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实务的20个观点和16个辩点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
20个观点和16个辩点
第一部分：20个观点
来源：“说刑品案”公号（《刑事审判参考》执行编辑创办）
1. 如何处理2009年《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09〕382号）与2015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291号）的适用关系？
戴长林、朱和庆、刘广三、周川、张向东：《〈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指出：2015年《纪要》整体上延续了2009年《纪要》的有关精神，2009年《纪要》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仍具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两相比较，《纪要》中的新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1）2009 年《纪要》未作规定，《纪要》予以补充，如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财产刑的适用等内容就属于这种情形。审判时，应当按照《纪要》的规定执行。(2)2009年《纪要》已有规定，《纪要》予以完善、修改，如组织成员人数、经济实力数额等问题，相关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审判时，也应当按照《纪要》的规定执行。（3)2009年《纪要》已有规定，《纪要》予以细化，如对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八种情形的进一步解读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代表。审判时，应当将两个纪要的有关内容相互结合，配套使用。
2. 如何准确认定被告人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以下人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1）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上述人员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具体犯罪处理。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关于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的认定。组织者、领导者，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或者在组织中实际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通过一定形式产生的有明确职务、称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包括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被公认的事实上的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是指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以及其他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如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事项的犯罪分子；其他参加者，是指除上述组织成员之外，其他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的犯罪分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2号）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受蒙蔽、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1152号陈垚东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司法实践中，认定被告人有无组织行为、领导行为相对容易，而认定被告人是否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时，情况则显得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可以将是否举行专门的参加仪式作为重要的认定依据。但当前的实践中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成员时并无此类程序，这就要求在审判时要按照两份《纪要》的规定，审慎地结合以下两个方面来判别被告人是否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第一，是否参与实施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就是依靠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来达到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并进而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离不开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而是否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又是表明被告人与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存在关系的重要标志。因此，这一点自然是判断参加行为的重要依据。
第二，与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有无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所谓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者、领导者居于核心地位，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较稳定地处于被领导、被管理的地位。其中，有些人是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更多的则是在分级管理的体系内听命于其他组织成员。但不管怎样，组织成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均应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如果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如只是临时受邀或基于个人意愿参与某起犯罪，即便其参与了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能将其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换言之，如果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找不到可以对应的位置，就说明被告人与该犯罪组织没有从属关系；如果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某一成员之间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实践中，对于某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其违法犯罪活动有一定关联的人员能否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的问题尚存在争议。为防止不当扩大打击面,《纪要》明确了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三类人员，其行为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照具体犯罪处理。我们认为，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时应当遵循“主客观一致”的基本原则。对于“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虽然也可视为在客观上接受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但由于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还不足以推定其主观上已经具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因此，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
例如， 23 67284 23 15838 0 0 4664 0 0:00:14 0:00:03 0:00:11 4663在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汉龙公司财务人员刘某、赖某某因履行职务而实施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凭证犯罪，但并未被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于“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以及“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由于这两类人员主观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管理，只是临时性的雇佣与被雇佣、收买与被收买、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也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这两类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经过长期合作后已经相互渗透与融合,则另当别论。
高憬宏、周川：《〈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指出：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分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被告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不同，其罪名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就会不同。由于之前缺乏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存在将被告人的组织地位“拔高”或“降格”认定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纪要》对各类组织成员分别进行了界定。
关于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是认定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时需要审查的主观意志要素。对于那些主观上并无加入意图，因被纠集、雇佣、收买、威逼或者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不应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从实践情况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吸纳成员时，一般都不会举行仪式或者办理手续，这使得“参加”行为难以通过充分的证据被客观地反映出来，往往只能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加入犯罪组织后所实施的具体违法犯罪活动来认定。基于以上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纪要》要求办案时应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受蒙蔽、威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纪要》从客观行为方面将积极参加者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此类积极参加者不仅要求其多次积极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且在其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起主要作用；第二种是“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的犯罪分子”。此处“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一些已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犯罪；第三种是“其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实践中，一些具体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人、财、物等事项的组织成员虽然很少参与，甚至从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但这些成员往往与组织头目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相互联系密切。而且，这些成员由于直接掌控着犯罪组织的“生命线”，对于组织的维系、运行、发展实际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认定为积极参加者。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积极参加者应是对犯罪组织的人、财、物等事项具有“主要管理职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不能把凡是参与前述事务的组织成员均认定为积极参加者。
3. 如何准确把握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组织成员，即：组织者、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也即“其他参加者”）。骨干成员，是指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并多次指挥或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属于积极参加者的一部分。
1153号朱光辉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在认定“骨干成员”时应分以下几个层次来把握：第一，“骨干成员”是积极参加者中的一部分,应当满足积极参加者的认定条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9年《纪要》)已经从主客观两方面明确了积极参加者的认定标准。主观方面是指“明知而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客观方面则更为复杂一些，既要有“参加”行为，又要符合三种情形之一。其中，第一种情形是指“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要求行为人多次积极参与实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且在其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起主要作用。第二种情形是指“积极参与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行为人所参与的“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等性质严重的暴力犯罪，也包括其他一些已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犯罪。第三种情形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实际上就是专指那些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财、物等重要事项具有“主要管理职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审判时，对于“骨干成员”应当首先根据上述规定进行初步判断，不符合积极参加者认定条件的应直接被排除在外。
第二，“骨干成员”应当是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的积极参加者。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的黄太云同志在解读《立法解释》时指出，“骨干成员，通常是指从组织者、领导者那里受领任务又指挥和积极参与实施具体的犯罪活动的人”，这一解读清晰地传达出了立法本意。应当说，这一解读既符合“骨干” 一词的文意，又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相契合。可以试想，在组织者、领导者明确，而由其直接管理的积极参加者又基本固定的情况下，一个两层级的组织结构便已然建立，只要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其他成员，并有组织纪律、规约作为管理手段，稳定的犯罪组织即可基本成型。因此，审判时应当紧紧把握“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这一限定条件，从积极参加者中准确筛选出“骨干成员”。
第三，“骨干成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应当大于一般的积极参加者。在认定“骨干成员”时，仅仅具备“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这一条件还是不够的。既然是“骨干”，所起的作用自然是要比一般的积极参加者更大。与2009年《纪要》中关于积极参加者的规定相比较后不难发现，2015年《纪要》对于“骨干成员”客观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是在积极参加者相关要求基础上的升级。只有是“多次指挥或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积极参加者，才能被认定为“骨干成员”。也就是说，只要未达到“多次”，即便“积极参与实施较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也不能认定。同理，只要未达到“长时间”，即便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财、物等重要事项具有主要管理职权，亦不能认定。
4. 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时间?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时间的起点，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时间来认定。没有前述活动的，可以根据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强势地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间进行审査判断。没有明显标志性事件的，也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为维护、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或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进行审査判断。存在、发展时间明显过短、犯罪活动尚不突出的，一般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1154号史锦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尽管举行成立仪式也并不意味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都已具备，但由于此类活动往往带有明确组织层级、结构、宗旨、目标的性质，故将举行成立仪式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时间的起点很少会引起争议。不过，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熟程度、严密程度毕竟不同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通过举行专门仪式来宣告成立的为数很少，故仅此一个判断标准尚不足以应对实践中各类复杂情况。审判时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对其树立非法权威、争夺势力范围、获取稳定经济来源具有重要意义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重大事件。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或重大事件的具体情形和后果不尽相同：有的是击垮主要竞争对手，有的是抢得重要资源，还有的是制造重大社会影响并极大提升了犯罪组织的知名度。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升级产生显著的推动或催化作用。将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或重大事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起点，不仅易于判断，而且也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宗旨和发展规律。
当然，确实也有一些案件中不存在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在此情况下，可以按照2015年《纪要》的规定，将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时间作为形成起点。应当注意的是，“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并非仅指实施犯罪的方式具有组织性，更重要的是看该犯罪是否为了组织利益、按照组织意志而实施，以及犯罪能否体现该组织追求非法控制的意图。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并非只有那些直接体现组织利益和组织意图的违法犯罪活动才能构成，只要符合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或者客观上起到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作用的也可认定。但是，在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时间起点时，由于还没有所谓的惯例、纪律、活动规约可供参照，反映非法控制意图的事实尚不充分，如果作为判断依据的“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不能体现组织利益、意图，则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5. 在较长时期内暂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是否可以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仍持续存在?
