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评选精彩继续！看期刊主编如何热评12大提名热点！
聚焦学术热点 记录学术足迹
2020年1月7日，图情档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发布，入选理由篇篇精彩，专家大咖、青年学者隔空对话，擦出思想的火花……
热点活动后续计划——期刊主编热评12大提名热点活动正式开启！
让热点再飞一会儿……
图情档学界
2019
十大学术热点
2020
2019.12.7 热点评选活动启动 | |
2019.12.26 投票环节开启 |
2020.1.7 十大学术热点发布 入选理由、专家点评、青年学者点评 |
2020.1.17 期刊主编点评提名热点 2020图情档学界热点选题指南发布 |
2020.3 十大热点综述 2020年热点趋势预判 |
12个提名热点条目
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变革
2 数据科学与开放科学双驱动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研究
3 图书情报学视域下的数据治理
4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升级与发展
5 图书馆空间的发展演化与再造
6 响应国家战略与事业发展需求的文旅融合
7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健康信息学研究
8 从“五计”到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的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
9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档案治理
10 人工智能与智慧档案馆
11 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
12 档案文化创意产业与服务
壹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变革
我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发展历程，今天正在进入一个依然曲折艰辛但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一级学科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还是二级学科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生层次还有情报学），无论是本科生教育，还是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育，乃至博士后研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这种挑战与机遇既是信息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也是学科自身发展而需要面对的重大变革。
在一级学科层面，图情档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但我们仍然需要重新认识本学科的内涵、性质、特点与能力，构建契合时代需要和体现学科新能力的一级学科名称、课程体系与学科体系，需要加强图情档一级学科内部的知识融合与学科核心能力体系建设，打破二级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二级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具有高度内在契合度、外在显示度、学术贡献度的一级学科新体系，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职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等方面彰显更大的价值。
在图书馆学层面，高涨的图书馆事业（实践）是图书馆学研究（理论）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教育）的催化剂，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环境与发展基础。所有关于图书馆消亡的言论都是妄想与臆测，不足为信，但具有强烈的警示与警醒意义，需要我们树立危机意识，增强专业与职业自信。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学教育是衰败还是崛起，从根本上取决于图书馆（员）的能力、图书馆学研究的能力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在强化图书馆学本科生教育（规模与能力）的同时，亟待大力强化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包括图情专硕）教育，特别是学科研究方向和导师队伍建设，增强科学研究的质量，拓展图书馆学学科边界（社会文化、出版、情报等）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培养适合图书馆当前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是图书馆学教育当前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情报学层面，由于“情报”与“信息”“数据”“大数据”等之间的天然关联性，包括“大情报观”的重新确立，社会各个行业（图情机构、政府部门、企业、智库等）对情报人才的需求将更加迫切，也预示着情报学教育日渐走向强大。情报学没有本科生教育也许是个短板，但也可能是研究生教育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契机与现实选择。情报学与情报工作需要理论、方法与技术驱动，也同样需要“情境”（context）驱动，面向各种应用场景（环境、过程与需求）解决所有与信息源、信息系统、信息工具、情报分析、信息服务等各类问题。情报学仍然具有“元学科”性质，是各学科和各领域共同的思想、方法与工具基础。情报学教育需要在把握内核的基础上强化交叉学科性质，强化技术与方法性质，强调情境应用能力。
在档案学层面，档案管理的古老特性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与职业发展空间，具有稳固的发展基础与坚实的现实需求。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档案学的价值与使命正在发生时空转换，从注重纸质档案到注重数字化（包括原生数字化），从注重内部管理到用户服务，从注重一般业务到用户需求定制。新时代的档案学需要更加面向社会现实场景的需求，注重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重视发挥新技术在档案工作的作用，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档案数字化及其内容的知识组织，善于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与校史馆（院史馆）等协同工作，参与并承接城市记忆与社会记忆项目，与政务信息管理有机融合，增强档案信息服务、数据服务与知识服务能力，提升档案工作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反应能力，激发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学教育的生机与活力。注重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数据科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在资源、数据、服务、技术、管理等多个维度不断增强档案学、档案学教育与档案工作的能动性。
