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樊振佳：“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话语、逻辑与路径

新文科

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标志着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的新阶段。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契机下，如何探索图情档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路径，是每一位图情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此，图情档学界特推出“新文科背景下的图情档学科建设”专题，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

“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

话语、逻辑与路径

樊振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樊振佳. “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话语、逻辑与路径[J]. 情报资料工作, 2021, 42(1): 28-36.

 1  引  言

在当前时期，“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学科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应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路径甚至教育改革等方面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新文科”作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自上而下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工程之一，尽管当前在概念和内容方面尚未形成严格一致的清晰界定，但这并不妨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将其作为驱动力进行学科建设和改造。关于“新文科”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方向至少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共识，例如，关注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加强中国学科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话语构建作用等。

学科使命是否契合社会需求，同时其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核心知识体系是否得到传承，是学科能否需要存续的前提。一个学科，如果社会仍然需要它，就应该得到尊重和发展。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学科发展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由从事相应领域科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专业设置受到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和指导，由从事对应领域的知识传递、技能培养等教育过程利益相关主体推动；与学科、专业相关的社会职业，由从业者通过对科学研究领域的知识贡献应用，对教育领域的人才吸纳，并向科学领域和教育领域提供必要的反馈。学科、专业与职业三者构成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

传统意义上，图书馆学被视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由此隐含着如下隐喻：图书馆运营和事业发展是图书馆学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图书馆学专业将图书馆学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受教育者，为这些受教育者从事图书馆职业提供支撑。这种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是符合图书馆学学科、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职业三者关联事实的[1]。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社会功能主体开始与图书馆分享相同或相似社会职能；图书馆学学科的关注点也不应该再仅仅聚焦在图书馆业务或事业的层面，而是应该扩展到与图书馆信息职业使命履行相关的科学问题上；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不再是仅仅面向图书馆职业就业，图书馆职业所需要的人才也不仅仅局限在由图书馆学专业来培养。

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大类招生背景下图书馆学专业生源萎缩等现实困境，图书馆学学科在“新文科”建设大潮中如何寻求自身定位及发展路径，是事关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问题。面对“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要求，图书馆学无法对这个指挥棒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置若罔闻，通过重新审视学科的视野和定位，在新环境下寻求学科的生存发展根基以及如何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或者培育新兴学科，是目前摆在学科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现有学科门类和结构不作颠覆性调整的前提下，我们仍然需要尊重现有学科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并以此作为学科交叉融合及新学科培育的出发点。话语，使得特定认知得以表达，并且话语一旦形成便会携带相应的权力，进一步强化与之兼容的话语并排斥与之不兼容的话语[2]。本文尝以从当前新文科建设相关政策话语分析（而不仅仅是政策解读）为基础，以图书馆学学科为对象，结合对其学科发展逻辑梳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讨论图书馆学可能面临的话语选择和融合路径选择。

 2  “新文科”的政策话语

世界范围内“新文科”运动的推进，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人文学科危机”[3]，即学科人文精神的缺失危机。相比之下，我国当前推进的“新文科”建设拥有比世界范围内“新文科”运动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推进“新文科”建设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推动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其政策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涵盖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门类），侧重点在于通过“立新”来凸显这一轮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定位。正如相关学者解读[4]的那样，该政策包括“全球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背景，其主要途径囊括“突破传统文科思维模式”“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等方面，目标表现在“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传统文科更新升级”“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等方面。简而言之，“新文科”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主导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国家工程，其根本目标除了在高等教育领域之外，还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教育、服务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构建和影响力。这种政策话语携带的力量远远超过单纯的学术话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无视这种宏观话语的力量，都必须认真评估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策略。

本节通过对来自教育部等主管部门的官方文件及相关学者的解读文献开展分析，着力厘清“新文科”建设相关政策所蕴含的表层话语与深层意涵，以期尽量避免造成对相关政策的片面解读甚至误读。

关于“何以为新”。“新文科”政策话语强调“新”，实质上强调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具体表现在人文精神主题变化[5]、学科交叉融合[6]、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7]等方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主体不得不将学科做出“新”“旧”（或至少是“传统”）的区分，同时隐喻后者需要接受改造、重组甚至被抛弃。事实上，对于判断新旧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学科视为前者，将现有的学科或交叉融合的母体学科视为后者。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图书馆学显然很容易被归入传统学科或者旧学科而成为不得不接受改造的对象。