第1155号汪振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关于“持续存在”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在确定犯罪组织的形成起点后，只要该犯罪组织以组织名义、为组织利益连续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就可以认定犯罪组织持续存在。实践中，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因某些具体的犯罪案件被公安司法机关查破，原有的组织成员或被抓或潜逃，被迫暂时停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形成组织“溃散”的假象。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组织成员又会重新聚集，或者又有新的成员加入并继续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对这种情况，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持续存在，应当着重审查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等组织的核心成员是否具有延续性，以及组织的非法影响是否具有延续性。组织的核心成员具有延续性，说明犯罪组织的基本构成是稳定的；非法影响具有延续性，说明犯罪组织的行为方式和犯罪宗旨未发生根本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一项中的“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不能理解为骨干成员不变或基本不变。如同正规合法的社会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会存在新老交替，当原本的骨干成员受到司法打击或由于死亡、受伤、潜逃、被开除等其他原因脱离组织后，由低层级的成员或新成员填补继位，并不会影响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组织运转的有效性，组织者、领导者依然能够通过对骨干成员的直接指挥来对整个犯罪组织进行稳定的管控。因此，只要不是时聚时散或者频繁地大面积更换，就可以视为“骨干 成员基本固定”。正因如此，在判断组织核心成员的延续性时，也并不要求骨干成员全部或者大部分保持不变。
6. 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人数?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人数较多，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其中，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7. 如何审查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应当结合制定、形成相关纪律、规约的目的与意图来进行审查判断。凡是为了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蔽性而制定或者自发形成，并用以明确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约定，均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此外在通常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一般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纪律、规约，有些甚至还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也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虽然没有再作类似规定，但立法机关仍然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严密性，只是“不需要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活动规约等”。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通过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来加强内部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难以保持其自身的稳定性、严密性，从而也难以发挥组织应有的能效。因此，《纪要》将“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当然，纪律、规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宣誓、训诫、警告、处罚及组织成员公知公认的惯例、准则等等，但如果确实不存在一定的纪律、规约，则案件定性时应慎重。
8. 如何认定和把握“一定经济实力”的范围和数额标准?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获取的，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利益。包括：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资产；2.有组织地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资产；3.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单位、个人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
9. 如何审查判断所获经济利益是否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是否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是认定经济特征的重要依据。无论获利后的分配与使用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即可认定。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敛财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会通过实施赌博、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而且还往往会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因此，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还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取，只要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即可。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一般是指购买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经费，为受伤、死亡的组织成员提供医疗费、丧葬费，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工资、奖励、福利、生活费用，为组织寻求非法保护以及其他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等。
10. 如何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多样性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是否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
第1156号焦海涛等人寻衅滋事案指出：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以焦海涛为首的犯罪组织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中仅涉及寻衅滋事罪一个罪名。指控的20起犯罪事实中，有12起是该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包括11起暴力拆迁引发的寻衅滋事和1起因焦海涛为承揽工程而实施的寻衅滋事。指控的犯罪行为虽然在次数、手段上符合“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但应当看到，焦海涛等人是因为中央花园项目才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依靠非法手段获得该项目征地拆迁业务，而是受项目部雇佣从事暴力拆迁活动。除了中央花园项目，焦海涛等人并未染指其他拆迁工程，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具有特定性，只需要采用暴力、威胁、滋扰手段迫使项目征地范围内的住户尽快签订拆迁协议即可，不需要实施其他更多性质不同的犯罪来制定西平县拆迁行业的从业规则或者影响当地与征地拆迁无关的居民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证明焦海涛等人只是依附于中央花园项目，通过配合征地拆迁牟利。截至被公安机关查处之时，其既没有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的意图，也没有以非法控制为目的实施相应的违法犯罪活动，实际上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当然，正如之前所说,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进行整体考察，并不是仅凭未触犯多个罪名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某一犯罪组织是否涉黑，这也是2015年《纪要》中对犯罪“多样性”问题只作提示性规定的初衷，审判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11. 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暴力性?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因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较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否则，定性时应当特别慎重。
第1157号符青友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销毁会计账簿，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行贿案指出：符青友等人利用三友公司和北门劳务组有组织地在旌德县城北门建设工地上承揽土方工程或沙石材料供应业务，并多次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仅从触犯的罪名、犯罪的次数以及非法获利数额等方面来看，其行为基本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有组织性、违法性和危害严重性等特点。但符青友等人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的手段的暴力色彩极为微弱，既没有带领组织成员实施打打杀杀的行为，也不是通过暴力在旌德县城对人民群众形成事实上的心理威慑。符青友等人在承揽土方工程或沙石材料供应业务过程中，大多数是以“当地事由当地人做”、政府批复“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劳务”等为理由，与开发商、承建商进行“谈判” “协商”承揽工程，而这些“谈判” “协商”并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在少数项目中，符青友等人以自己是失地农民要生活、“工程在谁地皮上劳务由谁做”为理由，采取到工地堵门、堵路、不让施工等手段强揽土方工程或沙石供应，没有直接对开发商、承建商或其他提供劳务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开发商、承建商之所以妥协退让，也不是基于对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恐惧，而是为了避免因符青友等人的滋扰导致工程拖延。与其说开发商、承建商的心理受到强制，不如说是不胜其烦。因此，本案在行为特征方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的行为方式存在明显区别。
