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绮焕丨那一年，他的母亲和弟弟被卖到山区
（2020年10月5日，正值国庆假期，我到外公家采访他的人生经历。在采访外公前，我的母亲曾对我说过外公以前的经历很坎坷，不能问得太深以免让他伤心。她说外公在她小时候和她说起以前的经历的时候难过得流眼泪了，所以母亲长大后都没敢再问起外公小时候的事。那天是我第一次安静地听他用三个小时描述了他这八十多年间的故事，或许我还是第一个问起他人生经历的外孙。在访谈过程中，他说话的语气多次哽咽，因为这是一段坎坷但又值得后代记住的故事。下面的文字，将以外公的口吻展开。）
1 我五岁那年
我朦朦胧胧记得的事情是从五岁起，动乱的开始也是我童年变得可怜的开始。1933年我出生在佛山县城，那时我家家境很穷，父亲在县城做猪肉佬的活，供我们家生活。我家在佛山农村九江镇英明村有一间祖屋，祖屋只是一间普通的瓦屋，在西边祠堂旁边的巷子里。印象中我们家长时间都生活在佛山县城，很少住在农村。在我五岁那年，家庭里有爸爸、妈妈、妹妹、姑姐、祖母，还有一个弟弟刚出生，一共七口人，祖父很早已经过世。
1938年我五岁，那时日军已经侵略中国，那些日本佬在东北一路从北向南地攻占城市，没过多久佛山也沦陷了。那时我们国家的城市被攻占，权力落在了日本佬手上，他们到处残杀我们的人民，让百姓受苦受难。当时日本佬还来到我们乡下，所幸当时我们没有住在乡下，据说日本佬在廖家村杀死了16个人，在关家村杀死了2个人。佛山沦陷的那段时间，整个社会很动乱，平民都到处走难，我的父亲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生意也无法做，我们家便失去了收入无法生活。当时日军还没侵略到香港，为了生计，我们一家走难去了香港，路上我们花了两个月。
2 走难的生活
走难到香港后，我们家在香港过上苟且安全稳定的生活，我们家的收入主要依靠姑姐在政府里给官员打工的工资还有父亲打工的收入。没想到这样的生活才过了两年左右，1941年日本佬跟着打来了香港，当时我还没满八岁。日本佬攻占香港的时候，用炮舰轰炸香港的港口和高楼建筑，当时天空一片灰霾，原本繁华的香港被炸得一片废墟，走在街上完全分不清哪里是道路。
最可恨的是日本佬攻占香港时滥杀无辜香港公民，我的姑姐就在政府楼里被日本佬活生生打死了。那天晚上父亲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姑姐去世的消息，家庭里静得可怕，奶奶在一旁落泪，我第一次见父亲有这种愤怒的眼神，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战争带来的死亡距离我有多么近，也让我更痛恨日本佬。在动乱不安的环境下，我的父亲在香港几次失去了工作，再加上我们家庭失去了姑姐，整个家庭的生活又变得很困难，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父亲为了让我们有饭吃，总是把他的饭分给我们，而他就饿着肚子在外找工作，非常辛苦。
艰难的生活熬了一年后，1942年因为家里持续没有收入，我们只好全家老少出动，走上街去收购旧的家私做小买卖。我们把收购的家私劈烂作柴，把它们卖给小吃档来赚点小钱。当时我们家住的居民楼一共有四层，我家住在第一层。日本人侵略香港的时候，三楼四楼的邻居已经逃难走了，隔壁的居民楼也走了三户人家。因为这几层闲置下来了没人住，当地有很多地痞像疯抢似地把这些楼层的窗框、门框、木条拆下来去卖，拆去木架的居民楼变成一个没有支柱的空壳，每逢刮风下雨就会摇摇摆摆，很不安全。
有一天傍晚刮风大雨，我们都在家里，突然周围发出了一声巨响，吓得我们马上冲出家门跑去对面店铺的门口。回头一望原来是隔壁的居民楼倒塌了，没过多久连我们自己家的居民楼也在风雨中倒塌了，我们傻傻看着眼前的废墟，既庆幸及时逃了出来，又觉得很无助。我们家所有东西都被压在那个废墟下，现在真的是一穷二白，不知道该去往哪里。
还好后来我们得到了乡亲的救助，他们赠予我们一些财物和粮食，让我们家勉强维持着生活。但是当时整个香港经济依旧很萧条，父亲依旧找不到工作，单靠乡亲的救助也不能让我们再在香港住太久。我们家一直在战争与贫困中挣扎着，却挣扎不到出路。迫于生活压力，1943年我爸爸把我九岁的妹妹送给了一户在政府里工作的香港人，他们也曾是我们楼上的邻居，我爸爸想他们应该能让我妹妹过好一点的生活。在妹妹被送人没多久后，当时我的母亲怀着一个孩子，我们一家从香港走难回到佛山的乡下，我从此就和妹妹失去了联系。
1943年，我们家走了几个月回到乡下，村里人给我们讲了很多日本佬来到我们村干的坏事。听他们说在我们家住香港的那段时间，日本佬侵略了南畔乡，抢走了他们的钱财食物，既杀死了很多人也饿死了很多人，整条村只剩下两三百人，路边还有很多饿死的尸体无人清理。那时百姓为了获得食物，都把家里的隔板、木条、木框等等拆下来去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掉来换取食物，只剩下四面墙被叫做“烧猪笼”的屋子。
