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文艺宣传队

┃Personal History

文艺宣传队

© 刘嘉陵／文

　　已经无法统计“文革”十年中，中国大地上究竟有多少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农村到机关、学校，工农商学兵，老中青少幼，东西南北中，各种规模和水平的文艺宣传队无处不在。 
　　文革时代的文艺地位举足轻重，但那已无任何娱乐可言，是“血与火的战斗”，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当年的话讲，叫“工农兵占领舞台”，“对于文艺舞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 
　　当年我看过不知多少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演员们怒目叱咤、挥手跺脚的形象，至今仍埋藏在记忆深处。黄、绿、灰色的军装是惟一的演出服，只有在每一支宣传队必演的藏族歌舞《洗衣歌》中，女演员才换上色彩绚丽的民族服装。此外，在学唱样板戏的片断时，在表现工农兵火热生活的小歌剧里，演员也偶尔换上生活化的服装，惹来一阵阵世俗的惊喜。 
　　宣传队每场演出之前，扎着武装带的男女报幕员（就像今天的主持人）上台时，首先要做出各种冲锋陷阵的姿态，慷慨陈词道：“××××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战斗开始！”那时候麦克风十分少见，又正是集体歇斯底里的疯狂年代，因此演员们从头到尾都要大吼大叫，并且不断地用力跺脚。拉美人用脚跳踢踏舞的时候，我们正在用脚“战斗”。舞台上的陈年积灰如同演员们的伴舞者一样，在空中东游西逛。 
　　文革初期的文艺节目，无论是对口词、枪杆诗、数来宝、三句半、天津快板、山东柳琴说唱，还是表演唱、男女声二重唱、京剧清唱、小歌剧、小话剧、大型歌舞，大体上不外乎两种内容：歌颂红太阳；批判封资修。演员的表情也只有两种：幸福的微笑和怒气冲冲。歌颂红太阳时演员要向天空挥起手臂，批判封资修时演员则要向地下伸出食指，同时用力跺脚。所有节目的节奏感都非常鲜明，因为“战斗”是需要强烈节奏的。几乎每一个大型歌舞结束时，都要在锣鼓声中喊上一串口号，歌颂类的节目结束时，男女演员一面分别向舞台两侧跳跃着退却，一面节奏分明地挥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而批判类节目演员退场时，要节奏分明地举拳高呼：“砸烂他的狗头！砸烂砸烂砸烂！” 
　　每场演出中，第一个节目和最后一个节目通常是大型歌舞，除了乐队之外，演员全体都上，有时甚至一部分乐队成员也要充实到演员队列中，以壮大声威，差不多是“梁山好汉全伙在此”了。因此那个年代的文艺演出中，任何一位宣传队员都要抹上红脸蛋，涂上黑眼圈黑眉毛，扔下筢子捡起扫帚，一专多能。没有什么人是专业人员，乐队席里也是一群红脸关公。林彪还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时，稍有规模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中，每场必演为他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谱曲的大型歌舞。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支曲子出自哪位（些）高手，就那么两句话，他（们）却发展成了有几十个乐句的大型歌舞曲，慢板，中板，快板，大调演变为小调，再回复到大调，最后进入高潮。我估算了一下，前前后后一共把这段题词反复了十四次或十六次，在“文革”十年历史中，无出其右者。 
　　文革后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中又出现了大量的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的场面。在一年一度的大型节日里，首都及全国各地总要在各大公园为工人、农民、解放军安排专场演出。全国人民后来通过新闻纪录片，间接目睹了一个个演出场面。演出就像螺丝配螺母一样严格“对口”，如果是一群头戴矿灯帽的北京门头沟矿的煤矿工人来当观众，那么舞台上就仍然是矿灯、钻机和轰轰烈烈的大干场面。如果是一群扎着白羊肚手巾的人民公社社员来当观众，那么舞台上就会反复出现收割、打场和送粮的场面。同样，解放军官兵看的节目也不外是舞台化的打靶、掷弹、拼刺刀和扛弹药箱。那时候一直有这样一个假设：一个腰酸腿疼的劳动者和军人即使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也还是喜欢重温日复一日的辛苦。 