12. 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属于2009年《座谈会纪要》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确与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无任何关联，亦不是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实施，则应作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处理。组织者、领导者明知组织成员曾多次实施起因、性质类似的违法犯罪活动，但并未明确予以禁止的，如果该类行为对扩大组织影响起到一定作用，可以视为是按照组织惯例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成员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或者按照组织的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1158号刘汉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组织者、领导者并非对所有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承担责任，纯粹由组织成员个人实施的犯罪，不能视为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之所以要对一些并非由自己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的违法犯罪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是与组织意志和组织利益有关。详言之：第一，“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 是指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时原本未经组织者、领导者授意，属于“越权”行为。但因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不言而喻能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符合组织利益，且因得到了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可或默许，体现了组织意志，因而视为组织犯罪。
第二，“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的违法犯罪”。此类违法犯罪虽然行为人主观动机上不一定是为了组织利益，但因上述行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实施的违法犯罪，通常手段上具有暴力、胁迫性，方式上为公开化或半公开化，犯罪的附带后果能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和势力，客观上符合组织利益。而且，多名组织成员共同实施，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组织意志，尤其是得到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可或默许，可能体现组织的意志，因而视为组织犯罪。
第三，“组织成员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而实施违法犯罪”。显而易见，这几种情形都是为了组织利益而实施的违法犯罪。其中，为组织谋取经济利益较为直接，而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维护非法权威与组织的潜在利益有关，有利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今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因而视为组织犯罪。
第四，“按照组织的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所谓组织的纪律、共同遵守的约定，是指组织制定或者自发形成的，并用以明确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约定；所谓惯例，是指能够体现组织意志、宗旨的一贯做法。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均能体现组织意志或符合组织利益，或者是组织利益和组织意志的统一，如果与组织利益无任何关联，即使有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可和默许，也不能视为组织犯罪。
13. 如何认定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的罪责?
第1158号刘汉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此问题涉及到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承担罪责的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
（一）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承担罪责的范围
关于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承担罪责的范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此，组织者、领导者应对其直接组织、领导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组织者、领导者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即组织者、领导者与犯罪行为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实施者构成共犯，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具体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1)第一种观点错误理解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意在强调组织者、领导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能对组织成员个人的罪行承担责任，此处的“组织、领导”限定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罪行”。（2)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高级表现形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3) 2009年《纪要》进一步规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根据法律规定和该《纪要》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按照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
（二）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承担罪责的程度
组织者、领导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组织者、领导者在具体犯罪中承担最重罪责，而要根据其在具体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罪责。具体来说，在确定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的罪责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组织者、领导者对于并非由自己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的犯罪一般不承担最重的责任。如上文所述，2009年《纪要》规定了四种并非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的违法犯罪。上述四种情形下，组织者、领导者对具体犯罪只是一般性地知晓，甚至根本不知晓，只应负一般的责任，而应当由具体犯罪的起意者、组织者、指挥者或者实施者承担最重的责任。
第二，组织者、领导者对由其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犯罪，一般应承担最重的刑事责任。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是，如果组织者、领导者提出犯意后未参与具体的策划、实施，如何确定其罪责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的指导意见》指出：对于雇凶者与受雇者共同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的，应认定雇凶者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雇凶者没有直接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但参与了共同犯罪的策划，实施了具体组织、指挥行为的，对雇凶者也应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雇凶者只是笼统提出犯意，没有实施具体组织、指挥行为，积极实施犯罪行为的受雇者可以认定为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我们认为，上述意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有参考意义，但审判时应当结合涉黑犯罪的自身特点来把握，不能机械理解。具体来说，如果组织者、领导者不仅提出犯意，而且具体策划、组织、指挥，或者直接参与实施犯罪的，当然应认定为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但是，如果组织者、领导者没有针对具体犯罪进行策划、组织、指挥以及参与实施，只是提出犯意后交由组织成员负责实施，也并不能就此认为组织者、领导者不是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还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
14. 如何根据“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内在要求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
第1159号王云娜等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案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就危害性特征来说，不能仅根据一个或数个孤立事实来认定，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事实来反映。而且，对于具体的违法犯罪事实也不能只看客观上造成的后果，还要审查行为时的主观意图。换句话说，就是审判时不能简单堆砌和套用以上两个纪要的规定。为进一步揭示危害性特征的内在要求，有必要对“非法控制、重大影响”做进一步分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控制”，是指使一定对象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和影响之下；“影响”，是指对他人的思想和行动所起的作用。由此推论，《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的非法控制，是指以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手段使一定对象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和影响之下；重大影响，是指以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手段对一定对象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发生作用。二者有着以下共同点：1.都是有意识地以非法方式主动干涉他人（包括其他单位、组织）的结果；2.都不是一种偶然、短暂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3.控制或影响的对象具有广泛性，控制或影响的程度具有严重性。根据以上几点，在对涉案犯罪组织是否形成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进行司法判断时，除了要对照两个纪要的相关规定，还应着重审查涉案犯罪组织是否是基于争抢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攫取不法利益等非法控制目的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连续、多次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他人的自主性造成干扰或破坏；被侵害对象的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已达到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严重程度。如果以上几点都已齐备，危害性特征一般能够成立。反之，则不能认定。
15.组织者、领导者通过赔偿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量刑时应当如何把握？
