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彩蛋 | 周文杰：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逻辑脉络解析
热点彩蛋
2019年至今，我们连续三年发起的“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得到了学界、业界和期刊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关注。
学术热点是学科发展态势的重要风向标，《情报资料工作》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闫慧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周文杰教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黄如花教授对2021年度十大学术热点进行深入分析，梳理热点的发展脉络，解析热点的深层内涵，分析热点与学科发展的协同关系，助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甘肃省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甘肃省“飞天学者（青年学者）”，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分委会副主任。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
主要研究兴趣：信息社会问题，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
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逻辑脉络解析：
基于年度学术热点的回顾与展望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1 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近年来，“三大体系”建设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风起云涌，成效斐然。面对技术环境与社会需求的深刻变迁，建设和完善图情档“三大体系”，既是时代赋予图情档学界和业界的历史责任，也是图情档学科主动对接社会需求并赢得新发展机遇的关键契机。
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正是由于遵循着特定的发展逻辑与规律，图情档学科才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未来，图情档领域进一步开展“三大体系”建设，也需要深刻认识并继续遵循其本来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图情档“三大体系”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加以解析，理清图情档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前瞻性地理解和谋划图情档“三大体系”未来发展走向的前提和基础。图情档“三大体系”的建设，不仅应当自觉顺应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既有逻辑，而且也要地将这种逻辑充分对接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图情档事业面临的技术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唯其如此，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才能突出发展重点，聚焦核心问题，在我国当前风起云涌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浪潮中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图情档系列刊组织的“2021年度中国图情档十大学术热点”评选中，除“中国特色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入选之外，“新发展格局下图情档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文科背景下的图情档与数字人文融合研究”“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转型”“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的国家行动与学术阐释”“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档案治理”等研究议题也同时入选年度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热点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逻辑和趋向。为此，本文旨在对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脉络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本年度的学术热点，对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趋向加以解析，以便为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逻辑主线的析出提供历史回顾和现实观照。
2 图情档“三大体系”演变的历史脉络梳理
2.1 图情档学科体系演变的历史脉络
分支学科和具体的课程承载着传播专业知识、训练专业人才、将专业理论与实践相联结的任务。回顾我国图情档学科的体系结构可以发现，一方面我国图情档专业课程体系保持着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也随着技术形态与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以期保持学科的时代适应性和竞争力。
以图书馆学为例，通过对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概论性教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学科体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例如，在吴慰慈、董焱编著出版于2008年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图书馆学概论》中，将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分为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四个大类，进而将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图书馆协作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工作原理、图书馆学教育、数字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史等课程归为“普通图书馆学”；将公共图书馆研究、大学图书馆研究、科学专业图书馆研究、儿童图书馆研究、学校图书馆研究、社区图书馆研究归为“专门图书馆学”；将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文献资源整序工作、图书馆用户服务工作、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法学等归为“应用图书馆学”；将“地区研究、跨国研究、实例研究”归为“比较图书馆学”。