当时有段时间谭家村与关家村的村民发生了矛盾，两个村的人一直在吵架。某一天晚上谭家整村人冲进了关家村的村民家进屋抢物资、抢粮食、抢钱财，连别人的米缸都不放过。这其中最残忍的莫过于很多人迫于食物缺乏的压力，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妻子儿女卖去了山区，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以后他们可以逃跑回到家乡。
回来乡下后，我的父亲在乡下没有耕种的土地，当地的工厂也没有能力招收工人，我们家在乡下既没有种植也没有收入，发现回来的生活还是很艰难，还不如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迫于生存，又一家走去广州市找工作求生，结果还是十几天寻不到工作，无奈之下我们再次回到乡下。
3 母亲和弟弟卖身到山区
回来乡下后，因为没有收入，当时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我们就把祖屋的木材都拆了去卖。我们家的“烧猪笼”拆完已经变成了危房，没办法再住下去，我们无家可归只好住进西面祠堂里。1944年，当时我11岁，我的母亲在西面祠堂生下了我第二个妹妹。在母亲生完我的妹妹才刚过一个礼拜的时间，父亲做了个残忍决定，让母亲和弟弟两个人卖身去了山区，至今他们仍下落不明。而我可怜的妹妹既没有奶粉喂，也吃不了粥水，缺乏营养的她非常瘦小。
我和我的父亲白天都要去干活赚钱，只能把妹妹一个人放在祠堂没人照顾。每到傍晚回到祠堂，我就看到妹妹浑身肮脏哭个不停，我能做的只能是帮她换尿布，再喂点水给她喝。在几个星期后的某一天，我们在干活回来后听不到妹妹的哭啼声，只看见妹妹就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还有很多蚂蚁，我的妹妹就这样活生生饿死了。最后我们家八口人就只剩下父亲、和我两个人。
在母亲卖身到山区前，母亲曾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时还不知道卖到山区是怎样的体验，因为妈妈在，我曾有过一起去的想法。但我的伯父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来劝父亲，说一定要让我和弟弟留下一个人在这里，这样另一个才有机会以后找回来，后来我成为留下来的那个。我记得父亲说当时弟弟和妈妈卖身去的地方叫青莲，弟弟去的时候只有七岁，如果我的弟弟在世应该有八十岁了。当时我们村有些卖身到山区的孩子，后来十几年后他们自己找回来乡下了。他们得庆幸于记住了自己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等信息，才能找到乡下的家，当时我们都开玩笑称呼他们是“山佬X”。
但我弟弟那时候只有七岁，尽管当时父亲有吩咐过让他记住爸爸叫什么、大哥叫什么、家乡叫什么等等，但他可能时间长了已经记不得了。而我的母亲因为在生了我的妹妹七天就卖身了，路程奔波又条件艰苦，加上孕妇产后的免疫力差，有可能她在路上已经去世了。我那个被送人的妹妹也在我们家离开香港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没法再找到了。
后来中国解放后，我得知青莲公社有一个寻人来信办公室。我曾写信寄去青莲公社，信中我写明了“我的母亲和弟弟是如何去青莲的，至今去了多少年，希望政府能寻访一下，看看有无此人，有消息请回信到我的地址”等等的内容。一个月的焦虑等待后我收到青莲寻人信访办公室的回信，信中说给寻访多次后查无此人。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找他们，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他们的消息，唯一的希望是弟弟还身体健康。
4 父子俩的生活
在母亲和弟弟都卖身去山区和妹妹的去世后，我们家已经破碎了，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当时村里有个比较富裕的人家雇佣我们俩帮他们拔草干活，割一担野草能兑换半斤米。对于两父子来说，每天的一斤米只有用来煲粥才勉强够吃，但其实也险些饿死。因为眼下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我们就割野草割了一个多月。
后来1944年一个龙山的老板找到我父亲，他想父亲和他的兄弟一起去广西柳州做猪肉佬的工作。我的父亲答应去柳州，并把我寄养在伯父家。就在父亲他们刚到柳州不久，却遇到日本佬飞机轰炸柳州，父亲他们的生意做不成了。父亲原本打算在柳州工作可以每个月给我伯父寄我的伙食费，但做不成生意让我的伯父几个月都收不到伙食费，所以他把我带到了龙山老板的家里要米饭钱。