——《图书情报工作》社长、主编 初景利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与学科发展之间紧密关联。在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图情档教育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育实施者、受教育者、用人单位、受教育者就职后的职业合作者等。
作为图情档教育的观察者和亲历者，我们的关注点基本都会聚焦在“如何变革”这个问题上。具体来看，可以包括：
（1）对于图情档教育理念梳理和认知的再次升级，既有对如“百年文华精神”等经典教育传统的传承赓续，同时也需要继续思考在适应社会和学科发展过程中教育理念所发生的新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
（2）构建全球视野下的图情档教育观察框架，关注跟踪国际重要图情档组织（如ACRL、IFLA、ALISE等）、相关会议、系列报告等最新动向，从其中识别并研究与图情档教育相关的议题、方案和实践等，为图情档教育提供更高维度的指导和参考；通过对iSchools联盟的考察，把握全球学科领域发展趋势，并结合自身实际，在本土语境下达成全球范围内关于图情档学科与教育的对话。
（3）在培养目标/方案、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层面，例如学生信息/数据/媒体素养的培养、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掌握、教师自身能力构建提升、多学科协作融合模式下的师资构成、更强的师资流动性等，或许会成为重点探讨的问题。
——《图书情报知识》常务副主编 宋恩梅
贰
数据科学与开放科学双驱动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研究
为应对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以开放共享科学研究数据和成果的“开放科学”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开放科学不仅是一种开放共享的理念和文化，亦是一种利用ICT手段公开获取科研成果的模式，将对当前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2018年12月召开的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Open Access 2020会议上，中国相关科研机构明确表示支持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积极拥抱开放科学。从图情视角来看，开放科学的基本议题涉及到科学数据或科研成果的全生命周期，包括数据的产生、收集、存储、分析、出版、利用等。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图书情报机构为科学活动提供各类知识服务。图书情报机构促进科学仪器、科学数据、图书与数据库资源以及科技成果的有效共享，是当前时代下开放科学赋予图书情报机构的崇高使命。2019年，图情档界进一步厘清了开放科学体系的深刻内涵，探索了开放科学政策、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资源、开放同行评审、开放教育资源等具体实践内容。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图书馆、期刊社、出版商等图情机构在开放科学实践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与责任，尝试重构相关数据服务和知识服务，以适应科学共享目标。同时，学界将研究重点从科研成果共享扩展到科学数据的管理，主要聚焦在数据管理规范、科研数据开放政策、科学数据出版、开放共享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等相关研究问题。如何运用数据科学方法挖掘科学数据的研究价值，从而促进开放数据服务于科学活动，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话题。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编辑、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毛进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下，全球学术交流走向开放获取和数据驱动的新模式，科学研究方式从传统的发表学术成果转变为在科研活动早期就共享可利用的知识，科学研究范式也随之走向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数据科学针对数据本身具有或呈现出来的特点、规律、存在方式进行研究归纳，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数据收集、存储、归档、管理等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开放科学作为开放数据和开放获取发展的自然趋势，“开放透明化”贯穿整个数据生命周期过程，包括数据创建、数据访问、数据交流、数据发现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透明化。据统计，2012年产生的社会有效数据中有97%没有得到分析利用就被销毁删除，在信息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数据时代，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开放获取和数据重用成为科学数据管理研究的热点。科学大数据成为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新引领，其"迭代优化"特征将会驱动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扩展与生态系统的形成。
数据生命周期理论与模型应用广泛于政府数据、图书馆情报机构科学数据、个人数据、医疗健康数据等不同领域。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旨在通过映射数据流动的不同阶段，对科学数据实规范有效的整合和利用，为科研活动提供共享资源，推动产生社会效益。2018年3月，国务院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我国科学数据管理在数据采集、数据保存、数据共享和数据保密安全等方面的主要内容与相关要求。通过对科研数据的整合分析、存储传播和共享利用能够产生新的学术价值，进而降低数据收集成本，提高科学研究产出效率。
数据科学与开放科学作为驱动数据生命周期研究的新型基础要素，为数据管理服务与数据增值活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在数据科学与开放科学的双驱动下，我们应结合科学数据的特征，分析其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为不同学科数据管理提供整合规范，有助于推动科学数据管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学界交流应致力于打造科学共同体，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坚持以数据科学为依据，以开放科学为目标，共同推进科学数据实现公共价值。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主编 储节旺
