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活出生命的意义｜记徐中玉

毛时安私人史

┃微斯人，吾誰與歸

活出生命的意义
记徐中玉

徐中玉（1915.2.15～2019.6.25）

　　华东师大中文系有几位年高德劭很受人敬重的老教授。他们是许杰、施蛰存、徐中玉和钱谷融。我一九七八年进大学的时候，除满头霜雪的许先生只给研究生上课外，其他三位老先生都偶尔给本科生开课。大家知道，这样的机会难得，今后不会很多。但凡他们上课，总是早早地到教室占座位，把偌大个文史楼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施先生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即使年逾古稀依然才思敏捷，又是鲁迅先生文章里挂过号的人物，他讲课一如九曲黄河，大开大阖古今中外跑野马一般牵出连珠妙语。钱先生，我们早就在图书馆悄悄读过他五六十年代名震文坛的长篇文学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对他的《〈雷雨〉人物谈》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讲课从容不迫潇洒自若，对周朴园、侍萍、蘩漪，每个人物的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能抽丝剥茧细腻地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道道来，艺术感觉惊人的好。徐先生是系主任，讲的是古代文论。他的课质朴平实，没有任何外在附加的华丽和趣味。大量的引证材料分析阐释，像一堵方砖砌起的城墙，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于刚进大学不久、喜欢新奇趣味的低年级中文系学生来说，听徐先生的课无疑是枯燥乏味最吃力不过的事，和听数学课一样生涩。因为我喜欢古代文论，一直硬着头皮听下去，听久了，犹如在品尝武夷山的乌龙茶，不香很苦但另有一股绵长的回味。和功夫茶一样，先生讲的是功夫课，重的是学问的苦修积累。长天君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起先生的为人，以为已经到一份很高的境界。我想，先生的这份境界主要不是靠天才顿悟得来，而是积八十年人生的每一天苦苦修为的结果。
　　先生是个线条刚硬的人。国字脸剑眉硬梢梢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行如风站如松，身板硬朗挺直，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说话处事干脆利落从不吞吞吐吐。他的字也是这样，力透纸背转角处棱角分明顿挫有力。他的文章慷慨质朴，字里行间总是承载着过重的忧患意识，悲天悯人，奔走呼号。即使古代文论的论文，也可以听到时代激越的回声。他永远不是那种能回避民瘼疾苦、“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象牙塔里的文人、纯粹书斋里的学者。先生最反对《水浒传》里教师爷中看不中用的锦拳绣脚，他写的是动真情讲真话的文字。即使在讲真话有风险的时候，他也还是要讲真话。
　　他一生多次因言获罪。上海解放前夕，他在和姚雪垠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彻底破产的教育》，险遭不测。一九五七年，他帮党整风，主张大学里“专家治校”、“学术至上”，顷刻间由自我感觉的新中国主人、领导的诤友，变为“右派”打入另册。但他似乎从来没有吸取教训。一九七四年，他以刚被解放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居然公开在会议上对“评法批儒”表示“不理解”。谁都知道，在“四人帮”高压淫威的时代，这种“不理解”意味着什么。这些年，凡是先生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干部中的严重腐败不正之风到商品大潮挟裹下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有好几次谈到大款一掷千金摆豪门宴，先生情不自禁地吟起了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掩不住一股忧心如焚的书生意气。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以至有时候做学生的我都暗暗为先生捏一把汗。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汇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先生不苟言笑，话很少。说话的时候大都很严肃。在当学生很久的时间里，我一直有种敬畏感。读大学时，我们真正的私人谈话只有一次。那天，我走过系主任办公室，先生走出门来叫住我：“把你的那篇论文改一改，压缩一下，不要超过八千字。放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我站在门口惴惴不安地听先生讲完，告辞走了。前后不会超过两分钟。然而就是这两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文艺理论研究）将首次全文发表一个学生单独署名的论文，也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先生是那种外刚内柔外冷内热的人。对于晚辈学生，他从来只把爱深藏在心里而不放在嘴上。
　　我读大学的时候年级里学业竞争有时厉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一年校庆，系里让位同学作学术报告。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任课老师在办公室门缝里拣到一张纸条，说是那个同学的论文是抄袭的。并且白纸黑字列举了所抄篇目。任课老师不敢怠慢，报告了徐先生。徐先生找到有关材料，认真对比，发现并没有抄袭之嫌。当场关照那位老师，明日学术报告照做，你坐镇现场，千万不要告诉那位同学，影响了他的情绪。不久徐先生又推荐那篇论文发表。那位学生全然蒙在鼓里。毕业前夕，那老师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学生。学生激动得哽咽不已。他与徐先生非亲非故，先生为他担了风险和肩胛，却从来未言只字。多少年后，他遇到先生，先生依然是守口如瓶的缄默。那同学告诉我，他将一辈子将这件事埋在心里，努力用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回报先生的厚爱。我的一些有才华却也有争议的师兄弟正是因为先生的一再坚持和力荐，才得以找到最合适发挥才能的工作岗位。