这种图书馆学科体系的分类方法，与宓浩、黄纯元等编著于1988年的《图书馆学原理》一脉相承。由此，体现了我国在图书馆学专业在学科体系分类与课程设置方面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在徐引篪、霍国庆等出版于1998年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中，作者极具创造性地“以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为基点，引入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暂时撇开具体图书馆工作的内容”，进而“推演出一种新型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1]29。这一新体系包括信息资源体系的理论研究、过程研究和体系研究三个方面。其中，信息资源体系理论研究中包括了信息资源基本理论、历史、未来和方法论研究，信息资源体系过程研究中包括了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维护、发展、开发与管理研究，具体信息资源体系研究中则包括全球、国家、社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层级的信息资源体系。徐引篪等提出的这种课程体系结构虽然引起了图情档学界的一定关注，但很少被实际推广到各高校的课程和专业建设之中。由此可见，在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和课程建设方面，既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也存在诸多争议。
事实上，回顾图情档学科发展史不难看出。每当新技术或社会的新需求对图情档传统课程体系和专业训练方式产生冲击时，都会使学界和业界开始反思，并着眼于课程体系与结构的调整。当这种调整的节奏不能与社会需求的变化相协调时，图情档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之间势必产生无法匹配的“阵痛”与“不适”。例如，当一线的图书馆喊出“不需要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时，社会事实上已经在呼唤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变革其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了。如果罔顾这种趋势，则难免使专业教育的道路越走越窄。
总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情档学科体系的演化与发展可以看出，在技术形态和社会需求的激荡下，图情档学科建设与完善工作从未止步，一直努力地进行着充实与完善。但遗憾的是，在学科体系和课程建设问题上，图情档领域差异明显、争议巨大。迄今为止，能够凝聚共识、博采众长的稳定一致的图情档学科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由此表明，当前展开有中国特色的图情档学科体系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极其紧迫。
2.2 图情档学术体系演变的历史脉络
图情档学术体系的构建，反映了本领域的从业者对图情档职业活动的本质加以揭示的努力。广义上说，图情档职业活动可被追溯到数千年前人类对记录资源的收集与传承。然而，直到这些职业活动被加以总结概括并进行科学描述，图情档的学术体系建构才真正得以起始。以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建设为例，宓浩[2]286-294等认为，法国17世纪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 Naude，1600-1653)作为欧洲图书馆学思想的奠基人，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范畴的确定方面作出了贡献，而19世纪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W. W. Sehrettinger, 1772-1851）则基于实用主义立场，把图书整理实际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知识概括为图书馆学的体系。19世纪中叶，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 1812-1886）以其毕生的努力，践行了“图书馆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具性理论”的学术理念，而《十进制分类法》的创立者、美国学者杜威（Melvil Deway,1851-1931）则进一步继续和发扬了实用主义思想。可见，基于职业实践活动的实际效用，将学术活动的旨趣界定于实体机构及其具体专业活动之中，堪称图情档学术体系建构的肇始。
在对实用主义导向的学术体系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宓浩等[2]219进一步指出，“任何一门科学从来不把它的理论基点建筑在（如图书馆对文献处理的过程）这类现有的社会实体的表面活动上，而是深入到制约这种社会实体活动的社会联系（如图书馆促进社会知识交流活动）的本质基础上”。这种越超“社会实体”（如图书馆或档案馆）而揭示其本质社会联系的努力，反映了图情档学术体系由实用主义向“理念派”转型，是一种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例如，在图书馆学领域，美国学者巴特勒提出“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在现代人类意识中传播这种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构”[3]。谢拉[4]则提出“社会认识论”并试图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基础。越超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机构的窠臼，使学术体系的建构适应超脱于具体的事务，是图情档学术体系的一次嬗变。
国外图情档学术思想的激荡，势必对中国图情档学术体系产生影响。在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并经不同时代学者的继承、演绎与发展，兼具全球学术共识与中国自身特色的图情档学术一直在不断走向成熟。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对于图情档基本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理论建设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持续的发扬光大。21世纪以来，“反思”和“颠覆”的思潮一度超过了理论建设的热情，图情档学术体系建设从而走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特色的图情档学术体系建设已处于一个新的关键关口。
2.3 图情档学术话语演变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对于图情档学科而言，体系化的专业理论构成其学术体系，体系化的概念则构成本学科特有的话语体系。图情档学科就是这种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有学者认为，“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5]。可见，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得以自立的前提，也是构建本学科特有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