关于目标与手段。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等是手段，旨在实现学科内涵式发展和世界话语体系的构建。但是，由于交叉、融合、新兴等指标与内涵式发展相比，具有更加易于彰显的特征，从而在政策解读和落地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将手段作为目标的倒置处理。以追求交叉、融合为目标的学科改造过程，更容易取得易于观测的显著成果。

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话语。“新文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将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抱负。这种抱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创新中国理论和开拓中国未来等多重责任。与世界话语接轨，是将中国特色成果推广出去并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认识，政策话语中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与对世界话语的关注不仅不是互斥关系，而且是紧密相关的互补关系。

关于综合性与独特性。新文科强调学科融合和综合性，这是对面向现实问题的教育模式的关照。为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学科之间需要打破壁垒，但这不意味着学科要放弃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反，学科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不仅不是学科壁垒本身或者造成学科壁垒的根源，而且是学科彼此寻求融合的出发点。

关于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新文科建设强调面向新问题，尝试构建新理论新方法，其前提是基于传统文科知识积累，主动寻求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需求导向下相关问题情境中的实践意义[8]。

正如《新文科建设宣言》[9]所表明的，新文科建设要坚持尊重规律、立足国情、守正创新和分类推进的原则，在明确总体目标、强化价值引领、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质量文化等方面构建高水平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3  LIS学科的多维度发展逻辑 

本文中，图书馆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下文简称LIS）作为融合传统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与来源于文献学（Documentation）的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的融合学科，并非我国当前学科目录中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合并简称甚至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代称。在世界范围内，LIS学科源于传统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或Librianship），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保持开放包容性而不断吸收新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学科使命，与肩负相同使命的相关学科寻求融合。在我国，学科目录体系中并不存在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LIS，与之最为密切相关的二级学科是图书馆学，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还是作为科学研究领域，除了具备世界LIS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将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知识体系融入其中，并在近些年的学科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诸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中国特色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LIS学科天然具有“新文科”特征，并且具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发展空间。

3.1　概念维度

人们对图书馆学和LIS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外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几乎都认同这一学科与图书馆存在密切关系，图书馆学萌芽于古代图书馆事业。来源于古代图书馆的问题萌芽、机构萌芽和业务萌芽[1]孕育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在古代图书馆时期，三者的价值及对应的学科几乎是等同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图书馆分享相同或相似职能的功能体出现，机构萌芽和业务萌芽所对应的学科视野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在图书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有学者试图跳出图书馆机构视野来看待图书馆存在的理由，例如,谢拉（Jesse H. Shera）将图书馆视为社会交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交流的需要[10]。在社会交流系统中看待图书馆,有助于将学科进一步延展到更加宽广的视野。谢拉所说的“交流”即人们彼此之间表达并传递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符号、声音、文字、图像等集合即数据。数据负载着要表达和交流的内容，即意义。一系列数据与特定意义的结合体即信息[11]。数据和意义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割的，例如可以采用不同的数据来表达相同的思想（意义），例如汉语“我爱你”与英语“I love you”；在忽略意义的前提下，数据可以单独作为处理对象和处理结果输出，例如将“南开”作为检索词输入简单字符匹配的检索系统中，检出结果可以包括“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区”这样与检索意图相关的对象，也可能检出包括“河南开封”这样显然不符合检索意图的结果。为了突破意义分享的时空限制，人类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如文字）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意义记录在载体（如石刻、壁画、纸张等）上面，就形成了文献（信息与载体的结合物）。出于对文献集中保管的需求，文献收藏处所（最早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得以产生。当文献达到一定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对应的文献收集、组织与整理的专业化工作也就应运而生（如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12]）。

由上述梳理可知，图书馆学尽管在字面上是以图书馆作为对象的科学，但必须借助数据、意义、信息、知识、文献等基础概念才能形成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链条。古代图书馆为收集、保存、组织与利用当时的文明成果提供了保障；当代社会，信息作为海量离散且模态多样的资源，保障其有效查询和获取，需要更多功能体的专业化协同参与。与之对应的学科理论体系也必须包含足够的理论要素，为信息查询和获取的相关科学问题提供解释力。