第1161号邓统文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社会危害远大于普通刑事案件，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骨干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也往往更大。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积聚了较强的经济实力，社会关系也较为广泛，更容易通过经济赔偿来取得被害方谅解。为了不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留下可乘之机，2015年《纪要》规定：“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通过判处和执行民事赔偿以及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来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被害人及其亲属确有特殊困难，需要接受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被告人赔偿并因此表示谅解的，量刑时应当特别慎重。不仅应当查明谅解是否确属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赔偿款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所得有无关联，而且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也应当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
笔者认为，对于纪要中的前述规定，审判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是被害人谅解必须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体系严密，人员构成复杂，经济实力较强，因此，即便在被司法机关打掉之后，仍有可能残存一定的犯罪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审判时，若被害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表示谅解的，一定要审慎核实背景情况，排除因受到威逼、诱骗而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二是被告人的赔偿款项应当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所得无关。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极力掩饰、隐瞒违法犯罪所得的来源、去向，给司法机关的追缴工作制造困难。因此，审判时应当认真甄别赔偿款项的来源，不能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利用隐匿的违法犯罪所得在量刑时获利；三是在谅解意思真实、赔偿款项与违法犯罪所得无关的情况下，量刑仍应从严把握。如前所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对于此类犯罪分子原则上不能因被害方谅解而予从宽处罚。如果被害方确因特殊生活困难急需获得经济赔偿的（如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急需支付就学、就医费用等），在考虑是否从宽以及确定从宽幅度时，要以保证罪责刑相一致、实现刑罚目的以及全案量刑平衡为底线。
16. 组织者、领导者检举揭发构成立功，量刑时应如何把握？
第1162号吴亚贤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设立立功制度的实质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上说刑罚的目的之一在于对罪犯施以改造，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表明其有意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处犯罪，说明其主观上发生向好转变，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可以适度降低用于改造功能的刑罚；二是从政策上说，揭发他人犯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侦破案件，可予以必要奖励。如果被告人虽有立功表现，但其主观恶性很大且未发生变化，再犯可能性并未减小，人身危险性并未降低，难以实现改造目的的，则不予从轻处罚。对于因揭发检举而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否从宽处罚，除了要综合考虑此类犯罪的特殊危害、被告人所具有的各种量刑情节以及全案的量刑平衡之外，还应着重审查以下两点：一是认罪态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若能如实供述罪行，则检举揭发可以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对其从宽处理不违反立功制度设立初衷。反之，对于在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或者避重就轻的，则不宜从宽处理；二是检举线索的来源。由于组织者、领导者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有获取他人犯罪线索的便利条件，故审判时应当防止组织者、领导者利用这种优势地位获利甚至逃避处罚。2009年《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检举揭发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其他犯罪线索，即使依法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在量刑时也应从严把握”。2015年《纪要》进一步指出：“对于组织者、领导者检举揭发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其他犯罪线索，如果在认定立功方面存在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争议的，应严格把握。构成立功的，在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时，要依据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审判时，应当根据2009年《纪要》和2015年《纪要》的前述规定对检举揭发线索的来源进行审查。如果线索是利用特殊地位而取得，且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则一般不应从宽处罚。至于对检举线索“关联性”的判断，则应当从是否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非法保护、实施违法犯罪等活动有关联、是否与该组织的成员、“保护伞”及雇佣、纠集的人员有关联等方面来进行审查。
具体到本案，吴亚贤在一审期间、二审期间、死刑复核期间均拒不供认罪行，对于马东进等人的受贿线索，其在一审期间也并未检举，而是等到一审宣判后才向司法机关反映，目的不言自明。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吴亚贤并未认罪悔罪，检举揭发只是其妄图逃避处罚的一种手段，其人身危险性并没有丝毫降低。同时，以吴亚贤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广东省廉江市长期、多处非法采矿，并大量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廉江市公安局长马东进等人明知该组织从事非法采矿活动，不仅不予查处，还与吴亚贤合作采矿办厂，充当该犯罪组织的“保护伞”，任由该犯罪组织为非作恶、发展壮大。吴亚贤为了与马东进等人搞好关系，除了通过入股分红构建利益共同体，还经常请吃请喝以笼络感情。吴亚贤所检举的马东进等人的受贿线索，就是在这些吃喝宴请活动中获知，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非法保护紧密相关，属于利用组织者、领导者地位获取的“关联性”线索。综上，吴亚贤虽有立功情节，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吴亚贤不予从轻处罚是正确的。
17.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涉黑罪名不成立的，应如何依法处理？
第1160号牛子贤等人绑架、敲诈勒索、开设赌场、重婚案指出：对于报送核准死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经复核认为涉黑罪名不成立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准确处理。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强调办理死刑案件“一审是基础、二审是关键”，并特别注重发挥二审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审查把关作用。本案中以牛子贤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四个特征方面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判，可以促使二审法院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从而在今后的类似案件审判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第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改判，二是必须通过开庭查清事实、核实证据或者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则应开庭审理。本案发回重审后，二审法院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如果检察机关未能补充提供认定涉黑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对涉黑事实和被告人牛子贤的定罪量刑作出改判，并可以以绑架罪等非涉黑罪名再次报请核准死刑；如果检察机关能够补充提供相关证据，则可以按照二审程序开庭审理，查清事实，并重新作出是否认定涉黑犯罪的判决。
第三，由于其他被认定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同案被告人的判决已生效，二审法院重审期间，既可以解决对牛子贤的实体处理问题，也可以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一并解决相关同案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无疑更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需要补充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拟不核准死刑的复核决定之前，曾依法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本案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亦认为一、二审认定被告人牛子贤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是否认定涉黑犯罪对被告人牛子贤及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有影响，故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牛子贤死刑，将案件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判的决定。二审法院对本案重新审理后，直接予以改判，对原判牛子贤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予认定，并以绑架罪等其他犯罪再次报送核准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经再次复核，依法核准了被告人牛子贤死刑。
18.行为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跨越刑法修正施行日期的，是否应适用修正后的刑法，一并进行追诉？
第1163号刘学军、刘忠伟、吕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本案中，被告人刘学军、刘忠伟、吕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共有6起，始于1997年左右，终于2013年案发，跨越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后。三被告人均辩称自己的包庇、纵容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应适用修正前的1997年刑法对三人定罪量刑。被告人的辩解能否成立，这就涉及到对于连续犯，其行为跨越刑法修正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如何适用刑法的问题以及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等问题。这一问题，在1997年刑法修订后已经凸显。针对此一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作出《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1998〕6号）（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针对继续犯、连续犯等犯罪形态跨越修订刑法如何适用刑法的问题作了明确。对于连续犯，《批复》规定：“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从这一规定足以看出，对于连续犯，原则上仍适用修订后的刑法追诉，如果修订后的刑法所对应的法定刑较重的，仍应当依法适用，只不过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虽然该《批复》针对的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但该《批复》意旨符合《刑法》第12条的规定，仍应参照适用。