叁
图书情报学视域下的数据治理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社会最具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我国科技部2002年提出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从共享环节揭开了科学数据治理的开端。国外学界关于“数据治理”的认识始于2004年，H．Watson探讨了“数据仓库治理”在Blue Cross和Blue Shield of North Carolina两家公司的最佳实践。数据治理不仅仅是对数据的管理，而是一个决策、职责和流程有机组合的系统，该系统确保对重要的数据资产和信息进行正规统一的管理。数据治理要保证组织数据资产的正确、完整、可信、可发现、可理解和安全管控，确保组织基于数据的决策是正确可靠的，既包括对数据、也包括对相关利益主体主动式的管理。我国于2015年5月提出了《数据治理白皮书》国际标准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数据治理模型和框架，模型由三个框架组成:原则框架、范围框架、实施和评估框架。
数据治理是图书情报学新的学科增长点，图情学科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图书情报学视域下的数据治理融合了图情学科的研究特色，研究优势表现在数据集成与共享的元数据标准制定和规范化处理、数据治理基础框架构建、基础数据资源库和平台建设、多源异构数据解析与映射、数据治理过程及要素评估等方面；根据文献调研与领域实践，图书情报领域的数据治理研究将进一步扩大领域覆盖面，在政府、企业、图书馆、教育、医疗、交通、军事、科研机构等多领域全面铺开，尤以政府政务数据治理、图书馆科学数据治理、医疗和健康数据治理领域为重点；将进一步深化在数据标准制定和规范化处理、数据治理过程和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优势，致力于多领域基础数据体系构建和架构优化；此外，在数据治理思维方面，数据治理方法论研究、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与绩效输出、数据治理技术创新、数据治理的精准应用与决策等方面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化。
——《情报科学》副主编 马捷
数据治理是社会深度信息化的产物，顺应时代发展，构建起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提供全面的数据治理保障，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作为科学数据聚集的领域，图书情报学很早即对数据治理开始重视，数据治理成果丰硕，主要有：数据治理概念辨析，国外数据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数据治理的框架体系构建，数据治理模型设计，数据治理中的安全问题，数据治理中的隐私保护，数据质量治理，数据治理应用，等等。图书情报学视域下数据治理实践应用方面成果颇丰，包括政府数据治理、科学数据治理、高校数据治理、图书馆数据治理、档案数据治理、个人医疗数据治理、军事数据治理，等等。其中，关于政府组织的数据治理研究的增长尤为迅速，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多。可见，政府组织在数据治理领域的研究是一个受关注的独特领域。国内的数据治理研究大量借鉴了国外数据治理的思想，更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价值讨论，未来研究有望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大数据治理，借助大数据治理提升各行各业的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的实践与应用场景研究；数据治理技术研究，在数据治理的过程中所用到的技术工具，主要有数据规范、数据清洗、数据交换和数据集成、区块链等技术；数据治理的标准研究；数据治理研究的跨学科协作；数据治理的制度规范、伦理道德以及生态运营；等等。
——《情报理论与实践》副主编 王忠军
肆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升级与发展
2019年12月，Ex Libris公司发布收购Innovative公司的公告，这是电子资源厂商Proquest公司继收购Ex Libris之后，收购的又一家图书馆集成系统服务商。几天之后，EBSCO公司发公告声明将继续大力支持FOLIO项目的发展。进入2020年之际，图书馆集成服务系统领域呈现出主要由两大传统电子资源集团阵营对垒的局面。
近年来，Ex Libris公司在Proquest的大力支持下，取得长足的进步，再加上这次与Innovative公司的合并，使其牢牢占据了行业服务商王者的宝座，并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另一阵营，得到EBSCO公司大力支持的寓意“图书馆系统的未来就是开放”理念的FOLIO项目这些年更是野蛮生长，2019年10月，瑞典的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成为FOLIO的第一个用户。与依赖传统专业服务商所做的商业系统开发模式不同，以代码开源、系统开放与微服务技术架构为基础理念的FOLIO项目依赖包括支持赞助商、开发商、服务商、用户甚至公益性的开发服务运营团队所组成的社区进行产品的开发、服务的运营。
尽管两大阵营在发展模式与理念上大相径庭，其在最终的服务方式上却可能越走越近。讲究集成与模块化组合的传统系统服务越来越不愿意提供单独的安装产品，以云服务的模式提供服务是大势所趋。同样，以社区化、平台化、应用市场化为理念的开源项目虽然以更多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以云架构为基础的云服务也将是主要服务方式。
从技术实现层面上来说，无论是封闭的商业系统还是开源的解决方案，他们采用的实现方案也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微服务框架，选用Spring Cloud还是Vert.x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们都会重视更多的数据开放，更多的应用接口，更像一个平台化的支持服务，让用户在使用他们的产品与服务时可以在其之上构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一定存在，一个更成熟，一个更多元，一个更健壮，一个有更多的可能性。
图书馆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起步，曾经领先于社会上许多行业。然而过早固化的行业规范，相对封闭的业务模式，长期定型的系统架构现在却成为图书馆行业融入现有社会信息化环境的羁绊。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解决方案也有了商业与开源、集成与开放等等多元化的选择，这是这个行业正在进一步融入社会信息化技术服务环境的标志性事件。无论如何，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从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到提供基础平台服务，从提供传统服务到提供数据与接口，从传统技术应用到数据化、智能化服务等等，这是大家比较一致认同的发展方向。
