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找回父亲，找回自己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找回父亲，找回自己

© 李南央／文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我知道那一步迈出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用自己的头脑追寻真理的崎岖小径。相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人，我的觉醒来得非常的晚，因为自己“黑透”了的出身，让我除了一心一意地改造自己，在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天天铭记住我应该跟的人，我应该走的路而外，我不敢往歪里想，我不敢往偏里走。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十一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也从来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五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与他的工作相比，我没有什么分量，是个很不重要的物件。只记得父亲和母亲一同带我们去过一次颐和园。可那天起了风，我们的船划不回去了，母亲大发雷霆。父亲勉强将船靠了岸，给了岸边两个年轻人一些钱，请他们帮助将船划回到租船的地方。因此对那次可贵的全家出游的记忆并不愉快。至于父亲当的是个什么官，甚至后来给毛泽东当了兼职秘书，父母从未向我提起过，我浑然不知。及至我九岁时，父亲在庐山会议上出了事，半年多之后被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回到北京，母亲和他离了婚，他就住在我们前边的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才有了个可以见到面的父亲。但是又不方便见了，因为常去看他，妈妈会不高兴。爸爸有时会用电炉子烧些清炖甲鱼煮粉丝类的好菜，叫我们兄妹三人去吃饭。坐在矮凳上，围着权当饭桌的方椅，吃着爸爸亲手烹饪的饭菜，心里是暖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去的，因为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运动员生活的新书：《礼物》，没有钱买，就去爸爸那里要钱，并且多要了些。他给了，我就又多买了另一些一直想买的书。我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请求”的。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是爸爸带着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骑，他在后边跟着。骑到德外大街，前边突然横过来个行人，我慌得连闸都没捏就跳下了车，父亲在后面猝不及防，为了怕撞到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我吓得赶紧去抬压在他身上的自行车，问他摔着了没有，以为要挨骂了。父亲反问我：“没有事吧？”然后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行车没有摔出毛病，说：“没关糸，走吧。你怎么不捏闸呢？下次有了情况要先捏闸，不能跳车，这样太危险。”我们一直骑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回来。从此我就开始骑车上学。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爸爸没多久就又没了，他被发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我不久之后开始要求入团，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不再写信。 
　　但是父亲人虽不在北京了，却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家里，听脾气变得越来越暴戾的母亲的责骂：“你这个小李锐，你和你爸一样坏。”是我的家常便饭。有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的口号后，在学校，我被同学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我的出身——当然是父亲的问题；我的表现——骗取同学们的信任当了政治课代表；分析出了我身上应该让同学们警惕、应该让同学们都疏远我的“肮脏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后就更不用说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出来，庇护我入了团的妈妈的“革干”身份便不算数了，我成了“儿混蛋”。无论我怎样挣扎、怎样表现，怎样经年累月、坚忍不拔地表示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都无助于我逃出父亲罩在我头上的阴影。有个高干子弟对我颇有好感，想和我交朋友，他父亲对他说：“庐山会议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不恨说这些话的人，我只恨我的父亲，我恨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实，我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怎么犯的错误，他错在了何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搞清楚。一来我无处去问，二来如果找处去问，让人知道了，就有“替父亲翻案”的嫌疑。因此我根本没有动过那根筋。直到周恩来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四人帮”招摇、霸道、不可一世到令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忍受，我才开始对所亲历亲见的一切产生怀疑。1976年发生了“四五事件”，就在那前后的日子，我又看到了彭德怀1959年上书的油印件，方知道：“‘反党’的人都是些好人啊！”因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广场上的“暴徒”；因为彭德怀上书中的话，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有了个自己的脑子，有了真正意义的思和想。 
　　1978年3月12日——活到今天，再也没有哪一天的感受可以与那天相比：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周恩来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几乎窒息。自从变成了“狗崽子”，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重大节日、每一次共产党的会议之后，报纸上登出的长长的出席人名单，我都要仔仔细细地、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那些人名会告诉我，又有谁被“打倒了”，又有谁被“解放”了。我百次千次地梦想着——明明知道那是白日梦，还是不能不做那个梦：“李锐”两个字会出现在名单中。我不能相信，我绝绝对对地不能相信：这一天竟然真让我等到了！我泪眼模糊，擦不干、摸不净，我擦完了看，看完了擦：没有错，那半张脸属于我的父亲，那是李锐的半张脸。我将片指给丈夫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找不到任何语言表达的。 
　　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信被转给了新华社，就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

　　四月二日的来信，由人民日报社转来我室。 
　　关于你父亲李锐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无法告知。请你找中组部或你父亲原来所在的有关单位了解。 
　　特此回复。 
　　此致 
敬礼 
　　　　　　摄影部照片档案室 
　　　　　　1978．4．30 
　　　　（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照片档案室公章）

