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老的梦与李老师的情 ---- 写在巫宁坤先生百岁寿诞之际
巫宁坤老师是旅美著名作家、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在巫宁坤老师的学生眼里，巫老的“半步桥边一滴泪”，不仅记录了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坚强不屈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历史上无数个知识分子受难殉道的民族悲剧，正可谓“留得傲骨作丰碑”。学生说，我三生有幸，作了巫先生的学生。
我也是三生有幸，在先生百岁寿辰的前夕，得以拜访巫先生，并聆听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师讲述的夫妻患难与共70年的故事。
那是8月底的一个上午，李怡楷老师推着轮椅亲自到电梯口迎接我们。李怡楷老师说很抱歉，应该早一点请我们来。亲切而谦和。巫老静静地卧坐在他那一室一厅客厅的躺椅里，一同前来的有银光老年协会的前辈们。在此还要感谢前辈们细心周到的安排。
向巫老致敬，献上我们的鲜花。阳光悄然洒在巫老的身上，他和煦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百岁老人的慈祥。时而，他又眯上眼睛，似乎在回忆那遥远的梦。
巫老夫妇两人接受采访时，与《银光通讯》编辑组责任编辑贾志兰、余文正、徐联舫先生和竺雪丽女士等合影留念。
百岁巫老正在回忆遥远的过去。先聊一点文学吧。“我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三年级”。我们知道巫老曾经是文学青年，他喜欢写作，与汪曾祺是高中的朋友，崇拜沈从文。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像沈从文一样的作家。他说当时沈从文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但却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沈从文没有作家的架子，跟他们年轻人关系相当融洽，经常鼓励他们写作。
“沈先生从来没有改过我的文章，但是在交谈中受益很大”，他们经常到茶馆聚一聚，交流写作心得。“当时报纸上的文艺副刊对我们的作品很感兴趣，经常给我们发表作品。那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有稿费的。”拿到稿费做什么？“自然是撮一顿。”巫老笑了。还是学生的年轻的巫宁坤有许多的梦想。作家梦是其一。
李老师拿出她的孩子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到的，巫先生1940年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作品影印件。 文学青年的作品能够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不是小事，怀揣莎士比亚文集的青年巫宁坤自是踌躇满志，参加中国抗战成为“飞虎队”翻译，出国深造，在即将成为“博士”时毅然回中国。
巫老曾任抗日时期美国援华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的空军翻译，此时他穿的就是“飞虎队“的纪念T恤。
茶几上摆放着巫老的两部书，《孤琴》和《一滴泪》。透过这两部书，感受到的是一个经受深重磨难而坚韧顽强的灵魂，依然有阳光温暖，在经受政治苦难的孤寂中依然坚毅沉静。此时巫老的心里平静吗？他不想多说，心灵是安详的，但是他梦中的内心浪潮汹涌，从莎士比亚到沈从文、巴金，他的内心在东西方文学的波涛中遨游。
巫老不想回忆他过去经历的坎坷与苦难。他曾经背负着“右派”，甚至是“极右分子”的“十字架”，二十多年，从半步桥、北大荒，到清河农场、安徽和县等地辗转，经历了九死一生。被押往半步桥进行所谓劳动教养时，学校领导通知李老师要巫老出去一趟，当时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李老师差45天就要生女儿了，没有人关注她的安危。当时巫老的随身行李中放了《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这两本小书是他精神世界的浓缩，那么李老师是否就是在巫老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巫老坚定地点点头。、
巫老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调到南开大学。在那里他受到很多政治压力，不过，他也收获了爱情。李怡楷老师是巫老在南开的学生，全家都是基督徒。李怡楷毕业后，他们就结婚。然而，正当他们喜欢上南开的这方天地的时候，悲惨的命运也逼近了他们。
李老师说，我信教。我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的精神上都有一种依靠。我们这生命，我们人都是神给的。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李老师想到的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未长成的儿子，还有她无法关怀到的丈夫。
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巫老以杜甫的诗集和哈姆雷特的杰作来不断地鼓励自己，后来他说，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那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历史，李怡楷老师的大哥送来高价买的一包烙饼，同房紧挨着巫老的一位教授偷偷递来纸条，要巫老给他一张饼吃，说要加倍奉还。巫老悄悄地递给这位教授一张饼。时隔不久，巫老奉命挖一个深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平板车送来一个饿死的人。他掀开草垫一看，原来就是巫老曾经送给他一张饼的教授。
巫老全身战栗，他想，这样一位曾经体魄健壮的人说走就走了，我这样体魄的人还能活几天？死亡与他如此靠近。他不得不向李老师发出 “我病危，请你请假跟我速见最后一面”的呼救。
李老师当时也是饿得全身浮肿，心爱的丈夫危在旦夕，何等心情不言而喻。她费尽周折请了仅有的10天假，带着孩子和母亲全家凑起来的食品药物，艰难跋涉来到巫老劳动教养的农场。当看到已经饿得变形的巫老，还拿着脏兮兮的杯子请她喝那一杯浊水时，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不顾一切地返回北京，找到当时学校的领导，倾泪陈情，呼吁他们救救自己的丈夫。
在李老师的呼救下，终于有人良心发现，巫老得以活着回到了李老师的身边。也就从那时起，巫老逐渐走上讲台，当起了编外教师。众多外校的学生挤满巫老的讲堂，也成为当时学校的奇观。
在他们的生活刚刚稳定的时候，“文革”爆发，他们全家再度陷入苦难之中。
从《一滴泪》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巫老自己的苦难，作为妻子和孩子，他们承受的苦难，丝毫不比受难者本人小。但是她对丈夫不弃不离，对政治迫害不屈不挠，在任何情况下坚决不离婚。余英时教授在为《一滴泪》写的序言中所说：“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
看着这位柔弱而坚韧的李老师，在她平静叙述的时光里，在场的所有人的心仿佛也随着回到那个年代。李老师说了许多许多，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的文字是少而又少。感叹而又敬佩李老师，更感谢她。
李老师深深爱着巫老，缓缓而又清晰地述说，巫老也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他的平静凝成一个大写的人尊严，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对妻子千言万语的感激汇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手势，抬起手拉着李老师的手，让她挨坐在自己的身边……
巫老丰富的学识和独有的人格魅力让后人们肃然起敬。作为智慧的长者，诲人不倦的老师，真正的仁者，他的人品和尊严带着那个时代有骨气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敬重巫老的人自会拜读巫老的这两部书，书中对两位老人坎坷的苦难有更详尽和生动的叙述。从巫老回到中国那一天起，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儿女就没有过安稳的日子。巫老先生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多么豁达的胸怀。他的苦难悲剧是国家民族的悲剧缩影，这样的悲剧能否促使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人们心灵的反省？
文革后，巫老恢复名誉重新走上讲台。1986年巫老应邀在欧洲讲学时，偕夫人觐见罗马教皇，这是他们在梵蒂冈时的合影。
巫老年轻时翻译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流传半个多世纪。巫老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白求恩在追求真理中不断成长，又为真理而慷慨献身。这话不也是巫老自己的真实写照吗？
原来约好的半个小时早已经过去，百岁的巫老依然安详地陪着我们，还不断谢谢我们来看望他。在他老人家的回忆梦里，有沈从文的笑声，巴金和萧珊的祝福，卞之琳老师的关切，还有众多学生美好的祝愿……
在他的梦里，或许早已了无他们那一代两代人的苦难，中国已经与世界文明接轨，变为一个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知识的自由民主国家。
如若是，他依然充满抱负，做一名文学青年。09/16/18
（摄影：贾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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