——上海图书馆 赵亮，《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 金晓明
伍
图书馆空间的发展演化与再造
图书馆自出现之日开始，就与空间相伴相随。然而，在图书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图书馆与空间似乎是一对矛盾体，并持续至今。一方面，民众因图书馆空间对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知，让图书馆价值得以显现、事业得以发展；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图书馆空间的简单理解等同于对图书馆本质的认知，认为图书馆就只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空间。从图书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正如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学专家所言，图书馆不止是一座建筑（空间），而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如何从空间构建的视角，弥补民众对图书馆空间的偏颇理解与图书馆本质认知的鸿沟，让图书馆这一有机体彰显价值、服务社会，成为了图书馆人一直较为关注和思考的研究点。围绕上述命题，梳理、挖掘和解读图书馆空间的发展、演化与再造，成为了近年来图书馆学者持续开展的研究选题之一。
2019年，我国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空间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驱动（如创新创业驱动、用户需求驱动、技术应用驱动等）、不同场景（如信息共享、创客创造、学习交流、活动展览）、不同价值视域（如人文价值、创新价值、服务价值、效能价值等）下的图书馆空间嬗变、演化与再造等领域，产生的成果既拓展了研究边域，也指导了实践、推动了事业发展。值得提及的是，2019年苏州第二图书馆的正式开馆，以及更多图书馆基于空间的文旅融合、创新服务、用户体验等内容的创新实践探索，都为未来的图书馆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基于图书馆空间仍将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再造的事业发展规律认知，以及受智能空间等新型空间的出现及价值显现影响，可以预计图书馆空间再造将继续成为图书馆学者的研究选题选择，特别是对图书馆新型空间如图书馆智慧空间、智能空间、主题空间的实证对比、再造模式、服务供给、效能评估等研究将会有所增多。只是需要认识到，相对丰富的研究积累以及有限的创新实践，均为未来高质量的图书馆空间研究提高了难度，也预计在2020年不易形成具有特高识别度的研究热点，但这一选题无疑是一个未来将被长期关注的有价值选题。
——《图书与情报》常务副主编 魏志鹏
图书馆空间经过萌芽期和发展期，现阶段正进入研究腾飞的关键期，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从图书馆空间及建筑理念的梳理，加深对图书馆空间的理论把握。可以从国内外图书馆空间的实践上提升空间研究的实操，包括社会协作空间的实践、学习研究空间的实践、创新体验空间的实践、娱乐休闲空间的实践、特色公共空间的实践。可以从图书馆空间实践存在的问题，包括图书馆空间管理体系、图书馆空间价值评估、图书馆空间服务效能、图书馆空间智能设置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图书馆空间发展趋势，在这里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讨论代替发展趋势，比如多样化的协作和社交性学习空间，联系紧密的生活社区和活跃的公共空间，新技术的体验和多元个性的统一。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讨论空间发展的趋势。学习空间：包括图书馆提供多种学习空间并鼓励各种学习形式，及与图书馆的其余部分的互动。数字化：包括在图书馆空间中整合的数字通信和可访问性，是否以创新和创造性的方式用于为图书馆中的用户创造体验。灵活性：包括设计和组织房间，并支持跨不同空间的新活动和协同作用，可以轻松修改并用于各种功能和活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包括图书馆与周围建筑物和开放空间的相互作用。建筑质量：包括空间在功能和物流方面的工作方式，在建筑物的不同尺度上实施和设计建筑概念。当地文化：包括建筑反映或考虑社区的当地文化。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负责人 周公旦
陆
响应国家战略与事业发展需求的文旅融合
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标志着“文旅融合”在国家层面获得了制度保障。文化和旅游的有机融合，是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时代需求，也是中国发展更加重质的体现。“文旅融合”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开启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中，相关行业和机构都可以从中寻求新的发展灵感，也可以探索“文旅融合”背景下新的发展路径和参与机制。
“文旅融合”研究在2019年度发展迅速，相关主题论文2017年知网只有17篇，2018年增加到74篇，2019年则猛增至282篇。图书馆界，王世伟老师的《关于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思考》一文可谓开先河之作。
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其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在不断调整，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也面临着新的使命，承担着新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将有何为，能有何为，该当何为？图书馆怎么参与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怎样寻求文旅融合背景下自身的新发展、新突破，“文旅融合”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如何保障？图书馆如何与社会机构合作，共同促进文旅融合的深入开展？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馆在文献建设、服务方式上需要做出什么调整……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并服务于实践，从而打开“文旅融合”的新局面，开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图书馆》执行主编 王兰伟
柒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健康信息学研究