图情档独特研究对象的析取，一直是备受关注但充满争议。以图书馆学为例，徐引篪、霍国庆[1]2-12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其认识过程总结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整理说”（例如，施莱廷格，《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刘向，《七略》；孙庆增，《藏书纪要》等著述）、“技术说”（例如，艾伯特，《图书馆员的教育》；杜威，《十进分类法》等著述）和“管理说”（例如，帕尼兹，《图书馆纪要》；哈里森，《图书馆学基础》等著作）三种学说最为典型。第二阶段是“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如，列宁、巴特勒、阮冈纳赞、杜定友、刘国钧等）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例如，杜定友先生[6]早在1928年就提出，“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第三阶段是“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学说包括“交流说”（如，谢拉、丘巴梁、周文骏、宓浩等）、“新技术说”（如，兰开斯特）、“矛盾说”（如，黄宗忠）。第四阶段是“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学说是“资源说”。最典型的是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arbara E. Chernik）[7]提出的“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资源的集合”。
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情档学科的自我反思、修正与完善过程。徐引篪等[1]4认为，“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的各种认识及其学术话语，均未能反映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全貌。黄宗忠[8]也指出，“整理说”“技术说”“管理说”以及相类似的“工作说”“活动说”等学术话语，“都只反映了图书馆某一部分，或者是图书馆学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从部分来说是对的，但它们显然不能代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图书馆的本质、职能、特征、动力、发展规律”。而对于“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的各种学术观点与话语，徐引篪等[1]7认为，这一阶段只是在认识广度和科学性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在认识深度的挖掘方面未能取得进一步突破。对于“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所发展的学术话语，徐引篪等[1]10认为，“‘交流说’普遍超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围，‘矛盾说’未能理清图书馆的所有关系，‘新技术说’则明显夸大了技术的作用”。据此，徐引篪等[1]19选择了“资源说”，并以“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为基础性学术话语，展开了学术体系建构。在徐引篪等对图书馆学做出上述总结之后，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客体[9]，以及将“知识资源及其管理”[10]作为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发展基础等学术观点。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图情档学术话语一直随着人们对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技术更新换代以及社会需求变化不居，要将图情档独特的研究对象简明地概括出来殊非易事。今天，面对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新局面，一方面我们需要合理回归前人对研究对象解析的逻辑，继续深化理解；另一方面也要着眼新的技术环境和社会需求，以新的学术智慧对图情档的研究对象做出原创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解读。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还是话语体系建设，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堪称我国图情档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一批学者以鲜明的立场、精湛的理论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国图情档“三大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例如，王崇德先生出版于1993年的著作《情报学引论》开篇即讨论了“记录”“数据”“信息”“知识”等系列概念。21世纪以来，类似话题常常被提及，但基本都没有越超王崇德在三十年前所阐释的理论高度。再如，宓浩等[2]113在1988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原理》中，提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图书馆发展道路，其内涵不仅涵盖了今天学界广泛讨论的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更在前后章节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若干前瞻而可操作的具体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展开图情档“三大体系”的建设，需要适度回望20世纪末我国学者的建树和成果，从不太遥远的历史中汲取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合理养分。唯其如此，才能使图情档“三大体系”既体现历史的传承，又对接社会的变化与需求。
3 新时代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趋向展望
3.1 图情档学科体系发展趋向展望
回望图情档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时期，图情档学科体系都是围绕着“服务”而展开的。陈传夫[11]提出，“文化是学科生成之根，服务是学科长久之源”，并建议将公共文化服务、新型数字技术、智能智慧技术、数字治理与安全纳入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去。由此可见，“服务”是图情档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拿什么展开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图情档学科建设逻辑链条的必要环节。