龙山老板的家属表示他们的生活也因为没有钱寄回来而过得很艰难，但他们表示可以把我留在他们家，承诺会照顾好我。于是我的伯父就把我留在龙山的老板家住了几个月。父亲和龙山老板在柳州生意受挫，他们在柳州没呆多久又一起走路回乡下，一去一回一共用了一年。几个月后父亲回来了，我们两个又回到西面祠堂。
我们俩的艰苦生活一直挨到日本军投降，1945年中国的贸易开始恢复进行，城镇、农村的生活也稍微好起来了。当时有个村里的兄弟介绍我父亲一份在沙头墟做猪肉佬生意的活，我的父亲靠这份工作赚到了一点钱，买下了现在这间屋子，也能供我读书了。1946年当时我13岁才开始读一年级，1952年18岁的我就小学毕业了。后来我们还买了一块鱼塘旁边的“基”来种桑。当时我们种的桑树一个月能产十几担桑叶卖给养蚕的人家，一个月能收入五六十块钱，能维持几个月的米饭钱。但是这块“基”买得不是时候，在我们买了大概两至三年后，土地归为国家所有，我们不能用来种桑树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已经逃走了，12月左右解放军才解放我们这里。由于改革，农村要走集体化，要进行土地改革，政府把农村人分成了几个阶级：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和恶霸。恶霸就是大天二，这里还有很多带枪的土匪。当时地主和恶霸的家产和土地都要没收，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
1950年和1951年国家进行了清匪反霸和斗地主行动，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都会被拖到村里的烂地上枪毙，那时候廖家村枪毙了三个土匪，昌大社枪毙了一个土匪。我之前还听说过有个很残忍的土匪，他劫持了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向女孩的家属勒索钱财。而女孩家里很穷，拿不出这么多钱去赎她，于是土匪就把女孩关在自家的巷子里七天七夜，活生生把她饿死了。周围的街坊觉得她很可怜但是不敢和土匪作对，他们说当时听她一直在哭，从大声哭到小声，从小声哭到无声。
5 我的工作经历
1952年那年18岁的我才小学毕业，去广州市参加升学考试，无奈没考上，于是我就选择结束学业，回家耕种。当时政府很需要青年帮政府工作，于是我就在村里义务帮工作人员抄写文字。虽然抄写工作是义务，但我可能会得到一些单位的工作机会。1953年我19岁，某次机会在村长推荐下，我去了九江镇的卫生与训练班学习。学成一个月回来后，因为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这次培训对我的就业没起到什么作用。
后来1953年南畔要建立信贷社了，也就是现在的农商银行。我再次幸运地被单位派去南海县学习一个星期，培训回来我们乡的信贷社就开始办理业务了。以前的信贷社摆设非常简单，一间小屋、破木板钉起来的门、一张破桌子、几把椅子、一个算盘、一个挂包和七八个账本就开业了，不像现在银行的装修和设备有那么讲究。我们培训的时候学到的都是基础的记账知识，真正服务的时候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会操作，幸好当时还有一些工作队成员指导在旁边指导我们。
当时村里设立信贷社的最初人选是我和一个女生，但因为在信贷社工作还需要保管钱财，女生做这个职业很不安全。于是我就叫上了当时村里读书最厉害的朋友和我一起从事这份工作。当时的我属于半脱产，半日在从事生产，半日在信贷社工作。但在信贷社工作了三个月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的信贷社办理业务进出的款项都要当天存取在西樵的官山银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步行一去一回就要半天，让我无法专注从事生产。况且半路上还需要提防土匪抢劫，所以我决定辞职专心从事生产。
后来1955年我22岁的时候，水利会招聘人员，我就去水利会做了两年的灌溉工作。两年后国家需要发展交通，要在我们沙头建一条公路。公路原本计划从大坝建起，经过北村进入沙头最后到达官山，但因为途径的龙江大坝这部分路线属于顺德县不属于南海县，为了解决土地的问题最后把路线改成从九江进入官山。
1957年24岁的我在从事公路建设的活；1961年左右我28岁，被调去了交通局工作；1970年我37岁，被派到九江渡口所工作负责渡车过海；1980年我47岁，被调到西樵渡口所工作并在那里一直工作直到西樵大桥建成。1987年西樵大桥通车了，几年后西樵渡口所也跟着倒闭了，我刚好够年龄退休。于是在1993年我年满60岁并办理了退休手续，1995年我正式退休回家。
6 父亲去世
我的父亲在1956年就过世了，当年我才24岁。我的父亲是得肺癌去世的，日军侵略我国的时候我的父亲没得吃又要工作，日积月累最终熬坏了身体。那时我发现父亲越来越消瘦，还总是气喘咳嗽，我就带他去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当时医院的名字叫广东省粤中行署人民医院。那时候我带他去佛山看病的经过也是相当曲折。我们家地处农村，路上没有交通车，只有沙头墟才有几只交通艇。这些交通艇是专门摆渡有需要的客人的，会经常出现在人流量多的河段，偶尔才会进入小村庄的河涌。
