空的灰色掌门人

来源: 摆摊论江湖,国际船舶网,九间打虎录整理;文章10167字,阅读需要15分钟。

导  读

在过去10年里,胡问鸣先后执掌两大集团,并积极支持“南北船”合并。在中船集团期间,胡问鸣大胆改革、实施资源重组布局六大产业布局;在中船重工期间。胡问鸣担任首艘国产航母总指挥,改变资本市场布局。毫无疑问,胡问鸣曾是两大集团的“功臣”,但职业生涯横跨空、陆、海三军装备的胡问鸣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从马上掉了下来。


▲5月12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原中船重工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淮左名都的才子佳人

扬州被称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大运河带来的财富赋予了这座城市繁华与精致,当然,还有文化的快速发展,正所谓“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
唐宋以来,扬州人才辈出,即便在近现代大运河没落后,扬州在人文方面也是领秀江南。
1957年的夏天,胡问鸣出生在这里;多年以后,他也将成为一名工程师。
不同于大部分同龄人,胡问鸣并不是农民的儿子。他家就在扬州老城的中心,砖木搭建起的精致的祖宅让胡问鸣一直生活的比较舒适。
胡问鸣的父亲是附近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胡老先生学问高深、十分敬业,而且颇有傲骨、敢作敢当。相信这对早期的胡问鸣影响非常深刻。
后来,胡问鸣进入了扬州最负盛名的汶河路中心小学。这所辛亥革命后扬州最早的新式学堂,一直有着与众不同的学风,它将同处于江南的东林书院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校风,并提出了“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的口号,这对于一所小学来说,还是颇为罕见的。
除了上学,父亲经常带胡问鸣去家旁边的千年名刹旌忠寺玩耍。岳飞曾在此疗伤近一年,故名旌忠寺。不知儿时父亲口中“精忠报国”的故事,胡问鸣做到了几分。
身处如此的家庭与教育环境下,胡问鸣走向仕途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环境里,并不只有严肃紧张的气氛与家国天下的情怀,胡问鸣在这时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不过那时的他还年幼无知,并没有想到这位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女同学马维扬会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胡问鸣相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在文革十年中,多少青年学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荒废了学业,而胡问鸣却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扬州中学学习,这为他后来能在恢复高考后立即就能考入名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扬州中学堪称江南名校,建校百年,桃李满天下。44位两院院士的傲人成绩更是让很多985高校也难与其争锋,而该校历史上的一个校歌的创作者则是校友朱自清。巧合的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也是扬中毕业,不知道胡问鸣后来走上航空工业道路是否与这位大师兄有关呢。
不怪现在家长们为了学区房拼尽全力,因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确实可以大幅提高孩子的成材率。
胡问鸣对自己的学生时代有着美好的回忆,以至于后来与人谈到自己的扬中求学生涯时,他总是用“菁菁树人堂”来称呼扬中。而树人堂则是扬中早年的地标建筑。

▲江苏省扬州中学树人堂

可能是遗传了父亲的数学天赋,胡问鸣是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并当了数学课代表。
但他不是个纯粹的理科男,他很善于表达。一次,老师让胡问鸣背诵课文中革命先烈韦拔群的事迹,这本是个平淡无奇的课堂抽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背完,因为背慢了容易中间卡壳,但是胡问鸣不同,他慷慨激昂、声情并茂,课堂上的所有人都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以至于老师最后脱口而出,“很好,韦拔群同学请坐下”。
他还展现出学习能力之外的性格特点。面对“读书无用论”,但胡问鸣并不随波逐流,他写了个小字报贴于教室,力陈知识的重要,劝同学专心向学。这一点,像极了他的父亲。
除了学习与不停的政治运动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让胡问鸣牵挂,那就是马维扬。1米85的大个子,让胡问鸣在同学中显得格外挺拔英朗,鼻梁上的眼镜又让他多了几分儒雅。马维扬则更具有江南水乡那种玲珑之美。他俩在外人看来,简直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