本案中，至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时，被告人刘学军、吕斌对其掌握的刘维等人涉嫌杀害陈富伟，刘忠伟对其掌握的刘维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重要情况仍隐瞒不报，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故三人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应适用修正后的刑法第294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2号）第6条的规定，“多次实施包庇、纵容行为的”、“致使某一区域或者行业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严重破坏的”、“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逃匿，或者致使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查禁工作严重受阻的”，均属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情节严重”。本案三被告人连续多次实施包庇、纵容行为，不仅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刘维逃匿多年，且导致周政被杀案原始案卷材料缺失，给查证命案造成严重障碍，属“情节严重”，应依法严惩。一、二审法院对三被告人量刑时，同时又酌情从宽考虑了三被告人犯罪行为跨越《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后的客观事实，并结合三被告人各自的罪责，分别判处被告人刘学军有期徒刑八年、刘忠伟有期徒刑六年、吕斌有期徒刑五年的刑罚。笔者认为，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对三被告人的量刑是公正的，体现了罚当其罪。
19.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的，能否认定立功？
第1163号刘学军、刘忠伟、吕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的，不能认定立功情节。依据我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与“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区别，审判实践中时常存在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如果犯有数罪的，则应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的部分认定如实供述，没有如实供述的部分则不能认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既包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包括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果检举、揭发了与其无关的他人的犯罪事实，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了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的范畴，经查证属实的，属于立功。如果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中必然包含有他人的犯罪事实的，换言之，没有超出如实供述范畴的，依法不应当认定为立功。例如，受贿人如实供述受贿事实必然包含行贿人的犯罪事实。本案中，2009年初，陈富伟等人被刘维授意、组织的人员当街杀害。被告人刘忠伟明知刘维有重大作案嫌疑，却不依法履行职责，隐瞒不报。同年5月，刘忠伟在公安机关找其调查时陈述了刘维等人商议杀害陈富伟的经过。刘忠伟据此主张其有立功表现。一、二审法院均未认定刘忠伟的行为构成立功，是正确的。
20.公安机关的内勤人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知情不举的，是否属于不依法履行职责，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第1163号刘学军、刘忠伟、吕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公安机关的内勤人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知情不举的，属于不依法履行职责。本案被告人刘学军、刘忠伟、吕斌长时间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中，吕斌在知晓并隐瞒刘维等人杀害陈富伟时，时任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斌据此提出其系公安机关的内勤人员，没有查禁违法犯罪职责，依法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意见。笔者认为，此点辩解是不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了人民警察的任务和范围，同时，该法第6条规定了公安机关不同岗位的人民警察的14项具体职责。依该法第2条的规定，无论人民警察的具体岗位如何，均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任务。该任务是所有人民警察的共同职责，也属于法定义务，内勤岗位上的人民警察也不例外。被告人吕斌明知刘维有杀害他人的重大嫌疑，隐瞒不报，不履行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共同职责，属于不依法履行职责。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被告人的此点辩护意见，并依法认定被告人吕斌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正确的。
第二：涉黑犯罪辩护16个辩点
作者：孙裕广（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原载于“刑事实务”公号
第一部分：无罪辩护
一、论证涉案组织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认定涉案组织是否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非法控制特征”，是讨论被告人是否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必要前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法院会议纪要对四个特征的阐明已相对明确，当前的司法裁判文书也将此列为最为主要的论证部分，个案中辩护人也在这一辩点上大展笔墨。纵观审判过程，控辩审三方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论证方向是明确的，但问题在于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框定的认定标准在实务中是否诠释到位，辩护人又能否通过“四个特征”这一关卡实现有效辩护。
（一）涉案组织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辩点1）
根据相关判决书，当前部分法院在认定组织特征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人员构成，即纵观多起违法犯罪事实列示组织的领导、组织者、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判决书在论证组织特征时也仅是列出成员名单，但欠缺该特征的说理。采用这一写法，不排除该等法院在裁判时早已假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并以“填充”的方法将领导、组织者以及参加者一一代入，无法对组织特征作客观评价。
辩护人在对组织特征进行论述时，应结合当前的司法裁判依据进行充分论证，结合案件事实进行细致分析，以影响司法裁判。《刑法》就“组织特征”表述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9年纪要》）、《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纪要》），认定组织特征有三个必备要件：第一，有组织存续时间的起点或突出的犯罪活动；第二，具有一定规模和人数，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第三，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层级和分工比较明确。而参考要件是组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2009年纪要》称之为“重要参考依据”）。结合以上法律、会议纪要、案例等归纳否定组织特征的方法如下：
1. 证明涉案组织存在、发展时间明显过短、犯罪活动尚不突出的，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刑事审判参考》第628号《乔永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一夜之间形成，通常有一个由犯罪团伙发展到犯罪集团进而转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演化进程，因此，对于组织的存续时间，需要结合黑社会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确立以及组织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以认定。”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时间点论证“组织的存续时间”：（1）涉案犯罪组织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时间；（2）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强势地位的重大或标志性事件发生时间；（3）涉案犯罪组织为维护、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或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如果不存在这些仪式、活动、事件，则根本不可能构成组织特征；如果存在、发展时间明显过短、犯罪活动尚不突出，则也不应认定为组织特征。
2. 涉案组织的规模相对较小，组织成员未到10人。组织成员的计算应以参与组织活动的人为统计标准，而且要从组织成员参加活动的目的、动机以及活动的性质进行综合判断。但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纪要》在计算人数时规定，组织成员“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3. 被指控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及对组织运行、活动起着突出作用的积极参加者等骨干成员并不固定、联系也不紧密。组织活动、违法犯罪活动中没法体现组织者、领导者具有有别于合法经营活动的人事安排权、经营决策权、利益分配权、惩戒权等情况。从组织资金的管理、“骨干成员”的活动、违法犯罪行为的安排等方面可知，组织的结构不明显，所有活动或行为具有临时性，参与的核心主体并不固定，更没有依据任何命令或规定行事。每一次行动都没有固定模式和行动规律，都只是某一两个成员纠集部分人员临时搭配形成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并不紧密，参与者中不乏基于面子、义气、起哄的心理临时参与进来。
4. 涉案组织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纪律规约。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指出：“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通过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来加强内部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难以保持其自身的稳定性、严密性，从而也难以发挥组织应有的能效……但如果确实不存在一定的纪律、规约，则案件定性时应慎重。”一般来说，在当前案例中成文的纪律规约并不多见，辩护人应重视阅读口供及证言是否有关于宣誓、训诫、警告、处罚及组织成员公知公认的惯例、准则等的表述。如果并没有的情况下，应指出没有纪律规约，同时论证控方所指控的诸起违法犯罪事实也没有按照不成文的纪律规约进行。
5. 结合相关司法裁判依据论证以上四点，基本上已完成组织特征的说理。但为了更详实的分析，还可以就涉案组织仅为普通共同犯罪、犯罪集团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补充论证。参考《刑事审判参考》第619号《邓伟波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可以论证各被告人违法犯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成员个人的目标和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组织的利益、安全、稳定和发展，也不是为了实现其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非法控制；控方所认定的“核心成员”频繁更替、组织结构松散，而且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松散人员关系是通过隐蔽方法制作出来的假象；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成员之间没有相互配合，或者虽然有相互配合，但所谓的“核心成员”并没有进行任何干涉；成员没有按照地位或作用进行分配，或者虽按此分配但都是就某一起具体犯罪“坐地分赃”，直接、简单且缺乏相对稳定的分配模式。综上论述涉案组织仅为普通共同犯罪、犯罪集团。
