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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成家桢
复旦大学-巴黎高师联合培养哲学博士生
巴黎不缺乏属于国家和法兰西民族的纪念碑式建筑，也不缺乏被资产阶级占有后展示给人民的博物馆建筑。对于前者，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沿着放射状的街道赶来，观看其威严和荣耀；对于后者，封建阶级的奢侈和富足成了文化和艺术，以收费的形式转让给人民，好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前来过几分钟的文化生活，并从繁盛的瑰宝中认出自己作为主人的形象。立于巴黎的凯旋门就属于那一纪念碑式的建筑，它始终同拿破仑，同法兰西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添上了献给阵亡将士的火坛之后，它又多了在国家权力主持下的死亡仪式的意义（在悼念阵亡者之外，这也展示了那一让人赴死的战争-军事力量）。然而，这一死亡仪式并非数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原始葬礼，也不是前哥伦布时期的阿兹特克活人祭，而是面对死亡时小心翼翼的控制和展示，好像生怕其中的污秽和恐怖，以及言语之不能及之处露出来一样。
拱门下，坛上的火焰不断跳动，象征赴死的将士的生命在国家机器的祝圣下生生不息，而凯旋门则如旧石器时代起出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一般，以其类人的建筑结构直通天地，象征人类那完美与至尊的形象。在这方面，凯旋门就是柯布西耶的先行者，否则，马赛公寓的墙壁上又为何要雕刻上人类形象与几何图案呢？否则，柯布西耶又为何要在其艺术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类身体结构的探索呢？
摧毁建筑，也是摧毁人类中心主义，摧毁神人同形论，摧毁那张人脸（figure humaine），如Denis Hollier在《反建筑》（Against architecture）中对巴塔耶的《建筑》一文所作的总结那样。但是，摧毁建筑不一定要像起义的人群那样焚毁巴士底狱，汪达尔主义在这里并非是必须的。至少，艺术家克里斯托（Christo）和他的妻子让娜·克劳德（Jeanne-Claude）通过“包裹凯旋门”（L'Arc de Triomphe, Wrapped）的宏大项目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包裹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反建筑。包裹凯旋门，并非是在借助人造织物让“死”的建筑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重新“活”过来（尽管风像吹动窗帘一样吹“动”了石头建造的凯旋门），而恰恰是以裹尸布的形式将凯旋门掩盖起来：凯旋门成了死物，因遮盖而形成了禁忌，我们的目光不再能也不应该再能与之接触，而前来观看的人群目睹的则是一场对纪念碑建筑的献祭：建筑如生命般逝去，民族和国家机器的权威因为被献祭而成了弗雷泽《金枝》中的“森林之王”，即被处死的国王。
柯布西耶设计的公寓门前雕刻有人类形象，作者摄于2021年8月，法国南特
蓬皮杜中心展示的柯布西耶作品
当然，事情不止于此。一方面，裹尸布在对死亡之污秽进行遮盖的同时也破坏了观者的视觉，换言之，凯旋门不再是能被观看并由此体验到崇高的建筑，而是反视觉的建筑（如果我们根据帕拉斯玛[Juhanl Pallasmaa]的划分，被包裹的凯旋门-尸体就不是视觉建筑，当然这也不是作为肌肤的现象学建筑，而是直接触摸并撕裂观者的建筑），它和杜尚的反视网膜的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裹尸布的遮盖同时瓦解了作为人体的建筑结构之延伸的建筑和它的纪念碑性质，它由此向我们揭示的是低贱之物（如巴塔耶在给《档案》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常提到的生殖器-花蕊、在肮脏泥土里错综复杂的植物根系、饱受鸡眼和老茧之苦的大脚趾、作为自然偏差出现的怪物性）对一般等级制度的颠覆：化身为雄伟纪念碑的抽象实体（民族-国家-军事）被裹尸布所逆转；此外，裹尸布的包裹非但没有让凯旋门彻底消失，反倒是重新展示了其不可规定的物质性，也就是说，裹尸布并没有使尸体缺席，而是展示了肉身的腐烂和瓦解，和迪迪-于贝尔曼的“非形式的相似”（la ressemblance informe）所使用的原则一样，裹尸布乃是肉身的过度，于是我们也可以说，凯旋门的裹尸布乃是其物质-石头的过度。现在，裹尸布已被撤去，艺术家的公共展示项目也已结束，但曾经目睹这一居于城市中心地带的神圣核心（le noyau sacré）之传染力的人们会像当年在拉斯科的壁画前得到净化和改变的智人-祖先（Homo sapiens）一样，不会忘记自己在那一天围绕着这个空无的神圣之地的所摆出的步行姿态，和对这原先归属于民族-国家的圣地的占领、使用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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