　　这些年，我和先生在师生关系上又添了一层工作关系。一九八九年，上海作协换届，先生担任主席，和我同处作协一个办公室。先生高大的形象日见平易，在敬畏之外又多了一分亲切。我看到了先生严谨学者的另一面：随和而热爱生活。一次我随先生去外地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给先生安排三个人合住一室。我觉得有点不妥，正想向会议主办单位提出，谁知先生豁达地笑笑：“能这样住蛮好。现在开这样的文学研讨会不容易。”有次吃饭，先生兴致勃勃地突然当众提议让我为大家唱一首歌，而且亲自用手来推我，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先生的“老夫聊发少年狂”？
　　也许年岁大了，先生变得很念旧。他常常怀着一种不见诸文字的温柔，怀念着自己的母亲、姐姐，怀念着自己的恩师，怀念着为国捐躯的乡梓、同学，怀念着青岛大学门口摆水果摊的老人。《劳动报》有人去北京，行前先生托他带一盘磁带去。他在磁带里录了自己问候思念老友陈荒煤、张光年、姚雪垠等人的讲话。那天我碰到先生，先生正把一台小录音机凑到耳边：“我也很想念你啊……”来自远方苍老温暖的问候弥漫着整个房间。这是从北京录回的老友们的声音。先生已然沉浸在一种忘我怡然的境界中。事后他对我说：“这比写信好，方便，还可以听到声音，很亲切的，空下来听听……”一脸自得的神情，显然很为自己的发明而满意。
　　先生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很少耽于清淡溺于空疏，他是一个少见的行动型知识分子。行动充实饱满着他的生命。他的学术生涯不仅是著述，而且是用一连串小跑步一样步履匆匆的文学、学术组织活动，填满他的学术履历。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复出，先生以已近古稀之年，出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他广罗人才奖掖后进，开创了惜才爱才用才养才，提倡学术自由竞争、开明办学的学风，把个中文系办得红红火火，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有感于文理分家的弊端，先生亲自主编《大学语文》，传播光大祖国的语言文学。这册书印数累计已达一千万册，受惠者遍及全国，何止千万！学术上有些变化是很难一言概之的。一度冷寂的国学在九十年代已成显学。在学界似乎非国学不成学人。其实早在一九八〇年，先生已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宏观基点出发，认识到国学在这宏观框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师资培训班。王元化、程千帆、程应镠、舒芜、吴组缃、王文生、朱东润、吴奔星……从四面八方来到师训班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将祖国文化的精粹端陈在学员面前，真当得起“盛况空前”四个字。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出版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如今，这些当年的学员大都天南海北，成了我国高校国学研究的骨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也成了海内外研治中国古代文论学者案头必备的典籍了。今天这门学科蔚然大观，先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我还是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什么也不懂，懵里懵懂，隐隐感到校园内外正风起云涌，并且按教导在自己心里替“右派分子”画了一张青面獠牙的脸谱。十多年后，当我终于脱尽稚气，重读那部灾难深重的历史，才知道“右派分子”其实大都倒是有点才华有点学问敢讲点真话的人。我怎么能相信先生这样的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三十年后，先生还记得当年许杰先生被打成“右派”申诉无门时“沮丧、受辱而又无可奈何几乎绝望的表情”。这是一种让人心死的大绝望大悲剧。
　　本来像先生这样七十年生活在校园，加上所治的是与现实很少沾边的文艺理论中的古代文论，他的一生应该像一张白纸那样单纯，没有什么跌宕忧患的人生故事。不幸的是，他赶上了一个颠沛流离的动荡时代。从少年时的国耻到“文革”的疯狂，在这样的年代，即使校园也不能幸免，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颤栗不已。生在这个时代，先生的学术选择只能是与忧患意识相连的经世致用。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他时代的选择。或者可以说是，患难中的别无选择。
　　荷马说过：“在患难中，一个人会老得很快。”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句话对八十岁的先生似乎并不适用。几乎所有来访作协的友人都怀疑徐先生年龄的真实性。先生确实精力健旺过人。一次去马鞍山，一路上坐着火车、汽车，会见、考察、参观、宴请、会谈连喘气的片刻都没有，我们都累得人仰马翻，先生却毫无倦色。一到上海风尘未洗，又步履匆匆赶去参加他必须出席的学术活动。而且他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而且他年轻时就靠每天一片安眠药入睡，而且他并没有什么养生秘诀，唯一的体育活动也无非是每天清晨到华东师大附近长风公园银锄湖边散步。八十岁历经风雨坎坷身体不老精神不老，行动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都像年轻人。担任系主任的那阵子，百废待兴，很少闲暇，他年近七十，竟能在公务繁忙之间的五一节，一人独坐书房从早到晚，写完一万多字的苏轼文学思想的论文。在我的印象中，先生这十几年中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时间之于他，似乎是一个凝固的存在。
