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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考古发现!确定在西安白鹿原!

西商联盟 2024-04-12


霸陵陵区外景


今天(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记者获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另外两个项目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

“江村大墓”与西安市区相对位置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江村大墓1号发掘点远景


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


江村大墓K15 出土的部分彩绘着衣式陶俑

江村大墓K27出土一组印章

江村大墓K27 出土的刑徒俑


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K27出土铜齿轮、铜构件

 南陵出土的彩绘塑衣陶俑一组

江村大墓 K32 马骨出土情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西汉11帝唯汉文帝葬白鹿原。《汉书》载:汉文帝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水经注·渭水》云:“霸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会上通报重要考古成果,确定陕西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60年代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60年代


汉文帝霸陵此前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工作。1966、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吴镇烽先生对霸陵、南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霸陵、南陵的考古调查与测量,为此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1—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2017年开始,考古队对江村大墓东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勘探发现了江村大墓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发掘了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了丰硕成果。坑内遗存主要有:着衣式陶俑(个别戴有刑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遗迹等。值得一提的是外藏坑中还清理出“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明器官印多枚。


2018—2019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江村大墓西南约3900米处的23座汉墓,其中4座“甲”字形大墓,均为竖穴木椁结构,最大者全长54米,墓室东西长20米,宽18米,深16米。该墓虽被盗严重,但仍清理出土玉衣片2000多枚,以及伎乐俑、陶编钟、编磬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另外,其它墓葬还出土了带有“襄城家”铭文的铜鋗等文物。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果来看,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


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中,省、市考古人员再次对凤凰嘴展开“大体检”,经过对凤凰嘴周围山体的检测,发现其中并无空洞,因而其山体内部也就不可能存在着一座大型墓葬,周围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陵园建筑或汉瓦遗存。


传言已久的“霸陵”所在地凤凰嘴,最终被证实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土原。


关键性证据坐实墓主身份关键性证据坐实墓主身份


元代《类编长安志》就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由于此地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立碑也在此处,因此过去认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但数十年来,考古工作人员采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术手段,多次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细致探查,除“凤凰嘴”下的10余通明、清碑石外,并未发现陵墓类遗迹。


“文献记载,汉文帝决定薄葬,‘不起坟丘,以山为陵’。这个记载可以说相当长时间里误导了人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但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汉文帝的真正陵寝所在地。如以江村大墓认定为汉文帝陵,那么窦皇后陵恰好位于汉文帝陵东700米,符合西汉帝陵规制。


此后,考古队员对北距“凤凰嘴”约2000多米的窦皇后陵进行了考古勘探。窦皇后陵现存“覆斗状”封土,高23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其中东墓道最长,勘探长度77米,宽6—23米。因墓室上压封土,勘探困难,情况不详。窦皇后陵封土外围分布有10多座外藏坑,平面呈长条形,最长者54米,短者仅5.2米,宽度多在4米左右。勘探发现,窦皇后陵四面有夯墙遗址,中间位置为门址,西北角有一处夯土基址。


根据既往考古工作成果,考古队员重点复核勘探了江村大墓及外围区域。江村大墓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深30余米,东墓道最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0—40米。


“‘亞’字形在汉代是只有帝、后才能使用的墓葬形制,属于顶级配置。一般诸侯王的墓都不能超过这一规制。此外,地面无封土与《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浴霸陵皆以瓦器,不治坟’十分吻合。”马永嬴说。


而100多个环绕江村大墓,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中清理出的“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多枚明器官印,都在进一步佐证着墓主身份。


随着考古发掘进一步深入,关键性证据浮出了水面。

江村大墓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名“石围界”),边长约390多米,宽1.5米,石围界外侧四面正中有门址。在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外围还通过勘探、试掘发现了一道东西残长1200余米,南北宽863米的夯墙遗址。


同茔异穴!汉代墓葬形制之一,两座大墓在同一个陵园称同茔,相互紧靠、一人一穴称异穴。汉高祖长陵陵园中,高祖陵居西,吕后陵位东。汉景帝阳陵外围也有一周大陵园,将景帝陵园和王皇后陵园界围其中,帝陵在西,后陵居东。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与汉阳陵非常相似,虽然居西的江村大墓外围有石砌的陵园界线,位东的窦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园墙,但二者同在一个大陵园中,如此布局明显体现了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