1978年，李南央五丈源顶。

　　我憋在秦岭山脉中的三线工厂已经八年了，八年之中，每年只有15天的探亲假可以让我离开那里，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像只掉到井底的青蛙，向往着外面那蔚蓝的广阔天空，却没有爬到外边的本事。中组部、电力部，对于我这个小工人是太大的衙门，如何去攀？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李琬华，记得她是在湖南体委工作，而且确信这些记忆的准确性，因为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过她在全国篮球联赛当裁判，是唯一的女裁判。我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我相信只要父亲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给大姑姑的第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父亲的希望所在。再发信，这次写上了李琬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我分析，即使大姑已经不在体委，只要有认识她的人碰巧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是会转给她的。果然，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友见到，拿去交给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脱口而屮：“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接下信，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大姑立即提笔给仍囚禁在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落难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就和丈夫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悌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的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 
　　1978年6月11日我到了长沙，5月19日，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的那个大宅门。大姑姑保留了我下面的这封信，那一天的经历因此可以有一个较完整的轮廓：

大姑姑、姑爹、二姐、敬之：你们好！ 
　　我到北京已两个整天了。你们等我的信大概着急了吧？现在简单谈谈这两天的进展。 
　　到京当晚我就给敬之的姑妈打电话，她不在家。敬之的妈妈接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去他家送东西。第二天找到敬之姑妈家，姑妈还是不在家。与敬之妈妈聊了会儿天，略谈了我来京的目的，她十分同情，答应与姑妈说说，晚上让我再来电话，晚上姑妈在电话中将胡耀邦的地址告诉了我，鼓励我自己去找，并让我事情办好以后再与她联系。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镜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得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注：范茁是参加工作后，我母亲为我改的名字）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沈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的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我认为今晚收获三点：（1）胡耀邦对爸爸的事已有深刻印象。（2）目前已有专人负责审理。（3）己属老干部局管理，矛盾性质有了根本的转变（按：原来父亲的案子归中央专案管，是敌我性质），近期内出来看病起码可以实现。明早打算去中组部询问。如李副部长工作己在进行，我想我北京之行就可结束了。如有意外情况，我再去找胡耀邦。一切顺利便不再写信，最迟星期一回长沙了。如遇不顺我会再写信的。 
　　临行前，我再去敬之姑妈家一次。 
　　林卫东（注：林卫东是我先生巴悌忠在“文革”期间改的名字。后来在我父亲的建议下，回到北京后，我们都改回原名。）一家对我此行十分关心，赞助。他爸爸说：“我是最胆小的，但是也赞成现在活动。”因此，可以放心他家了。 
　　姑爹大概又要说我字迹不清了。我是刚下自行车就写的，怕一会儿有一些对话会从记忆中逝去。还望多多原谅。 
　　代问大姐、三妹，毛弟好！ 
　　也问奶奶好！ 
　　　　　　小妹 
　　　　　1978．6．21

　　几天以后，我返回了长沙，大姑姑将我送进姑爹所在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住院检查我发了五年的低烧原因。医院的老人，都听过当年共产党接管湘雅时我父亲作的报告，记得他的倜傥风采，他们把我当成“好人家”的女儿看待，我一辈子忘不了在那里度过的日子。 
　　终于盼到了出院、离长沙赴安徽的那天。 
　　1978年7月29日黄昏时分，经过了一夜火车、在信阳像打仗一样地挤购长途汽车票，车抛锚、修车和我一路高烧的艰辛旅途，我和大姑姑、大姑爹终于在磨子潭水电站下了车。大姑姑这是第二次来了，她拉着姑爹在前面急切地走，我提着大包跟在他们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长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的平房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一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不觉得脚下有些发软，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门开了，大姑姑立即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开门的人，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再出不来声。姑爹轻轻拍着她的背，嗔怪地：“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那。”他用湖南话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突然感到了一种手足无措，近在咫尺的父亲，一下变成了遥远的影子，我真想就这么一直在他们的背后呆下去。我看不见父辛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爸爸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和距离好像一下消失了。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像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 
　　“爸爸。”多少年没有叫了，我自己能觉出这两个字吐得有多么不自然。 
　　“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尴尬，赶忙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做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七八平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床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退去了许多。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架，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像当年六铺炕八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壳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架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椅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了？”“是啊，是啊！”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暖暖的感觉从胃里向全身散开。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幽幽的、静静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那一夜，我走近了父亲，我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急切地、要让我了解一切的心，感到为了这一天的谈话，他早就作了足够的准备。父亲从他惹祸上身的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一幅我闻所未闻，完全无法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父亲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光盗版就有五百万册。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被公审，中国还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毛泽东在他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泽东的床边谈话，曾和毛泽东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只有彭德怀、朱德、周恩来、林彪、刘少奇……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父亲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父亲不停地讲、几乎不喘息，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么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一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离开长沙时发起的高烧全退了，心里很静，很凉，很踏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1978年7月，李南央探望软禁在磨子潭的父亲，身后是磨子潭水电站的高坝。

