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王健林、黄光裕，首富们为何总被送上“杀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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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所谓首富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首富。
——文海军说
作者 | 海哥是我
来源 l 海哥商业观察（ID：hgsygc）
阅读开始前，先说几句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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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9日，一个叫胡润（Rupert Hoogewerf）的29岁卢森堡小伙，在上海发布了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胡润百富榜”。自此，中国首富的角逐便开始了。
让胡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份榜单充满争议而又自带光环，把自己送了顶层财富圈子，也把众多首富送上了命运的“杀猪榜”。
20年间，首富换了又换。首富的条件从80亿飞涨到4000亿元。
这其中有三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黄光裕和王健林三次夺冠，马云在今年四次问鼎首富。
所有的创业者乃至打工人都想探知成为首富的秘诀，而首富们对此也不避讳。不过，他们用语言给出了一种答案，用行动给出另一种答案。
2004年，白手起家、36岁便成为首富的黄光裕，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最年轻、最成功的企业家。黄光裕是这样阐述他的商业智慧的：
“商者无域，相融共生”、“店开到哪里就融入哪里”、“和国际巨头‘与狼共舞’”、“尽一切努力赢得客户”……
21世纪初的那几年是属于国美的时代。国美上市后有了充足弹药，继续在主营业务家电行业开疆拓土的同时，还进军医药连锁业、房地产等行业，企图打造“多元化帝国”。
国美各个产业之间一旦相互协作，形成良性循环，无疑会进一步加固国美的护城河。
当然，这种畅想并没有发生。2008年，国美销量达到1200亿，黄光裕身价升至430亿，再次成为中国首富，黄光裕和家人一起成为火炬手领跑。然而，祸福难料，命运辗转。紧接着，黄光裕便因为经济犯罪被逮捕，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刑14年。
黄光裕入狱，引发众多中国企业家深思。一名国美前员工曾这样谈黄光裕：他的结局代表那一届企业家宿命，并且认为国美存在“崇尚商业信息，摒弃人文价值”的企业文化缺陷。后来，这名员工去了万达应聘万达学院总经理，同样因为不认同企业文化而作罢。
在黄光裕出事后5年，比黄光裕年长15岁的王健林成为首富。王健林和黄光裕在商界属于“一代人”。
世界很小，有钱人的世界就更小，首富和首富也都有交集。
网络上广泛流传一张黄光裕和王健林喝茶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拍摄在2005年，当时万达尚未上市，黄光裕已是首富。在以资本论英雄的世界，王健林反而成为了“小弟”。交谈中，在只顾喝茶、稳坐如山的黄光裕面前，王健林侧身前倾、十分低调。
事实的情况是，黄光裕入局地产业，自然会与王健林有所交集。风水轮流转，在黄光裕服刑期间，王健林迎来了高光时刻。
2013年成为首富，2014年王健林就出版了《万达哲学》。书的封面上赫然写到：解密万达致胜DNA26年经营真经，从0到资产5000亿元的企业帝国是怎样炼成的？从中国到海外，为何他的企业能无往不利？
开篇第一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坚持、责任和创新”、第二章是“执行力是万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法宝”，后面还谈到了万达如何创新、商业地产模式、文化产业、企业文化等等。
当然，这本书里的很多东西都已打脸。比如在海外，万达就是节节败退。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2017年初的5年间，万达在欧美、印度及澳洲等地进行了超20次大手笔投资，投资总额高达2451亿元人民币，涉及地产、酒店、影视、娱乐、体育等多个领域。
与此相对应的是，万达曾债台高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万达商业地产货币资金为1002亿元，总资产为7511亿元，负债合计5278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0%。2017年，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王健林不惜亏损，开始疯狂甩卖诸多项目。
随着今年美国芝加哥物业项目出售，王健林在海外布局的房地产项目将全部清仓。王健林曾表示卖一半海外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偿。如今证明，王健林还是过于乐观了。
相比上次做首富时，王健林身家已缩水1千亿。
王健林的时代落幕，马云时代崛起。
2012年，“CCTV（中央电视台）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马云和王健林同台领奖，并进行1个亿的豪赌：电商在整个大零售市场份额能否占到50%。这是“新旧”势力交锋的缩影。
虽然，打赌马云未必能赢，但在公司、行业发展方面，马云已经彻彻底底的赢了。阿里巴巴的影子已经全面笼罩住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它用20年成长为中国最值钱的公司。
马云谈及阿里巴巴的理念及管理方式：我允许自己犯错误，但我们不会愚蠢到要故意犯错误；在所有人兴高采烈的时候，你要判断未来的灾难。
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前几任首富的覆辙，马云在三次坐上首富宝座之年就正式退休。当时，“功成身退”是对马云的评价。
而在创造巨额财富之外，马云还要做社会的马云。
在宣布卸任董事局主席一年后，马云拥有了一张超长新名片，12个身份显赫耀眼。
马云突破企业家的身份，更成为了马老师、哲学家、慈善家……在一贯轻商的国度，马云收获了民众的高度评价。
可惜，马云从未真的退出江湖。
近日，马云在蚂蚁集团IPO的敏感时间点，公开向金融监管开炮，还引来四部门约谈，让全球最大规模IPO推迟。舆论对马云的评价一转变成了《话不可随口，事不可随心，人不可随意》。