通过解读2021年度的学术热点可以看出，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图情档学科存在着多元化的理解与认识。例如，吴建中[12]在对图书馆由数字化向智慧化的发展趋向进行解析后认为，应当改变以信息储存为主导的管理思维，通过智慧管理与智能技术将信息释放出来，让信息产生增值效益，并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而吴丹等[13]则认为，“新时代中，图书情报学科可以在社会关注的文化服务、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深化研究，不断升级图书情报服务”。樊振佳[14]则在推荐“数字素养”入选热点条目时提出，服务于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图书情报学科责无旁贷。可见，在图情档“为谁服务”的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个体层面（如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层面（如技术创新）、国家（如数据治理及网络强国）和社会（如可持续发展）层面等不同层次的解读。本文认为，对于图情档“为谁服务”做出多元化的解读是有益的，这种多层次服务对象的界定，有助于图情档学科在争取面上拓展的同时，实现点上的聚焦。由此产生的启示是，在图情档学科的建设中，不仅应当有面向微观个体层面的知识信息服务相关课程，也应当将服务于企业组织及国家与社会的相关课程纳入其中。进而，要使这种对图情档服务对象的多元化认识切实惠及学科建设，还应当清晰回答针对不同层次的服务对象“如何服务”的问题。
图情档学科建设的方向直接取决于对“如何服务”问题的理解。围绕图书馆智慧化服务，吴建中[12]认为，应该开展全媒体服务、全周期服务和全素养服务。王世伟[14]提出，从职业实践上文献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将向全程智能化、全民数字化和安全持续化方向发展；技术趋向上则将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向数智化、共享化和一体化转化。在“如何服务”的问题上，档案界把主要关注点放到了治理实践方面。金波[14]提出，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重点探索档案法制体系建设、档案多元协同共治、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档案信息资源集成共享、档案数据质量控制与深度开发、绿色档案馆与智慧档案馆建设等档案治理难题，创新档案治理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建立档案数字治理新模式，优化档案治理生态环境，提升档案治理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夏翠娟[14]提出，应当将档案管理、文献循证、信息分析、知识组织、数字记忆、数字学术等图情档学科方法应用于人文研究，以此推动图情档学科理论边界的拓展和应用实践向人文领域深入，同时协助“新文科”的创新发展。综合而言，在“如何服务”的问题上，图情档领域的研究者将关注的核心主要放到了“数据赋能”与“技术驱动”等方面。这表明，关注信息技术在服务实践中的拓展与应用是图情档学科建设的一条基本逻辑线索。
图情档“拿什么服务”的问题直接关乎如何设计学科建设的实际内容，对于图情档学科边界的识别与范围的划定意义重大。从“文献”“文件”“记录”“知识集合”再到“信息资源”“数据资产”，图情档学科在“拿什么服务”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但也存在诸多争论。从2021年度研究文献的梳理情况来看，关于“拿什么服务”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例如，针对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方向，马费成等[15]呼吁，重视对“Intelligence”课程体系的开发，创新情报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创新驱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军民融合等战略背景下，探索情报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升级。苏新宁[16]提出，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从面向科技情报逐渐转为面向社会科学、农业、医学、军事、安全等领域，并认为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需要，树立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建设满足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对情报需求的大情报学科框架。另外，在图情档与数字人文加以深度融合的问题上，孙建军[14]提出，应催生更多的特色数据资源，打造更多标志性意义的数字人文项目数据库，推动数字人文开放数据与价值共创，搭建图情档视域下的数字人文交流平台，培养更多的数字人文复合型人才。
总之，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我国图情档立足已有专业和课程体系，面对新的技术环境和社会需求，不断寻求丰富图情档学科建设的内涵，适度扩展其外延。未来，图情档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贯通历史传统、现实需求与未来趋向之间内在联系，以一以贯之的逻辑理顺发展思路，以便为图情档在“新文科”建设的潮流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3.2 图情档学术体系发展趋向展望
脱胎于实用主义，起始于理念总结，趋向于融合归一，是贯穿图情档学术体系建设历程的一条逻辑主线。通过前文对图情档理论建设历史进程的回顾可以看出，由实用性、工具性走向理论化、本质的概括，进而通过理论的发展引导图情档职业实践的深化是图情档学术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2021年度，图情档领域的学者对于学术体系建设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图书馆学领域，肖希明等[17]提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特有的文化渊源、现实国情、话语体系和方法构建四个方面，图书馆学元理论、图书馆发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柯平[18]认为，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思想，其思想体系的内核是以图书文献为本。范并思[10]对“图书馆与社会”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解析，认为图书馆学应该向如下方向发展：图书馆理念（平等、多元、包容等）、以立法为标志的横向或纵向图书馆制度建设、图书馆新型组织文化研究。
在情报学领域，马费成等[14]呼吁，中国情报学要推进“Intelligence”范式和“Information”范式协同发展。苏新宁[16]则认为，情报学的学术体系从关注科技文献、文献交流规律的研究逐步拓展到关注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知识资源的采集、组织、处理、检索、服务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安璐等[19]结合中国特色情报学历史和学科研究现状，归纳出信息组织与检索、情报研究、情报服务和情报学理论方法四个基本范畴及相关的十六个核心命题。