当时为了带我父亲去看病，我走去沙头墟叫了艘交通艇开进来我们家巷尾的涌边。我扶着父亲从家门走出巷尾，明明只有短短二十多米的路程，父亲却因为气喘停下来休息了两次。交通艇把我们载到龙山镇涌尾的公路桥底，我们走到公路上等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的公路车。接着我们坐公路车去到龙江大坝，过海后等待去往澜石的公路车，到达澜石后我们还要再坐澜石至佛山的公路车，下车后叫一辆人力三轮车载我们到达广东省粤中行署医院。整个路程用上了整整半天，非常耗时间。
我让父亲在医院里做了检查，在拿结果的时候医生让我一个人进诊断室。医生说查出父亲患的病是肺癌，并且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他的病已经拖得太久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没得救了。当时我都愣住了，医生叮嘱我不能告诉父亲他的实际病情，不要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所以我后来告诉父亲他的病只是小事，要多注意休息，但父亲在回家三天后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只留了三十多块的遗产给我，那时候我才24岁，我原本家的八口人已经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邻居亲戚都替我难过，说我年纪轻轻失去了全部家人。但还好我还有叔伯们，他们帮我做处理父亲事后的事情，减轻了我的压力。
7 我的新家庭生活
1952年我刚满18岁，刚小学毕业，也在同年结婚。我妻子的娘家有田地，也有鱼塘有养蚕，家里能够自给自足，抗战时期她家过得并没有很艰难，但结婚后她跟着我熬了很长一段艰苦生活。那时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作单位住，只有节假日才有机会回家。而且我在工作单位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三十多块，留下十几块做我的生活费后，我每个月只有二十块拿回家。那时家里的大小事务都需要妻子掌握，那时妻子为了照顾孩子，只能凭着每天在生产队出勤一个月拿到十几块工资。1952年的生产队叫人民公社，每人每天的出勤都是按工分来计算。
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成员每个月的收入取决于生产队一个月能生产多少鱼、赚了多少钱，公社再按照所有成员出勤一共多少工分来计算每十工分多少钱。当时生产队人数很多而收入有限，所以每个人分配到的收入都很低。当时我家一共几口人，我们的收入不高又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吃不饱的时候。当时的粮食限制是婴儿只有六斤米一个月，会走路的小朋友是八斤，小学生只有十几斤，而出来工作的只有二十多斤米一个月，为了让大家都有得吃，当时我们家只能吃粥来填饱肚子。
我和妻子一共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家庭从大女儿出生开始熬了十几年时间，直到大女儿出来工作至小儿子也出来工作，我们家庭的生活条件才好转起来。这段年份里，我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工作，只有我妻子一个人打理整个家庭，照顾这么多个孩子。那时候家里总是会出现没柴烧的情况，当时一把柴都要十块钱，非常昂贵。我的孩子们放学后就要去烂地里捡树叶树枝来拿回家烧，我的妻子就会偷偷去到生产队的甘蔗林里摘甘蔗的叶子拿回家，有几次妻子摘甘蔗叶的时候被生产队的干部发现了，她就偷偷躲起来或者直接划着船笑着划走了。
因为家里穷，村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处境，有时也会给我们家一点帮助。有时候我的工资甚至两个月才发一次，那时生活就更艰难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会去信贷社贷款，我试过在信贷社贷款了二十多块。当时贷款的条件是必须入股才能贷款，每股3元。这二十多块我也还了两年才还清。
我工作的时候回家次数大概是一个月一次，以前我们这里很落后，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像样的路，我步行从工作的地方到家里就要半天时间。每次回来我的孩子们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不仅能得到几毛钱的零花钱，而且我的妻子当天也会做近期最丰盛的菜迎接我。后来我买到了自行车，回家就快了，逢有空的时候我就骑单车载着我的其中两个孩子去广州或者佛山去逛逛。