三个人、三个行业、三种性格，却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首富难当。
1978年，43岁的胡福明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今，这篇文章已被看作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不过当时胡福明在文章发表后却有了坐牢准备。胡福明的好友姚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当然，在“思想大解放”的号召下，胡福明不但没有坐牢，反而收到了群众数百封表扬信。
虽然，这篇文章已经发表40多年，但“河”还没有过完，“卒子”还在摸索前进。
黄光裕是在探金融的底线。
在上市之前，黄光裕便开始玩起了“类金融”的游戏。国美凭借在家电零售的地位，可以延期支付上游生产商的货款，合法拖欠可以保证账面上长期存有积淀资金，从而促进国美的门店扩张。利用金融杠杆，国美速度扩张越快，资金回笼就越快，话语权也越大。国美在议价上愈加强势，生产商的话语权则江河日下。
国美电器借壳上市之后，黄光裕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黄光裕借助于一系列资本运作使自己身价几何级增长。左手实业资本，右手金融资本，以实业资本获取利润进入金融，再以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促进实业。
不过，这些都随着黄光裕入狱戛然而止。
在黄光裕出事之后，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黄光裕的资金要在内地跟香港来回挪，为了追求资金的快速流动，想要铤而走险绕过严格的资本项目审核。“我觉得这是一种商业效率跟制度发生严重对抗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制度漏洞和制度悲剧。”
黄光裕案牵涉了大批高层落马。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就像当年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等罪一样，属于企业家经常不慎陷入的常规犯罪。”
当时很多人感慨道：在中国做富豪，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相比黄光裕，王健林还算悬崖勒马。
王健林认为从商要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解释道：“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王健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讲，万达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上世纪80年代末，大连推进旧城区改造项目，其他房企纷纷拒绝，王健林却挺身而出，万达因此受益；后来走出大连，在全国布局，王健林也透露，有些地方政府愿意以便宜的地价吸引万达投资；后来，在国家方面提倡向世界传扬民族的传统文化情况下，文化项目审批手续更快，万达向文化产业的进军也享受到了红利。
从2010年到2014年，国家方面先后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是王健林疯狂“买买买”的底气。
但万达们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却引发了我国外汇快速流出、外汇储备直线下降等问题。2014年—2016年的3年时间内，人民币贬值约10%。如果任由资本继续大规模外流，会形成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威胁中国金融安全。
在万达激进的海外扩张引发争议之际，王健林仍然没察觉到凛冬将至。2016年3月，王健林还霸气地表示：“万达的钱既不是偷的抢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出来的。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但一纸文件下来，政策一收紧，王健林就不能任性了。
有了前两者的前车之鉴，马云更有觉悟。
蚂蚁成长为大象，监管不是不期而至。实际上，支付宝推出的16年来，蚂蚁金服有着漫长的监管往事。
2004年，淘宝找不到外部合作方，决定正式启动支付宝项目。产品设计不是难题，难的是当时国内对第三方支付并没有明确的监管，属于灰色地带。如果事后监管认定第三方支付违法，不仅阿里会受很大影响，公司创始人甚至要负法律责任。
但马云还是下定决心：“如果要坐牢，我去！”幸运的是，在“鼓励金融创新”的环境下，支付宝迅速壮大。
到了2010年，第三方支付暴露出种种问题，支付宝作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自然也引起重视。马云选择主动汇报工作，每个月都向央行提交七八页纸的工作汇报，内容细致到财务数据、公司架构、操作流程等。
马云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只要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会上交国家。
针对同年央行出台新规针对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牌照问题，马云更是未雨绸缪，未经阿里董事会批准，承担信誉危机，将支付宝外资变内资。因为马云判断，央行绝不可能允许支付宝这样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产品被外资控制。
对监管试探、迎合、摩擦，一直伴随着蚂蚁集团。最近的蚂蚁风波亦如是。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能算是个小插曲。
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叙拉古国王狄奥尼修斯二世有一位朝臣叫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奉承国王说：作为一个拥有权力和威信的伟人，您实在很幸运。国王提议和达摩克利斯交换一天身份，让他体验一下做国王。
交换身份那天，达摩克利斯非常享受成为国王的感觉。当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抬头才注意到王位上方仅用一根马鬃悬挂着的利剑。他立即失去了对美食和美女的兴趣，并请求国王放过他，他再也不想得到这样的幸运。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首富们的成功都来之不易，但走向失败或衰落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份“文件”。
