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

┃Personal History

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

© 梁鸿／文

　　此刻我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从高大明亮的窗户向外看去，是庄严静穆的杜克大教堂。蓝天之下，那不规则的赭彩色石头如同呼吸，使整个建筑充满生命，而修直高耸的尖塔在极细处与天空相接，仿佛把视线和灵魂引向那无限的辽阔处。你感觉到你的意识在内部慢慢浮升起来，生命的庄严和辽阔，“在”的清晰和逼视，你必须要思考你自己。
　　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天空、大地、白云、地球与人的一体关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之所及，天如盖，包裹着你，白云恒久地在，人既是孤零零的，因为你于如此辽阔之中，但又有所归属，因为你看到你所在的空间位置。
　　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就像这教堂、天空与人的关系。哪怕仅仅是一种形态，教堂的尖顶，如盖的天空，逍遥的白云，也会在不自觉中塑造着你—你的气质、性格和命运。
　　那最初的形态是什么？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是灰尘、贫穷和村庄整体的封闭。寂静、黯淡、沉默，好像处于涣散状态，但又似乎在酝酿着新的躁动的力量。父亲和村支书之间的斗争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它是我对恐惧的最初体验。村支书那双犀利、威严的大眼控制了我好多年，每次走过他家门口，甚至是看到那个朱红大门、那座院墙都会让我莫名颤抖。我不知道父亲的勇气从何而来，但我却看到这恐惧压倒了母亲，还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精神。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在我的童年时代，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村庄其实正处于大浩劫之后的死寂阶段。文革处于尾声，农村生产力严重下降，斗争思维还没有过去，联产责任制刚刚实施，父亲所讲的乡绅、前政府官员、基督教徒、小业主在不断的运动中都逐渐消失。但是，村支书家里的热闹及在村庄的权威，普通百姓的卑微和狡黠仍然延续千百年来的模式和思维，村支书与父亲的斗争既是文革力比多的剩余物，也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基本形式。这战争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延续着。历史的阶段性重复和折腾，其实就像人一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愈合，再重新制造新的创伤。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我所记忆的童年只是一些碎片式场景，争斗、播种、收割，春天、夏天，上学、成长，它们嵌入在平静日常的生活中，带来并不深刻的伤心、害怕和欢乐。
　　1987年，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电视台上映。那一整个夏天，每到傍晚，梁庄的大人少年就一群群地到吴镇去，寻找有电视机的家庭，站在人家门外等着电视开始，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所有人都看得如醉如痴，每当片头那两个骷髅出现并交错放出两道彩色光柱时，大家都会发出一片惊叹声，而俏皮的黄蓉头一歪，逗她的靖哥哥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哄笑。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两道光柱，在我心中闪烁了好多年。对于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大陆少年来说，“香港”，就是《射雕英雄传》，它是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就是充满某种温柔和哀伤情感的“流行歌曲”，它们突然让你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那应该是现代个体意识的初次萌芽吧；就是充满动感的“迪斯科”，它让你震惊，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放肆、自由地舒展自己的身体。在当年的大陆，这些来自于香港的事物，都有很深的“解放”意味，虽然今天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更复杂的也更难以判断的文化意识形态。
　　似乎有一个通道慢慢打开，世界还有新的方式，身体还有更多感应，生命还有更多情感，它是无穷尽的。我记得十四岁的我，在看完郭靖黄蓉之后，和一个小伙伴，坐在暗夜的河坡上，在虫鸣中，羞涩地谈我们似是而非的暗恋对象。“射雕英雄传”、费翔和“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需探讨，但由那色彩和身姿而起，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离我仍然遥远，我当时为之痛哭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我和一个女生上自习课的时候在走廊聊天，被学生会干部发现，在被严辞批评的时候，我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那几个学生干部大惊失色，迅速离开。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那时候大家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讲马列的老教师，方形脸，黝黑呆板，严肃正义。我刚一站到走廊，班主任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愤怒地嚷道：“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我一个大踉跄，整个身体撞到了栏杆上，又向前扑倒，在倒地的一瞬间，我看到教室里那几十双惊诧的眼睛。我羞愧至极，不只是因为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羞辱，而是他语气中那强烈的愤怒和羞耻感，他眼睛里仇恨的、禁欲的、教条的目光让我震惊和害怕。
　　围绕着这一事件，我被连续批判了六天，我的头越垂越低，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至今我都不明白，在那时，不止是我，学生会、学校领导、我的班主任可能比我更不知道“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但是，那正义感、羞耻感及想象力从何而来？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关于爆炸头、喇叭裤、接吻等的争议和政治升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滑稽，但是，它突然丰富起来的身体和情感，以不合时宜的复杂、柔软、多元冲击着坚硬的中国心灵。外面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行进，十六岁的我，却因为这懵懂的“出轨”而被不断规训。