　　我想，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决不仅植根于肉体，更来自心灵，来自他人生方式的随和流畅，来自他人生态度的既执著又通达。从反右到“文革”，二十余年，他不自戕自沉，而另寻“自全”之径。在七百种典籍中摘录卡片四五万张，达一千多万字。还私心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也许，这“无用之用”正是先生一生为人的奥义之所在。
　　中国文人历来有出世与入世两种。生民涂炭水深火热，出世于心不忍，固不易。但以出世求心境平和则易。而徐先生恰恰是一个极为入世之人。他信服“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文必中当世之过”（苏轼）。一直以这样的信念介入人世和文学。他的文学观念很清楚，反对故弄玄虚脱离现实生活的文风，反对过于轻慢的“玩文学”的创作态度，反对过于华丽而不务实的藻饰。而且他总不隐瞒自己的文学观念，即使在为年轻人著作写序文时也揭橥自己的观念。面对当今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文学，先生的文学观念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他不管自己出入怎样的风浪，都能如履平地地保持心境的平和。从文化渊源上看，先生的行为更接近孔子，但他内心的自由无羁又很靠近老庄。这样，他就像一潭深湖，狂风能掀起表层的滔天巨浪，却在深处保持着静观的智慧。
　　学而优则仕。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当多的人长期生活在“地位志向性”的阴影下，倾向于通过谋取一官半职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先生强烈追求的是“目标志向性”，从年轻时代起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目标为最高理想。除此而外，心不旁骛，别无他求。对生活没有任何额外的索求，一切都在可有可无之间，烟能抽，酒能喝，但大都限于社交场合，平日很少抽很少喝，而且从不讲究品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非享受不可的文艺娱乐。更不去争名分。先生筹备组织过许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一旦筹备结束，他就主动请更加年长的学者专家担任团体的主要领导，自己则仍然去做那些不起眼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海作协在他倡导下，每年都要为八十岁以上老同志举办文学纪念活动。去年先生文学教育生涯六十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和作协要为他开个会。他听到以后心里一直很不安。当晚十一时他打电话给我，表示了他无奈之下妥协的条件。一连发出几个断断不能：会议地方断断不能放在热闹的市区，只能放在远离市中心他任教的华东师大；会议断断不能用作协的经费，“我是现任主席，万万不能开这个先例，否则我这个老头子要被人骂死了。作协是个穷单位，不能让作协出一分钱。”会议时间断断不能超过两小时，会议断断不能惊动有关领导，“否则，就你们自己开去”。放下电话，他严厉的口气依然在听筒里嗡嗡作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作为后辈，只能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后来我们在华东师大为他开了一个朴素而热烈的纪念会。
　　一九九四年的大年初六，按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系里的老师和我们这些弟子凑了份子为七十九岁的先生做生日。一口气吹灭蛋糕上的八支蜡烛后，先生在大家簇拥下站起来致词。他说，他当年到华东师大工作，看到许杰先生的满头银发，一直在想有一天自己老了会怎么样。其实当时许先生才五十出头一点。一天天过起来很慢，但回头看看，过得真快。自己还没感觉到已经八十岁了。他说，他牙齿都好，眼睛也没有老花，耳朵不聋，手脚也还灵活。大家鼓起掌来。他说，他一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最高兴的是学生都成了国家的人才。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他想这样做，他努力这样做，但也没有完全做到。大家都比他年轻，他希望大家监督他，和他一起做这样的人。说到这儿，先生有点动情，大家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了。兴许喝了些酒，灯光下先生脸色微微泛红。
　　归家的路上，一位师兄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先生这个人很有内涵。他用了“内涵”两个字。我默然。橙黄温暖的路灯光下，高架桥巨大的影子长龙般投在阒无人影的马路上。夜很静。我想起，这些年先生时常在追悔自己当年对俞平伯、胡风、胡适的批判，一直在追悔在那些荒唐的年代，自己为什么连和恩师老舍先生、叶石荪先生通信的勇气都没有……
　　人生在世总会有痛苦。在这世上最理性的是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理思考，凝聚整理自己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基本模式。但是最浪漫的也是知识分子。因为一旦这种模式在他们治学和人生中确立，就意味着毕生将为这理想的模式去献身。所以，对于人类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职业本身就常常如西西弗斯一样，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味。“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番话，真是划破弥天长夜的一道闪电，照亮着我们身前身后的茫茫道路。知识分子其实只是灵魂始终在炼狱中煎熬的人。要活下去，就要在痛苦中找出意义。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经受得起痛苦。先生是一个活出意义，并且终生执守自己一方生命意义的人。

　　本文选自《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