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an Bibin Serbian, b. 1984• Oil on linen 31 1/2 × 31 1/2 in
汉语作者，流浪者，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者，业余作家。曾从事足球运动，为交响乐队刷过海报，帮新东方教育机构发过传单。他说自己是上帝忠诚的敌人，他说1+1有时不等于2，他认为一切属于荒漠，荒漠属于空无。
劳动现场的民族志
1、一些老掉牙的理论或某种创新，但实在有必要强调一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处在、将处在或曾处在劳动环境之中，无论是进行物质生产，还是以物质为支撑的智识生产。青年马克思，以《1844手稿》为代表，强调了劳动的神圣性，这一神圣性约等于人性。在《资本论》之后，某种特定形式的劳动也意味着贫穷，即劳动者的生产的丰富与其生活的贫穷是本质上关联在一起的：越劳动越贫穷。劳动的神圣性质的另一层含义：以这样一种劳动观念来思考，实际上并不是合格的社会学思维。劳动之所以被设想为神圣，是因为劳动作为创造之一种，本身归属于上帝这个创世者。换言之，神创造世界，而人生产产品，即生产自己的本质。这无非是一系列的神与人的镜像投射游戏。根据这一投射的关系，神-人-主体性从神学领域（人格上帝）、政治领域（绝对君主）转移到市民社会（个体原则）。以此原则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由个体相加形成的总体，是一个个体通过简单联系结成的总体，由此我们才遇到了各种政治问题：契约如何形成，不平等如何产生等等。在莫斯研究爱斯基摩人（现称为因纽特人）的季节性生活模式，以及研究献祭的文本中暗含了一组对立：劳动-节日。劳动作为世俗活动，在节日的时候必须停止。因此，劳动与神圣无关。巴塔耶将这一对立的逻辑带到了极限：劳动属于功利性的活动，而游戏、色情、艺术等耗费活动则是其反面，前者世俗而后者神圣。带到极限处意味着模糊，在某些活动中，劳动与游戏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比如狩猎：一方面，狩猎和一系列的仪式有关，是人和动物性打交道的方式；另一方面，狩猎也带来有用的结果，即食物（食用，本身也是一种关系模式，这是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在《食人族的形而上学》中告诉我们的）；又比如农耕，根据斯科特的说法，最早的农耕活动中很难区分是随意播撒还是有意耕作（它更像是原始人用涂有颜料的手指在洞穴墙壁上留下的线条，线条偶然的积聚逐渐形成了具象画）。巴塔耶当然清楚地意识到了将自己理论的所有赌金都投注在这一组绝对的对立中的风险，因此才有了关于“不可能”的论述。不可能性并非什么也不做，不是黑格尔所批判的“美丽心灵”，而恰恰是在各种实践中转移的：书写、游戏、战争、冥想、色情、艺术......这些活动总是被功利性的幽灵纠缠，但又总是逃逸......斯科特和格雷伯在其中看到的是早期人类生活的灵活性：人类根据某些节奏（季节的、时序的）而自由切换社会模式，因此他们既是游牧又是农耕，既是君主-国王政体又是绝对的平等主义。巴塔耶看到的则是这一灵活的生存策略不断被征用、被奴役的历史：埃及法老通过金字塔来控制耗费活动，帝国通过纪念碑建筑，资本主义通过建造摩天大楼，大量劳动力被浪费掉，以建造无用之物，但同时，这些无用之物又增加了统治者（君主或资本家）的权力，从而造成了更多心甘情愿的奴役。无论如何，在遭受彻底奴役之前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奴役，它甚至是权力、荣誉、至尊性的来源，但关键在于，早期智人能在劳动和耗费之间灵活切换，并且最终将劳动积累的财富导向耗费的狂欢。赫依津哈：游戏是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游戏的人》）。当我们试图用功利性视角来解释一切人类文化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些难题，有时甚至是一些十分荒谬的观点。比如，某些人类学家将乱伦禁忌视为优生学的前奏，将献祭视为某种对人口和基因的人工筛选，这样的判断假设了原始人对人口理论、优生学、基因遗传理论拥有了明确的意识，并且将生命设定为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保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或观点都源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它们正好契合于一种不断积累财富、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达尔文本人并没有持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Jean Gayon：The Knowledge of Life today）。在面对人类的时候，他是十分谨慎的，因为道德伦理也是演化的结果。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试图以合作演化来取代竞争演化的模型，而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游戏（《互助论》）。循着巴塔耶的历史档案整理，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一种新的视角，它被巴塔耶叫作普遍经济学的方法。由此，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游戏，游戏的人、游戏的动物、游戏的宇宙。在宇宙论的层面上，游戏随时都在发生，这是一个不存在人为规定目的的世界。在动物那里，游戏总是存在，这伴随着能量的爆发与耗费。在人类那里，部落间的战争类似于古希腊的奥运会，而古希腊的奥运会也极有可能发展成冲突、战争，此外这也伴随着各种成人仪式、献祭仪式，因为游戏也意味着竞赛（play）。在神那里，墨西哥的羽蛇神会从山顶坐着滑板滑下，这一神的游戏时常带来毁灭和灾难。更别说那些恶劣顽童的游戏了，捉弄大人、打坏物品、恶意嘲笑，还有人群面对跌倒的伟人时（或律师、政客等一本正经的人）爆发出的笑声......
