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救赎：政商关系是逃不过的坎
作者：陈无诤
文章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导读：这群“屌丝逆袭”的中国富豪们，在中国急剧转型的当下，都有着逃脱不了的宿命——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型政商格局中，“贾跃亭们”游走在官方博弈和商业创新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
和大多数企业家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同，乐视网创始人兼CEO贾跃亭很热衷政治——尤其是热衷政治背后的人和权势。某种程度上，贾跃亭和乐视受益于政治，也受挫于政治。而贾跃亭对政治的操作和想象，看似精明，实则充满邯郸学步的夸张表演。
2014年，惯于左右手互搏玩跨界的马云，终于把阿里巴巴在美国折腾上市。随即而来的12月19日，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挂牌，市值超过千亿美元，王健林的身家重新超过马云，夺回“中国首富”的宝座。
与此同时，86岁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在想什么？
他经历大风大浪，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各种势力之间，缔造了庞大的李氏商业帝国。自言“商人不谈政治”的他，“钦定”了李氏家族接班人李泽钜，半数资产西进，抄底英国，布局欧洲。
这不过是一场财富的流变故事。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写完《浩荡两千年》后感慨说：“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这群“屌丝逆袭”的中国富豪们，在中国急剧转型的当下，都有着逃脱不了的宿命——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型政商格局中，“贾跃亭们”游走在官方博弈和商业创新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
1972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不无疑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42年过去，依然是天问。吴晓波在研究中发现，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是一个十分危险，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2014年下半年，从6月初开始，贾跃亭在海外滞留数月未归。乐视官方说法是贾跃亭在海外开拓市场——期间，贾跃亭从香港辗转至美国，再到欧洲，一路行程涉及智能电视、影视内容、电动汽车甚至农业等诸多业务。几乎与贾跃亭出国“拓展业务”同步的是乐视网遭遇广电总局对电视盒子的严格监管和数度严厉批评，导致乐视网在7月中旬股价大跌直至跌停。
同期，媒体曝光乐视网在上市前的重要投资方之一和第三大股东——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的背后控制人为化名王成的令完成。
而在令完成的兄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已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之后几天，贾跃亭旋即出国“考察”。在贾跃亭滞留海外期间，王成的另一位兄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亦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
汇金立方在乐视上市前投资了乐视，截至2012年完全退出前从乐视网的交易中套现超过2亿元人民币。而直到汇金立方实际控制人的“家族腐败”被曝光之前，乐视也从未因版权、牌照和监管等原因遭遇过任何形式的业务危机，国内媒体上亦极为鲜见对乐视的批评报道——即便2010年夏天乐视在创业板上市时被质疑各种数据和业务细节，最终刊发出来的报道也凤毛麟角。
滞留海外期间，贾跃亭只通过在微博上发布照片、电子邮件和电话连线等方式对外亮相，本人极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期间乐视官方多次声称贾跃亭“在几个星期内回国”，但归期一推再推。
2014年10月在接受新浪科技等国内媒体连线采访时，贾跃亭说他和乐视“有苦说不出”“宁愿没有拿过汇金立方的投资”“汇金立方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我们企业家不希望和政治牵扯太多的关系”等，一副政治受害者的样貌。
而另一方面，你会看见贾跃亭积极主动“碰政治”，其手段之直接和不加掩饰，倒是体现了山西煤老板似的质朴。2014年7月中旬，乐视因为广电总局对盒子的严厉监管股价跌停，继而停盘。与乐视同样被严格监管的也有其它非国有视频点播服务提供商，包括乐视的宿敌小米。大多数企业的做法是清理业务中可能导致监管风险的部分，或暂避锋芒，进行整改，以期度过业务危机，唯独乐视在2014年7月18日股票复牌当日高调宣布与党建网共同建设“乐视网党建频道”，研究如何通过乐视平台“扩大对党建工作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宣传。”——戴上了红领巾的乐视觉得自己又是一只绩优红筹股了。
除了在国内积极主动“碰政治”，在海外也一样。乐视计划2015年4月13日在硅谷召开产品发布会，乐视通过其官方微信之一“乐视美国”不断预热即将到会的美国“政要嘉宾”：包括加州湾区Fremont市长Bill Harrison、旧金山市长李孟贤、Redwood City市长Jeffrey Gee、代表加州的资深国会众议员Michael Honda和赵美心，以及前美国商务部长和驻华大使骆家辉等人都声称要出席乐视在硅谷的发布会或发来贺函。在微信推广中，乐视还直接向Fremont市长Bill Harrison喊话“市长想要迎来下一个特斯拉，那啥，咱在您这儿建厂您免税，免电费不?”