3.2　历史维度

图书馆学，在孕育与发展过程中与图书馆存在不言而喻的紧密联系。因此，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也经常被限定在有关图书馆机构或者图书馆业务的视野范围之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图书馆学被视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在“图书馆学”这个名称正式诞生之前，早期图书馆职业已经在不同载体的文献收集、保存和检索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世纪，施莱廷格（Martin W. Schrettinger）将图书馆学界定为以藏书整理为核心的领域[13]，该界定对后世图书馆学聚焦于图书馆机构和业务的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与图书馆机构运行和业务发展并行的相关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目录学（Bibliography）作为超越个体图书馆业务的书目编纂研究领域，一批专业化目录学家（非图书馆员）开始聚焦于专业化目录问题。与此同时，书商等群体为了更好地推进图书销售也开始在书目组织方面贡献知识和技能。这些图书馆机构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实质上在为传统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贡献智力成果。与此同时，以书目组织和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得到发展，并促进了信息的生成、记录、传递、组织和利用方式的转型[14]。奥特勒（Paul Otlet）等人意识到了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拥有共同的使命，但前者致力于保障科技信息的查询和获取，比后者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15]。直到19世纪60年代，文献学最终演化为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并且得到快速发展。情报学将信息置于核心位置，其对象包含但不局限在图书和文献领域；情报学大量吸收借鉴来自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使其在信息保存、组织、整理等方面拥有更强的工具优势。

由于目录学、文献学以及情报学等领域，都与图书馆学实际分享相同或相似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旨趣，并且有诸如奥特勒等学者推动其走向融合。最终，图书馆信息学作为一个融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得以确立。这是图书馆学第一次在彰显和保持自身独特性前提下做出的融合尝试。21世纪初以来，在iSchool运动等推动下，国外LIS选择了淡化LIS独特性前提下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策略，主张LIS学界在iSchool致力于建设的iField中重新寻求身份认同[16]。

3.3　中国维度

从图书馆学作为学科名称引入中国以来，这个学科结合中国实际情境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主要源于美国，如杜定友在1925年对“原理”和“应用”的强调[17]。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也会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18]。

王子舟[19]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程梳理发现，在21世纪之前中国发生过三次“学科高潮”：首次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表现为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制度引入中国，融合中国古代开放的藏书思想形成近代图书馆理论基础。20世纪20～30年代，伴随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业务复杂化，专业人才匮乏催生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同时，图书馆协会成立也在客观上促进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协调发展。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图书馆学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地位。第二次为1955～1965年期间，新政权建立后对新的意识形态建设需求，客观上成为图书馆学理论更新的外部动力，形成一批凸显意识形态和面向微观业务的图书馆学成果。第三次为“文革”后至20世纪末，学术环境开放和国外先进成果为图书馆学发展提供了高水平参照，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内容应运而生。情报学从图书馆学分离并作为独立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态势显著。我国学者提出了知识交流[20]、文献信息交流[21]、情报交流[22]、信息资源管理[23]等不同学说，丰富了图书馆学概念体系的多样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公共图书馆事业及相关创新性实践为我国图书馆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由此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是1949年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主导、社会覆盖、技术引领、地区协同、社会共创、融入全球”[24]特色发展道路新的制高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理论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具有开拓性意义。

3.4　时代维度

大数据、智能化的技术背景和经济社会政治挑战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数智”成为新时代的典型标签之一。由于当代信息环境呈现出海量、分散、多模态、复杂多变等特征，使得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问题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与图书馆分享职能的功能主体在数量、类型和服务能力方面获得更加深入的发展，一方面对传统图书馆的替代性效应进一步增强，也加剧了当代图书馆业务不断更新换代加速升级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创新和应用创新能力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学科建设必须立足新的社会需求去迎接新的挑战。

无论是LIS科学研究、专业教育还是社会服务，“数智”技术驱动的特征都更加凸显，必须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如何加快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持续的影响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述，LIS学科以数据、信息、知识等基础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了完整的概念体系，在这场变革中理所当然积极迎接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挑战[25]。