布展开始时的样子：从运来的作品零碎可以看出工作量的巨大，是为惊人的劳动现场之一。
在一位朋友的“引诱”下，我不自觉地滑入了一个艺术布展现场，我甚至只是路过，身体姿态都没有变，就进去不当心参与了一场人类学田野调查。地方是在苏州平江路旁边的仓街的仁恒别墅群的招商中心，房地产资本家们需要一场艺术展来造势。表面上看，资本家们在进行一场毫无用处的夸富宴，但实际上别有用心。“这个地方以前是苏州第三监狱，苏州人嫌晦气，不会买的”市民A。“古城区限高，别墅只能造两层，所以房地产就往下挖两层，地下室也算面积卖。”市民B【随后市民B使用了“地狱十八层”的修辞，甚是惊人，上一次听到这样的修辞还是对佘山深坑酒店的形容】。他们一致得出结论：“这样的房子只能骗骗外地人，或者以同等价钱在上海买不到好房子的上海人。”我们的任务是将几名苏州大学本科生志愿者用旧书折出的纸卷黏在固定于展馆墙体的铁丝网架上。由于有些铁丝网架的形状诡异，我们需要脚手架、胶水，并且长时间地仰头和抬起手臂才能完成某些工作。只要不到十分钟，你的脖子就会僵硬，手就需要垂下，以免血液循环减速！一边折纸一边聊天的志愿者们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诉求，他们并没有什么对艺术的崇高幻想，在他们眼里，折纸，实现艺术家的设想，和平江路上的大妈剥鸡头米没什么区别。在这里，学分等于金钱，通过对等价交换逻辑的深化，他们反过来拒绝了资本家试图使用免费的大学生劳动力来获取利润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必须获得相应的甚至超额的学分，而这些学分当然会带来实际的好处（保研、找工作等等）。
布展现场，苏州仓街，2020
晚上，志愿者们下班之后，两位策展人朋友和我开始了折纸。和要求严格、纪律严苛的生产车间相比，布展现场更像是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我们可以随时暂停劳动而发呆、走神，可以在作为折纸材料的旧书里寻找笑料（比如经常翻到上个世纪的爆笑地摊文学，然而，车间工人却不可能从流水线的零件中获得笑料，工厂连生产笑的材料也剥削了！），可以拿出bose蓝牙音箱播放各种音乐（我播放了三上宽，其中一位播放了《黄帝内经》的播客，其中的部分内容成了我们新的笑料[比如关于春天劳动，秋天收获的部分]，另一位播放了摇滚乐和类似夜店风格的舞曲，我甚至一度出神，以为那里是巨鹿路的蹦迪现场！），可以从便利店购买一些酒精饮料，现场调酒（最后因为缺少杯具和开瓶器而作罢）。将劳动现场变成游戏现场，我们不再生产实物，而是生产自己的快乐。小熊英二说，搞运动就是吃火锅。有什么比这更欢乐的呢？也许下次应该试着在布展现场吃火锅或者踢野球，谁知道呢。反正不能光劳动。无聊、重复、机械的劳动属于劳动者，而利润、社会地位、名声归于资本家，这完全不像话！
作品局部：其中被压坏的纸卷需要一一更换成新的。由于纸卷和铁丝网由胶水黏合，拆卸的时候工作量巨大。
加班布展：由于志愿者到点下班，折纸工作也由两位策展人和我这个沉浸式田野调查者完成。
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的朋友遇到了意料之中的学校行政系统。“因为疫情关系，所有上半年的事务都堆到了现在才开始”老师A告诉他。“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的”老师B说，可明明这个事情就是归他们管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一些不像话的事情。而不像话的事情，究其根源，常常是令人爆笑的。最终，在我的一番调查研究下（其实也就是几次碰壁），我发现，尽管详细的个人信息早就登记了无数遍，大到学校层面，小到辅导员，几乎都经手了你的信息和动向，但最后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知道你在干吗，你会干吗，每个平台和登记系统之间都是互不关联的、充满孔隙的（这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钻空子”，一门关于日常斗争的学问）。也就是说，你以为自己被牢牢盯住，动弹不得的时候，实际上大可大摇大摆地愚弄所有人于无形，而这样做的前提之一，就是你自信地坚持事情还能是另一种样子，有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在你的掌控之下的。你可以试一下。比如，从今天开始，停止填写每日都需要在手机端填报的健康记录，你会发现，即使几个月不填，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你依然可以拿着校园卡出入校园，整个学院没人会知道你的动向（他们以为你一直在某学校或者附近，但实际上你早已跨省移动多日，人群密集场所随便去）。“我们学校的辅导员会帮你随便填掉的”某松江大学城的同学告诉我。想必，辅导员的工作量加大了，我有点对不住我的辅导员！“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明明已经过了发放津贴的时限，但依然给我多发了大半年。”某个青年教师告诉我。我经不住感叹这套官僚系统多么愚蠢，表面上它每天都在严格记录我们的信息，在指挥我们的姿势，在处理我们的申请，但实际上它一无所知！等等，这样想也许太过简单。因为要明白，正是这种愚蠢统治了我们，也许，它统治我们的要领就在于它的愚蠢，以及我们对其愚蠢的信念。这是十分可怕的。