　　第二天，父亲拿出了一条用他的料子裤子改缝的女裤。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告诉我他和一个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裤子是他本来准备送给那位姑娘的。但是父亲因为和她的关系挨了批斗，女青年也很抬不起头，爸爸无法再将裤子送给她。1978年，不能希望我有什么开放的思想，和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对父亲说那是一个污点，但是我理解他，原谅他，我收下了那条裤子。大姑让我穿上，并换上她在长沙给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的确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库去照相。这是我工作以来最高级的一套行头了。照相时父亲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紧紧地抚着我，温暖着我。此后，我再也没有感受到过他在那一时刻所给予我的慈父的浓浓如血的爱、那样深沉如海的爱。 
　　父亲带着我在水库各处转，愉快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老李，这是你的女儿啊？”“是啊，从陕西来，是工人那！”父亲还带我去水库游泳。看着我瘦瘦的身材，怜爱地说：“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烧看好，吃好些，长胖些。” 
　　接下去的几天，父亲跟我讲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和最后是怎么上法院离的婚。父亲所讲的和我了解的母亲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和父亲开始商量如何为他的平反运作了。他的任务是写申述材料，我的任务是以女儿的身份逐条说明我妈妈对我爸爸的揭发的不实之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亲人的揭发还要亲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姑姑已经来信要在北京与我会合，共同为父亲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搁下去。尽管父亲显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势是在以天为计变化着，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给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这个希望很可能变成现实。走的那天，父亲拿出了两百块钱，要我带上。我知道他自1959年倒霉后，每月的工资就降为一百二十元，六十元给我们三个孩子生活费（“文革”开始后，我们虽然没有再拿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把这些钱发给他，仍然放在部里），还给我奶奶寄三十元，自己实际只有三十元的月收入，这是一笔数目极大的钱。我不要，说我自己的工资足够了。父亲说：“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钱。另外买几件像样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体要搞好，现在是太瘦了。”钱拿在手里很沉，很柔软，我强忍着没有落泪，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爱我的父亲。 
　　父亲送我们上了长途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直等在车外，车缓缓启动时，我着到他有一种要追上来的冲动，但是停住了，在那里招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眼里含着没有说出的话：“女儿，我等你的消息！”“文革”后，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么回事。我告诫自己遇到多难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泪，特别是不能人前掉泪。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稀疏的头发和那张充满病容但是洋溢着希望的黄黄的面孔，眼泪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着后牙，按着书包里父亲的申述信，控制着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爸爸你等着我，女儿一定要让你离开这里，要为你讨回公道。” 
　　其实正像我同样是老干部的二姑爹在北京对我说的，“你父亲的问题早晚会一风吹的。”本来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偷书”，“大水电主义”的罪名，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庐山的案翻了，现在的党中央承认当年毛泽东错了，李锐的问题如何不“一风吹”？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其实只是为了唤醒那些复出又恢复高位的，当年把父亲赶下台出过拳，伸过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们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经历，对过去的做法有所悔悟。如果由他们这些当年处理父亲的人站出来说话，李锐的平反会早些提上日程，得到更快的解决。 
　　1978年10月25日，尽管磨子潭电站、安徽省电力局的一些人千不愿、万不意，对中央组织部的通知瞒了再瞒、拖了再拖，父亲在这一天还是住进了合肥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干部病房，父亲在那一天的信中说：“我的总的感觉是，如解除警报似的一种‘轻松’，即现在在这个医院内，我被看成一个正常的人，也是过的一种正常的病人生活了。” 
　　1978年12月30日，父亲给我发出了电报：

　　通知即返京 
　　爸

　　1979年1月1日的清晨，车间的生活委员敲开了我家的门，送来了这份电报。我立即向车间党支部书记告假，第二天乘火车先于父亲两天返回北京。办正式离厂手续，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做书面鉴定时，被正在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扫见了。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写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当时就讽刺书记说：“你们早干吗去了？”我的信仰、我对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彻底地垮了：“自己过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亲的一纸平反”，感到了一种被愚弄了的深深的耻辱。 
　　后来，到了美国，我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基督教徒紧追不舍了好几年，她最终没有能够说服我信仰上帝。我告诉她：“在‘文革’期间，我解剖自己的灵魂解剖够了，我无法再参加你们的圣经学习，我无法再对上帝说：我有罪、我忏悔。” 
　　经历了1978年，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信仰什么。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似乎应该是痛苦的，可是我好像并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我只觉得什么也不信的我，开始活得十分地自由、十分地轻松。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我拥有一份让我投入的工作，我拥有一支不受约束的笔，可以随时随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知足，我常乐。但是我似乎仍然有着追求：“自由、美好、幸福！”虽然有些模糊，虽然不那么坚定，也不是天天写在日记本上，提醒自己须臾不能忘记。我努力于自己过上这样的日子，也没有自私到一己有了这样的日子就满足了，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个追求扩展得更大些，并且还在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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