 4  中国LIS学科的身份认同

对于作为二级学科的图书馆学而言，在新的学科交叉、融合、重组、升级挑战面前，其结果是“保留”和“不保留”。“保留”意味着“维持现状”或“改造升级”，“不保留”则意味着“撤销”或者整体并入相关学科。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而言，也意味着不同的前景：其一，现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得以保存，在保持现有二级学科基础上，增设与之平行的新兴二级学科。或者新兴的二级学科被列入“交叉学科”门类。其二，现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得以保存，现有二级学科被整合或更名，同时增设新兴二级学科。其三，现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被拆解，相关内容整合到相关一级学科之中。无论如何，如果图书馆学或者图书情报学这个二级学科不复存在，一级学科也必然面临更名或重组。

从国际上LIS学科的发展历程看，当新兴信息学科涌现的时候（特别是iSchool运动），LIS学科选择了淡化自身独特性的发展策略，以期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目标。在iSchool致力建设的庞大信息科学领域iField中，使得LIS寻求身份认同的难度加大，同时也削弱了LIS学科关于自身独特性探讨和内敛自身知识体系努力的现实意义。当前阶段，我国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对学科交叉融合的鼓励，尽管与当年iSchool运动的动力不同，但要同样警惕在交叉融合过程中无视学科独特性进而推动学科消解的认知误区。

4.1　关于图书馆的学问

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的学问”这一内涵孕育于学科形成初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科内涵，经过漫长的学科发展演化历程，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广泛的共识。究其原因，学科名称带给人们的直观认知或许是理由之一，至少以图书馆及其业务为对象，理所当然可以归入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正如施莱廷格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实施有目的的组织所需要的理论准则的概括”[26]。这种认知影响深远，直至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对图书馆学的科学化改造，其指向仍然是以改善图书馆服务的效率[27]为目标。虽然后世不少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系统等方面[13]，但其知识体系始终没有超越图书馆及其事业的视野。

4.2　融贯的LIS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美部分图书馆学院开始吸收“文献学-信息学”（被定义为关乎信息的生产、收集、组织、贮存、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的知识体系[28]）的内容，在人才培养和研究活动方面率先推进学科融合，后续在诸如交流平台等方面也得以跟进。至20世纪末，“尽管［图书馆学］这一术语还在使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被LIS所取代”[29]。

融贯的LIS在概念与知识体系对“关于图书馆的学问”这一内涵有所超越。Taylor [30]认为，这一知识体系建立在为满足不同情境下的信息需求提供保障的职业使命基础之上，而图书馆并非这一使命的唯一承担者，通过凸显职业使命、学科内涵及教育内容的对应关系，实现了对机构视野的突破。

从逻辑架构[16]反观LIS的探索之路，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LIS融合并不彻底，学科内部对L和I有不同的身份认同[31]。同时，融贯的LIS学院由于无法充分阐释自身不可代替的价值和独特性，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数所LIS学院关闭[32]。由于无法阐释自身独特性，后续不少LIS学院在面临竞争时进一步选择回避LIS独特性。此外，缺乏学科逻辑关照的探索，使得LIS对一些本应该纳入自身的新兴事物未能及时回应，例如LIS在互联网发展早期的反应迟缓，在网络信息组织方面的话语构建方面未能发挥主导作用。

4.3　iField中的LIS

21世纪初，以北美部分LIS院校为代表的培养单位在寻求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道路方面，选择了积极向以更加宽泛的信息职业人才为培养目标进军的发展策略，拓展至尽可能覆盖围绕“人、信息、技术”三要素[33]或者“人、信息、技术、管理”[34]四要素发展知识体系的所有学科（即iField）。以此为目标，来自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信息与通信、新闻传播、网络安全、医疗卫生、语言科学、智能科学等任何领域内与上述三要素或四要素相关的知识体系。在iField话语体系中，其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横跨整个信息领域的基础概念而存在，而在LIS中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与library science相对应的那个分支领域，二者尽管共享同一个概念表述，但在逻辑上无法兼容二者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iField中的LIS必然遭受话语排斥，实质在一定程度上被迫退回librarianship的话语[35]。由此带来的LIS学科身份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LIS以传统图书馆学的身份在iField中获得合法性，原来属于该学科知识体系的诸如信息组织相关的内容极有可能被技术化改造后归入其他相关学科，原有的话语也相应被纳入其他学科。如此一来，LIS或者图书馆学的话语空间必然会被进一步挤占和压缩。同时，当吸纳相关话语的其他学科同样在为图书馆信息职业提供智力支持的时候，或许图书馆职业也就不再需要图书馆学了。