　　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跟得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有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碎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人生。
　　规则和惩罚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我常常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就好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那些有鲜明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人总是敬佩不已），我讨厌自己的道德感和某种保守的倾向——这一保守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而是长期被规训后的结果。有时，我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有益的坚守，但一想到它来自于当初那狠狠的“推搡”，又觉得有些诡异。规则与惩罚沉重地粘滞在心灵深处，不敢张扬，不敢冲破任何一种哪怕最简单的成规。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无从捉摸自己，无法真正投入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迷失过，因为没有选择过；没有忏悔过，因为没有行动过；没有狂欢过，因为没有自由过。我只是一个看似冷静、实则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旁观者。
　　也许并不只是我。关于“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
　　即使“怀疑”，也并非都是有效的表情。没有经历过“迷失”、“行动”或“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怀疑或者只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虚妄。“50后”深沉地谈论“饥饿”，“60后”热烈地讨论“文革”和追忆“黄金八十年代”，“80后”悲愤而又暧昧地抨击“商业”和“消费”，这一切，“70后”似乎都没有确切的实感，面对这样的话题和隐在话题后激动的面孔，你会有强烈的被抛出之感。这是先天不足。碎片之感、隔离之感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以至于无从知道自己如何与历史发生真正的关系。
　　无关主义，也无关立场，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历史的契入点，你将无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感，如果无法感受到问题和矛盾之源，你就如进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面空虚的困境。难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琐屑之中，就不配拥有进入历史并寻找自我的机会和权利？
　　在进入大学教书并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并非研究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你，研究者主体，无法从研究中寻找到与历史共在的感觉。这并不是在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非常有道理，但一当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立刻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和苍白之处。更为致命的一点是成为学者，也即确立一种阶层和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你再次被隔离开来。当学者仅仅是某种知识生产和一种职业的时候，它所蕴含的内在破坏力和启发价值就逐渐消退。我害怕自己再次未老先衰。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我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节点。种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突然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网络呈现在我面前。那早已遗忘的个人记忆——我走过的坑塘，经过的门口，看到的树木，那随父亲长年征战的铁球，百岁老人“老党委”家那个神秘而又整洁的庭院，童年与小伙伴决裂的瞬间，1986年左右全村、全镇种麦冬的悲喜剧，所有的细节都被贯通在一起，携带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如同暗喻般排阵而来。
　　在那一刻，个人经验获得历史意义和历史空间。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我看到村庄的坍塌。那座空荡荡的小学，它曾经是全村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上学，父亲在这里被批斗，也在这里领取一年的口粮；那个像孤魂一样移动的老人曾经是全镇乃至全县的基督教长老，我曾被他的自信和光亮所震慑，如今他信徒满座的家早已倒塌，而他显赫的家族，早在新中国政权交移之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是的，村庄一直处于坍塌之中，只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面目不同而已。
　　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时，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在吴镇走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光亮突然照耀在梁庄的上空，天开了，云散了，黯淡的乡村变得欢快、辉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麦冬，金光闪闪的、圆滚滚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的生活空间。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的时候，雇了二十多个人。一时间，家里家外，欢声笑语，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怎么花。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因为，父亲脸上盛开的花朵，那流溢出来的快乐实在诡异；还有，那一年，全家人，包括来帮工的人，都长了疥疮。我的手缝里、胳膊上、屁股上、腿上，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那半年时间，我只能站着上课，至今，腿上仍有铜钱大的深深的疤痕。但奇怪的是，这些痛苦都被忽略了，大家都被“挣钱”、“南方”鼓舞着，对眼前的困窘视而不见。每晚睡觉前，我们的功课是互挤脓疱，看哪一个成熟了，按下去，看黄色的脓液飙出去，彼此取笑着。