■ 命运的转折点
作家方方的日记里写到,“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是非是誉难以置评,但我相信胡问鸣也有会同感。
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年,胡问鸣和马维扬在那个时代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想随波逐流都不可能。他们无法携手进入大学,也无法留在城市当一个白领,他们只能等待被组织分配到“广阔天地”的农村。
去哪个村庄,不知道;去了做什么,不知道;去多久,不知道。
1975年,18岁的胡问鸣从扬中毕业,在邗江县公道镇的水田埂上,铺开了他的知青岁月。
虽然在插队时表现的还不错,甚至被评上了邗江“先进知青”。但哪个有抱负的男儿愿意在插秧、收割的轮回中度过一生呢?
不过,胡问鸣是幸运的,随着文革到了尾声,春天的故事也马上就要到来了。
1977年,高考恢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网一篇题为《南航77级校友、航母工程总指挥胡问鸣:首艘国产航母在技术上处于世界前列》的文中提到,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胡问鸣毅然决定报考。虽很快得到组织批准,但当他赶到城里复习时,距离高考仅剩17天。凭借中学打下的扎实基础,胡问鸣不仅成功被南京航空学院录取,还被分入江苏师资班。当年的录取比例是120:1。

2009年8月,在接受《扬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胡问鸣曾回忆了那段高考往事:此前正逢文革,“读书无用论”泛滥,但胡问鸣并不随波逐流,还曾大胆写过“小字报”,贴于教室,力陈知识的重要,劝同学专心向学。

41年后,与他同一日被免职的王会生(原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也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东北电力大学。
这看似带有几分偶然性的结果,将是胡问鸣人生道路上的最关键一步。
中国正规高等教育中断十年后,每个行业都对人才渴求至极。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波“浪”,77级大学生站在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以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风口前,他们将迅速的成长为这个国家的栋梁。日后将看到,在各个领域,甚至是政治局,他们都将一展身手。他们的成材率,大概相当于蒋校长的黄埔一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吧。
尤其是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航空航天,十年文革使得这个国家命脉行业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多少年后,胡问鸣们会发现自己所处行业的领导、总师、院士等大多是自己的同学。
虽然胡问鸣官方简历上写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学习”,但实际上他所在的班级是“江苏师资班”,这个是当时为了应对高校师资力量严重缺乏而开设的班次,学生毕业后将会被分配到江苏某个高校任教。
但是人生路上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而所谓机会,便是在纷纭世事之中,许多复杂因子运行之间,偶然凑成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
胡问鸣在1982年毕业之际,也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位于苏州的航空部所属的长风机械总厂想搞一些内部培训,以提高职工文化素质,所以一直在寻找师资力量。
一位厂领导在跑高校要大学生的时候,发现胡问鸣特别适合当老师,遂请求将胡问鸣分配到长风机械厂。但是南京航空学院虽与长风机械厂都是航空部的单位,但胡问鸣是江苏师资班的学生,如果把胡问鸣分配到长风机械厂,显然让江苏吃了亏。要知道,那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招生数量又是如此之少。
后来不知道厂领导用了什么高招妙计,方才将胡问鸣收入麾下。
这次意外事件让胡问鸣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这次长风机械厂的“夺人所爱”,胡问鸣可能还只是江苏某高校的一个数学教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董事长胡问鸣,但也可能不会有今天的身陷囹圄吧。
不管如何,当时的胡问鸣来不及,也不可能想这么多想这么远,他能做的只是收拾好行囊,拿着派遣证,前往离着家乡不远的苏州长风机械厂培训中心去报道。

