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野依良治(Ryoji Noyori)，日本著名有机化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理事长。2001年，他与威廉·诺尔斯和巴里·夏普莱斯一起，因“在手性主要学术成果：催化加氢反应方面的工作”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野依良治(Ryoji Noyori)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图｜WLF独家
面对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国家科研战略这两个看似迥然不同的主题，野依良治清晰地指出其相关性：人类命运互联，科学与人类互联。具体而言，科学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但光靠科学家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为了创造更多价值，必须联合全球的顶尖人才，进一步发展全新、多元的科研领导力。什么是基础科学？野依良治解答到：科学追求真理，究其本质，是苏格拉底式“自知无知”的智慧。新知识的创造打开了未知的新世界，科学发现由此不断积累着。野依良治引用牛顿“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的经典名言，表示出对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创办初衷的肯定和认同，汇聚顶尖智慧，启发青科探索，推动科学发展。
野依良治在西安交通大学作学术报告
图｜西安交通大学
另一方面，野依良治也通过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观点向我们传达出，虽然总有一部分的天才为科学发展创造了框架，但许多系统性的实验室工作依然不可忽视，而这需要精通专业技术的科研人员平时的学术积累。基础科学的进步缘何受到阻碍？野依良治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当前学术界评价体系尚存偏颇。科学注定要进步，在每个时代，都需要勇于探索新领域的年轻人来传承前辈们的智力资产。因此，政府和科学界应该慷慨地、耐心地鼓励所有青年研究员和学生们，尽可能地发挥他们对于基础科学的热爱。
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研究经费申请、大学招牌，还是学术推广与表彰，都过于强调在所谓的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所其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商业出版社。野依良治也提出了其担忧之所在：“大多数的自身同行评审都难免受到教条的严格限制，对新兴科学的出现并不敏感，结果就是，他们拒绝了新颖的研究论文。”如《Harvard Race》拒绝了穆利（Mulli）发表关于PCR（聚合酶链反应）的论文，而这是一项在新冠时期非常重要的技术。
而后，野依良治通过回顾自身的科学生涯，为学术自由和国际科学合作两个方面打上了重要标签。野依良治代表着经历过二战的一代科学家，他们的科研之路不算平坦，但二战之后，他们克服困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他们教给后来者的重要一课是：在恶劣环境中依然坚持不懈，耐心勤奋，加之充分的学术自由，最终促成学术研究。而与世界各国的科研同仁建立的伙伴关系，不断促进着科学的进步。谈及国家文化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影响，野依良治完全同意路易斯·巴斯德所说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科学不能孤立地存在，更应该融合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
“我要强调，科学是一个整体，因为它基于共同的自然法则。因此，从一开始它就是为了创造新的科学岛，而不是广阔的大陆。”借由这一巧妙而生动的比喻，野依良治建设性地提出，“研究必须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未来，我们应该加倍鼓励年轻的一代，彻底改变其观念，通过接触其他科学学科，最终引导他们发现新的科学或技术。本世纪诺贝尔化学奖的颁授也证明了野依良治的观点：许多奖项奖励了化学和生物学交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我们应该改革完全基于学科的学术制度，通过多学科合作，走向当前繁荣和平的世界。在野依良治看来，近年来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如今的科学更紧密地与社会交织在一起。他将科学及其应用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差异总结为：尽管科学追求自然界的真理，但科学活动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基于科学的技术应用旨在丰富我们的生活，为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主权作出贡献并维持人类文明。而科学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雷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对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深刻影响，还比如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于1987年颁布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废除了氟氯化碳的生产，有效制止了对臭氧层的破坏。但当前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世界人口不断增长，欢迎工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的人类活动导致了剧烈的气候和环境变化、能源消耗、经济差距扩大，人类社会陷入危机。仅凭科学并不足以改变社会，但科学家必须采取行动来推动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从而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社会对科学家的要求。基于科研与人类、社会的紧密联系，国家科研战略又该如何制定？而今，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增强竞争力。很显然，“创新不只是技术发明，同样涉及可以改变社会的经济或其他公共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说，科技驱动创新的方式并不是直截了当的。野依良治以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为例，具体阐述了国家科研战略的制定应该如何做到科学、技术与人类发展的全面融合——该法令要求制定“五年科技基本计划”，从长远角度出发，系统地、持续地实施政府计划，从而提升科技创新力。起初，一个致力于改善日本科技水平的计划，促使政府扩大研发投入，建立有竞争力的研究资金系统，并确定了四个优先的研究领域：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科学和纳米技术材料。后来，这一基本计划提倡科技驱动的创新，虽然基础科学仍然是创新的基本动力，传统的研究活动需要朝着整个各个社会部门活动的方向改进。此外，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越来越重要，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影响了政府对科研策略的制定。通过以上对日本当前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阐释，野依良治又将基础研究、国家科研战略制定的联系、冲突与应对措施摆在我们面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五年科技基本计划”战略一直在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问题驱动型研究。但基础科学研究主要在学术界进行，其驱动力是具有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源源不断的好奇心；而问题驱动型研究专注于解决社会或经济问题，按照国家战略制定研究课题，其优先性落在了对产业、公共福利等方面的考量之上。
事实上，基础科学研究与问题驱动型研究都很重要，并互惠互利。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不论是处于学界、公共部门或是产业的不同位置，都需要从最广泛的社会角度来思考；对政府而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并管理高度互动的科学、技术与创新系统，从而有效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野依良治教授 图｜thieme-chemistry当前，日本政府正在制定其第六项基本计划，当前正在进行的计划提倡“社会5.0”概念，呼吁实现超级智慧社会，融合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而“社会5.5”是一种为所有人提供必要商品、优质服务的社会，无论年龄、性别、地区或语言，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富有活力、舒适和安全。
回归当前全球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疫情背景，野依良治不仅指出疫情对当前社会中技术应用的影响，如远程教学和数据工作，也预见到除新冠病毒大流行外，人类需要面临着的其他各种威胁。而科学界能够做的，是不断提升开放科学政策的重要性，不断推进国际合作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演讲的最后，野依良治的目光包容而富有远见：“尽管20世纪的全球发展以战争和经济竞争为主题，但21世纪，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全球性合作应该被提上议程。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尽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
图｜oist.jp
延 伸 阅 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