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的神国：古滇文明宪制简史 下
“ 封建体系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大理战国时代那个复杂的封建体系，一直到1950年代土改前夜都没有彻底毁灭，这之间又已经经过了接近七百年，几乎和南诏大理存续的时间一样长。这种延续到1950年代的文明余波所带有的法统性，也使这些土司成为今天发明云南民族，必须要视为正统的群体。”
主号被冻一月 启动再备用号
南诏太和城形势图
这之后大约一个世纪，蒙舍诏依靠苍洱间白蛮大族的支持，在皮逻阁的时代统一了六诏。在748年，南诏君主皮逻阁和东爨末代首领合并，东爨归附皮逻阁，从此南诏王室蒙氏和东爨世代联姻。从中世纪欧洲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契约关系，并非灭人国家。南诏并没有强夺爨氏的权力，东爨向南诏出让权力，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延续。在652年和748年这两次让位事件中，法统是没有断过的。实际权力的转换，是靠不断订立契约达成的。
皮逻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滇东的白蛮几乎全部迁到滇西。这样，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就只剩下黑蛮武士了。后来，南诏又在滇池旁建立了拓东城，又叫做阐善城，也就是今天的昆明，试图通过这个据点控制滇东的乌蛮武士。这样就形成了乌蛮君主和白蛮公卿据有苍洱一带，以苍洱之间的大理为中心控制滇西，以滇东的阐善城为中心遥制乌蛮武士的二元结构。滇东的自治武士团体，则形成了滇东三十七部，他们非常像日本历史上的“坂东武士”。后来，皮逻阁的继承者阁罗凤，主要就是依靠乌蛮武士的战斗力和与吐蕃的盟约，两次击败唐朝入侵，并向缅甸扩张，一直打到伊洛瓦底江边。在大理城内，南诏君主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乌蛮身份，让滇东乌蛮武士效忠于他。但另一方面，由于有苍洱之间的白蛮大姓公卿存在，南诏君主又很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集权制度。因为和南诏君主相比，那些白蛮大族是远更熟悉苍洱一带的习惯法的，他们是有很强的法统性的。如果一个君主胡作非为，这些公卿就可以干掉这个君主。
在南诏中期，果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君主劝龙晟胡作非为，就被大贵族王嵯巅杀掉了。按照桂枝人的理解，王嵯巅弑君，肯定是想篡位的。但王嵯巅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先后拥立了两个君主，忠心耿耿地辅政，他对于君权进行了有效制约。但是，王嵯巅和他立的第二个君主劝丰祐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在王嵯巅和劝丰祐的时代，南诏大举向东南亚扩张，两路军队分别打到了缅甸和柬埔寨海岸，在缅甸的军队还和渡海而来的斯里兰卡军队进行了战斗。859年，劝丰祐的儿子世隆上台后，杀掉了王嵯巅，又向北扩张进攻唐朝，和唐朝进行了十几年的唐诏战争。为了维持战争，世隆进行了总体战，下令将境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都编入军队。通过不断的疯狂战争，南诏君主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君权。世隆杀掉王嵯巅，更是破坏了乌蛮君主和白蛮公卿间的权力平衡。有一个细节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南诏王室是乌蛮，乌蛮的称名方式按照氐羌习惯，不称姓，只称名，并采用父子联名制的。比如，皮逻阁的继承者就叫阁罗凤，阁罗凤的儿子叫凤伽异，劝丰祐的父亲叫寻阁劝，等等。但是，世隆却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祐字，不叫祐世隆。事实上，这是因为劝丰祐醉心于唐朝文化，认为父子联名法很落后，自己就将继承自父亲的“劝”字拿掉，自称“丰祐”。受他影响，世隆直接没有继承“祐”字。而醉心于唐朝文化的劝丰祐，正开启了南诏大举扩张、建立绝对君主制的道路。所以，在劝丰祐和世隆的时代，南诏是有变成桂枝那种专制集权国家的危险的。这个节点，是古滇文明宪制史上的重大危机。