另外，笔者从现有案例归纳得出当前涉黑组织的人员构成分为企业人员、自然村村民（居民）、非本地户籍同乡三类，他们往往存在共同的生活基础，或者存在同一企业或关联行业的工作基础。根据以上分类可进一步丰富否定组织特征的论证方法：
6. 企业人员类型的组织。控方认定的涉黑成员所形成的组织架构，本来就是企业管理层的架构，上下级关系和权责分配是出于经营管理层面的需要而设置的，不存在严密的、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分工；组织架构及工作分工以公司章程及工作制度为依托，该等制度与帮规条约截然不同，企业在近年来有人员自由出入，人员的进入是通过正规的聘用流程，人员的退出并没有被限制；企业有合法的经营范围，企业人员的工作内容符合法律规定。
7. 自然村村民（居民）类型的组织。成员之间称兄道弟是基于相互间是同一姓氏的同宗兄弟，而且当中不乏存在亲属关系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成员相对固定，但相互间关系松散，日常的联系和聚会没有固定时间地点，或有相对固定的时间，但是是基于共同爱好聚集，如侃茶打牌。成员间不存在严密的、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分工，也无严格的帮规条约，相互独立无依附关系。
8. 非本地户籍同乡类型的组织。成员通过老乡会、聚餐等形式聚集，以共同工作生活圈为纽带。根据现有案例，同乡类型的组织往往会出现不同地域老乡之间的打斗事件。可通过分析打斗事件发生的原委论证该事件的偶发性；证明人员并不是为了争夺组织在该地区的利益及控制力而集结；虽然事件中有带头的成员，但该成员是因为个人原因才主导违法犯罪，然而其在组织中地位并不固定；参与者仅是基于面子、义气、起哄的心理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本来就没有抱团称霸的想法（其他相关论述可参考“自然村村民类型的组织”部分）。
（二）涉案组织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辩点2）
《刑法》就“经济特征”的表述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而根据相关判决书，当前大部分法院在认定经济特征时也正是考虑这三个要件。因此，否定经济特征的方法应该从这三个要件出发：
9. 涉案组织并没有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参考《刑事审判参考》第628号《乔永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可论证涉案组织并没有或者并不是主要通过实施赌博、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非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边洗钱边获取非法利益，企业资金的来源是合法的经营所得，并没有“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涉案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竞争时是有合法的招投标程序，交易是在意思表示真实、无强制胁迫的情况下达成，发生纠纷后通过合法的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以争取经济利益。在部分事件中，虽然表达诉求的方式不尽合理，但没有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方式进行，也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控方一般会指控涉案组织会采用强迫交易、打击竞争对手等手段垄断区域业务市场，辩护人应分析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若该事件中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等，则应判断该犯罪行为是否是有组织的进行，还是部分成员临时起意单独进行，也就需要结合下文行为特征进行论证。
10. 涉案组织的经济实力没有超过该地区的最低数额标准。《2015年纪要》修改了《2009年纪要》关于“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的认定标准，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但是，20-50万元的数额较低，这一辩点要发挥实效，关键在于如何框定经济实力的范围。《2015年纪要》规定：“‘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获取的，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利益。包括：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资产；2.有组织地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资产；3.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单位、个人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因此，要否定被指控为“经济实力”的资产部分，关键要回到资产来源进行分析（此部分的论证与9及11存在交叉）。另外，还可以统计控方所指控的“经济实力”，补充说明该组织历年来缺乏达到称霸一方的经济基础。
11. 涉案组织并没有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刑事审判参考》第625号《王平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获利之后是否用于支持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或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历来是认定黑社会性组织‘经济特征’的重要参考指标。”《2015年纪要》则规定：“是否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是认定经济特征的重要依据。无论获利后的分配与使用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即可认定。”根据以上规定，在论证维系组织生存、发展方面，可以统计近几年来全案中所谓的好处费、红包、奖金、丧葬费、旅游费等累计的总额，除以组织成员人数（或加计其家人人数），计算出平均每人每日可获得的经济利益，由此证明组织成员通过组织获取的经济利益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更谈不上组织的发展，微薄的利润不可能使组织成员形成稳定的层级关系。
12. 涉案组织的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合法生产经营，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资金用于组织活动。辩护人可结合公司会计账册、审计报告、银行流水等，证明资金链条和资金流转是用作企业生产。另外，参考《刑事审判参考》第628号《乔永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可以论证涉案组织并没有将获取的非法收入用于发展组织成员、购置犯罪工具、扩展非法获利途径等方面，以发展壮大组织；或者将获取的非法收入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洗钱手段转化为合法收入；或者用于寻求非法保护，等等。
13. 各被告之间的资金收入来源及使用用途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一方提供钱财供组织经营、活动或无偿赠与组织其他成员使用，经济利益并不是通过组织及其活动获得。
笔者从个案中归纳出当前涉黑案例中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敛财方式包括高利放贷、开设赌场、开展原材料供销、承揽工程、承包经营、物流配送、插手村内经济事务、对当地的小经营者收取保护费等。根据这些常见的敛财方式，将否定经济特征的相关方法细化如下：
14. 涉案组织开展高利贷并不符合“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现有的裁判文书中，部分法院认为通过高利放贷方式收取利息是属于以违法犯罪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以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年利率24%至年利率36%区间的利息，该部分利息属于自然债务的性质，如果借款人本息已经履行完毕的，借款人不得再要求退还；对于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属于法律不予保护的利息，应当按照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因此被告人放贷并不必然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可进一步说明各被告人是各自放贷，相互之间在放贷方面并没有发生联系，资金来源、用途等并没有交集。再者，还可以统计近几年来被告人借款往来的人次，通过比对出借本金和实际收回的本息，论证获取的经济利益极低甚至亏本，低回报低收益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图谋的目的与手段不相符合，在经济实力方面不能对当地实现非法控制（此部分可结合下文的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论证）。
15. 涉案组织虽有开设赌场，但经济实力未达到该地区的最低数额标准。在以村民聚集的涉黑犯罪组织中，开设赌场往往是较为常见的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但开设赌场并不一定获利丰厚，因为经济实力需以证据落实。以广州地区部分个案为例，涉案的赌场虽然数量较多且场地分散，但多为村内赌博，赌博形式及赌具都较为简单，犯罪集团的成员主要充当荷手、派牌、抽水、看场、望风以及放贷，赌资相对较小，各赌场抽头渔利数额累计一般在几千至几万，如（2015）穗中法刑一终字第235号，公安人员在其中一赌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归案时，缴获的赌具扑克牌一副、赌资230元。故应结合证据材料统计涉案数额。
16. 被告人开设公司、承包经营等资金来源、经营范围、资金用途不存在违法犯罪的情形。论证要点包括公司并非基于违法犯罪目的而设立，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相关会计审计资料均不能反映资金来源是“黑钱”；生产经营中不存在“以黑护商”，经济利益分配上不存在“以商养黑”、“以黑养黑”；公司是按照与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工薪制度发放工资、补贴。
17. 即便相关的公司存在违法犯罪，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论证公司不具备经济特征。根据（2014）穗中法刑一终字第306号案判决书的裁判要旨，即便公司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也可以通过论证被告人所在的公司既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也有合法经营活动，控方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公司资金流向，也缺乏证据证实公司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经济实力并支持公司运作，被告人的工资收入来自公司的固定分配，进而论证公司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必须具备的经济特征。
（三）涉案组织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辩点3）
《刑法》就“行为特征”表述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根据《2009年纪要》、《2015年纪要》的规定，该特征的构成具有三个必备要件：一是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较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违法犯罪活动确与维护组织利益相关，才能作为组织犯罪处理。而当前大部分法院在认定行为特征时也正是考虑这三个要件。因此，否定行为特征应该从这三个要件出发：