　　那欢快从何而来？发财、南方、城市、经济、生意、贸易、广州，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封闭已久的乡村为之神魂颠倒。当然，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吴镇的许多人家因为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是，每次都凄惨而归。冬天再次来临。在“改革”的第一次博弈中，乡村以惨败而告终。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彼此之间的二元性、对立性和残酷性也立马呈现出来。
　　2011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我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北京、广州、厦门、东莞等等，我想了解我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我想看到那短暂的“欢快”是否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当然，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在“实在的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肮脏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如地狱幻影的电镀厂，一双双眼睛投向我，一个个场景震撼着我，他们高度对抗性的生活，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都让我意外。我意识到，1986年的命运仍在延续，而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阶级、差异、资本、金钱发展、乡村、城市，知识分子口中的虚无、忧郁、叛逆等等司空见惯的词语是怎样的大而无当和华而不实。那油污背后的一双眼睛，那电镀厂里移动的幽灵足以动摇一切理论和那些斩钉截铁的、宏大的结论。
　　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是的，即使是“虚无”——我们经常会拿它作为一种批判和思想的起源，也是某种姿态的标榜——如果我们对“虚无”的对象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实在的所指，它就只是肤浅的伪饰而已。
　　对于中国人的人生而言，悲欢离合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动而被迫改变。一种生活和传统如潮水般迅速消退，虽然这种消退或许并不值得怀旧，但它的速度及留下的疮痍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惊心。我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保守主义的虚妄之处，也真切感受到自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史”以后，与“世界”、“西方”及“现代”之间的复杂联系。从梁庄的命运中，我看到，“现代性”的道路还很遥远，而如果不对密布于时代空间的诸如“乡村”、“城市”、“现代”等词语及彼此的相互关系作观念史的梳理的话，那么，梁庄、无数个梁庄，中国的心灵，还将继续无所归依。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随时都处于“大时代”，战争并非都是流血的革命，这几亿人如大军般的迁徙、流散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持续的、必败的战争。所谓的“小时代”，个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时代”，只是一个假象。裂隙无处不在，我们被锁定在特定的场域中，被围困在真空之中，探讨着言不及义的话题，对同属于一个生活场景的另一面视而不见。那些鲜亮的术语、概念就像那疥疮，密布于身体，吸噬你的精气神。或者，其实从来如此。
　　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联结方式。历史存在于其与“我”的关系之中。历史就是你自己以“我”——既是个人的“我”，也可以是大的集体的“我”——为原点，以经验世界为基点，向过去和未来辐射，并不都导向主观和偏差，相反，它能使得我们的思考更有切实的基础。对于处于尴尬位置的“70后”而言，摆脱无历史的空虚之感和历史阶段论，也就摆脱了那种无谓的自恋式的感叹。无论何时何处的生活，都如阳光下的灰尘一样丝缕可辨，历史纷繁而又清晰异常。
　　大历史和大事件为后人的反思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但也很容易传奇化、浪漫化和概念化，就像今天许多人在重新谈起“民国”、“解放战争”、“文革”、“知青”时，多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溢美与否定之间走钢丝，却对认知真正的历史毫无帮助。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碎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1986年的“麦冬”在我身上留下永远的痕迹，而父亲和吴镇的许多人也因此一蹶不振好久。和广州做生意的那家人，原是吴镇最早的万元户，在麦冬神话传来之前，正准备兴土木，盖“豪宅”。之后，丈夫出去避债多年不归，老婆在家做种种零活挣钱还债并养活三个儿女。多年之后，在走过一个地方时，年老的女人仍然忍不住说，这就是当年我们看好的造房子处，两层，十四间，砖瓦都买好了。她的手横着、大力地划过去，划出了一道虚空。麦冬，这个椭圆的、乳白的小果实，附着在“南方”、“改革”身上，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轨迹。
　　对我而言，“西方”的概念来自于“郭靖黄蓉”，而“同性恋”事件对我更直接，所产生的思想震动更大。阐释历史的通道并不只来自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可能仅来自于一个词语。
　　与此同时，回到梁庄对我而言是一种激活，重新找到思考的起点和支点，并激活自己的生活——学术生活和实在生活。它是一种学术实践，我从来不认为它只是创作实践。这四年多的田野调查、阅读和写作给我的锻炼和启发不只是最终的那两本书，而是我似乎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源头，我注意到由生活实践所折射出的观念冲突，由观念冲突所引发的生活实践的种种反应。我意识到“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生成性——自晚清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塑造中——及这一生成背后的社会意识的变迁、时代精神的分裂和利益驱动的巨大作用，它们互相生成，并且正塑造着新的中国形象。我想我会重返书斋进行学术研究，并且，我会把这一学术研究看做我的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无关任何风月的书斋生活，而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实践”，即与正在行进中的历史相结合的能力，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场域寻找理论的起点和依据，最终达到一种及物的思考和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过早的专业化，反对过早的平静，我崇尚某种行动、冲突，甚至自相矛盾（包括思想上的），哪怕它可能偏激，可能错误，也比四平八稳要更有启发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偏激和愤世嫉俗是一个可以向上的词语，但如果没有扎实的考察和思考支撑，也会流于某种狡诈的圆滑和为虚名寻租的屏障。