■ 初遇伯乐
作为长风机械厂十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几年后,他成为了这个有几千名工人的大型企业的培训中心副主任。
除了事业,他的爱情也在这时传来捷报。马维扬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分配回了扬州。苏州离着扬州不算远,胡问鸣经常回家探亲,这给了两人充足的接触空间。学生时代的暧昧,现在终于可以转换为爱情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异地恋,胡问鸣为了夫妻团聚很是发愁,可在那个人员流动性极差的年代,想把妻子从扬州调到一江之隔的苏州是何其困难啊。
就在胡问鸣为家庭难以团聚发愁时,长风机械厂也遇到了一个让所有职工发愁的事。
兵工企业在近现代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洋务运动的先声就是兵工厂的创建,红色政权刚一安身,修建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兵工厂。后来新中国建立,由于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兵工厂更是遍地开花,订单不断、效益颇佳。
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总设计师老人家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提出,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军队的规模缩减、装备更替减缓,兵工厂订单不断减少,效益大幅下滑。
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更为突出了。两伊战争与对越反击战结束,最大的威胁苏联宣告解体,加之国有企业技术落后、人员臃肿的内部问题凸显,许多兵工厂一下子经营十分困难。长风机械厂也不例外。
不过这也算不上是坏事,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环境变化的时候才有机会,在一直平稳发展的平台上,晋升只能依靠私人关系或者论资排辈。
当然,除了外部环境变化,想要快速成长还需要个条件,那就是伯乐朱育理。
90年代初,朱育理出任新组建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把手。
朱育理是一个在延安长大的“红孩子”,并且在建国后去苏联留过学,这样的家世背景不用多言,大家想必都清楚。
但朱育理却没有什么官架子,相反,他十分喜欢提携后生。以至于在朱育理去世的时候,盖棺论定里有这么一句话:
“他高度关注年轻人才成长,他用自己的魅力人格、责任人生,影响和带动新一代航空人投身改革洪流,加入创新事业。他四处奔走,找资源、找政策,做年轻人的保障队、后备军。他选择培养锻炼的许多年轻干部,对党和国家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这些被提携的年轻干部里也包含胡问鸣。短短几年时间,胡问鸣从培训中心副主任迅速被破格提拔为厂长助理,旋即又被任命为副厂长,成为副局级干部。
到了1995年,长风机械厂这家当时中国唯一的航电显示系统企业,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并且潜在亏损持续放大。面对如此危局,朱育理决定让不到40岁的胡问鸣出任厂长。
临危受命的胡问鸣没有辜负朱育理的期望,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将改革的利剑直接砍向了最敏感的部分,那就是人。一大批年轻的技术性干部走向领导岗位,一大批庸官冗员被拿下,长风机械厂在两年后,也就是中国国企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居然成功扭亏为盈。
这时的胡问鸣还是一个红色兵工厂的红色掌柜,他锐意进取、敢作敢为,他充满活力、富有知识;总之,他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期待的厂长。

▲图为原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看望病房中的朱育理

林左鸣也是朱育理着重培养的年轻干部,九十年代,朱育理让林左鸣临危受命担任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厂长时,亲自送林左鸣到沈阳,并一路畅聊、推心置腹,这让林左鸣备受感动、终身难忘。2020年1月8日朱育理去世,胡问鸣并未参加追悼会,可以猜测出,胡问鸣在此时可能已经被控制。

■ 关键一跃
40岁的胡问鸣,已经是航空工业总公司旗下正局级企业的一把手,这让身边所有人都羡慕不已。
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天花板。总公司旗下有近百个局级单位,想从这里面脱颖而出谈何容易,更何况他掌管的企业并不是航空系统中飞机制造、发动机制造等核心企业。
在中国,有四种关系被称为“四大铁关系”,就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脏,一起X过X。”
扛过枪的,能把命交给对方的,可以相互信任;同过窗的,是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纯友谊;贪过赃的,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俱荣俱损的关系;X过X的,大家都把人性丑恶面展示出来了,绝对可以“坦诚相见”了。在军工系统,除了以上四种铁关系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一起做过型号”。
一个军工型号的上马,一般都要首先设立“型号两总”,就是某个型号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总指挥是负责行政管理之类的工作,下面有行政总指挥、现场总指挥、各个分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负责技术研发,下面也有各个分系统的总设计师。
无论指挥系统还是设计团队,因为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相互一致的目标,而很容易产生不同寻常的友谊。而且个人的才能,在这里也更容易在领导面前展示。
90年代,中国航空事业最大的型号就是歼10战斗机。
歼10的重要性再怎么吹也不为过,从决策上马,到研发设计、试飞列装,受到了几代领导人高度关注,很多问题甚至是中央军委直接决策。
90年代中期,歼10“型号”正式上马,中航工业总经理朱育理亲任总指挥。
朱育理事务繁忙,自己也不懂技术,更多的责任落在了中航工业副总经理、“型号”行政总指挥刘高倬身上了。
作为中航工业旗下唯一掌握航空电子综合显示与控制技术、飞机进气道控制系统核心处理技术、发动机测量控制与显示技术三大技术的企业,长风机械厂自然要承担歼10型号的一部分科研攻关任务。
厂长胡问鸣也自然要成为这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也就是分系统的指挥工作。胡问鸣虽然不懂技术,但善于组织团队,协调解决问题。最终,长风机械厂完成了任务。
1998年,歼10成功首飞。型号初步获得成功,论功行赏时,胡问鸣获得了歼10“首飞工程”的一等功。
除了奖章,更重要的是,胡问鸣在这次任务中获得了刘高倬的赏识。要知道1934年出生的朱育理即将退休,而刘高倬是朱育理最可能的接班人。
除了“人和”,“天时”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
1999年,中航工业如同其他所有军工集团一样,被一分为二,分拆为中国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刘高倬任第一航空工业公司的一把手。同时,这也意味着,领导岗位数量要一夜之间翻倍了。
2001年,胡问鸣被任命为第一航空公司的机载设备部部长,当然,这只是个过渡,八个月后,他便成为了第一航空公司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南京航空学院的师弟林左鸣,从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调任第一航空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成为了他的同事。
两人都完成了政治生命中的关键一跃。

