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特供”——从延安到中南海
一、特供的起源
“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这是1942年3月，在延安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供给制度后，写下的文字。（王实味也因为《野百合花》被打入冷宫，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实味被组织大刀砍头。）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小白桦商店，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特殊配给卡”，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
1941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比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其中，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建国后，各式各样的“特供”有增无减，从政府出资运营的“菜篮子”，到依口味定制的香烟，到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60多年来特供制度未曾间断。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特供”，神秘而遥不可及。
二、特供的高度发展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据凤凰卫视报道，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
改革开放后，食品短缺的情况逐渐不复存在。1980年代末，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决定，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然而，后来对领导干部的特供实际上并未取消，反而又有新的发展。34号供应部也仍然在为领导干部提供特供食品。
时至今日，已由二商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还须承担北京70%的“特供”工作。以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 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在确保“特供”的同时，34号供应部也逐渐转向商业化经营。公司注册了“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并推出自有品牌商品——作为“特供”机构存在的供应站，最终也汇入改革的洪流中。
食品特供——香山农场
比34号供应部更早的，是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
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
有一年初夏，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季节不对，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因此，农场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此，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1956年后，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之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农场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主要以绿化食品生产为主。
香烟特供——“132小组”
如今，四川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然而，70年代最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为人称道的，则是当年为领导人生产特供烟的“132小组”。
由于原料缺乏，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范国荣，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1964年秋，他收到所在什邡烟厂的书记的通知，“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去了成都之后，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
忙完了，四名师傅回到什邡。不久，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所以改抽雪茄。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较淡、食指般粗的中号雪茄。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抽烟安全，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给毛主席供应的是2号烟，生产组被称为 “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32”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北京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协商后，将当时为毛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中南海”并注册商标，“中南海”由此走出了南长街80号。
服装特供——红都服装
在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其后写着“1949·胜利者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事交往、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把一些“红帮”裁缝调运到北京，组成“中央办公厅特别服装加工部”，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红帮”，因其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而来。
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12名红帮裁缝被选用。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按时回来再销假。
他们接到的首要任务，是在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
8月的一天，已是半夜12点，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他要为毛主席量体制衣。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
1983 年2月，胡耀邦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同志座谈。他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则回答，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
其实早在1981年，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胡耀邦总书记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通常采用平驳领、前襟两粒单排扣，显得干练庄重。
1984年后，红都走向大众，而在这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穿上红都服装的，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深谙此道的商家，则鱼龙混杂地打着“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旗号敛财。取消“特供”，已成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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