这种跟向政府主导的中国地方产业园区领导“要政策”似的口气放在加州，看上去也还真挺违和的。
乐视在加州的这套玩法“很中国”——这些“职业站台”且代表选区利益的政治人物能对乐视在美国的业务有多大帮助，熟谙美国政治规则运作的人都清楚。但在乐视——或者说贾跃亭意识深处的，应该是“搞定了他们就搞定了一切”的思维模式。或者至少，在面向国内进行宣传的时候，能给国内不明真相的群众们一副“乐视手眼通天，美国政界我们也搞得定”的印象。
这个表演也实在是够夸张了。乐视攻击苹果是纳粹的表演更夸张，也充满着中国式的政治话术。
而这套话术背后其实也是典型的中国式陈旧政治逻辑——意识形态挂帅。“开放”作为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永远大于苹果式的“封闭”。贾跃亭还呼吁人们站队“你愿意为了当下的优质体验而放弃自由?”——你听上去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没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这就是贾跃亭的文化底色和基本套路。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幻想借助政界人士的力量实现其商业目的——即便到了美国还是这么想和这么做。而当政治因素成为其商业(准确说是股价)前进的障碍时，他一方面极力撇清，痛说“我们不想牵扯政治”，同时又不遗余力寻找新的政治筹码为自己加持护身。
在一些徘徊在科技创新边缘地带的人们看来，贾跃亭和他的乐视是一股“创新的力量”，从智能电视，到智能手机，再到无人驾驶汽车、清洁能源和绿色农业等，贾跃亭的边界似乎无可追寻，创新的潜能似乎无处不在。但事实上，乐视通过一场一场的发布会，发布了一款又一款长期停留在PPT上的“创新产品”，一次次地拉升它的股价，然后再一次次地突然停牌——作为概念包装高手和国内证券市场运作高手的贾跃亭和乐视的这种行事方式，本质上跟餐饮品牌湘鄂情改名“中科云网”包装互联网概念提升股价，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
号称“不想牵扯政治”的贾跃亭实在是太喜欢政治了——这已经近乎于他的生理本能。当一只动物，走路和叫的声音都像鸭子的时候，它就是只鸭子。同样，当一个企业家，他的话语方式和行事方式都充满政治色彩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主动亲政治的商人。只是贾跃亭在美国开发布会对政界“要人”招朋引伴的架势未必能有什么效果;而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之前一度试图扮演的“红筹商人”角色，恐怕日后也更难有用武之地。
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人身关系上，无法忽略的是，东方社会的确有一套游刃有余的处世智慧。然而穿过历史的长河，能善始善终者寥寥可数——这正是政商关系在人身关系层面的令人蛊惑和鬼魅之处。
在中国由于一个超强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经常亲自“下场比赛”，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
哈耶克，在其最知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中写道：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
写就西方经济学“圣经”《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虽然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同为政府主导型，地域广袤的中国在维持统一上的任务更为艰巨，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稳定之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远胜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
为此，独立政治学者吴稼祥试图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在《公天下》一书中，解剖中国四千年政治史，推演未来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尝试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
王健林。和声称“商人不谈政治”的李嘉诚一样，他言语中肯：政、商最好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也不能太远，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最好的。
点击菜单，可查看推荐图书
防失联，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加小编微信号：ningju2213
推荐精品原创号:博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