18. 涉案组织并没有采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或者虽然存在暴力手段但次数甚少、程度不深。目的方面，没有干扰、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为目的。危害手段方面，不存在任何使用刀枪的情形，或者警方查获的作案工具仅少量刀具，没有枪支弹药，且刀具由团伙中极少部分人持有，没有证据证实事件中涉案组织使用了刀具；危害后果方面，未造成轻伤及轻伤以上的人身损害，或者虽然造成了轻伤，但组织成员实施犯罪行为暴力程度不深，损害是由于意外原因或受害人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19. 所发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不是涉案组织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辩护人需要证明控方指控的所有违法犯罪活动，既不是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的，也不是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且得不到核心成员的认可或默许，而是个别被告人因临时矛盾激化的或自己预谋事实的，并未与涉案组织其他成员事先商量沟通。
20. 违法犯罪活动与维护组织利益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指出：“办案时，还是应当从是否代表组织意志、是否使用组织名义、是否维护组织利益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查，对组织犯罪的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制。如果确与维护组织利益无关，则不能作为组织犯罪处理。”《2015年纪要》指出：“确与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无任何关联，亦不是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实施，则应作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处理。”辩护人可以结合以上会议纪要及理解适用，结合控方指控的所有违法犯罪事实进行论证。
21. 涉案组织没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群众”依据字面含义理解，指的是普通大众，不包括与涉案组织成员发生斗殴、因债务纠纷被拘禁等的特定主体。如果组织成员采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是由于对方存在过错，则不应将控方认定的受害者类推为被欺压、残害的群众。
22. 涉案组织与其他主体发生纠纷后通过协商、调解、诉讼、执行等程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侧面论证该涉案组织更多是使用合法手段解决纠纷，如果该组织习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则组织成员根本没有必要通过沟通对话、耗费漫长的起诉、上诉、执行的时间维权，由此反证涉案组织并没有为非作恶，偶发的几次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是常态。
认定行为特征时需要对成员具体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价，在涉黑犯罪中成员还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具有暴力或胁迫特征的罪名。在实务中，若存在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情节，辩护人提出涉案组织不具有行为特征的辩点基本上得不到采信。因此在行为暴力程度相对较低，或者暴力程度虽高，但事件是成员个人实施的，论证涉案组织不符合行为特征才意义。
（四）涉案组织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辩点4）
《刑法》就“非法控制”表述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2009年纪要》中强调：“即使有些案件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符合‘多次’的标准，但根据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尚不足以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2009年纪要》以及《2015年纪要》，认定非法控制特征有两个必备要件，和一个参考要件。其中必备要件是：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而且必然要有犯罪活动；参考要件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否定这些要件的方法如下：
23. 涉案组织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没有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2015年纪要》将“一定区域”解释为具有承载一定社会功能的空间范围，既包括一定数量的自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区域，如乡镇、街道、较大的村庄等，也包括承载一定生产、经营或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区域，如矿山、工地、市场、车站、码头等。如此看来，要否定这一要件，应论证涉案组织的控制和影响仅局限于一座酒店、一处娱乐会所等空间范围有限的场所或者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较小的其他区域。《刑事审判参考》第622号《张志超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非法控制”的定义是干预已经达到足以控制一定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而“重大影响”是指虽然对于一定区域、一定行业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尚未达到任意操控的程度，但已有相当的能力进行干预和施加影响。这种控制和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非个别的、一时的。辩护人可以结合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后果、侵害对象的个数、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群众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综合论证犯罪组织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以否定模糊抽象的社会负面影响的指控。
24. 尽管涉案组织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未对区域内、行业内的群众形成形成心理强制、威慑，也没有致使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者严重违法活动侵害的群众不敢通过举报、控告等正当途径维护权益。
25. 涉案组织没有操控一定行业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及其他经济活动，也不具有干预以上经济活动的能力，没有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不构成垄断；没有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在该行业内获取数额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没有给其他主体造成100万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损失，没有形成重要影响。实务中，控方往往会指控犯罪组织通过企业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辩护人可以尝试搜集行业状况调查报告、行业协会数据等，通过实证统计的方法，计算涉案组织相关企业的业务数据在一定区域内该行业总数据所占的比例，进而论证业务远远达不到对该区域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
26. 涉案组织所引发的事件在相关区域或者行业内没有造成严重影响。《2015年纪要》将“严重影响”界定为“具有致人重伤或致多人轻伤、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敛财数额巨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情节之一”。
27. 涉案组织并没有多次干扰、破坏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也没有致使上述单位、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行使的，没有以拉拢、收买、威胁等手段多次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求包庇，也没有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也没有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使组织成员获取政治地位，或者在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根据《2015年纪要》这里的“担任一定职务”是指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权的职务。
28. 涉案组织虽然存在违法活动，但不构成犯罪，或者成员实施了犯罪活动，但与涉案组织无关。《刑事审判参考》第622号《张志超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对“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进行了补充说明，即“主要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所伴随的违法活动，如果仅仅是实施了违法活动，而未实施犯罪活动，则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29. 涉案组织没有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保护伞”。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和<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通知》已明确规定：“根据《解释》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即是否要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或者为犯罪活动提供非法保护，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但基于更全面地否定非法控制要件的考虑，应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违法违纪等行为与长期为犯罪组织提供非法包庇的行为区别开来。辩护人可以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与犯罪组织成员的联系、帮助行为发生的次数、动机及利益输送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综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以及非法控制特征。“四个特征”相互融合的同时，也有主次之分，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关键所在。但从辩护空间来说，组织特征是较为重要的突破口，事关当前司法机关在认定这一特征时欠缺力度，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表明组织成员组合方式及内部联系，是所有特征中的前置特征，故在论证时要把握好这一关卡。
二、论证即便涉案组织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但被告人没有参与该组织
（一）被告人在涉案的企业参股或任职，但参股、任职行为并不意味着其参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辩点5）
30. 参考（2015）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26号案的判决书，可论证被告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仅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没有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合作时其明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被告人的住处并不在涉案团伙的势力范围，或者虽在势力范围内，但除了与极个别成员有业务交集外，并没有与大部分组织成员发生来往关系。被告人在生意上的收益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获得的合法分成。
31. 被告人在涉案组织的企业中任职，按照企业内部制度在某一岗位工作，与组织成员交流的内容仅局限于工作及日常生活；按制度领取工资、补贴，领取工资单据等记录中并无显示有其他异常收入；没有参与具有涉案组织特征的任何活动，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其中，但主观上并无参与的故意；没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也没有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与管理。
