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6月2日，是史学名家王国维先生逝世95周年纪念日。先生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先生幼承家学，入私塾、州学，1892年中秀才。又于1898年赴上海、1900年赴日本求学。不久，以病归，后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本院史坛名宿徐中舒先生即在清华国学院受业于先生。先生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皆有建树，有《人间词话》、《古史新证》、《观堂集林》等著作传世。先生逝世后，陈寅恪先生叹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敝社今日分享王国维先生治学文章一篇，以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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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者是也。《说文》：“寝，地室也。”当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后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户、牖以达于堂，有侧户以达于房，有向以启于庭。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备也。故室者，又宫室之主也。明乎室为宫室之始及宫室之主，而古宫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记·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书大传》略同。唯改四大庙为正室。《大戴记·（盛德）[明堂]篇》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今试由上章所言考之，则《吕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实为古制。《考工记》中“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等语，均与古宫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则显与自说相牴牾。至《大戴》“九室”之说，实为秦制。《隋书·宇文恺传》引《礼图》，并见聂崇义《三礼图》。恐秦时据《考工记》“五室”、《吕览》“四堂”之文，昧古代堂与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书大传》以四堂为四正室。是秦汉间人不知堂与室之分之证也。并四与五则为九矣。说《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见《玉藻》、《明堂位》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后人误掺入《大戴记·（盛德）[明堂]篇》中。则又恐据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而兼数之。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白汉以后，或主五室说，或主九室说。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说，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诸堂之中央及四正，《艺文类聚·礼部》引古《三礼图》说。或置诸中央及四隅，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郑《驳五经异义》。或置诸堂、个之后。汪中《明堂通释》。孔广林《明堂亿》说与汪略同。其主四隅说者，或谓四室接太室之四角为之，聂崇义《三礼图》如此，戴震《考工记图》、张惠言《仪礼图》从之，而又参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谓四室不与太室相属，而远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释》所图郑说如此。即同主一说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说者，则或接太室之四角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为四室；聂氏《三礼图》谓为秦制，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从之。或三三相重，房间通街。后魏李冲所造如此。见《隋书》牛弘及宇文恺《传》。又主调停说者，则有若贾思伯于太室四角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当《考工记》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书·贾思伯传》。有若焦循于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两分四室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群经官室图》。有若唐仲友于一堂中画东、西、南、北以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于四堂之间者矣。《帝王经世图谱》。有若阮元以《考工记》虽言一堂而实有四堂，故为广九筵、修七筵之堂四于外，而于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则又合唐氏之说以《考工记》之度矣。《研经室续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义云何？魏李谧、隋牛弘之所诤者不可夺也。又据阮氏之说，则中央之地，修广九筵。今五室所占，纵横仅得六筵，则所余三筵之地如何？于是有若陈澧以三筵之地当五室之壁之厚，而谓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论》、牛弘《明堂议》、李观《明堂定制图》等，但务剿说而不能以图明之者，其数尚多。盖斯途之荆棘久矣。自余说言之，则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02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阳”之名仅见于《尔雅》，“总章”之名一见于《尸子》，而“玄堂”则无闻焉。其名或出后人之缘饰，然其制则古矣。盖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听朔之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证之。于文，“王”居“门”中为“闰”：《周礼·春官·大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玉藻》：“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先郑注《周礼》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说文》亦云：“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闰，从王在门中。”《周礼》、《玉藻》之说，虽有可存疑之处，然文字之证据不可诬也。要之，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然则古者听朔之事，可以“闰”字证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听朔证之。《月令》之说，固非全无依据矣。且《考工记》之记明堂，世所视为与《月令》绝异者也。《记》但言堂之修广而不言堂数，故自汉以来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无不可见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后，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东、西也，夹有东、西也，个有左、右也，而从不闻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则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两夹”亦然。古“夹”“个”两字音义皆同。《书·顾命》及《考工记》之“夹”，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记》此句，自汉以来皆读“四旁两夹窗”为句，孔广森《礼学巵言》始读“四旁两夹”为句，而以“窗”字属下，读“窗白盛”为句。证以《大戴礼》之“赤，缀户也；白，缀牗也”，其读确不可易。每堂各有两夹，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谓“四旁两夹”也。若“四阿”之释，则或以为四注屋，郑氏《考工记》“四阿重屋”注。或以“阿”为屋翼，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或以“阿”为楣。程瑶田《释宫小记》。然郑氏于《考工记·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礼》“当阿”注皆云：“阿，栋也。”盖屋当栋处最高，计屋之高，必自其最高处计之。“门阿之制五雉”，谓自屋之最高处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当之矣。郑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栋，故于“四阿”下解为“四注屋”。然此“四阿”与“王宫门阿”同在《匠人》一职，不容前后异义，自当从郑君后说。既有四栋，则为四堂无疑。故《考工记》所言明堂之制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证之而有余。明堂合四堂而为一，故又有“合宫”之称。《尸子》曰：“黄帝合宫，(殷人)[有虞氏]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说不可易也。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乃主一堂说者，以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说者，则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说诡僻，不合于古宫室之制。