世隆扩大君权、武断地进行总体战。他打压贵族，试图建立绝对君主制后，君主的私人郑氏跳上了台面。郑氏出身于唐朝俘虏，像南诏末期的权臣郑买嗣这种人，哪怕以明朝的标准来看，都是一个“小人”，他是一个靠君主宠信晋身的人。跟那些真正的白蛮大姓比起来，他和他的家族什么都不是。他的政权，是不可能得到苍洱之间那些有悠久传统的公卿的认同的。所以，郑买嗣虽然屠杀了南诏王室，篡权建立大长和国，但根本无法进行长久统治。于是，就有白蛮大族杨干贞依然拥立赵善政，杀光了郑买嗣一族夺权，而后杨干贞废掉赵善政登基的事，这就是大天兴、大义宁两个政权的来源。
杨干贞
杨干贞虽然是白蛮公卿出身，但他的夺权没有滇东乌蛮武士的支持。他又废掉同为公卿出身的赵善政，擅自登上皇位。他这样做，也是不顾法统的武断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公元937年，父亲是白蛮公卿、母亲是乌蛮武士家族的大贵族段思平，带着滇东三十七部的军队打进大理城夺取政权，建立大理国的事。段思平的军队不光受到了滇东三十七部的支持，也受到大理城内公卿的支持，更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的军队，是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理城的。作为一个无论是公卿还是武士全都拥护他的人物，段思平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德性。他没有杀光杨氏一族，只让杨干贞出家做了和尚。在大理国初期，杨氏依然有非常大的权力。这样做，就避免了郑买嗣杀光蒙氏、杨干贞又杀光郑氏式的循环报复。如果段思平再杀掉杨干贞、屠杀杨氏的话，估计从此以后滇人的政治行为，也就和桂枝人一样没有什么底线了，也就没有法统了。因此，段思平在公元937年的这次行动，是相当伟大的，它相当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或者日本历史上的“承久之乱”。段思平所在的位置，承久之乱中北条政子的位置，他们各自保护了云南和日本文明的封建自由，确立了武士集团的自治权。另一方面，段思平在进入大理城后，继续任用白蛮大族。事实上，跟随他起兵的人中，比如高氏、董氏，本身也是白蛮大族。这样，白蛮公卿和乌蛮武士形成的二元格局被继续保留下来，公元652年张乐进求和细奴逻订立的契约得到再次承认。作为一个伟大的法统保护者和宪制维护者，段思平被怎样高估都是不为过的。
段思平本人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将由印度传入、在云南本地发展出来的佛教教派滇密，与云南宪制相结合，使云南的宪制进一步复杂化了。在南诏后期，王室已经通过印度僧人的传教皈依了密宗，但在当时，滇密在基层未必很普及。段思平则规定，在大理国全国境内，所有人都要礼佛，贵族子弟则要在佛寺中接受完整宗教教育后，才能出来做官。南诏的官制，是模仿唐朝制定的，当然有一些细节差别。比如，唐朝的宰相，相当于南诏的清平官。唐朝有六部，南诏则有九个部门，被叫做“九爽”。当然，南诏的官员，基本都是由世袭公卿贵族出任的。但是，南诏本身也有科举制度。这种科举制度，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科举一样，是世袭制度下一种不太重要的补充。但是在世隆时代，随着君权空前强大，以及此后郑氏、杨氏之间无底线的仇杀，滇人很有可能走上集权之路，科举制度也很可能成为破坏云南宪制的工具。但是，佛教的教育制度，是和科举制度全然不同的。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皇室或贵族子弟必须要经过寺院教育，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这样，就在实际上杜绝了底层文人、游士、俘虏通过私智和亲近君主暴得高位的可能性。接受佛教教育的程度，则成为一个贵族能够获得的世俗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这样，那种模仿唐朝建立的官僚制度、那些官阶、官名，也就变得只有荣誉称号的意义了。云南的演化路径，就远离了走向吏治国家的道路。