在档案学领域，冯惠玲等[20]研究发现，今后一个时期，档案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档案记忆理论与数字记忆、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社会化趋向与文件档案管理理论创新、文件档案治理、中国古文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张斌等[21]则提出，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国情见证、文明印证、话语依托等理念，通过构建面向新时代的档案价值论、发展面向中国本土的档案学支柱理论、构建面向人文复兴的数字人文理论、构建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档案信息理论、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以完成中国特色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牛力等[22]提出了以“发现”“重构”和“故事化”三原语为主线的档案研究路径基本模式。
综观2021年度图情档领域关于学术体系建设的文献可以看出，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领域，学术体系的构建尚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图书馆学领域的主要分歧是，公共文化服务与专业化知识和学科服务似乎构成了两条无法相交的轨道，行走在两条轨道上的图书馆学理论建构者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情报学领域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学者们对于发端于信息组织与文献整序的科技信息服务延伸到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领域的学理依据是什么等关键问题语焉不详。在档案学领域，当前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档案的数字化转型或电子文件管理等现象层面，对于档案记忆等理论质素比较富集的命题并没有展开有深度、成体系的拓展。总之，萃取和概括图情档共同理论要素，建构更具有解释力和前瞻性的基础理论体系，促使图情档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仍然任重道远。
3.3 图情档话语体系发展趋向展望
由于基础理论相对薄弱，学科体系所涵盖的核心职业竞争力比较模糊，学术体系也相对零散，迄今为止，图情档领域的学术话语很多都源自其他学科而很少能够向其他学科输出学术话语。回望过去的一段时间，Web2.0、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都曾是图情档领域的“热点”话语。从一些迅速归于沉寂的“热点”话语可以看出，图情档话语体系建设尚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性，一方面可归因于图情档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缺乏共识，另一方面也可归因于图情档业界所从事的职业实践活动与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与断层。
通过前文对图情档学术史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图情档领域也曾产生过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学术话语。然而，这些卓有见地的学术话语有些因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构建与阐发，从而一直未能得到体系化发展。例如，阮冈纳赞的“五定律”虽有媲美于“理性人”假说的潜力，但图情档的理论体系与经济学相比却相去甚远。另外一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学术话语虽“原创”于图情档领域的，却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例如，自谢拉创立“社会认识论”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迅速跟进，打造了学术平台，创建了学术刊物，逐步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但在“社会认识论”原创的图情档领域却应者寥寥。还有一些学术话语因缺乏后续研究的持续跟进而逐渐发展成了“理论孤峰”。例如，我国学者宓浩等创立“知识交流论”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产生广泛影响，但在新世纪以后的图书情报专业教科书及学术话语中，却基本无影无踪。
虽然学术话语孱弱，但图情档学界也一直在关注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王世伟[14]认为，从理论深化角度看，图情档将从碎片化、个别化、局部化向整合化、整体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柯平[23]认为，在目前的智慧图书馆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一种是技术的话语体系，倾向于以物的智慧加上人机交互的智慧，突出强调技术的优势与作用；另一种是人文的话语体系，倾向于人的更高层的发展，突出强调人的作用和文化的力量。苏新宁[16]提出，要将情报学话语体系从科技发展、文献工作扩大到资源建设以及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继而逐渐拓展到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话语体系。苏新宁[16]同时认为，情报学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文献规律和科学评价的情报话语，学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情报话语，科学发展与科技规划的情报话语，面对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对抗、科技竞争的情报话语，军事国防安全外交的情报话语，经济、金融、环境、健康及现实社会问题的情报话语。
相对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档案学在过去一年中的学术话语非常聚焦，“治理”是2021年度档案领域学术话语的核心。张斌等[20]呼吁，要积极构建面向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档案治理理论。徐拥军[24]提出，要加强档案治理组织结构、档案治理功能目标、档案治理运行方式、档案治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张卫东[14]认为，应当继续围绕档案治理的核心问题开展纵深研究，研究主题包括档案治理体系构建、档案治理能力、档案治理主体、档案治理评价、档案制度建设、档案机构设置与管理机制等。金波[14]提出，要聚焦新时代档案治理理论研究与学术创新，充分吸收社会治理、政府治理、数据治理、组织治理、生态治理、文化治理、风险治理等治理理论，开辟档案数据治理、档案生态治理、档案文化治理、档案安全治理等研究新领域；融入“法治”“元治”“共治”“自治”“善治”等治理内涵，深入探究档案治理动因、治理要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目标，创建科学合理、内容完善的档案治理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档案治理研究新范式。
