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火车上的记忆

┃Personal History

火车上的记忆

© 朱学勤／文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蒸汽和煤屑扑面而来。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很恐怖。9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手绑在背后，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20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中午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上街革命的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大概这就是后现代所说的“隐喻”，预示着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改邪归正。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候车室栏杆就像一片岸边水面上的树叶，左右摆荡，不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扶正。学生们势不可挡，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如入无人之境。那股革命豪气，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快快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便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
　　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很容易游山玩水，但“游山玩水”却又是个最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撬到一定高度，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那样先否定，后封存。如此否定加封闭，肯定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做现世报应之一端。文革如果是一口井，也应该允许把井钻打得深一点，钻出一层层岩芯，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200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唾沫，唾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井底最黑暗的暗箱还没有打开，却已经被淤泥保护起来，淤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民党纪念性建筑，真像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成员，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次数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统统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上面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小事而大吵一场。火车把我送到的
　　那个地方叫兰考，再步行70里，才算目的地。以后的日子，每年就在“回不回去过年”的盘算中度过了。一年中有几次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们说。但是每年到秋后，探家思绪总是难以抑制，头一年秋后算账，共得余粮款13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道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下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买火车票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也想随老乡出去要一回饭。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分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靠站，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贫下中农戴眼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稀溜溜喝出一串响。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全停向一个方向，生火待发，喷云吐雾，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但是，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哼着小曲，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了过来。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奔向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即刻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抬头看去，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篷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
　　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像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火车一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这段道上刚发生过这样的惨剧！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像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篷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青山绿水，不禁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此前碰到的好人太多，总以为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居然大模大样地下车，还要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对方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个高级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当年的铁路警察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问出这样深刻的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惜我们是真上海，不是假上海，自然对答如流，百问不倒。这些人很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在结尾处留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用心很深刻，不仅逼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效果：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也是那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
　　此后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香港在1997之后有突然爱国者一说，而我则尝试着将这群远方爱国者尊称为“出国爱国者”。我的同行兼前辈葛健雄教授专攻历史地理，自然也听到了那一阵阵悲愤的呼喊，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
　　我还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只要比他们多一分钱，谁都可以赏赐他们一个吆喝。我可怜的河南老乡，大概是一屁股坐到底了，蹲坐在一个低洼盆地里，背脊上印满了白眼。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个部落，也不管他们在自己的部落内居于多么低下的阶层，却可以向山下的这个老农斜一斜眼，撇一撇嘴。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300里外的巩县当工人，实在想念一个我爱人曾经住过她家的五保户大娘，过节给她寄点钱，她居然攒在那里，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奂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工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轻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样淳朴，富于同情心。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不可，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骂，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惟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要比那司机骂我的还要激烈。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那个司机就这样挨这群小闺女骂，干骂不回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白白净净，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应该，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则是天经地义。当年知青进村，农家鼓盆而歌称其为“城里来的文化人，噫，多不容易”，20年一过，后者进城打工，则被前者鄙称为“民工”、“盲流”、“城乡结合部的不稳定因素”。谁说当年的词汇都是“假、大、空”？20年后再检验，阶级区分这一说就很真，只是要把它从地主与贫下中农之间，移到更为宽泛一点的城乡之间而已。如此阶级感情，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润物细无声，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1600万人下乡，一年360日，不能说一点没有贡献，但毕竟是在天天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到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像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
　　先是领袖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倒了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过一阵子的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
　　毛泽东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或者一茬一茬地死。以我之鄙俗，始终够不着也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毛泽东，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怀疑有没有天这回事，如有之，早该被孟姜女和窦娥冤这两个民间事件哭倒两次了。1997年冬天，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未见天老一分，只见人老一代，庄上大多数青壮年居然不认识我们了，视同陌路。既然不相识，这也是个好，原来担心逢人都要打招呼，挤眉弄眼，然后还要回应一份贺敬之式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此时则把文人之酸与诗人之伪，一概删略，大大方方地松一口气，就像三个普通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
　　猛回头，一张像树根一样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30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
　　在唐寨，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衫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穿透国家生活的多层等级，直接承受从上面顶端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级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现在想想就可笑。我们这个集体户太先进了，不仅可以走出去，送代表去北京领受毛主席接见，而且可以请进来，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世界革命思想。那一次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回国就参加了印度支那半岛抗美援越斗争，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是学着城里的干部叫：“上班咯，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悄悄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乞丐经验确实够气概，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我的母亲没有父亲那样从国家生活中接受过来的所谓“文化”，一辈子生活在接触不到国家语言的底层民间，有时反而出语惊人。多少年后，当我把上述语言故事很得意地复述给她听的时候，遭到她老人家一个白眼，似乎早就熟悉了这一类语言花样，很不屑地说：“穷人生富嘴”！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我留意过很多次，确实找不到一句话，能比这句近乎文盲的语言能更好地概括在我周围所谓精神生活中日益涌现的后现代符码。可见我那时在兰考虽然挨饿，却已经提前听到了黑色语码，当时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很可珍贵的后现代。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确实够得着黑色幽默了，而且“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只有上海的老北站看得紧，居然设计成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一个也休想混，真是上海人的杰作。其它地方的车站，都很慷慨，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两边不封死，只要有足够耐心，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腆着个大红脸，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还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里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又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说不定是哪个大军区出来的有文化的“政委”，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的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门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这就造成了进站不难出站难的困难。老革命如何解决这一新问题？
　　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学来的混车陋习又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60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再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能啸聚成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这边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样，噼里啪啦往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哪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
　　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上的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种型号：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9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立刻成型，拿下车床即可使用。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可以叼上一管烟斗，点着火，像英国绅士那样散着步，悠闲出站。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淡忘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三考过堂，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
　　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300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仆仆于汴京道上，来回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经过一夜闭闷，空气之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
　　不看犹罢，一看之下，惊坏了秀才本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涤卡中山装，上衣口袋本来是扣着的，这时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瞄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那时年轻，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像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报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
　　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Amtrack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在里面转圈，有香水，有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一次性垫圈，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设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前方不是开封车站了，却还是想念那个车站，以及那个车站上来的年轻人。17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20年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到底不是铁道游击队，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记。它们大概是要提醒我：
　　——别装蒜啦，老哥。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遮不住你的中国底细；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写你那五花大绑，三寸金钥，以及那开信拆信、又封还失主的开封“贼”吧！
　　这就是埋在我皮肤下的声音了。有点像祖国医学的封闭埋穴，估计也是有中原土音在那里顽强诉说。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最为恶毒：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肤。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如此令人沮丧的判决，一句话就烙上一个中世纪式的火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我的文盲母亲说的“穷人生富嘴”，一点也不差，能和上一个世纪著名哲学家的名句配上对子。她使我一辈子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追逐大学里的话语时髦。你走吧，你就是在脖子上系满领带，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走不出这褐色标记。

　　本文选自《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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