▲胡问鸣 资料图

■ 走遍陆、海、空
已经是中航工业集团副总经理的胡问鸣,这次不用担心和妻子马维扬异地分居了。胡问鸣从苏州来到北京后不久,马维扬也调到了北京,成为北京建工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胡问鸣这几年是非常舒适的,他的家庭是如此美满,他的事业是如此成功。
时间到了2008年,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成为了中央的心病,为此,中央决定将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合并,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工业公司。
两家并成一家,企业规模是做大了,但是领导岗位数量减少了。
本有希望在林左鸣提任为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一把手之后,升任二把手的胡问鸣,此时却没有了进步的希望。因为新组建的中国航空工业公司的一二把手肯定是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与第二航空工业公司各出一个。
年轻有为,又十分有闯劲的闽南人林左鸣显然会成为新公司的一把手,那么二把手只能是第二航空工业公司的谭瑞松了。而林左鸣和胡问鸣年龄相仿,谭瑞松是60后,胡问鸣又遇到了一个政治生命的天花板。
此刻,胡问鸣只有离开他工作了半辈子的航空工业系统,才能有进步的希望。
还好,军工企业之间的流通性很强,经常可以互相补位。当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把手退休,二把手张国清,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市长,补位一把手,导致二把手位置有空缺。虽然兵工集团当时班子里的温刚和焦开河都是年轻有为的少壮派,但是中央显然不想让整个班子里都是兵工集团出身的领导。
胡问鸣就这样,在2008年,从服务于空军的航空工业公司来到了以陆战装备制造为主的中国兵工集团。
这对胡问鸣来说,无论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毕竟他已经将人生最美好的26年留在了航空工业。
不过胡问鸣可能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个“从天空到陆地”的转变,他的职位将再一次面临调整。
2010年,中办出身的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二把手李宏退休,胡问鸣被安排接替李宏。
自此,胡问鸣集齐了陆、海、空的工作经验。
胡问鸣对这次调动并没有多少兴奋,因为当时兵工集团的一把手张国清是64年生人,已经比他小7岁了,而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一把手谭作钧是68年生人,差距更大了。
不过,有时候二把手与一把手年龄差距太大并不是坏处,只要一把手年轻有为即可。因为这样的一把手是呆不久的,他可能会快就要到下一个岗位了。
谭作钧也是年轻有为的,他并没有让二把手胡问鸣等太久。两年后,也就是2012年,谭作钧便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
这一次,胡问鸣没有让机会溜走,他终成正果,成为了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的一把手。
这一年的胡问鸣,已经55岁了。他很清楚,这个副部级的位置,大概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站了。

▲中船重工董事长胡问鸣(左三)

■ 中船集团期间:大胆改革,实施资源重组

2010年,胡问鸣“空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在此之前,胡问鸣曾先后担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胡问鸣于2012年出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在中航工业、兵器工业分别担任副总和党组书记的胡问鸣是军工类央企里少有的海、陆、空全能选手,也许正是这种经历,让他的思路更开阔,更创新。

2012年7月,胡问鸣担任中船集团董事长正值全球船舶市场最低迷之时,新船订单和价格急剧下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面对全球造船市场的严峻形势和国内外造船产能严重过剩的突出矛盾,中船集团果断调整战略发展方向:由船舶拓展为海洋装备,遏制产能扩张,将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简单扩张转向资源优化配置和重组整合。

具体战略为:围绕军工核心主业,全力打造“船舶造修、海洋工程、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和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板块及其研发与融资平台;把军工作为核心主业和贯穿六大产业板块的主线,形成“1个核心、6个板块”的产业布局,着力推进已有业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2012下半年以来,对集团公司直接管理的14个造修船企业实施资源重组,初步整合成8个,将4家动力装备企业整合为2家。通过开展内部资源整合,大大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专业化程度、资源利用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集团内部竞争。