　　什么叫“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说，即使在一个人娱乐和休息的时候，也要用铿铿锵锵的行业类文艺反复敲打他。

　　我们家下乡后，我到公社中学去读九年制中学。学校里有个不错的文艺宣传队，小男小女们白白嫩嫩，说起话来拿腔拿调，动不动就在校内校外操练一场。那时候我已经自学了京胡技艺，一天到晚总想混入哪个像样些的文艺宣传队。但以我当时的本事，我还不够“校队”的水平。寒假期间，有一晚大队通讯员骑自行车赶到我们家说，中学里来电话，让你明天带着胡琴去一趟。我的天啊，我一听这消息差一点没昏过去。这一定是什么人在恶作剧，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任何好事都不往自己身上合计的本领。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象着明天上午我被当众嘲弄的尴尬场面。但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把京胡塞进大棉衣里（就像怀着一个孩子），冒着寒风走了七里路，来到中学。校园里空空荡荡，两趟乡村式的平房教室无声无息。我想，他妈的，比当众受辱还要糟糕，连个人毛都没有！后来我到底找到了文艺队的排练地点，宣传队长证实了昨晚的电话，并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给我们拉一段拿手的吧。我糊里糊涂就参加了冬季巡回演出，好像做梦一样。我的表现看来大家还都满意，我自己也觉得正在茁壮成长。不过，文艺队长还是对我说了个活动话：“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先参加着，下学期开学了，到底用不用你再说。”这样的活动话对任何一个地位不稳定的人都永远管用。我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拉弦便拉弦，打榔便打梆，拼着命好好表现，生怕干不上校队。 
　　为了锦上添花，我还自告奋勇上台唱了几回京剧。上台后我要向观众说：“学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纠纠。”我的唱腔大受农民欢迎，只是表演还很不像话，我的手脚总是没地方放。所有初次登台的人都有过类似经验。文艺队的女队员对我还不错，她们帮助我抹红脸蛋，甚至翘起小拇指为我涂口红。并且为我设计“浑身是胆雄纠纠”的舞台动作。她们告诉我要是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就一句一挥手，左手挥完了挥右手。我说那“浑身是胆”怎么办呢？有一个见多识广的女孩子说，你先抬起右手，唱到“雄纠纠”时，使劲拍一下阑尾这个地方。那时候我的宝贝阑尾还没割除呢，我就问她阑尾在什么地方？她脸红了一下，抿嘴笑了，说你真是不行，连阑尾在哪都不知道，不就在你右边大兜那儿么，到时候就拍那个大兜。我说错了错了，我们现在说的是李玉和的胆而不是李玉和的阑尾啊。她又说你这人真是不行，胆就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她在县里看样板戏学习班演的《红灯记》，李玉和就是拍的那个地方，这是从中央学来的。我后来再上台唱京剧，唱到“胆”这个字时，就往自己的右下兜拍。但我一直心存疑问：那个地方是胆，这也许不错。可李师傅唱的是“浑身是胆”啊，只拍一个地方怎么行呢？ 
　　开学以后我终于由“替补队员”熬成了正式的文艺宣传队员，并且在乐队里拉“第一把弦”。每次演出时，乐队一字排开坐下，我都坐在头一个位置上。有人唱京剧样板戏时，我操起事先对好了弦的京胡，其他节目时，我就一直拉着主奏乐器板胡。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叫“首席”呀，而当年，众乡亲都管我叫“拉大弦的”。不过，我这个“首席”也穿着草绿色仿军服，扎着神气的武装带抹上红脸蛋。因为我偶尔也到台前唱一段样板戏，“日本军阀豺狼种”，“月照征途风送爽”，诸如此类的冷门唱段。我们的节目最后，也要演出大型歌舞《为林副统帅题词所作——大海航行靠舵手》。每到那时，文艺队老师一个人拉起手风琴，所有乐队成员都一拥而上，汇入演员队列之中。跳舞不是我们的强项啊，因此我们都被安排在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凑个数而已。我大概算最风光的了，干了个俏活：打旗。节目刚开始时，我一个人上去大出风头，而大家都舞起来后，我就擎起大旗，站到舞台最后面躲清静，拉二胡的同学站在舞台另一侧，帮助我高高扯起旗帜的尾部。我哪里是跳舞的料啊，但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是愿意跳跳舞的。老师用手风琴奏前奏时，我一个箭步蹿上台前，前腿弓，后腿绷着开始摇旗。我自己设计了一下，必须是左右开弓四轮后，大家才从台侧潮水般涌来的。在反复奏起的“15 12”中，我如果恰到好处，则大家会和我最后摇起的旗帜方向一致。否则的话，我还要再多摇一下。这时候就被动了，旗帜逆潮流而上，弄不好就要阻碍了革命大军的前进步伐。幸好我身材高大，红旗总是举得很高，麻烦才始终未曾出现。 
