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保命？搏命挣钱？抗疫和经济的两难抉择

编者按：面对新冠疫情，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卫生和经济政策，其中一些招致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批评。如何衡量这些政策明智与否？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齐尔伯曼本月撰文，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参考答案。

图｜维基百科

戴维·齐尔伯曼（David Zilberman）

2019年沃尔夫农业奖

以色列裔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的教授和主席，2019年他因为纳入农业经济系统的生物物理特征来开发经济模型和计量经济决策框架，解决了几个重要领域的基本农业经济和政策问题而获得沃尔夫农业奖。

我们该如何制定抗击新冠疫情的政策？例如，为了抗疫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经济活动？如何平衡卫生风险与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重启民生意味着承担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可以对决策提供帮助。

图｜Berkeley Blog

前期的研究表明，如果不采取措施，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致死人数可能高达220万，隔离措施将这一数字下降到20万以内。但隔离的代价几何？当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
事后看，一个合理的估算是：发达国家因为隔离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NP）降幅，最高可达30%。对于年GNP达到20万亿美元的美国来说，三个月的隔离造成的损失大约为1.275万亿美元。

如何来计算隔离政策的收益呢？经济学家运用了“统计学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VSL）——一种评估死亡风险的方法。如果没有VSL的准确评估，死亡风险可能被忽略或低估。当一些与死亡率相关的政策，例如公路限速制定时，经济学家会计算因此带来的死亡率变化，再与VSL相乘。
在不同情境下，VSL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大部分研究会依据美国环保局使用的给定VSL值——740万美元。以此计算，隔离政策挽救了200万生命，相当于14.8万亿美元，远超1.275万亿美元的损失。所以，隔离政策是非常值得的。

根据疫情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将研究再深入。新冠疫情中的罹难者多数是老年人，在美国，新冠罹难者平均比预期寿命少活了14年。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名为“质量调整后寿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QALY）与预期寿命差值的方法，代替粗泛的VSL进行计算。大部分医学研究中，每个QALY的价值是15万美元。由此，隔离政策的收益是4.2万亿美元（15万美元X14年X200万人口），仍然高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图｜Market Watch
需要注意的是，用这种计算方式，收益与损失的差值已经大大收窄了。如果当初我们能选择既明显减少死亡数，同时大多数经济活动仍然延续的政策呢？瑞典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判断。

制定抗疫政策是非常艰难的。决策者需要平衡经济和卫生，并且面临着不确定性。各国的国情各不相同，所以可选的政策也不一样。伟大的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断言，世界不是围着经济学家转的，所以经济学家应该明白，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政治因素。

政治学家信奉：“政府的本质是保护公民免遭伤害。”公共安全正是政治家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我个人认同这个观点，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战争，要赢得胜利需要做出牺牲。不幸的是，虽然很多政客也用这个比喻，但是用于抗疫的经费比起军费来简直少得可怜。很明显，美国并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于新冠带来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越战。
2020年4月20日，在纽约州扬克斯的圣约瑟夫医院，一名呼吸科专家为一名新冠患者操作呼吸机。 图｜Euronews
整个四月和五月，新冠疫情是导致最多美国人死亡的原因。新冠像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但我们必须阻止它的入侵。当然，我们需要权衡抗疫政策的收益和损失，不断做出调整。我非常支持加州和其它一些州迅速做出的封城决定，我也相信封城政策对许多欧洲国家也是适用的。

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病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的能力提升了，疫苗也在研发之中，应该考虑如何重启和复兴经济了。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制定相适宜的政策，因为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当然，有一些基本措施还是普适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远离易感人群；万一出现症状，立即自我隔离并求医。对国家来说，则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新的暴发当机立断，提供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确保自我隔离、保护易感人群。在做到这些措施的前提下，重启经济和教育的重点仍是限制大规模的人群聚集。

2020年4月1日，纽约市的社区，人们戴着口罩排队。图｜CNBC

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导致了超过10万人死亡，大部分集中在几个热点区域。下图表1以百万人死亡数为序，显示了22个国家和美国22个州的疫情数据，时间截至5月20日。表中可以看出，死亡率在不同的国家/州之间有明显分野，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纽约州对比怀俄明州）、气温（1-4月较冷的北方地区对比较暖和的南方地区）、人员流动（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对比发展中国家）等。免疫低下人群聚集的区域，当然也更脆弱易感。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加州、华盛顿等政府较早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地区，比起那些政府拖延或者公众自己不乐意保持社交距离的地区，情况要好得多。
表1

看起来，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高收入国家具备有效运作的保障体系，人口也更高龄，出于对安全的关注，暂停经济是正当的。但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同措施很可能引发食品短缺、失业、贫困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龄比发达国家要小很多，因此如表1所示，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也低很多。豪厄尔（Zachary Barnett-Howell，耶鲁大学麦克米伦中心博士后）和莫巴拉克（Mushfiq Mobarak，孟加拉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持类似观点，经过损失-收益分析后，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为何莫迪在印度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政策？有可能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在社交距离政策中获益的是年纪更大的富人，受损的则是年轻的、贫困的群体，而话语权显然被有钱的上等人掌握。现实中，北方国家（编者注：发达国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北美洲和欧洲，因此习惯上用北方国家指代发达国家，南方国家指代发展中国家）富人的潜在需求，往往凌驾于南方国家穷人的实际需求之上。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自己的抗疫政策，而不是照本宣科。政策制定者必须依据国情因地制宜，尽可能考虑到对不同族群可能造成的影响。

像新冠这样的危机暴露出不同系统的弱点。在美国和英国，易感人群包括老人以及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疫情导致的医疗资源短缺，让这些人群更易感。我希望在新冠暴露这些缺陷之后，医疗系统能够有所改进。

我们指出了新冠抗疫政策的缺陷，但是抚今追昔，我们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对小儿麻痹症非常恐慌。我们烧开水喝（编者注：许多国家习惯于直接饮用自来水），尽量不去餐厅吃饭。我们等小儿麻痹症疫苗等了好多年，当它终于研发成功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我终于可以去路边小贩那里买炸豆丸子吃了；而现在，我们期待新冠疫苗在几个月内就能研发成功。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人口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新冠和埃博拉的死亡率不到0.01%。
除了对卫生的不利影响，我也担心疫情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健全的政治领导体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科学、防止战争、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新冠病毒将改变教育和商业体系，希望它也能让美国的卫生系统更加高效、包容。若能如此，当下一次卫生危机来临的时候，美国就能有更有效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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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羽华

排版｜Kai

责编｜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