2012年6月,中船集团在香港开设了自己的租赁公司——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拉开了进军船舶租赁业的大幕。中船租赁通过“先建后租、租售并举”等手段进行模式创新,利用自身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优势,成功与全球第三大集装箱班轮公司法国达飞达成租赁合作协议,保证了这笔大单成功寻到租约,稳步“着陆”。

2013年初至2014年3月,中船租赁落实民船订单27+14艘,合同金额逾18亿美元,收获颇丰。而2014年更是与中船集团敲定了总金额不低于70亿元的船舶及海洋工程产品建造合同。

2013年,中船集团海洋工程、动力装备、信息与控制以及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四个板块的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船舶业务与其他业务收入比例由2011年的81︰19优化到2013年的54︰46及至今年6月的45︰55,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六大产业布局初步形成。

2012年12月12日,胡问鸣当选201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奖理由是“对危机他有着特别的感受。”胡问鸣的获奖感言:“我觉得后退没有出路,坚守不能前进,唯有坚持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破局发展。”

■ 中船重工期间:担任国产航母总指挥,积极推动资本运作
2015年,两大集团高层“突然”对调,胡问鸣调任中船重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在中船重工,胡问鸣全程参与了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是“国产航母工程总指挥”。

▲2017年4月26日,首艘国产航母下水仪式在中船重工大连造船厂隆重举行,胡问鸣出席仪式。

同年8月,胡问鸣在接受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造船业号称有三颗皇冠上的明珠,其中一颗就是航母。我们是完全自主设计,自主配套,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到问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能力。”

2019年8月,胡问鸣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是‘用起来’;第二艘航母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是‘造起来’。我们实现了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的跨越,现在要进一步跨越、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胡问鸣担任中船重工董事长后,首先着手改变集团在资本市场的布局。中船重工作为资本平台,不仅推进了航母、驱逐舰、护卫舰、民船、海洋装备等的升级发展,还进入养殖业开发建造了大型智能海洋牧场。

在胡问鸣的领导下,中船重工率先启动军工重大装备总装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创了军工重大装备总装业务进入资本市场的先河。中船重工坚持把资产证券化作为集团公司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以军为本、产融结合、做强主业的有效方式和主要途径,通过资本运作不断推动集团公司旗下资产专业化、证券化高质量发展。

在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主业的同时,中船重工开创了市场化债转股先河。在胡问鸣看来,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是中船重工响应国家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5年以来,中船重工募集资金538.8亿元,显著增强了发展实力,并为社会资本参与国防军工建设搭建了平台。到去年8月,中船重工拥有5家上市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元,资产证券化率达58%,连续三年位列财富500强船舶企业首位。


■ 北京是个“好”地方
从来到北京,到成长为大型军工企业的一把手,胡问鸣用了11年。
这11年,也是胡问鸣从一个力挽狂澜、锐意改革的年轻厂长,转变成一个精于世故、热衷权术的油腻官员的11年。
第一航空工业公司任分管机载设备的副总经理,虽不是最有权力的副总,但是权力的寻租空间却不小。飞机作为一项复杂的工程,所需零部件以万计,这是供应商眼里的肥肉。
船舶工业更是如此,船舶建造中需要外采的配件、原料远大于飞机制造领域。
面对外面的诱惑和围猎,胡问鸣并没有抵挡得住。不过貌似这也不能全怪“猎人们”,他自己可能不仅“甘于被围猎”,甚至很热衷于去猎场。
这一点,从他与家乡扬州的“感情”中可以看出。
每年两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在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大厅,扬州都要举行一次聚会。
这个定期聚会对外称作“扬州(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汇报会”,聚会的目的在官方口径中是“向在京工作的有关领导和乡亲报告扬州最新的发展成果。”
向什么领导汇报呢?当然是扬州籍在京官员,常参加这类活动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当然,名单中有胡问鸣和妻子马维扬。
胡问鸣对这个聚会十分热衷,他年年参加,场场不落。
这场被圈内人称作“3·15聚会”的活动,向来十分热闹。除了汇报工作之外,当然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否则只是一个汇报的话,书面报告要比开会更方便。
扬州市需要跑项目,扬州官员需要搭建桥梁,扬州商人需要搞点政治资源协调·····这一点,武警政治部副主任胥昌忠少将看的很明白。作为军人,他在聚会上的发言直接干脆,“我长期在北京工作,方方面面都很熟悉,资源很多,时刻都在想着如何为家乡扬州做点事情。”
胡问鸣每次说的也很直接,他经常表态有好的项目,优先选择家乡扬州,一定要为家乡人做点贡献。
每次聚会上,他都能认识一堆家乡的商人,对于老乡们的请求,他一直十分仗义。不过,胡问鸣身陷囹圄之后,不知道这些老乡商人,也会这么仗义吗?
这样的胡问鸣,像是一只非要冲进四周布满猎枪的猎场,想不被围猎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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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朋友眼中的胡问鸣