　　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一直为此沾沾自喜，趾高气扬。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不是我们有多高的水平，也不是我们的节目有多大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的演出是那个年代里惟一的“演出”。我们总是把每一场演出当做场“战斗”，每当我们大吼着“战斗开始”时，每个人都严肃起来，挺好的一些小男小女，台上台下相遇时，也不再敢眉目传情了，大家都绷着脸，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将使集体蒙羞的演出漏洞。还就数我们乐队成员宽松一些，那时候按照早年的规矩，我们不叫“乐队”而叫“后台”。歌舞节目时，我们吱吱嘎嘎呜哩哇啦地晃着头伴奏，而一旦音乐止了，我们就抱着乐器看演员们在前台折腾。我们是够严肃的了，但有时候事情本身如果不严肃就怨不得我们了。一个女生管一个男生叫“大爷”，我们能不乐么？我们甚至抱着乐器小声跟男演员一块儿应道：“哎！” 
　　我们在舞台右侧挤眉弄眼，队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隔会儿他就哈着腰悄悄凑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你们后台的，严肃点啊。” 
　　那个严肃的年代哟，我们总是要奉命严肃。但事情仿佛总和你拧着劲干似的，应当我们团结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紧张；应当我们严肃的时候，我们却活泼起来。70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忽然一声令下，都开始大唱起越南战争歌曲，和《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公社中学的文艺队每场演出前，也都无一例外地全体上台，排成几排，齐唱这些必唱曲。《东方红》我们唱得手拿把掐无懈可击，《国际歌》唱得就有些出入，本来每一段的副歌部分“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是要唱两遍的，前一遍的“天”字低着唱，后一遍“天”字才高扬起来。但我的同学们呀，永远要把这地方唱混，先就把“天”字高扬起来。扬起就扬起吧，可他们偏偏知错必改刚刚扬起来，紧接着就随大溜地压了下来，把这个字唱成了六度大跳，就像从空中丢下了一颗炸弹。那个时候，小男小女们纵使背着手，绷着脸，也还是憋不住要不严肃。真想找个地方放声大笑一场，笑出眼泪，笑得浑身散了架。笑完了再向自己身体捅上一刀，让痛感神经将任何笑意统统压倒，然后再回来好好唱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尤其让我们头疼。从头到尾我们是一直雄壮着唱下去的，这没问题。问题出在“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这句，每到这时，正在雄壮着的声音忽就弱了下去了。好不容易熬过了这道关口，唱到“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时，声音才又兀地雄壮起来，俱各如释重负。 
　　我们是怎么搞的？大家仿佛都心中有鬼似的。就连我们的严肃的队长，声音起伏的频率也跟我们一模一样。男生唱这句时心惊肉跳声音弱下来情有可原，女生怎么也细声细气，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按理说她们正是这条纪律的受益者，她们应当引吭高歌才是，把它作为对我们这些坏小子的严正警告。

　　严肃的文艺宣传队继续严肃下去。有一支城市学校的文艺队，有一年初春到我们下乡的地方来演出。十里八村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农民们用极大的热情将宣传队的演出场地包围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啊。演出是在距我们村四五里的一个大队进行的，时间是晚上。我们在月亮地儿向那个大队疾走时，我向一个乡村孩子提了个问题：那里设没设舞台？那位伙伴很不以为然，几乎用训斥的口吻对我说：“你别老把你们城市的那一套拿到这来。”那晚的演出果然没有用书桌搭就的舞台，连土台子都没有。在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临时拉出了一串灯，光线还不错，只是演员要站在和观众一样的水平线上表演。 