大理崇圣寺出土的阿嵯耶观音像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滇密信仰的神系，和世界上其它国家都不一样。滇密信仰阿嵯耶观音，这个神是滇密独有的。至于段氏皇帝，在滇密眼中则是大黑天神的化身。在滇密仪式中，段皇需要扮演以武力保护国家的大黑天神角色。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神系建构，滇人就和周围的所有族群都区别了开来。在这之前，比如在爨氏和南诏的时代，滇人大概觉得自己和其它亚洲国家居民，比如唐朝人、真腊人、缅甸的骠国人没有太本质的不同，那时的云南是亚洲的云南。但是，在大理国初期整个云南社会佛教化、滇密深入社会基层后，滇人就相信自己和其它亚洲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云南的云南人、滇的滇人、大理的大理人。这件事的意义，就如同日本南北朝时代，日本独特的神道教理论产生，将日本定义为“神国”，从此将日本在心理上与其它亚洲国家区别开来一样。
大理崇圣寺内供奉的大黑天
段思平去世的时候，已经留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宪制结构。在大理国最初一百多年里，杨氏的权力一直没有被削夺，杨氏曾先后发动过两次叛乱。段皇依靠高氏平定了两次叛乱，此后和高氏订立了两个契约：首先是将滇东的善阐城作为高氏封地，由高氏世袭善阐侯，第二是让高氏在大理城世代出任相国。权相高升泰在篡夺皇位后，仅仅过了两年，就在1096年让他的儿子将皇位还给段氏，这样高段之间又订了了第三条契约：从此之后，段氏作为大黑天神的化身，成为了永远不可撼动的宗教、精神领袖，而高氏则负责掌管世俗权力。两者的关系，像极了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和幕府将军的关系。高氏还政于段氏这件事情，叫做“高氏还国”。高氏还国，本身就是一个高段之间订立契约的过程。此后，也有高氏的人口曾出狂言，比如高智昌就说过，段皇算什么东西，他不过是靠着我们高家才能坐回皇位，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他也只敢这样说说。段高之间依靠滇密理论形成的契约，所形成的段皇的神圣权威，是没有人敢挑战的。高氏有再大的世俗权威，也不可能撼动段皇的地位。甚至在宗教领域，高氏也只能去信仰禅宗，而不敢涉足段皇的禁脔滇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理国的二十二任段皇中，有十任在登基后出家到滇密里做太上皇。由于佛寺势力是世俗权力不可侵犯的，段皇便通过这种出家的方式增进自己的宗教权威，以与高氏分庭抗礼。两者的关系，恰似日本平安时代的天皇与藤原氏。当时，许多天皇也是靠避位出家作“法皇”的方式，和关白藤原氏形成权力平衡的。
崇圣寺即金庸小说中的天龙寺，始建于南诏劝丰佑年间，段氏建国后，成为大理国皇家寺院，有九位大理皇帝曾在此出家为僧。
高氏还国之后，将高氏子孙大量分封到各地，以大理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领主，这批领主被称为“逾城派”；以昆明为中心，也形成了一批领主，被称为“观音派”。此后一个世纪内，高氏分封出去的领主不断互相征战，取代了原有的官僚体系，封建体系在云南本部最终形成了。这些领主之间，包括逾城派和观音派之间，以及两派内部，主要围绕大理的相国、昆明的善阐侯归属，进行了复杂的征战、结盟，订立了种种契约。至于小领地之间的纷争，更是难以尽数。到1147年，滇东三十七部的乌蛮领主们和昆明的高氏善阐侯开战。从这时候开始，云南边缘地区的各部落、各领主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封建邦国。滇东北的滇东三十七部领主，积极向夜郎山区开拓土地；滇东南的领主，和宋朝统治下的广西进行了巨额的贸易，输出战马、换取绸缎；在滇西北，有丽江自立；在滇西和滇南，各自有百越系的金齿百夷和景陇金殿国封建割据。景陇金殿国和金齿百夷，又不断向外扩张，在东南亚建立了更多小的封建领地。这种封建扩张，和南诏后期那种总体战式 56 38444 56 21599 0 0 3493 0 0:00:11 0:00:06 0:00:05 4336扩张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以泰国的前身车里王国为一个例子，看看这种扩张是如何进行的。