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韦伯诞辰160周年 | 18岁的马克斯·韦伯在思考什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辉图书 Author 三辉图书
作者：三辉图书
校对 & 编辑：草尉雨山
转自：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8岁的马克斯·韦伯在思考什么
文/沃尔夫冈·J. 蒙森
译/阎克文
节选自《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1882年初，马克斯·韦伯刚好18岁，他第一次离家长期在外。韦伯被海德堡大学录取，学习法律、国民经济学、历史与哲学。尽管由此摆脱了弥漫在柏林家中的政治空气的直接影响，但他继续分享着父亲的政治观点。当然，政治还只是个附带的兴趣。这时的马克斯·韦伯，兴趣主要集中在各个学术领域，他喜欢听克尼斯这位经济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言人的课，听贝克尔的罗马法，以及其他几门法学课程，包括库诺·费舍尔的课。他对埃德曼施道夫的研究生班历史课程也非常着迷，曾在那里专心致志于16、 17世纪的问题。韦伯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与同在那里就读的大表哥奥托·鲍姆加滕的讨论，唤起了他对神学问题的严肃兴趣。除此以外，韦伯还阅读了兰克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和《现代史学家批判》。另外，他还读了萨维尼（Savigny）、耶林（Jhering）和施莫勒（Schmoller），他认为施莫勒并不像以前自己相信的那样是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堡大学阿勒曼尼亚人兄弟互助会的酒会对他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韦伯是在第二学期加入兄弟会的，这让他后来后悔不已。
和他父亲的政治老搭档、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的交往，对于韦伯的政治发展更加重要。韦伯与鲍姆加滕一家是姻亲，韦伯的父亲就是在鲍姆加滕家里初遇自己妻子的。1882年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奥托·鲍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表弟带到了斯特拉斯堡。这次逗留标志着密切的个人联系的开端，这对于韦伯来说非常重要。转过年来，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在那里完成了一年期志愿兵的军事义务，其间他频繁出入那位历史学家的宅邸。韦伯成了年迈而孤独的历史学家的政治知己。老鲍姆加滕特别喜欢推心置腹地与这个外甥谈论整体的德国政治进程和具体问题。马克斯·韦伯确实是个出色的谈伴，他对日常政治事态的见识令人惊讶。他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动地谈到了和姨父的政治辩论。1884年秋天转学到柏林之后，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这位历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便后来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马克斯·韦伯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尽管不是那么频繁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从柏林的观察角度继续向鲍姆加滕报告他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 赫尔曼·鲍姆加滕
……
韦伯深为他这一代人对政治问题缺乏兴趣而忧虑：“我这一代人真是令人称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无非就是，要么与反犹主义沆瀣一气……要么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认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麦’意义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讲课时只要语带反犹味道就会爆发出……一通狂欢”，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紧张情绪。他确信俾斯麦崇拜、反犹主义和天真幼稚密切相关。他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对“本世纪历史那种奇特的无知”。
……
我们可以认定，唯一对学生时代的韦伯产生了意味深长且经久不衰的影响者，只有赫尔曼·鲍姆加滕。但是，鲍姆加滕并未深度影响到韦伯在具体政治事态上的立场。在这个领域，马克斯·韦伯往往明显地与这位满腹悲观情绪的忘年之交观点相左。鲍姆加滕以同样方式教导韦伯观察政治事件，并且同样刻板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独门秘诀。尤其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政治领袖的成长和国民政治判断力的熏陶，他们两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认为这是一切政治现象的根本问题。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被统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个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鲍姆加滕把德国自由主义在1862—1866年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连同自由派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政策，都归因于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产生不出有天赋的政治家。他强调了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与特奥多尔·蒙森一样，他也呼吁要造就“毕生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贵族阶层中寻找这种人，如果说这些阶层实际上还空空如也，那就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生涯并不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特性”。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斯·韦伯也一再论及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的政治不成熟问题，并将其归因于俾斯麦统治的影响。他极为关注政治领袖的问题，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功绩原则，而是强调职业政治家作为现代大规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权力载体的重要性。
△俾斯麦
与鲍姆加滕就俾斯麦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进行的热烈辩论，以及和柏林的同学们之间多方面的政治讨论，有助于韦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家中的民族自由党传统，并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形成了独立的立场。当然，即便在早期阶段，他独立做出的政治判断也不同凡响，他在《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的立场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证明。他父亲和鲍姆加滕都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恶，但韦伯早在1884年就对这项措施产生了怀疑：“我有时喜欢相信，人人平等的权利高于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还不如封住每个人的嘴更可取。”《反社会党人法》显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这激起了韦伯的正义感。当时他还坚称，他观察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和领导层都在发生彻底变化。尽管这在那时并不是准确的观察，但毕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民主党的温和评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焦虑感，这成为后来韦伯特有的一种态度。
换句话说，韦伯也不赞同违背或放弃理想原则以迎合实际的现实政治。他在文化斗争期间毫不犹豫地坚持了自由主义立场，但与鲍姆加滕一样，他也支持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1887年俾斯麦再次给文化斗争的法律打折扣时，马克斯·韦伯断言，某些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唯一的“政治”目标就是让反天主教的行动成为必须，尽管它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种不声不响的‘和平’真是令人悲哀，无论如何，这是承认了一种不义，一种严重的不义，尽管人们如今都说，这场斗争只有出自我们一方的‘政治’原因。如果它在我们看来确实不是个良心问题而只是个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就真的是由于表面的原因而亵渎了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所断言。……因此，我们的行为并无良心，我们是道德上的输家。这是失败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它阻碍着我们再也不可能继续进行这种要想获胜就必须进行的斗争。”
△ 韦伯肖像简笔画
马克斯·韦伯通常也都会遵循父亲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满进步党对待所有财政与军事改革的消极态度。1887年他曾议论说，要是进步党能软化反对所有财政改革的绝对顽固态度，“那真是难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赞同进步党与80年代那种非常温和的殖民政策的对立态度。他希望，讨论一切与帝国的国际地位有关的问题，都应排除党派偏见。因此，他强烈反对把预算案和欧根·里希特领导下的进步党反复就国内政治挑起的争吵搅和在一起，并深为一再出现的斗争结果感到痛心。这些斗争给俾斯麦以国家主义的花言巧语解散德国国会提供了借口。后来，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俾斯麦把预算案问题推到了国内政争的风口浪尖上。俾斯麦的政策“利用军事问题作为武器对付令人不快的反对党”，实际上导致这些问题变了形，“把简单易懂、直截了当的预算问题推到了一轮又一轮国内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利益，不过对俾斯麦倒是大有好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进步党的政策纯粹是教条主义的。他断定进步党没有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进步党未来能有什么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着一个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储的政府会把国内政策导入自由主义轨道，鲍姆加滕和韦伯的父亲同样抱有这种希望，但韦伯相信，这是无稽之谈。德国的政党政治现状绝无可能为又一个“自由主义时代”提供框架。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恶劣情形，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韦伯鄙视进步党在这位王位继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机。他给赫尔曼·鲍姆加滕写信说，必须“完全否定这些人还能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行动，不然将造成自由主义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义将会同时遭到满脑子成见的狂热煽动家和盲目的俾斯麦信徒的损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期待着以往的团结因素及时从左翼那里产生出来并重返建设性的合作”。
▼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德]沃尔夫冈·J. 蒙森 著
阎克文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