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婚礼上的失踪新郎与他奋斗半生的燕京大学 | 纪念燕大创办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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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周学章先生的名字如今已很少被人提起。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在燕京大学奋斗大半生的艰苦努力读来令人动容。以燕京大学于1919年定名算，今年是该校创办的百年纪念。我们谨以此文纪念在那个疲敝、动荡年代里，为振兴中华民族真诚奋斗的民国教育家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的燕京大学。

撰文 | 王敬献

1923年11月21日下午，纽约第五大道的第一长老会教堂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教堂里坐满了衣装整严的客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纽约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许芹 （Huie Kin 1854-1934）。原来，许芹的第五个女儿许淑文女士（Ruth Huie 1901-1990） 即将与周学章先生（Henry Chou 1894-1945）在此结婚。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at the 5th Avenue and 11th St., New York City,

第一长老会教堂, 纽约第五大道/11街，周学章与许淑文在此结婚

此时，婚礼仪式的时间已经到了，许芹牧师的亲戚朋友全部到齐。按正常基督教婚礼程序，新娘在教堂后边的休息室穿好婚纱，新郎与伴郎伴娘站在教堂前方的牧师左右两侧，等候风琴音乐的启奏和美丽新娘的出现。婚礼仪式就这样即将开始了。

但是今天婚礼现场缺少了一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新郎周学章先生。10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新郎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难道男方变心了？” 家人开始怀疑和担心，但新娘许淑文并没有发慌。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也过去了，新郎仍然没有出现。1923年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到哪儿去打听消息呢！但新娘毫不慌张，反而面含微笑轻轻安抚宾客说：“咱们再等等，Henry会来的，我了解他。”

果然，不久之后，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健壮男生冲进了教堂。他身穿合身的燕尾服和皮鞋，但从头到脚被浓浓的黑煤烟灰覆盖，唯有那黑糊糊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眼神。周学章对大家抱歉地解释他本来坐了纽约的地铁来教堂结婚，还多预留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没想到地铁在隧道内发生故障，为了不耽误婚礼，他才决定在一片漆黑之中摸到地铁出口，步行赶到婚礼现场。俗话说得好：“迟到总比没到好！”

周学章与许淑文结婚照，1923年

美国纽约时报，周学章与许淑文婚礼公告 ，1923年11月22日

周学章是谁

周学章1894年生于天津市郊区新城县，周家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最小。周先生自幼勤奋好学，自学能力强。早年就读于天津省立师范学院和保定高等师范学院，成绩优秀，由于学行卓越获得了省政府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后于1919年获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

周学章先生（Henry Chou 1894-1945）

周学章在美国读书期间结识了著名的许芹牧师，与其家庭也来往密切。许芹牧师经常以主日学（Sunday School）方式在华人工人阶层传播福音，并在华人中从事宣教和牧养工作。当时华埠工人阶层大多以苦力为生，文化水平较低，不识字，语言不通，备受侮辱和蹂躏。许芹决意改善华人的惨况。于是，许芹夫妇首先创立了华人英语训练班、图书馆、华人幼儿园，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他们为争取华人的权利做了大量工作，并在纽约成立了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访问留学生来往于教会和许芹家甚多，周学章也在学习期间结识了许芹第五个女儿许淑文，并与之相爱，常来往于许芹家。在许芹为提高华人文化水平、加強自信和人身地位而奋斗的精神影响下，周学章致力于回国服务，研究和提升中国农村教育乃至整体教育水平。

婚后第二天，周学章便带着自己的新娘一起回了国。他先开始担任厦门大学教授，一年后又分别担任河北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河北大学校长、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导师等职务。1926年，他被聘为燕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主讲教育学概论。

1929年，燕京大学修改管理体系，从传统的艺术与科学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改为文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和理学院（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第一届文学院长由陆志韦担任，文学院建立后第二年（1930年），周学章出任文学院院长，一直到1933年卸任。1938-1942年，他再次出任文学院院长。当时的文学院包括中文系、英语系、欧洲语言系、哲学系、教育系、新闻系和音乐系。