健康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健康不同的认知与追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工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 一幅健康中国的崭新图景正一步步绘就。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印发，更是标志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进一步推动了健康信息学、公共卫生管理等相关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其中，健康信息学作为一门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健康科学，主要研究如何利用医学和信息技术来满足用户的健康需求、解决居民生理、心理和健康能力培养等健康问题的交叉学科，不仅是当今世界医疗界共同关心的课题，也引起了包括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与参与。
2019年，有关健康中国战略的国家法律条规、指导意见、指南目录等密集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正式对外公布给予了学界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情报学作为兼具信息科学与管理科学属性的学科，诸多的情报学学者在2019年也积极投身到了健康信息学的研究之中，向学界和社会各界表达和传递了情报学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造福人类福祉的学科发展导向，并在智慧养老、健康信息行为、健康信息素养、健康信息服务、健康信息评价、在线健康社区、健康信息系统、健康信息质量、健康信息传播、健康信息治理等研究领域凸显了情报学的学科价值与学科优势，进而让健康信息学成为了2019年情报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以及情报学视域下的健康信息学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的知识盲点，则昭示着健康信息学将在2020和未来一段时期继续成为图情档学科特别是情报学研究的热点。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继续实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图情档学科视域下的健康信息学研究也将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上呈现出新的研究增长点，预计基于社交媒体、系统数据、移动数据、生物数据等异构多源大数据的健康信息行为、健康用户画像等研究将迎来爆发，从健康信息源选择到健康信息应用评估的健康信息分周期、多场景研究将逐渐细化和深入，基于健康信息的循证治疗将成为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学科跨学科协同研究的交叉点。
——《情报资料工作》副主编 徐亚男、编辑 王丹
捌
从“五计”到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的理论探索和学术争鸣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新趋势。这些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计量学科的发展，于是“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知识计量学”便相继应运而生。“五计学”的诞生和发展不仅具有科学意义，更是量化分析方法的主要来源。2017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第16届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大会”上，“五计学”（Five Metrics）首次出现在会议主题中，标志了“五计学”体系的正式确立。
目前，我国“五计学”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五计学”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1）“五计学”知识融合的实现模式；（2）引文分析方法的创新；（3）替代计量学研究与应用；（4）计量方法与模型；（5）科学计量与科学评价；（6）专利计量与挖掘分析。通过对专利文献计量，挖掘专利中的科学技术。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研究工具和方法的改进与创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需求。如：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工具的研究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方向。另外，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计量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理念以及更广阔的应用领域。科学评价是计量学的重要应用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学科、国家、研究机构、期刊论文、研究竞争力、财政因素等不同层面的评价。
——《现代情报》副主编 张丽娟
玖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档案治理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时代赋予档案人的庄严使命。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档案治理成为当前档案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目前，学者主要对档案治理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主要特征进行了解析和探讨，对档案治理的目标取向、功能架构、实践途径进行了评价和论述。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既受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环境的影响，又受档案工作历史、现状的制约；既涉及档案工作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又涉及档案机构与其他机构的相互关系。档案治理不仅需要关注“为谁治理”的价值问题、“如何治理”的技术问题，也需要关注“合作治理”的协同问题、“实现治理”的规范问题。关于档案治理的研究既要关注档案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更要将其融入国家治理的宏观政策背景下，以有效服务和支撑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因此，未来学者应重点研究档案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和实施路径。
——《档案学通讯》执行总编辑 徐拥军