布展现场的另一件作品“波光粼粼”，苏州仓街，2020
一位工地工人的妻子在一个白领的家里做家政，白领看着不忍心，觉得家政阿姨的丈夫在工地的活太辛苦，于是就想给他介绍电子厂的工作，说那里虽然是小时工，但是时薪高，工作内容轻松，环境冬暖夏凉，可以交五险一金，并且有加班工资。后来的结果是工人没做几天电子厂的工作就逃走了，白领很不开心，嫌他人傻，有钱不赚，而且好吃懒做不愿吃苦，然后就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教育，说自己当初是如何一步步往上爬的。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并且，当我们把视角扭转一下的时候，内容就会变得相当惊人。工厂里的劳动是精准计算的，人手的速度必须时刻和机器流水线的速度保持一致。它的劳动空间是受限制的，往往是站在原地好几小时不动。它的劳动过程是重复的，这很容易就引起枯燥无聊的厌烦情绪。相较而言，工地劳动更加自由：更复杂的手工操作，更大的劳动空间，工人之间交谈的机会要相对更多。有时，突如其来的坏天气也会是福音，某些工地劳动是严格受到天气环境制约的，也就是说，劳动可能会被环境中断，休息就成了必然。因此，在收入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倾向于工地，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从旧书堆里找到的当日爆笑材料。
我没有追求严格的写作，而是快速地写下了一些近期的经历和此时此刻的想法。在这里面，理论的引用和分析是不完整的、不严格的，写作的风格是不连贯的、不成熟的。但是，如今我们再去像古代人一样，围绕一本经典著作，进行句读式地读解已经不行了，在所有学科的研究范式都于一两百年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唯独所谓强调专业、深刻、沉思的人文学科还维持着将近千年前的工作方式（这实际上无非是在维持着某种精英教育的幻觉）。这一方式现在又和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直接让人文学科的运转变成了彻底的一个人在书斋里的阅读和沉思（学院里因此滋生了大量坚信“岁月静好”的颓废小资产阶级情调，然而他们很多甚至还喜欢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的做派谈论什么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好笑的是，当你这样进行工作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人读书，或几个人围绕一本书开始搞以句读为主要方式的读书会的时候，你恰恰和生产车间的工人一样在生产着自己的贫穷！等大家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才读完一本经典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马斯克都已经上了火星，中国队都靠归化进世界杯了！读书思考不是让年轻人去坐冷板凳，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是只争朝夕，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这不是说需要人文学科工作者一年发十篇二十篇论文，那无疑是让思想臣服于速度以外的另一种套路，它只会让哲人变得比宅男还废纸还油腻还猥琐。因此，读书、写作、乃至劳动，都不是在一个框架里因循守旧，而是尽可能地以此为乐，或者让快乐的能量向人群更深处传染。这是给思想作瘦身，给思考作无氧运动，让思考变得像劳动，让劳动变得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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