　　那一夜的演出水准超出了我们当地的整体水准，并且有强大的民乐队，和标准的草绿色演出服。节目仍以歌颂红太阳为主，有一个歌舞：“雪山起舞，雅鲁藏布江纵情歌唱，金色的太阳照在高原上，照在青藏高原上”，男队员活跃，女队员妩媚，舞蹈语言十分丰富，时不时就插花而行，惹来了农民们的一片彩声。但那天夜里由于没有舞台，也出现了个麻烦。任何表演都要有一个高出观看者的舞台，只有舞台可以令表演合法化起来，表演者永远要凌驾于观众之上。 
　　在一块空地上因陋就简地演出，惟一的办法就是让观众席地而坐。但那是春季啊，东北的春天，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白天看起来阳气回转，地里热哄哄的，而到了夜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农民们不愿意坐在能把一个好人弄出毛病的冷土上。后排的农民不断地吆喝：“喂，前排的坐下！”可没有人响应号召，后排的只好踮起脚将就看下去。那一夜的压轴节目是大型歌舞《珍宝岛的枪声》，这是配合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形势”编排的节目。节目煞是热闹，男男女女齐上阵，还穿插了精彩的武打场面。前半部分观众还都消消停停，可是到了穿着花衣的女民兵齐刷刷地卧倒时，场内大乱。漂漂亮亮的一群城市女孩一下子倒在了观众面前，装模作样地瞄准，撇手榴弹，有的还做出了轻伤不下火线的样子。披着棉衣，双臂挽在胸前的农民全部低下头来，哈哈大笑。前排大笑，后排大叫。他们这一辈子也未曾低着头看演出，这段演出又出奇地长。别把人家大姑娘整出啥毛病啊！好事者高声叫道。 
　　演出场地上只有一个人蹲着，像是个宣传队长，他穿着一身草绿军装，扮着一个正规军人的角色，脸绷得像只面具。这家伙一直大言不惭地发号施令：“卧倒！”“目标二百公尺！”却让一帮大姑娘趴在地上折腾起没完。 
　　农民们在夜幕中放声大笑，宣传队长急了，忽然脱离了舞台的特定情境，倏地站起来，点着右手食指，大声喝令观众：“严肃点！” 
　　那个严肃也严肃不起来的春夜里，一群卧在脚下的城市女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年代，社会底层对于红色文艺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只有有限的几出戏和少量的歌曲、曲艺节目可以反复演出，但全民参与的程度却是空前绝后的。在我生活的辽沈地区，我接触最多的是下层百姓为主体的文艺宣传队。在城市里，“向阳大院”的老太太们用四部轮唱歌颂红太阳，“育红班”的孩子们化装成李玉和一家三代，奶声奶气地表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一场。夏天的晚上，你走在大街上，居民住宅楼里随时会飘来京胡、板胡、二胡、扬琴、竹笛、琵琶、手风琴的声音，你一边走一边猜着那些曲目：《把剥削根子全拔掉》？《北京有个金太阳》？《大寨红花遍地开》？《万岁毛主席》？《扬鞭催马运粮忙》？《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颂歌献给毛主席》？……而在农村，满脑袋高粱花的农民也被一个又一个政治意图不断地调动起来，纷纷上台表演。我们有时觉得农民的“觉悟”很高，有时又觉得农民的“觉悟”太低，其实农民的“觉悟”和我们的理念始终是两码事，他们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在一次又一次公社文艺汇演中，真正的舞台主力通常都是从城市下放的知识青年，上演频率较高的也都是以多少集《战地新歌》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类文艺节目。真正由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时常流露出或隐或显的“复旧”意识。 