其中的教育系自1926年筹备建系，是学校最早设立的几个系之一。当时燕大校园还在建设之中，男生宿舍楼和博雅塔也只盖了一半。首届系主任为高厚徳（Howard Spillane Galt）。周学章就是在1926年受高先生的邀请来到了燕京大学，成为教育系极需的新鲜血液。1935-1941年，周学章连任教育系主任。在此期间，教育系经历了重大发展与改革，在传统教育概论、教育史与教育哲学的课程基础上，周学章进一步增加了更多类型的教育课程，比如儿童教育和乡村教育，最终将教育系发展出了三个内容更丰富的正式专业。周学章还大力扩建和提升燕大教育系的教学课程与学术研究，充分利用他从欧洲考察所收集的丰富教材，增强教育实用功效水平。到1941年，教育系的总课程数量从原来的18门增加到了36门，比如在保留了普通教育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教育心理”和“教育统计与测验”等新课程。

30年代初，燕大教育系与教室设在穆楼（现为外文楼）。穆楼位于燕大西门内的草坪北边。该楼兴建时，门前还是水洼一片。

燕京大学西门草坪，穆楼在其左侧，1937年

周学章在从事扩展提升燕大教育系的教学课程与学术研究中，充实了幼儿教育课程，调整两年制幼儿教育专修班为四年制幼儿教育专业 。幼儿专业新课程包括了“儿童心理”“儿童绘画”“儿童音乐”“教学法”等丰富内容。燕京大学幼儿园和附属学校则是其很重要的教学基地。

燕大附属学校隶属于燕大教育系，是该系的实验学校。她的地位比普通学校略有特殊，因为除教学外她还肩负着研究、实验、示范和教育系学生的任务。1923年燕大与汇文大学合办了附属小学，从而开始了附属学校的序幕。1929年，附小从成府蒋家胡同搬到燕大适楼的东南。周学章十分注重教学实验，在燕京大学幼儿园、附小、附中，他会亲自对教学实验工作进行设计和指导。周先生自己的五个儿女也都是在这里受教育。

燕京大学幼儿园，1938年

后两排左起：戴克范、梁思荘、方贶予、倪逢吉（梅贻宝夫人）、周学章、许淑文（周学章夫人）、冰心、梅贻宝、吴绍鸿（张东荪夫人）

周学章对如何提高正常学校教学效率的研究非常重视。我们从他的著作标题《繁简字体在学习效率上之再试》《两种小数乘法之教学的实验》《疲劳与学校日程之关系》《珠算与笔算在学习効率上之比较》就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焦点。周学章的另一学术成就在于教育测验，他带领教育系学生在天津和北京各校开展教育测验，使学生了解测验的方法和意义，分析和讨论教育改革问题。他曾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燕大中学智力测验》《中等学校会考方法上之商榷》《测验时间长短与心的疲劳之关系》《作文测验之TBC量表》《小学测验试卷印刷字体大小的研究》等。除了教学方法与教学效率方面的改革外，周学章一生还在教学理论、乡村教育等多个方面有所建树，发表了近30篇学术论文。

燕园生活

1920年，司徒校长亲赴西安在李同轩等人的协助下从陕西督军陈树藩处得到淑春园/勺园；他从载涛贝勒那里先租后买到朗润园的时候，淀北园（今镜春园+鸣鹤园）还在北洋政府前大总统徐世昌的手里。彼时该园基本闲置，但已被徐大总统拆了一部分，木料等建材也被偷运回其河南老家，成为民国初年的丑闻之一，燕大与徐世昌商谈购买之事也就长期未妥。

当时燕京大学教职员工最主要的居住区是：1. 朗润园（#1 - #20A），2. 东大地（燕东园，#21 — #42），3. 南大地（燕南园，女性单身教师宿舍，#50—#66）；还有一些年轻/单身教职员住在西校门外的蔚秀园、达园等处。比如侯仁之先生初留校任教时住在蔚秀园，钱穆先生住达园。

周学章与许淑文共育有五名儿女（周乃文、周懿贞、周懿芬、周懿娴、周乃扬）。据周学章的二女儿、现已九十高龄的周懿芬教授回忆，自她出生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寇宪兵占领并强行关闭燕京大学，她们全家一直都住在燕园内的朗润园10号。

周学章与家人，朗润园10号，1938年

左起: 周懿芬、周懿娴、许淑文、周乃文、周学章、周乃扬、周懿贞

朗润园，1945年之前环境优雅安静，共有住户十几家

周懿芬回忆说，那时燕大的朗润园和徐世昌的淀北园之间有一堵隔离墙，从校园内沿未名湖北侧向西到校友门是无法穿行到朗润园的教师宿舍的，必须要先出东西两侧校门而后绕行进出朗润园。如果是从一体进出朗润园，必须先要从对着成府街的东校门出去左拐，沿着校墙向北，然后左转进朗润园的东门。（一进朗润园大门，左手边就是周学章院长家住的十号院）。