胡的一位“忘年交”的朋友,退休前在一家美国公司驻京代表处任职,专门从事向国内引进航空航天器制造设备和技术的工作,天天和中航总及其所属国企打交道,包括陪他们的代表团出国考察和验收设备。以下是这位朋友的自述:

大约十几年前,有一次去欧洲接待一个8人沈飞考察团,带队的居然是中航总的胡问鸣副总。尽管不是常务副总,但工厂团由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一位相当副部级的副总领队也不多见,而且坊间盛传他是“老领导”的外甥。

这叫我们不敢怠慢。又听说他有饮酒嗜好,于是我登机前,特意到机场免税店买了两瓶自认为出口不会有假的茅台,那时价钱并不很贵,两瓶也就千把元钱。

根据代表团活动安排和行程,我们约顶好在汉堡会面的准确日期和地点。我此前从未见过胡,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他的长相和言谈举止做派颇像电影“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官。

当晚,在汉堡一家最好的中餐馆为他们接风。

菜点好后我很庄重地把酒奉上,轮番倒满,当然首先是给胡总斟满。胡总边
说何必这么客气,同时边把酒杯端到唇前鼻下闻之。可能是没有闻到陈年茅台所特有的香气,他狐疑地摇了摇头。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抿了一口,咂咂嘴,然后从眼睛圈外向我这张老脸斜射出凌厉的目光,斩钉截铁地吐出两个字:“
假的”。

我忙解释和分辨说,不会吧,这是在首都机场免税店买的啊?胡总说,“假的就是假的,哪里买的都没用,陈年茅台我喝的多了,茅台厂我都去过”。

我只好说,真不好意思,我对酒一窍不通,上当了,请胡总包涵。沈飞郭总和我相熟,见此尴尬状,忙打圆场说,“咳, 什么真的假的,反正出口的酒喝不死人,老鲁万里带来,一番心意,咱们领了。来吧,先走一个”。言罢,带头干了,大家也都干了。

胡总算给面子,喝了一点,没干,席间只喝德国啤酒。东北人素有豪饮美名,两瓶茅台居然喝光,但是大家没有再发表对茅台的任何评论,唯恐'妄议'得罪胡总,而附会胡总贬低酒的品质,又会让东道主难堪,所以很快换了话题,不然我很下不来台。

但我内心十分忐忑,拿便宜的劣质酒或勾兑酒糊弄领导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又想讨好领导又抠门让领导看不起啊!

事后,沈飞郭总悄悄对我说,“酒还行,不是假的,顶多年头没那么久。甭理他,摆什么谱,装什么蒜啊!”。此话说明下面的人并不待见他,酒也没那么差,让我稍感欣慰。

以后一路和胡总的话都不多,气氛不融洽。在介绍设备时他并不在意和上心,也提不出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更多的是关注接待的档次。我心想,你干什么来的?代表团中途按预定行程被别家代理接走,去看别的厂家,我就打道回府了。

回来在办公室说起这番经历,大家都觉得他不是好鸟,早晚要栽。但也都担心对即将到来的招标有不利影响。

后来在这轮考察的设备招投标中,我们果然未中标。看来,细节决定成败是有道理的。

酒的小插曲也传到中航总。大家本来对胡副总的能力和来头派头就颇有微词,这下就更不感冒了。一位朋友私下对我说,那么大的官喝个酒何必那么认真,有些失态和过分,说的不好听,就是个贪官胚子。

但和人们的印象与预料相反,胡很快就调离中航总另有高就,再后来就去了船舶总公司,先是副职,然后就当了董事长和博得航母建造总指挥的美名。

但是,胡总到底还是栽了。正如他所言:“假的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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