文帝:是以大行受大名文帝:是以大行受大名


中国古代对君主的评价方式有很多,但主要是庙号和谥号两套体系,其中谥号有一套相对严格的谥法,每个字都有其含义。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汉文帝的“文”是一个谥号,汉代谥号还没后来那么长,故常用谥号来称呼帝王,他的全称应为“汉太宗文皇帝”,谥号“文”是非常高的赞美,“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这代表后世对他极高的评价。


史载,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苦乐对国家安定的意义。其性节俭,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故称文帝。


但“汉文帝”作为一个名字为许多70、80后所知,还是在当时流行的小人书或绘本里,有“缇萦上书”这么一节。还原了《史记·孝文本纪》里记载的一个案例:汉文帝时的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淳于意的女儿缇萦和父亲一同前往。父女俩到了长安后,缇萦请人代拟奏章,大胆上书汉文帝陈述冤情:“我的父亲曾是齐地的一个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声,现在不慎犯了事,按律当受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愿做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不得不感谢当时编书的老师,这段从文言文“直译”过来的文字不改温情,隔着数千年,仍然质朴率真,直击人心。


文帝于是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次日就下令废除汉初还保留的黥、劓、刖三种肉刑,责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其诏书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谬,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废除肉刑的意义有多大?废除肉刑的意义有多大?


据历史记载,早在舜时期就已具有五刑和赎刑,《尚书·舜典》有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在《孔传》中以为“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进入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刑法,有记载在《吕刑》中。秦时又以法家治国,“繁法而严刑”。


缇萦践行了“孝”,而文帝成全了“孝”。以至于后世君主能说一句“本朝以孝治天下”,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更重要的是,这一幕场景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光辉的时刻之一。所谓人文肇始,“以人为本”是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也,“其除肉刑”是也。


霸陵考古的学术意义霸陵考古的学术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认为,西汉帝陵的选址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有关。西汉帝陵及其陵邑置身于秦以来庞大的交通网络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交通条件,促使长安地区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并起到了交通冲要和枢纽的作用。除了西汉帝陵陵区本身良好的道路条件外,从宏观着眼,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等西汉诸帝陵及其陵邑在整个大长安地区的整体交通布局中,地位都非常重要。


如,长陵和其西的安陵及其陵邑一起控制着北向甘泉、云阳的驰道;霸陵除跟临潼向关东的大道以外,也是长安通往东南方向,过武关沿丹水直指江汉平原的武关道实际上的起点;阳陵及其陵邑在渭北咸阳原上处于最东边的位置,当交通要冲地位;茂陵及其陵邑则是控制京师长安和西域之间联系的咽喉,也是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经略西域的交通锁钥;杜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的少陵原北端,作为子午道的起点,其作用不可忽视。


正是在这样的经营下,西汉王朝才实现了所谓“长安诸陵,四方福凑并至而会”的交通形势。以诸陵邑为交通枢纽,通向四面八方的渐趋完善的伞形交通网络,对维持长安城及诸陵邑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专家认为,此次霸陵所在最终确认,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陵墓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专家表示,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相关链接:汉文帝


汉文帝(前202年一前157年)名刘恒,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高祖刘邦第三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初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吕产、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诸吕势力继位,是为文帝。


汉文帝在位期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他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妥善处理好汉朝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对匈奴继续延续和亲政策的同时,反击入侵行为,加强边防力量。


汉文帝在高祖的基础上,进一步废除了肉刑和诽谤妖言罪等一些严邢苛法。他实行平狱缓刑,约法省禁的政策,并带头执行法制判决。他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提拔重用了贾谊、晁错、张释之、周亚夫等人才,开创了文景盛世的繁荣局面。


汉文帝节俭敦朴,在位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很少增添。他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边,修筑时顺着山陵形势挖掘洞穴,不再加高,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病死于长安未央宫,庙号为太宗,谥文帝。其子刘启继位,即景帝。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的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供稿: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庞乐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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