在我四女儿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带着她和我的大女儿一起到广州的东方乐园玩，那次也是唯一一次拍照记录过。我的孩子学历都不高，有几个孩子是无心向学，但是四女儿学习很好，可惜的是家里没有更多钱供她继续读下去，班主任也曾来家访劝我们继续供四女儿读高中。
1985年的时候，我的小孩都出来工作了，我们家也存到了钱，就拆了这间房子重新建起来，就是现在我们住的样子了。后来我的孩子也陆续成家了，亲家都是这里本地人，我也有了自己的孙子和外孙，艰苦的日子熬出头了，生活渐渐美满起来。1995年我正式退休回到家里，终于可以不这么累了。回来后我向别人学习了修理单车的技术，就在自家的门口做起了单车修理的小生意。我的收费很实惠，十几年还是一样的价格，所以很多街坊都会光顾我。
退休之后的我就靠每个月领的退休金还有修单车的赚到的钱过日子，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会吃不饱了。现在饭桌上能吃上排骨、水果等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食物。我的女儿偶尔会让我帮忙照顾孩子，我就用绳子拉着坐小车上的外孙，带他们“趟街”。我带着他们走过小巷子，教他们认识巷子的名字，我有个外孙很聪明，我教过的巷子名他能一次就记住，人人都夸他聪明伶俐。
后来我还买了一台电子琴，开启了激发我音乐兴趣的过程。我用贴纸在每个琴键上标上了音符，凭着读书时同学教的一些乐理知识去推敲一首歌怎么顺利弹完。一本简谱书我用了十几年，里面的《东方红》《上海滩》《沧海一声笑》这些歌我都会弹。我平时还会教我的老伴一起弹电子琴，于是我又买多了一台电子琴。我的女儿们都笑话我们说是“对牛弹琴”。后来我又买了古筝和扬琴这些乐器。刚买时我不会弹，还是凭借着我对那八个音的认识，自学这些乐器，一点一点摸索那个乐器的八个音在哪里，再教老伴如何弹。后来我们家里还养了十几只鹦鹉鹩哥，教会了它们叫“恭喜发财”、“早晨”、“再见”等等的话语，现在还保留了五只。
现在我已经八十七岁了，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九个外孙、两个孙女、一个孙子、三个曾孙，这些都是我的后代。现在平日早上我还是会在家门口做起修理单车的生意，下午我就会和老伴一起弹琴，在电视机前了解国家大事，晚上饭后就会在街上逛逛街，偶尔我的孙子和外孙会来陪我们聊天，生活过得很充实。清贫了大半辈子，我还是习惯过节俭的生活，但总是想买最好的给我的后代。家里的家具几十年还是不换，工作时穿的白色汗衫即使破洞了还是一如既往穿着。举办生日宴时我不会让后辈出一分钱，但会点多到吃不完的菜来招待他们。在我后辈的眼里，我和妻子就是一对很热心的老人家。
我现在虽然身体有些毛病，眼镜有点看不清也有些耳背，但我还是闲不住。因为以前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也很努力，突然让我过着清闲的生活反而会让我觉得生活没有方向。我的前半生很坎坷，吃不饱与家庭分散的问题总是围绕着我，但还好苦日子熬出了头，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家庭安康、生活小康，而且后辈都对我孝顺。
（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过程中外公介绍得很详细，他的故事也让我感到很震撼，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日军侵略战争、妻离子散、饿死等等痛苦都在我的亲人身上发生过。他聊到“日本佬”的时候语气变得非常凝重，聊到“贫困生活”的时候语气又带了点嘲讽。因为他的故事现在不会再发生了，但他想让我记住这些苦难对他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还有后辈要努力奋斗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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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绮焕，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编辑：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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