2014年初，马云曾吐槽，“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王健林更进一步表示，“我希望文件越少越好，或者说文件要多，多的都是更进一步开放的文件，不希望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就怕这个。”
最近发生的事验证了马云的担忧，在被约谈的同一天，银保监会、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文件主要对网络贷款去杠杆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蚂蚁将需要额外资金来满足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华尔街多位分析师认为，中国监管部门叫停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可能会使蚂蚁估值缩水多达1400亿美元。
王健林的转折也是类似。2017年6月下旬，一则关于“银监会要求部分银行调查海航集团、安邦集团、万达集团等近年来大举进行海外投资的一批公司的贷款情况”的消息传出。随后，万达遭股债双杀，万达电影遭巨量抛盘，午后紧急停盘。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网上再传“银监会要求对万达在海外的六个项目严格管控”的消息；8月，国家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而这些恰恰是王健林近几年来重点布局的领域。
马云和王健林还是足够谨慎和幸运，懂得参照文件办事，黄光裕却没有等来文件。
黄光裕大打价格战、疯狂收购扩张，离不开钱。钱从何来？答案是黄光裕高超的资本运作。为了在美苏争霸中抢占先机，不满足在A股借壳上市条件的国美电器选择借壳香港上市。
2002年，黄光裕出资1.35亿港币，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改名为中国鹏润。随后，2004年6月，中国鹏润以49.5倍的高市盈率，83亿的可转换票据，收购国美电器65%的资产，22个城市94家连锁店。
国美电器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并一度成为国内企业境外买壳上市最成功案例。黄光裕轻描淡写地表示：“这就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过程”。
尝到甜头的黄光裕借壳上了瘾，先是“借壳”中关村，而后“绕道”拿下三联商社。后者成为黄光裕案发的导火索。
有媒体报道，黄光裕操纵三联商社的路径分为三步，先是寻找合适的上市公司股权，然后设局，利用拍卖制造收购概念，最后实现在二级市场拉抬股价的目的。
真的是“文件”在，决定首富们的命运吗？
也许，未必！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
首富难善终的原因恰如首富善始的原因一样，就在于我们有着很多新大陆等待去开拓，有很多机遇，也面临很多风险。
商人的特质有很多种。但是放在中国，富豪必备的品质是要敢赌，或者说敢于尝试、创新。做成了，就是树立新的商业标杆，却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王健林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富贵险中求，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干，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干，不管是从前瞻性还是判断力，只有少数能判断对的事情，敢于去做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更高的盈利。”黄光裕也说：有三分把握，就果断去做，速度可以消灭掉风险。马云更是身体力行推动变革。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富豪们更加谨慎，社会对他们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强。
“我们很幸运，能做得这么大。这不是因为我马云多聪明、多了不起，只是因为我们身处中国，赶上了互联网时代。”马云说。
20多年来，每个首富都赶上了属于自己的“好时代”。
当初离开国美的员工还说道：黄光裕面对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同质问题——我们的资本家骨子里的那种跋扈和飞扬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沉淀，才能沉淀出比尔·盖茨以及乔布斯的那种从容和优雅。
可是，时代的弄潮儿却庆幸自己还有野蛮生长的机会，即使不知水的深浅，也都毅然决然地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至于过了河，是否就能真的上岸。没有一个首富及巨富可以预知。他们一定会明白，那些借来的钱迟早要还，无论是跟银行借的还是百姓“借”的。就像马云说的一样：我的钱不是我的，只是暂时由我保管……
钱对首富们而言，早已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他们越是有钱，巨额滚滚财富越是青睐于他们。
今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比2019年增加近10万亿，相当于英国半年的GDP，比之前五年增加的总和还要多；千亿级企业家人数比去年骤增一倍，达41人，为历年最多。
最讨厌钱的马云，今年财富增长45%；马化腾增加50%，顺丰王卫增长1.18倍，80后拼多多黄铮增长63%；卖水的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首次上榜，直接干进前三。其他增长比较突出的有，雷军涨幅127%，王兴涨325%，房屋中介左晖涨483%，跟谁学陈向东涨662%。
在今年的疫情背景下，他们都成为了“不浪费任何一次危机”的人。
11月15日，新华视点发了一条“最高视角”的金玉良言：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福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或许，巨富们都能找到除了金钱以外更崇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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