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首展座谈会发言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最近，本号连续刊登的于今老师发言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十八年来作为大项目负责人、大课题主持人应邀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参加座谈会、论坛，累积1200次以上部分发言稿、演讲稿（包括国内外部分可公开或删减后的内部发言），但不包括讲座、商业演讲，也不包括近两年的。这些发言的时间从5分钟到40分钟，稿中大部分有前瞻性思想观点、有为党和国家地方发展、公共外交的建言献策，也有车轱辘话，有的已落实，有的正在落实，有的还在探索......希望启示后来攀登者。
"2020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首展座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总监、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韩永，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刘超英，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平，中国文物报社首席编审李文昌，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于今等民族学、博物馆学、文物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发言。座谈会由民族文化宫副主任们发延主持。本文是作者发言，经同意，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系列展首展座谈会发言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座谈学习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物工作，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诸多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部署中，文物事业发展使命更光荣、责任更重大。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等部委以及各省市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最好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内涵，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为我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前面几位老师都说的非常全面了。我所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同志倡议发起创办的，第二届会长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第三任会长是吕琳同志，她是杨静仁同志夫人，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也是倡议发起创办协会的创始人，他们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任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民委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牟本理同志，第五任会长是杨华山同志，他在协会工作时间最长，从秘书长到副会长再到会长，他是杨静仁吕琳这对革命伉俪的次子，继承并发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不断把他们开创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推向前进。
我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从副秘书长到常务副会长，到今年已第二十个年头，经历并见证了以上五届会长在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物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体系，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那么、我想从自身实际工作、从社团组织角度，举三个工作例子，还有两点建议。
2011年，国务院参事室馆员舒乙先生组织了一次承德外八庙调研活动。舒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他在2008年-2010年调研期间，发现北京和承德有30多块刻有汉满藏蒙四种文字的清代石碑，他认为这对我们当今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尤其对涉臧有两层意思：第一、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当时，西藏的地方首领和宗教领袖，与中央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些石碑可见证着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他从承德回来后，就给中央写了内参，关于承德外八庙清朝民族碑对于维护清朝民族团结的特殊作用，是清朝统治时期民族团结的重要见证，建议“建立以承德为中心打造京津冀民族团结中心”。内参写完当天晚上即送到温家宝总理办，总理非常重视，第二天早上就做了批示，请中央财政给承德拨专项经费，维修相关石碑及建筑。为此，国务院参事室多次组织国务院参事和专家，前去调研。舒乙先生的这个调研活动对我影响较大，使我从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关系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性。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例子。
我讲的第二例子是2012年，我受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文物保护协会杨华山秘书长及国务院参事室的委托，赴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浙江、福建、江苏等14省26个市县镇调查各地少数民族文物及民族文化遗存的保护情况，考察了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情况、民族文物的遗存现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文保工作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以下建议。回京后，写了《关于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文物保护以及汉族地区民族文化遗存抢救与开发的建议》，调研中发现，历史上不论是汉民族，亦或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文物和文化遗存的保护。比如在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是元代重修的，清代更是对其进行了几次重修，这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对这位史学家的尊重。浙江绍兴的大禹陵仅有一个供人瞻仰的禹王殿，并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这种团结、奋斗的治水精神。在甘肃调查时发现，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名录的“花儿”，被誉为“西部之魂”，它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它融合了大量的当地民族的语言，要在当地的演出才有其特色，但是传承人的稀缺使得技艺无法传承与延续。等等，这份内参建议也得到中央领导重视。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2015年4月，我代表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协会应邀赴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调研考察“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1950年12月26日，赴京国庆观礼的各民族代表回到普洱，在普洱专区所在地宁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并于1951年元旦，按照民族习俗，在普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举行庄重的剽牛、喝咒水盟誓仪式，立下了26种民族（含支系）的土司、头人、首领、酋长、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共4 8人分别用汉、傣、拉祜文签名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这次调研考察，让我再次想起舒乙先生的“见证”。为此，我当天晚上在宁洱就写了四份内参专报，分别呈报全国政协俞振声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赵乐际部长及国家民委主任和全国人大民宗委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我认为，宁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和统战工作第一碑”；是见证中国百年以来民族团结的“活的民族生态文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基本路径和生动实践；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最好教材；是新时期全国领导干部的党建学习基地；而且“民族团结誓词碑”充分再现了滇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奋斗、进步的发展史, 对于新时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有着的重要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示范作用。遗憾的是“民族团结誓词碑”受重视的程度及公众认知度远远不够，关键在于长期以来没有从“我国民族团结的象征”这个基准点去评价它、宣传它和利用它。
因为时间要求，我举出这三个工作案例，想说一个意思，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文物就是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担当。文物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而且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透过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可以探视出它所代表的民族的社会风貌，人群心理，道德观念，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等，更能折射一个民族的文明。在二十年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中，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物和汉族地区民族文化遗存，可以有效加强民族团结、抑制民族分裂、捍卫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我们要让这些民族文物“活”起来，让民族文物成为我国拥有的地域、海域、水域等主权的历史铁证，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心”。
最后，我对今天的主题提三点建议：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但是，目前依然存在少数民族文物失传、外流现象严重、馆藏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缺乏和人才短缺等不足问题。建议中央和民委以及高校加大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共同体建设为载体，当前要重点打造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史料文物体系、宣传体系、教育体系、领导体系、人才体系。以此推动五中全会中央关于把“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列入“二十大“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性部署。第三，建议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平台” 。
来源丨东中西部发展智库
责编丨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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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China Region Development & Reform Institute简称发改院，英文缩写CRDRI），创办于2002年9月11日；是在中国国务院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大思路的背景下成立的综合性研究机构。集科研、智库、网络、咨询、教育于一体。其决策咨询性、公益性研究特征突出，研究领域广泛。总部位于北京。借助长年的国家重大项目与研究成果，为“研究院”在科研智库并举的制高点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大课题大项目上百位专家为依托，构建了来自国内百余位知名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研究员团队。每年主办若干场“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智库研判会，开展国际智库对话交流，推动智库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智库发展报告》《国家智库》《中国智库》编辑部设在本院。邮箱：kxfzg2008@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