　　70年代初，我下乡的公社有一次搞文艺汇演。有一个村由知青演出了几个时尚的节目后，上来一个有些驼背的老农民，表演了一段民间说唱。他穿着黑色的棉衣棉裤，腰里还扎着麻绳，整个演出就是他一个人，在台上晃晃悠悠来回溜达着边走边唱。他要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气象”，但用的却是“文革”初已被批臭了的二人转老调，哎嘿呀，哎嘿呀，哪儿一呼哎嘿呀……唱的什么呢？仍然是几千年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理想：几间大瓦房啊，炕琴柜上花被一摞摞啊，五谷丰登六裔兴旺，大个的鸡蛋啊，一个足有一两三啊……这样的自编自演节目十分粗糙，但台下的农民大声喝采，有的农民甚至附和着他的尾音唱起来。这个节目后来受到了“上面”的严厉批评，结论是：文艺舞台到底由谁来占领的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村文艺仍须下大气力加以“引导”。 
　　再后来，中国农村迎来了江青等人大力倡导的“学习小靳庄”活动。到了1976年，“学习小靳庄”活动由于上面“批邓反右”的政治需要，地位被抬得更高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领导班子都把这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并且以身作则。在我插队的公社，阵雨淅沥的初夏，自下而上的文艺调演开始了。我当时在大队的民办学校当文艺老师，也是知青点里的文艺骨干，层层选拔节目的过程我刚好参与了。一个生产小队的农民们正在地里干活，忽然大部分被叫回小队部，准备接受公社检查团的检查。男女老少身上还湿着呢，家做布鞋上沾满了泥巴，像铁鞋那么重，却急三火四地跑回小队部，撂下农具，按大小个排成几排。大姑娘小媳妇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弄着头发帘，跺着脚，掸着裤脚的泥点子，欢天喜地乱声吆喝。生产队长五十上下，络腮胡子刮也刮不干净，从不曾沾过文艺的边，可那一日，他早早地站在了队列的左前方。公社检查团的男女们在眼前站成一条线，生产队长的耳根就发烧了。他压低声音对众乡亲喝道：“你们还有完没完？咋就看不出个火候儿？快住声吧。” 
　　全场鸦雀无声时，生产队长干咳了几下，打起精神说：“庄家屯生产队第一小队学习小靳庄汇报演出，现在开始。”队长的声音颤抖着，也不知是什么人教的，他说到“现在开始”四个字时，向身后扬起了他的满是泥巴的大手。这只手决不属于任何舞台，因而那手势是非舞台化的，勺状的，像是大旱之年西部地区农民兄弟的祈雨之手。好不容易把开场白进行完毕，他又按照什么人教的那样，规规矩矩地退后一步，站在队列里，两只手老老实实垂下来，牢牢贴在裤子两侧，如同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面红耳赤。队长的手和脚都大得出奇，只有祖祖辈辈在田里忙生计的人，才会有那样大的手脚。 
　　社员们亮开嗓子唱起来，是我们大队那一年的“战斗口号”：

　　批邓反右抓路线， 
　　学习大寨拼命干，拼命干。 
　　夺取粮棉大丰收， 
　　誓叫庄屯旧貌变新颜。 
　　誓叫庄屯旧貌变新颜！

　　那个小队有一个节目贏得了公社检查团的青睐，公家人又一次抨击了几年前那位农民“复旧”的二人转式说唱，高度评价了我们村农民的“觉悟”。这个节目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开会学习的场面，因而作为“优秀节目”，获准在公社舞台上参加调演。那个时断时续的雨天里，男女老少一共八位农民一人在身后藏着一支椅子，就像藏着一支秘密武器。生产队长一声令下，他们鱼贯而出，排成一条线，放好椅子，稳稳地坐好，由排左的一个男性农民带领他们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问题。领头的农民说：“今天呢，我们利用收工后的时间进行学习，是啊，认真看书学习，才能弄通马列主义，是啊，邓小平这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啊，反对毛主席，是啊，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啊，要有个物质的基础，是啊，没有这个基础，是啊，怎么限制啊？是啊……”他说完了，其他七位就开始发言，每一位都拿着发言提纲，都说上好久好久。他们一面批判邓小平一面检讨自己，思想上没认识上去，也在房前屋后种了辣椒和洋蒜，违反了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在做怪。不深揭猛批还了得，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血不是白流了么？…… 
　　每个人都发言后，主持人又逐一总结一番，他又说了好久好久，直到又一阵雨点袭来。公社检查团的男女们非常满意，觉得农民们已经热爱上了开会学习，整个公社的“学习小靳庄”活动有了个亮点。 