　　文章还没有写完，我又回到国内。十一月初下午四五点钟的北京，雾霾满天，天空灰暗，高楼飘浮在空中，如同末世纪的魅影。灰尘阻塞着呼吸，我不由得在内心发出许多人都发出过的感叹。
　　而此刻（又一个“此刻”，这是又一个历史瞬间，和我坐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看大教堂、在出租车上看北京的天空时一样），阳光穿过乌云，照在满是灰尘的窗玻璃上，又斜映在书桌上，从外面隐约传来压抑的车流声，极具穿透力的工地敲打声，高亢而杂乱的对话声。我背对着室内，阳光之下那一屋的灰尘让人心烦意乱，虽每天打扫，灰尘仍然铺天盖地，落在每一件物品上，一切都黯淡且眉目不清。但是，当凝视并倾听这一切时，仍有莫名的踏实的愉悦感从神经末梢传导入心脏中央。是的，这是你自己的日夜。与爱国、民族和那些宏大的词语都无关，而与你自己相关。或许，重要的不是你爱不爱国，而是你无法选择，最终才生成某种类似于“爱”的历史感。
　　这是一种颇具先验性的愉悦感，或者，悲怆感？你无法选择最初的历史瞬间。美国的蓝天、白云像梦一样，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怪，仅仅十来天而已，那几个月的生活已经在你意识中遁去，就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它对你的观点、逻辑思考，甚至对美的感觉都产生过影响，它也成为你经验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形成历史感。我似乎明白了“离散”这一词背后的含义。历史是活生生的“在”，热闹与喧腾，灰尘与阳光，黑暗与光明，都与你相关。如果没有这一相关性，你又是谁呢？梁庄、家人，从出生起就看到的天空、大地，你所读的每一本书、所感受到的每一种情感和思考都是你的“在”。如果一个人在此地没有“在”的感觉，那么，这风景、历史就与你无关，你也无法从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得到真正的拯救。
　　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之四》中这样写道：

　　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因为历史
　　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型式，所以，当一个冬天
　　的下午
　　天色晦暗的时候，
　　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
　　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我想，艾略特想说的是历史、时间和“我”的关系。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也无法从有限的人生中得到救赎，哪怕你坐在庄严的杜克大教堂里，聆听高亢而清澈的歌声。
　　时间并非只是线性的存在，它具有并置性和空间性。历史并非只是过去，人并非只生活在现在，而是活在传统的河流之中。你的一滴眼泪、一个动作或一次阅读，所蕴含的都有你的过去与未来。所以，现在即过去，未来即历史。
　　这样，无论生于哪一年代，身处哪一时空，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个瞬间。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洪流。

　　本文选自《历史与我的瞬间》，梁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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