燕京大学朗润园10号前门，1940年左右 

左起：周懿芬、周乃文、周懿贞

那么，这堵阻断燕园的墙是什么时候拆除的，淀北园/镜春园又是什么时候与燕园合为一体的呢？迄今为止，似乎所有的版本都是道听途说。所谓的“淀北园是在北大迁入后才归属燕园”的说法就是以讹传讹。其实，我们近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份1940年7月5日由校长司徒雷登签署的公告，宣布燕大已经买下了淀北园，并恢复使用原名“镜春园”：

「本校社區同人公鑒：

查一般所稱之澱北園，本校已經收買，諒大家均已聞悉。惟澱北園之名稱，無任何意義，似應廢除而代以適當之名稱。經詢謀各方意見，及縝密考慮之後，覺該園「 鏡春園」之舊名，殊雅致妥切，已決定採用。希望大家今後一致稱用。

司徒雷登 7月5日」

1940年，由校长司徒雷登签署的公告，宣布燕大已经买下了淀北园

据《朗润园的回忆》一书的作者段大亮博士分析 ，“徐世昌1939年去世，所以可能才在1940年有那机会。”陈毓贤女士在《洪业传》中有关于洪煨莲先生1940年赴美为燕大刚买的那块地筹建十余座教师宿舍筹款的记述，也可以作为我们新找到的司徒校长公告的佐证。

在家里，周学章是一个性格活跃、热情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周学章晚上和周末会抽出时间与家人坐在一起，关心孩子和妻子的当天生活。据家人回忆，周先生经常和孩子一起做有意义的游戏。如“买卖市场”，由孩子自己选择售卖物件，周先生与妻子装扮成顾客角色。通过买卖交易，一家人其乐融融而且还练习算术加减法。每年一到圣诞节，周先生总是身穿圣诞老人的全身套装，身背装礼物的大口袋，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为孩子们的快乐而奔忙。

周学章对自己的学生不止在学业教育上十分认真，而且经常在家召开全系或部分学生联谊聚会。每到节日，他就邀请学生到朗润园十号的住宅做客，八仙桌一摆就是6～8张，院子里支起四个北京烤肉的架子吃烤肉共庆佳节。周学章会鼓励同学互相讨论问题，使学生们学到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扩大了视野。聚会时，周学章还会请有才艺的学生用长廊当舞台做文艺表演，后来的著名演员孙道临、黄宗江等都在此演出过。

周学章（后排中间高个）与燕京大学学生教育研究会在姊妹楼前合影，约1928年

姊妹楼（现南阁、北阁）在建之中，1926年

燕大校园内温暖的气氛在圣诞夜（Christmas Eve，12月24日）表现得格外突出。北平冬天很冷，师生穿着大棉袍跟在由一个用人力拉的大木板车后，车上面放着一架风琴，音乐系主任范天祥教授坐在车上弹风琴，师生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点燃的蜡烛就在车后面唱圣诞歌曲，小孩子们也围在车周围，和大家一起唱歌。风琴大车在校园里转，每到南大地、东大地、朗润园时挨门挨户地在各家门囗高声唱歌报佳音。主人们也都打开大门，热情地请大家进去吃点心糖果。

40年代期后期，司徒雷登（前排右二）与周学章夫人许淑文（前排右一）等

投身乡村教育

1935年，以晏阳初为主席的“农村重建中央合作委员会”开始计划在北京开展工作。该计划提议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为主要合作机构。

周学章在燕大托事会（美国纽约）的支持下全力以赴投入乡村教育研究与培训工作。他与燕大的“农村建设训练课程委员会”共同计划与设立了一整套新课程，为乡村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周学章大力开拓乡村教育专业（Rural Reconstruction Program）。该专业于1935年成立，1936年开始招生，除本科生之外，还增招研究生。乡村教育专业必修课内容包括“乡村教育”“乡村经费”“教育社会学”“农村经济学”“乡村合作社”“农村运动比较”“地方政府”“乡村问题讨论” 等。除了学校学习理论外，教育系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学生在四年学习期间有一定的实习与实际工作的学分要求。该专业要求学生到试验区蹲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更有利于毕业后的工作。