相对而言，数字人文的兴起为图情档学术话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孙建军[14]倡导，应积极探索如何在学科话语体系下建构数字人文知识创新生态等。夏翠娟[14]认为，图情档学科已经开始尝试跨越本学科的领域范畴，有意识地改变过去多年来从人文社科和信息技术领域引入新概念、新方法、新范式来驱动本学科发展的状况，从应用层面向其他人文学科贡献数据、方法和技术。未来，随着我国文化实力的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贫困治理、数字素养培育等都可能成为中国特色图情档学术话语体系新的生长点。
4 关于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几点讨论
基于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三大体系”建设的历史路径与未来趋向，本文对2021年图情档领域的主要学术热点进行了整合和解读。基于这种解读，笔者认为，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应当持续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夯实理论基础，划定专业边界。加强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充分理解学科实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建设，从而打牢图情档的专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做“地基”，图情档“三大体系”大厦建设将无从谈起。尤其要注意的是，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既应加强学科内部的协同、融合，也应合理划定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边界，既不“窄化”也不“泛化”图情档的边界。例如，前文所述的图书馆学内部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研究所形成的两个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恰恰是基础理论缺失与学科共识不足的一个直观体现。再如，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图情档的学科特征更多体现于“社会记忆”功能及其资源基础方面，把数字人文中的“计算成分”“人文要素”归于图情档则欠合理。
其次，应关注社会需求，找准专业定位。图情档对应的社会需求有其稳定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因此，在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要立足于稳定的社会需求，提取其中共性要素，巩固和完善学科基本理论与核心话语；着眼于社会需求不断变化的状况，图情档需要“因变而变”，适时调整其专业培养目标，随时将新生的社会现象不断纳入学科发展的视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三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对图情档学科与专业加以区分。笔者认为，作为“学科”的图情档强调学术与话语体系，作为“专业”的图情档则强调课程设置与职业能力的养成。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图情档要聚焦于基本理论质素的沉淀，打造高度抽象、概括、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话语；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图情档不仅要注意培养本领域从业者在信息资源整序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也要注重培育其技术技能、人文素养和跨学科视野。简言之，图情档学术与话语体系贵在聚焦、专注、精深，而图情档专业训练与课程体系刚贵在动态、包容、前瞻。
第三，应保持战略定力，明晰专业目标。由于图情档职业与信息技术之间的紧密关联，纷繁多变的技术工具势必对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图情档在“三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紧密关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变革，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和信念，在眼花缭乱技术变革中守望图情档不变的“初心”与“使命”。保持战略定力，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而是切实维护图情档核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从根本上提升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竞争力和话语权。同时，要实实在在地将图情档专业受教育者的福祉放在突出位置，使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紧密对接社会需求、行业特征与就业形势，培养社会需要的、有职场竞争力的人。
5 结语
“三大体系”建设堪称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厘清图情档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不忘图情档学科和职业来时的路，以便充分把握并合理谋划学科、学术与话语建设的未来，对于变革中的图情档学人而言，比其他任何学科领域都显得紧迫。吴澍时[14]在为本年度学术热点撰写的推荐语中指出，2021年我国图情档学人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在“三大体系”的建设中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同时，图情档学科要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在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不懈探索，助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本文立足于图情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轨迹，解读了其中的内在逻辑，并结合本年度十大学术热点，对图情档“三大体系”建设相关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向进行了解析。总之，在图情档“三大体系”的建设中，既要坚持“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原则，将我国图情档学科、理论与话语建设切实植根于人类文明与全球学科发展的洪流之中，切忌关起门来另搞一套；又要树立“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学术自信，早日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图情档学科、学术与话语成为全球图情档理论发展与职业实践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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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资料工作》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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