　　公社开始正式调演时，又下起雨来。我们大队的参演人员穿上雨衣，坐在几挂马车上向演出地点行进。田野上，一拃多高的高粱、玉米苗直延伸到很远的地平线上，白亮亮的雨幕连绵不断。演员们低下脑袋，生怕已经画好的红脸蛋被雨水污了，乐队队员把板胡、二胡、榔子、小鼓塞到怀里，生怕淋了雨水受潮。有一位老农嘀咕一句：“今儿个演出，能记几个工分？”另一位老农说：“得记十分吧？”一位大嫂说：“美得你，演出半天就完了，想记一天工啊？”大队书记发话了，他说：“大家今天辛苦了，每个人都记一天的工。”众乡亲便齐声叫好。一个小青年接茬说：“要是天天都学小靳庄就好了。”老农民训斥他说：“天天都学，你吃个屁？”大嫂子说：“咱到了公社又唱又跳的，在家干活的该闹意见了。”小青年说：“谁让他没有文艺细胞了。”老农民说：“像这勾当也不能天天搞，庄稼该不高兴了。”大队书记说：“该搞也得搞啊，经济账就不能算了。”

　　随着政治化文艺的不断普及推广，各行各业的革命秀才们吃准了一个道理，只要紧密配合各个阶段的政治任务，给每个节目加花点，拔高，节目在汇演中就会受到来自上层的青睐。在我下乡的县里，有一年冬天搞了次供销系统的“学习小靳庄”文艺汇演，我作为我们公社供销社文艺队特邀的乐队成员，到县里参加了演出。公社供销社的一把手是个黑胖子，豪饮，爱唱京剧。在县里他爆了个冷门，唱了段没有人学唱的李玉和的西皮导板加快板：“狼心狗肺贼鸠山”。唱罢还扶着椅子仰天大笑数声，博来了满堂彩。我给他拉的京胡。我们演出队那天有两个节目受到了褒扬，一个是长篇诗朗诵：《伟大祖国形势一派大好》，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店员自编自演的，拿着稿子，一气说上二十几分钟。从万吨远洋货轮说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从晋杂五高粱说到南京长江大桥，从教育革命的伟大成就说到工农兵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完全的不压韵，就像是那个年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分行念了下来。如果这篇朗诵稿能被作者珍藏下来，今天可以寄到《天涯》杂志，发在《民间语文》栏目。 
　　另一个节目则把几个男女演员的独唱和歌舞节目用串台词给组合在一起了，有样板戏唱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独唱《我为革命下厨房》，表演唱《售货员下乡来》等等。这种串联方式是今天的电视文艺晚会的老祖宗，由于一大串激动人心的话语，一盘散沙的节目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串联词是我们公社的一个笔杆子搞的，大家为他的神奇的联想和生拉硬扯的本事五体投地。唱京剧的汉子是我的朋友，他在公社街上的理发店工作，我每月一次的理发都由他来完成，因此和他建立了友谊。他每次为我理发都要说：“姆（我）们哥儿们的头我得弄好啊。”这个人是乡村里的“另类”，长得高大帅气，是公社篮球队的主力，还喜欢长跑。有一年中学里开春季运动会，早已不是学生的他说什么也要来一次友情出演，就他一个人在跑道上跑万米长跑，脱了鞋，穿了双当年十分珍贵的尼龙袜子一直跑完。县里那次供销系统的汇演，这位理发师朋友演唱了《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此前，串台词这样说道：“我们的同志时刻以样板戏的革命精神鼓舞自己，困难何所惧，壮志能移山！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三九严寒的一个早晨，我们供销系统的同志们为了支援农田基本建设，带着铁锨镐头来到了十里长堤上。当时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我们的同志冻得满脸通红，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的刘志明同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最前列，豪迈地高唱起《智取威虎山》里参谋长的一段唱腔……” 
　　这段过于冗长的串联词总算说完了，我的理发师朋友按照规定情境，走上台，瞟了我一眼，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舞台动作。我这里也扯起琴弓，颤颤巍巍地拉出了二黄导板过门。

　　文艺宣传队是历史这块大玻璃镜上的一道划痕，即使擦拭多年，依然会留下它的痕迹。今天的各种名目的大聚会中，老文艺宣传队员的聚会也是一种。大家到山里，到海边，到度假村一路狂歌，晚上觥筹交错之际，免不得又要重温一番当年的情景。当年他们用戏剧油彩涂红了面孔，今天用的却是酒精。大家再次唱起来时，歌喉与歌声不减当年，但每个人都已老态龙钟，再不复当年的如花似玉或立目横眉。 