“治理”一词初为“统治”之意，随着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治理”的意义得到深化，其内涵和外延也得以扩展。“治理”逐渐从“一种活动”转向为“一个持续性过程”，并拓展出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组织治理等治理场景，在不同的具象化领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倡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档案领域提出“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档案治理的概念是依托于国家治理而产生的，也可以说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在档案领域的现代化应用产物。2016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的规划，并将“有效服务国家治理”写入发展目标之中。最近几年，档案学者纷纷从特征、内涵、概念、功能等角度论述了档案治理的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并着眼于全球档案治理视角，探讨了中国的参与机制，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与“档案治理”的关系，详细建构二者的层次关联。从广泛意义上来讲，“国家治理”与“档案治理”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关联，国家治理的持续性和广泛性都关系到档案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而科学及有效的档案治理也将反作用于国家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山西档案》主编 张卫东
拾
人工智能与智慧档案馆
数字档案馆（Digital Archives）和智慧档案馆（Smart Archives）建设理念的提出与信息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密切相关。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中提出的数字城市（Cyber City）理念，后来是21世纪初互联网基础上的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关联出的智慧组织、智慧国、智慧地球、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理念，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与智慧档案馆建设理念。可以说，用机器手段代替人工劳动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也是今后变革发展的重要方向。上个世纪40年代，范内瓦·布什发表的论文“诚若所思”(AsWe May Think)就隐含了发展信息技术以替代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思考，以及依托技术进步实现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愿望。
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上的瓶颈问题不断得以解决，为智慧档案馆建设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人工智能自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在一些核心瓶颈技术逐一解决的条件下，成为今天较为成熟的应用，这些技术包括通讯、网络、计算、存储、机器视觉、机器听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可以说，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强劲发展逐步开启了一个智慧的新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时代。为此，用机器智慧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断成为现实，人工智能与智慧档案馆也就成为了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时代必然。
2010年起，一些城市在智慧+档案领域先行一步，2013年2月也出现了首篇智慧档案馆建设的研究论文。此后，有关智慧档案馆的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也出现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协同态势，学术认同性也逐渐得以增强。
档案馆的重要工作任务是确保存量和增量档案资源的完整性、系统性以及增强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便利性和体验性。智慧档案馆的建设目标就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新时代档案馆的升级版。这需要我们确立技术思维与数据思维重新审视和研究档案馆建设的未来方向，这些思维包括数据驱动、数据能力、数据大脑、链式管理、知识组织、智慧体系和情境服务等各个方面。
当然，技术思维与数据思维并不意味着技术依赖和数据依赖。技术和数据本身在档案管理与服务领域应当被看作一种资源属性，只有对其充分地驾驭和应用，才能使其成为未来档案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档案管理》主编 刘永
拾壹
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
2019年，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可以说按下了“快进键”。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档案局13号令，在机关档案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定方面包含了明确的“新技术元素”；年中的5G商用牌照发放，为档案宣传和公共服务增添了许多美好的畅想；10月21日被提请审议的档案法修订草案，增加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定，让与档案管理有关的新技术更有用武之地；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最高层的这次学习和讲话，点燃了2019年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里的“区块链热”，各行各业都在进行“区块链+”，当然，档案管理及学术研究也不例外。