上述对图书馆学内涵的三种表述，对应着图书馆学科在寻求身份认同的不同依据。“图书馆学”概念已被使用了超过200年。作为一个学科，其发展轨迹体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例如，在欧美，图书馆学普遍经历了“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到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LIS，再到21世纪的iField中的LIS等不同阶段。在我国，图书馆学作为学科名称得到了一以贯之地使用，而且基本保持了其关于图书馆的学问这一内涵。情报学作为与之并列的二级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图书馆学一样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图情学科”在我国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实际上不同情境下对其使用的意指是有显著差别的，而且将其视为一个融贯的学科还是分列的二级学科，也是存在认知争议的。我国图书馆学界，实际上以“关于图书馆的学问”为主导话语，融贯的LIS和iField中的LIS虽然也被提及，但更多是由与图书馆学平行的二级学科——情报学为了与其他信息学科相区分而采用。应当承认，这个学科的变革发展大部分是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而非来自对学科自身逻辑的关照。

 5  中国LIS的“新文科”建设备择路径

图书馆学，在当前激烈的学科竞争当中，既是新兴学科的孵化器，也是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学科。在图书馆信息职业的使命与学科的使命驱使下，图书馆学学科交叉和融合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原有的学科话语和版图。

如前所述，在iSchool运动主导的iField建设过程中，LIS学科逻辑和传统不仅没有得到继承和延续，反而在使得LIS在融合发展的表象下被边缘化甚至原有学科话语被抛弃。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在面临世界范围内共性的挑战和困境的同时，我们也不乏自身充满本土特征的学科建设探索和坚实的相关职业实践基础，有望为世界LIS学科知识体系贡献兼具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方案。

5.1　加强一级学科内部融合，凝聚核心话语共识

维护学科统一性的前提下，通过在新的需求背景下凸显学科独特性，拓展学科的发展空间。当我们采用LIS学科的基础概念来定义信息时，使用“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作为LIS学科的核心话语，会发现其与当下很多主流话语是兼容的。例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及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可以被视为人们对公共文化领域的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物质保障和技术保障。“普遍”“均等”的政策设计，更是面向全面信息有效获取的制度保障。除了公共图书馆之外，还有诸如社交媒体等其他功能主体在扮演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新功能主体不应该被排除在学科视野之外。

在“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这一功能定位基础上，将涉及的诸如数据、信息、知识、文献、技术、用户、功能主体、交通系统等一切客体的原理和规律纳入理论体系；将包括信息收集、保存管护、资源描述、意义提取、语义组织、信息检索、需求挖掘、智能服务等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相关技术纳入技术体系；将信息获取的基础设施、促进信息获取的信息素养提升、社会文化培育等内容纳入保障信息获取的制度设计体系。

5.2　凸显学科独特性，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

“新文科”建设的融合要求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其他学科和相近专业集群[36]。为了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技术工具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不需要人文精神。与之相反，正如谢拉 [10，37]所说，忽略人文属性会让图书馆陷入科学的泥潭。当代图书馆信息职业和学科建设同样不应该放弃自身的独特性优势。

以大数据管理这个新兴交叉学科为例，其技术需求必然要求它与计算机科学紧密关联。计算机科学一贯强调数据的力量，鼓励数据的收集和储存；相比之下，LIS历来注重隐私、公民自由和社会问题。交叉融合的数据安全，不再是以技术为中心的“网络安全”，而且把以用户隐私免受伤害纳入领域。LIS学科对信息行为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平台设计出更加符合用户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的产品。编目理论可以帮助今天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思考如何构建他们的分类器，而参考咨询馆员可以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贡献给智能问答系统。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警惕将LIS学科改造成“轻”计算机科学的倾向，避免LIS的人文研究的学术传统让位于技术驱动的计算机科学技术传统。

5.3　抢滩新兴领域，提升学科话语竞争

当前遍在信息环境意味着更加离散和多模态的信息特征，为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如何在节约用户时间成本的前提下，帮助用户获得最符合其在意义层面需求的精准信息单元，是当前信息组织和信息检索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点之一；同时，借助于机器学习等技术，精准识别用户的需求并预判其偏好，提供符合用户需求的数据或意义类型。