景陇金殿国本身，就是滇南的百越系居民向南拓殖，形成的政权，他们和大理国建立了封建臣属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又继续向南拓殖，在中南半岛深处建立了车里。封建体系如此扩张，就像大树不断长出分支一样。如果假以时日，这个封建体系能长到什么程度，会形成多么复杂的宪制，将是难以想像的。这个时代，即12世纪中期以后，大理进入了自己的战国时代。大理战国时代，就好像室町晚期和战国早期的日本一样，宪制的复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路径的可能性也变得前所未有之多。在这样一种封建体系下，随便一块土地都不会有单一产权，而是会有非常复杂的产权，它可能同时会和大理的段皇、高氏相国、当地领主和佛教寺院有联系。要改变它的所属权，要么就要经过复杂的外交、要么就要经过反复的封建战争。如果大理战国时代的封建体系，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延续下去，它将变得多么壮观，它很可能演化出云南自己的多国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整个东南亚和夜郎、巴蜀，都会封建化，加入云南的封建多国体系。一个横跨东南亚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将会诞生。
大理国画家张胜温的《大理国梵像》局部
但是可惜的是，随着蒙古人和明朝的相继入侵，这个体系被强大的外力骤然摧毁了。蒙古人比明朝，还是要好很多的。当蒙古军队入侵的时候，高氏末代相国高泰祥完全可以抢先给蒙古人带路，出卖段皇。因为他掌握着大理国的实际世俗权力，他如果投降蒙古人的话，是更有统战价值的。但是，他却遵守了自己的祖先，在一个多世纪前还国的时候和段皇订立的契约，为保护段皇死而后已。他为了保护段皇，首先在大理成进行了英勇战斗，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封地姚州继续战斗，直到壮烈战死。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段皇和滇西、滇南的领主，选择了向蒙古投降。滇东由滇东三十七部形成的封建国家，则选择了抵抗。为了镇压滇东的抵抗，蒙古军从十万人减员到两万人，才勉强镇压下去。为了彻底镇压这些抵抗，蒙古军队就花了七年时间。这比蒙古人打下襄阳之后仅仅四年，南宋就彻底灭亡，要持久得多。这是因为南宋只有一个中央朝廷，一旦消灭了那个中央朝廷，各地抵抗根本不会成太大气候。而大理国不一样，大理国实际上是有数以十计的封建实体在和蒙古人交涉的。他们有的选择了战斗，有的选择了合作。这种复杂的封建体系带来的复杂外交关系，不但让蒙古人疲于奔命，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文明。就好像你不在一个篮子里放鸡蛋，而是分几十个篮子放鸡蛋，那么总有一些鸡蛋能保存下来。滇西的段皇和滇西、滇南的封建领主，果然被蒙古人保存了下来。再加上蒙古人本身就带有内亚的封建性，他们虽然以昆明为中心设立了云南行省，但又在昆明分封了一个蒙古人的梁王控制滇东。经过几代之后，梁王政权也变得比较本地化了。所以，在元末，其实古滇文明其实还是很有活力的。
然而，蒙古梁王对段氏的忌惮，断送了古滇文明的机会。梁王首先利用段功击退红巾流寇入侵，然后又谋杀了段功，使段氏和梁王之间彻底决裂。于是，明朝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首先灭掉梁王政权，然后背信弃义地进攻大理，毁灭了古滇文明。在明清时代，那些大理战国时代的领主，在东南亚的成了当地秩序的一部分，泰国就是由此生长出来的。在云南本土的，则成为明清帝国眼中的“土司”。明清两朝虽然通过改土归流不断屠杀他们，但一直没能将他们彻底消灭。所以说，封建体系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大理战国时代那个复杂的封建体系，一直到1950年代土改前夜都没有彻底毁灭，这之间又已经经过了接近七百年，几乎和南诏大理存续的时间一样长。这种延续到1950年代的文明余波所带有的法统性，也使这些土司成为今天发明云南民族，必须要视为正统的群体。我讲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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