档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引领和推动。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019年，从全国到地方纷纷举办的档案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会，再次展现了档案管理新技术应用的前行动力。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研究也没有按下且永远不会按下“暂停键”，弹指之间，一篇篇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及论文不断呈现。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城市，到日趋火热的区块链，都在叙说着新技术驱动在档案事业发展中的特别需要和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多出自一些高校和科技企业，前者在宏观理论、学术规范方面有一定的导向意义，后者在微观应用、具体实践方面有特别的现实作用，是比较接地气的。
对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的关注，印证了我们档案事业发展史一以贯之的大道理。2003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视察浙江省档案馆时指出，档案工作要“走向依法管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三个走向”重要思想成为我们档案工作的根本遵循，“走向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理念，更突出的是现代化的技术。今天的热点研究，呼唤更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参与进来，立足本土，放眼新时代，在新技术驱动大环境下考量各类档案的存在、保护、利用、开发、公共服务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等诸多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学习者提供指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新技术驱动下的档案管理及研究，呈现一种加速或倍增的效应。
——《浙江档案》社长、主编 田文旗
档案管理从古至今都少不了技术的应用。古时人们曾采用多种技术方法来保管和保护档案，此时的技术应用尚带有利用自然条件的色彩，而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彻底改变了传统档案管理的思维，赋予了档案工作新的环境和发展空间。
从2010年的云计算、2013年的大数据、2016年的VR技术、2017年的人工智能到如今所说的“ABCD”时代，人们关于新技术话题的热议中心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新技术与档案管理深度融合的趋势在不断加强。新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全方位且深刻的，新技术驱动下档案管理的对象得以拓展，应用的具体场景、技术手段和应用方式愈趋多元，档案管理水平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档案工作业务流程正在重塑。种种变化不仅是实践层面的突破，更将促进档案学范式重构。
当年“技术改变世界”的呼声犹在耳畔，档案思想家休·泰勒提出的“技术发展和电子形式记录的产生将推动档案学科范式的转变”的预言已成为现实，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无疑给档案学传统理论和业务实践带来极大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积极面对、善加利用，为档案管理注入新动能，开启档案工作新纪元，形成档案事业发展新坐标。新技术研究因其广泛的应用价值而不断焕发活力，时间环境的迁移赋予了它不同的诠释，2019年档案界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宏观层面包括基于新技术的档案管理模式范式、档案数据管理和档案数据保全、档案安全体系构建、政策法规研究等，微观层面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电子文件防篡改、虚拟现实、档案保护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在档案开发利用、宣传展览、抢救修复、档案网站和数据库建设等文件档案管理与档案馆中的应用实践、可行性、影响、挑战、未来趋势展望以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和智慧档案馆建设研究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仍将是新技术驱动下档案管理研究的重点，但必然向纵深发展，同时新技术也将不断涌现。未来我国的档案事业如何依托新技术实现管理转型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广大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人的重要课题，需要我们更加以开放的、理性的、前瞻的视野来看待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档案与建设》主编 方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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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化创意产业与服务
档案文化创意产业与服务研究，随着北京故宫博物院相关文创产品的走红，日益引起档案界的关注。档案行业善于学习相关领域的最新经验，包括图书、情报、博物馆领域等，这些行业的创新创造总是会给档案工作带来灵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走红开始，2015年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时至今日，研究仍停留在介绍国外和国内相关行业经验，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理论支撑，同时缺乏实践经验。至于如何利用文化创意产品进行档案服务，更是少之又少。进行相关研究的作者人数少，坚持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作者更少，研究缺少持续性。这主要还是因为档案文化创意产业与服务，目前为止还是停留在借鉴、尝试阶段。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才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未来的研究领域，应注重：第一，由国外经验来看，文创产业确实大有前途，国外也有很多成型的做法可供借鉴。第二，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受欢迎程度来看，社会大众乐于接受真正有创意的服务，如何吸引社会大众，并让其参与其中。第三，文创产业应不拘泥于以往实体档案的范畴，应涵盖数字、实体等多种形式。第四，文创产品更符合当下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通过社会公众的参与，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线上线下的结合，可以推动档案工作品牌效应，助力社会公众整体文化素质。
——《兰台世界》社长、主编 孙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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