32. 被告人在涉案组织相关的企业中参股，但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或者虽然参与日常管理，但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职责范围使其不明知涉案组织通过企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企业的收益尽管有部分来自于非法活动，但是企业的盈利状况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被告人不具有怀疑自己的收益来自于非业务范围乃至违法经营的可能性；被告人在涉案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即已退股且不再参与生产经营，当时涉案组织尚未表现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二）被告人实施的是个人犯罪，不能认定为其参与了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辩点6）
33. 被告人参与违法犯罪是无预谋的临时行动，该起犯罪行为并不是由涉案组织策划，也没有得到涉案组织的认可或默许，更没有对涉案组织产生任何利益或提高影响力。
34. 被告人实施犯罪活动时涉案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且无证据证明其此后与该组织有任何来往，被告人参与的该宗犯罪为其个人与涉案组织的共同犯罪，其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35. 根据《2015年纪要》的规定，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人员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具体犯罪处理，而不应被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36. 除了以上辩点5、6的论证外，还需结合被告人主观方面进行说理。《刑事审判参考》第618号《陈金豹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指出：“认定行为人的参加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要求行为人在加入犯罪组织时明确知道该组织具有黑社会性质，行为人只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参加的是由多人组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群体，或者该组织虽有形式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仍是以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行为方式，欺压、残害群众的组织，就可以认定其‘参加’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结合以上观点，可论证被告人不明知其加入的组织有一定规模且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三）先到案共犯的判决书认定本案被告人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但不能必然证实被告人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辩点7）
37. 由于涉黑犯罪的涉案人数较多，且部分被告人存在潜逃的情况，所以法院往往会分案审理。那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先到案共犯的的判决书已认定本案被告人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情形。但是，先到案共犯的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对后到案被告人案件的审理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先到案共犯的生效裁判文书所采信的证据仍需要逐项质证，否则不能作为认定在审案件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使用。
（四）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因具有法定情形，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辩点8）
38. 《2015年纪要》指出：“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受蒙蔽、威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仅参与少量情节轻微的违法活动的，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辩护人应根据以上规定，结合案情论证被告人符合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
第二部分：罪轻辩护
（一）被告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非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辩点9）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量刑幅度较低。
39. 结合《<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中关于组织者、领导者与参加者的定义，辩护人可以论证被告人在组织中并非处于领导地位，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并没有起到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也没有明确的或被供认的、能体现组织者、领导者的称谓；其仅是配合工作，接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因此仅是参与者。
（二）被告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并非积极参加者，而是一般参加者（辩点10）
根据上述《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积极参加者较之于其他参加者的量刑更重，尤其是积极参加者有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刑罚风险，因此论证被告人为一般参加者是罪轻辩护的方向。
40. 根据《2015年纪要》，论证被告人并不是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在层级关系中属于底端；没有参与指挥违法犯罪活动，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时积极性相对较低、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在涉案组织的时间较短、发挥的作用不大，并没有主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务、人员管理等核心工作。综合以上三点论证被告人并非积极参加者，而仅是一般参加者。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相对较小，组织成员可获从轻处罚（辩点11）
41. 参考（2015）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26号案判决书的论述部分，论证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非特别凶残、影响范围也非广泛的，对相应的组织领导者、参加者均可从轻处罚。
（四）在其他成员实施的具体犯罪中，组织者、领导者仅负一般责任，应认定为具体犯罪的从犯（辩点12）
42. 《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出：“还要注意责任范围和责任程度的区别，不能简单认为组织者、领导者就是具体犯罪中责任最重的主犯。对于组织成员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只是事后知晓，甚至根本不知晓，其就只应负有一般的责任，直接实施的成员无疑应负最重的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可论证组织者、领导者在具体犯罪中的作用，符合《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的，在具体犯罪量刑时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五）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的从轻、减轻情节（辩点13）
43.《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2015年纪要》指出：“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犯，则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于一般参加者，虽然参与实施了少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系未成年人或是只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辩护人应根据以上规定，核实被告人是否具备以上从轻、减轻情节。
（六）具有坦白、自首、立功情节，可获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点14）
44. 被告人具有《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坦白、自首、立功情节的，可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关于立功情节，《2015年纪要》、《<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对不同类型组织成员的立功情节予以区别对待。参加者能够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提供线索、帮助收集证据或者实施其他协助行为，并对破案、定案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使依法不能认定为立功，一般也应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对于组织者、领导者，则要求其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不存在关联，判断的依据是：提供的线索是否是利用其在组织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取得；是否与该组织寻求非法保护、实施违法犯罪等活动有关联；是否与该组织的成员、“保护伞”及雇佣、纠集的人员有关联等。辩护人应结合案件细节进行阐明。
（六）被告人积极赔偿，且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可获从宽处罚（辩点15）
45. 《2015年纪要》指出：“被害人及其亲属确有特殊困难，需要接受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被告人赔偿并因此表示谅解的，量刑时应当特别慎重。不仅应当査明谅解是否确属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赔偿款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所得有无关联，而且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也应当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辩护人应对谅解的真实性、赔偿款项的来源以及量刑平衡进行说明。
（七）违法追缴、没收的合法财产应予退还（辩点16）
本辩点本不属于罪轻辩护的内容，但是财产利益对于被告人而言较为重要，单位、个人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相当于实现了“罪轻辩护”的效果，因此仍放置于此。
46.《2009年纪要》指出：“对于涉黑犯罪财物及其收益以及犯罪工具，均应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和《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没收。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通过犯罪活动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及组织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全部财物、财产性权益及其掌息、收益。在办案工作中，应认真审查涉案财产的来源、性质，对被告人及其他单位、个人的合法财产应依法予以保护。”因此，辩护人应判断被没收的财产的合法性，对合法手段取得的财产向办案机关主张退还被告人。
附件：涉黑犯罪司法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和<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