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人员深入农村

1937年，周学章教授带领六名职工与学生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贫困乡村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宏伟计划是创办一个乡村建设实验区，藉以实现其“以学校为中心推进乡村建设”达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其创办经费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由周学章先生负责。他们首先在燕园东门外的城孚（成府）办了一个初级师范学校，培训乡建人材。之后，又在北平西郊蓝靛厂附近的西冉村开办乡建实验区。该实验区囊括了以西冉村为中心的四、五个村庄。在筹备过程中，周学章专门在1935-1936年期间派廖泰初（1910-1989）去河北多个县做教育经费的实地考察，并到山东省汶上县做专题研究。周学章主张积极推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卫生教育与生计教育等四大教育来实现“去贫致富”的教育救国目标 。

当时实验区新办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小小的学校白天为二、三年级学生上课，晚上为扫盲而办成人识字班。此外，学校还装备了几个巡回图书箱，购置些通俗易懂农民喜读的各类图书。学校重视向农民广泛宣传卫生常识，定期在区内巡回展览、讲解，增进农民的卫生知识，改变农民的卫生壮况。学校同时协助村民脱贫致富，帮助村民选择各类优良种子，并且推广优良鸡种、猪种，发展副业。

城孚初级师范学校虽然小，但仍然包括三年制师范一班和小学教育班。著名作家冰心就在这附属城孚师范学校参加师范培训。在她的回忆中，这些热心的老师、精选的教材和独特风格的授课方式都令她难以忘怀。另外，小小的校园里还附设了花生酱工场、小型医务室等，周先生常叫他的几个孩子放学后骑自行车去小工场帮忙。花生酱在燕京校园内非常受欢迎，为学生和农民双双提供了福利。正如周学章在他1940年发表的《以学校为中心而推动乡村建设》的文章中所说的，城孚实验区以学校为中心，办教育，搞活动，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创办适合当地情况的副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教育系中有志于农村教育的学生提供了实验场所，增进他们的感性认识，培养农村建设人材。由于成就出色，国民河北省政府誉周学章、李建勋、陈宝泉为河北教育界的“三杰”。

家国沦陷后的艰难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大学纷纷南迁。当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平城里的沙滩红楼。沙滩大院一度成为日本宪兵的驻地，红楼地下室被用作宪兵队的拘留所。此时燕京大学仍坚持原来的办学原则和宗旨，以保持中立并以挂美国国旗的方式把日军关在校门外，大遭日寇之忌。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与日本开战，日冦随即占领并关闭了燕京大学，继而对燕大师生进行残酷镇压。12月9日左右，日军开始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周学章也末能幸免。当天三名日军宪兵手持带刺刀的长枪闯进燕京大学朗润园10号的周家，在周学章的妻女面前将他押上了囚车。

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他被关押于北平城里的沙滩红楼。其它一起被关在红楼的燕京大学教授和院领导还有陆志韦、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洪业、刘豁轩、蔡一鄂、林嘉通、陈其田和侯仁之等。日本宪兵对他们反复逼供审讯，并严刑拷打。冬天没有暖气，毎天只有难以下咽的两餐还常常不给水喝，条件极其恶劣，但几十名燕京师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面对日寇的威胁利诱、凌辱毒打，坚持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周学章和邓之诚虽患重病，离不开药物治疗，但仍被不断地用囚车押往铁獅子胡同的日军司令部司法课受审。据周学章女儿回忆，有时她可以去红楼门口送换洗衣服，每次衣服拿回家都需要用开水煮很久以去除虱子。

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明令褒扬抗战忠贞，嘉奖周学章以及另外四位资深教授 （陆志韦、王伯沆、高阳和钟荣光）

大约半年之后，周学章出狱，此时他的体重掉了近50斤。日后生活虽坚苦，但他坚决不为日伪所利诱。据家人回忆，周学章被释放后，日伪派人几次对他威胁利诱，要求他为日伪任职，但都被他拒绝。由于经常被日伪跟踪，周先生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离开北平到天津寻找临时工作，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周学章先生境益艰苦，忠贞自持，不幸于1945年1月25日在北平大佛寺东街甲2号家中病逝，终年51岁。周先生逝世后七个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明令褒扬抗战忠贞，嘉奖周学章以及另外四位资深教授（陆志韦、王伯沆、高阳和钟荣光）。

周学章先生终究没能见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没有机会对后人讲述他在监狱中的经历。虽然1946年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周学章以及另外四位资深教授 ，周先生家人亦未能得知。而1945年轰轰烈烈的燕大复校运动，周学章先生也没有机会再参与了。1952年，燕京大学与教育系在院系调整时被分割转校。在现代历史文献中，很少有人再提起周学章。然而，2019年是燕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回过头来看看燕京大学文学院的历史，教育系的发展历程，成功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运动，近30篇学术论文以及教育救国的理想，周学章先生作为一位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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