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的洞察力令人震惊！蒋介石:《我的游俄观感》
蒋介石：《我的游俄观感》
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编者注：即1923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
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Kronstadt)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编者注：此时离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不到一年)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编者注：即苏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编者注：即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苏联政治家、外交家，1923年1月以苏联特使身份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斯大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为借口，来抵消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泽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于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置疑。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分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于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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