且古之宫室，未有有堂而无室者。有之，则惟习射之榭为然。明堂非习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为堂后之正室，与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当之，可谓舍康庄而行蹊径者矣。03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为五室。宗庙之制亦然。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请举其证。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昭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鄩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既为居息之地，自不能无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宫，故每宫皆当有之。四宫四室，并太室为五，与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当分属于四堂，又可于此得其确证矣。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廷，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礼证之。古天子、诸侯之命羣臣也，必于庙中。《周礼·春官·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向设筦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诸侯，则（摈）[傧]。”郑注：“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向。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前者为天子命诸侯之礼，后者为诸侯命诸臣之礼。然古金文所纪册命之礼，颇与此殊。颂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略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人觐章。”寰盘：“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门，立中廷，北向。史冓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锡寰。”他器文类此者颇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向”。就所谓中廷之地，颇有寻绎者焉。案：《礼经》中言“庭”，皆谓自堂下至门之庭。其言“中庭”者，则谓此庭南北之中。然则上诸器文系“中廷”于入门后，自当为门内之廷。又云“立中廷，北向”，则又当为南向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向”，而王即位于太室，则王必于太室之北设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记，堂修七筵、广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修当如堂九筵之广，则王位与中廷间有太室之修九筵、堂修七筵，又加以庭修之半，前人谓庭修当堂修之三倍。则王与所命者之间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修大减于《考工》所记，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与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决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但器文于所命者入门后略去升堂、入室诸节耳。盖太室之地，在寻常宫室中本为广廷。太室虽上有重屋，然太室屋与四宫屋之间，四旁通明，汉时犹谓之“通天屋”，《隋书·牛宏传》引蔡邕《明堂论》。故可谓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谓之“中廷”。此中廷，与《礼经》所谓“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绝异。太室之修九筵，则所命者立于中廷，距王位不过四筵。故史得受命书于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礼乃得行焉。且古人于太室本有“廷”称。《左传》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则，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缘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则不得系之太室。所谓“太室之廷”，犹班固言承明、金马著作之“廷”云尔。故余断言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礼，皆与古宫室之制相关，故不得不详辨之也。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04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然则路寝如何？郑（弘）[玄]于《毛诗笺》、《考工记》及《玉藻》注，均谓“明堂、宗庙、路寝同制”，而于《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谓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疑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至燕寝之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官之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向一屋而已。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有中霤知之也。“中霤”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霤。古者复穴，后室之霤，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霤]，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正义》引庾蔚之云：“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霤。”郑又云：“祀中霤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霤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霤，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雨霤，其理难通；开牖象霤，义尤迂曲。其实中霤者，对东、西、南、北四霤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霤及中霤也。案《燕礼》：“设洗，当东霤。”郑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霤，北面鼓之。”此南霤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霤，两下屋有南、北二霤，而皆不能有中霤。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霤”；在西者，均可谓之“西霤”；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霤”，北屋之“南霤”，东屋之“西霤”，西屋之“东霤”，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霤”，不可得也。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案《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捆、鬊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霤”，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由《说文》之例，“庭”字当为“廷”下重文。然《说文》收“廷”字于《（彳）[廴]部》，“庭”字于《广部》，而释之曰：“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则许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释，辞虽微异而义则无殊。段氏《说文注》乃谓：“无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郑君“中霤犹中室”之言，乱许君“廇，中庭”之古义。不知许君释“庭”为宫中，正指无屋之处。证之本书：“闱，宫中之门也”，“壶，宫中道也”，皆指无屋之处言。若在屋下，则有户无门，又恶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其义一也。然则许君所云“廇，中庭也”，亦指中央无屋之处，与上文所言中霤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创说矣。故“中庭”者，对东、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霤”者，对东、西、南、北四霤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霤为之界，故曰“廇，中庭也”。然非发见古宫室之通制，亦无以定中霤之地位。而由中霤之地位，又足以证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矣。
原载于《观堂集林》卷三，《王国维全集》所收此篇文字稍有不同，这里以前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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