　　我当年所在的乡村中学文艺宣传队里有一个“台柱子”，演过许多角色，主打项目是《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在我所在的那个人民公社，她唱的李奶奶属一属二，我为她拉京胡时多次分享过她赢得的掌声。后来这位女战友就不见了，她被选到了县里的样板戏学习班，作为第二梯队的“李奶奶”。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大事件，相当于今天在巴黎在费城在波士顿和哪个国际级大乐团签约的大事件。后来我们就和她失掉了联系。 
　　几十年后，我们搞了次文艺宣传队战友聚会。在乡政府所在地，一群中年男女笑着叫着，互相指认。其中一个女人又矮又胖，黑红的脸上皱褶密布。围坐在酒桌旁一一介绍这些年来各自的人生经历时，这位女战友声音喑哑地说：“大家都知道，没等毕业呢，我就考上了县剧团，准备让我到省里先学习一段，然后接替原先的李奶奶。我临去省里之前，正好赶上了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普及大寨县’的热潮，县文化系统组织了拉练宣传队，到各个公社去搞宣传。为了让我好好儿表现一下，领导上指定我在排头领大家喊口号。我记得其中几句是：‘一年超纲要！二年跨黄河！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我还一再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指示：‘普及大寨县，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那一天，我实在太卖力气了，就把嗓子喊坏了。回到县里一查，声带严重充血，几乎到了撕裂的程度。赶紧治疗。吃了好多清音丸，还用胖大海泡水喝。但是治来治去，再也恢复不到原先的水平了。没法子，我又从县里回到了乡下老家……”那位女战友淡淡地笑了笑，接着又说：“我现在已经成了农村老太婆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还行，家里有一台胶轮拖拉机。” 
　　酒足饭饱时分，大家鼓掌欢迎女战友来段《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多少年没唱啦，唱的话也得低八度。”她用小拇指捋捋头发，干咳了好几声。许多嗓音不好的人都以为，只要用力咳上几声，就能找到最佳音色。

　　在旧宅不断拆迁的沈阳城大街小巷里，时常有动迁户摆地摊卖千奇百怪的各种旧物。若干件旧物中，我看见了当年的歌本、剧本、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材料。纸张早已泛黄，边角破败不堪。还有各种再也没有上台机会的旧乐器。在漫长而疲惫的等待中，时常有哪位守摊的中年男人窝在墙根，垂着头，拉起一把旧二胡。太阳高起来，大街上车水马龙，来去匆匆，没有现代扩音装置的廉价二胡声音十分虚弱。你只有用心去听，才隐约听得出，他拉的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穿着肮脏老头衫的那个人不会在意“演出的反响”，他就是拉给他自己听的。 
　　1997年清明前后的一个子夜，我到沈阳北火车站去送我的舅舅。他是特地从哈尔滨赶到沈阳，祭奠他二姐——我的母亲的。那一夜春寒料峭，宽阔的北站广场上行人屈指可数，只有车站里面和车站门脸处的小店铺还亮着灯光。风很大，我和舅舅把大衣领子立起来。这时有个声音远远传来，是人声，是人的歌声。有一个女人在唱“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她站在候车大厅入口处的台阶上。白天那儿人来人往缕缕行行，可是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身后是白炽灯箱的广告牌，因此我们看不清她的面孔，但她臃肿不堪的身板揭发了自己的年龄。她大约四五十岁，是个既可能当过红卫兵又可能上山下乡进厂的过来人。没有任何观众（如果不算匆匆而过的我和舅舅），但她才不管这个呢，她继续唱下去，间或还加上一个不够洗练的挥手动作：“毛主席挥笔拦江河，天空飞彩虹，毛主席挥笔指山川，大地走蛟龙……” 
　　这支歌是当年文艺宣传队常演的，同许多大众化歌颂节目相比，它的曲式过于复杂了，歌词也有些绕。女人唱得勉为其难，唱着唱着又从什么地方岔回来，结局迟迟无法出现。 
　　在她前面两米多远，立着半瓶娃哈哈矿泉水。是不是她的？如果是，她该喝上几口了。

　　本文选自《记忆鲜红》，刘嘉陵／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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