以数字人文为例，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源于计算机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侧重于从技术视角解决人文研究的问题。LIS在信息收集、加工、组织、整理、利用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学科优势，不可能无视这一片“蓝海”，但由于数字人文自身的专业领域属性和技术背景，又注定该领域不可能被某个现有学科独占其研究资源。LIS积极投身新领域不仅有助于对新需求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也有利于为学科版图开疆拓土。

5.4　优化人才培养能力结构，突出知识性和价值性统一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工程[36]。相应的，新文科改造后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结构，应该包括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所需的素养、适应不同功能主体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通用能力以及在不同类型功能主体之间流动的能力。学科关注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人才培养目标则是具有世界视野和水平的专业化知识结构，具有服务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新文科建设在当下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不可逆转的潮流，为学科发展和教育革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图书馆学学科，必须积极投身其中，这不仅关乎学科的未来发展，甚至是学科生存的必要前提。参与其中的路径可以有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明确了自身的独特性，才有资格与其他学科融合，才能在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不同形式“融合”的可能结果：其一，依照学科独特性与其他相关学科就共同科学问题分享理论和方法，推进具体领域的实质性知识贡献。例如，面向智能检索领域，运用LIS的信息行为、信息组织和信息检索相关理论与计算机领域的智能匹配与展示算法开发技术相结合，形成“共赢”式的融合。其二，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对LIS传统问题开展研究，丰富和完善本学科知识体系。例如，结合社会学领域的贫困和不平等理论，对信息在社会层面的分布规律探索做出解释，有助于回答信息获取的社会问题。其三，利用本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开展研究，为其他领域贡献知识。例如，采用文献计量的相关方法和工具梳理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布，可以为特定领域贡献学术热点、前沿、趋势等具有参考意义的成果。其四，采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其他学科的问题开展研究，但标榜属于LIS领域。上述四类情况在鼓励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显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或许不得不反思不同的融合类型可能对学科知识体系和更高层面的学术共同体的知识贡献问题，这四种情形都有可能为现有知识体系贡献新知并催生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去迎接可能的结果。但是，这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学科应该放弃对自身独特价值的追求。

 

 6  结  语

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具有漫长发展历史并且在当代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学科，应当在新的学科发展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的学问”这种内涵源于学科的初始阶段，在很长时期是符合学科定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内涵应当根据科学问题的面向做出相应调整，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至少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与“文献学-情报学”的融合和21世纪初开始的在更大范围的iField中寻求融合的探索。虽然这两种融合都有其局限性，但对我国图书馆学在当前面临新的融合挑战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素材。

在iSchool运动中，国外的LIS选择通过淡化学科独立性的方式，强化与信息科学相关学科融合性发展的策略。与此同时，LIS又难以在iField中重新构建广泛的学科身份认同，不得不选择采取接受强势学科的话语作为生存之道，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淡化自身独特性不仅换不来学科的认同和影响力，反而在表面的融合和繁荣下逐渐弱化了学科的话语和贡献度。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主流话语依然聚焦在“关于图书馆的学问”这一内涵，以及由此构建的核心概念架构都紧紧围绕图书馆运营及事业发展，很多本应纳入学科视野的理论和科学问题难以有效融入学科体系。由此构建的学科视野和学科话语不足以涵盖这个学科应当回应的科学问题，难以真正回应学科发展的逻辑，在与世界学术共同体寻求有效对话和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力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难度。

从学科基本概念出发开展演绎分析，LIS可以视为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为旨归的领域[16]，该学科同时聚焦数据和意义，保证用户在数据和意义两个方面去查询和获取信息。从LIS的信息处理进路[38]特点出发，LIS的使命实际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应该被查询和获取；其二，用户在任何情境下产生的信息查询和获取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其三，LIS的信息处理结果能够直接支持信息查询和获取，或能够指导信息查询或获取效率/效果的改善。上述要求对LIS的信息处理结果起到了聚敛和限定作用。我国图书馆学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重新审视学科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替代性是必要的。以此为前提，图书馆学及其所在的一级学科应当参照学科的逻辑机构凝聚核心话语共识，与相关学科或领域实现有序融合，最终实现学科在科研、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守正创新。

（参考文献见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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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情报资料工作》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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