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第二次入狱.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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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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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罗文／文

遇罗文

　　3．集训队

　　被判刑的犯人送去劳改队之前，先要到集训队受训一个月，教你怎么老老实实当一名劳改犯，同时根据刑期、特长等等分往不同的劳改场所。集训队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城，它负责中转全省各看守所送来的劳改犯。这个县得天独厚，劳改农场和监狱自然比别的地区稠密。
　　每逢节假日，县城到处都是就业人员来逛街，也形成该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知道现在是否开辟成旅游热点）。当地群众受宣传教育影响，视劳改犯（包括就业人员）为洪水猛兽，畏而远之。偏偏坐过牢的人无论是服装、气质还是相貌都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就像北京人能区分出外地民工一样，所以很容易受到歧视。比如两个就业人员走进一家饭馆，跑堂的立刻会喊：“‘新生’两位——”柜台里的人马上会应：“小心钱包。”时时处处在提醒你：虽然获得“新生”，但永远不是个真正的“人”。
　　刚一进入集训队的大院，就领我们去换衣服。自己带的衣服一律不许穿，发给我们的是清一色的灰布棉衣。在这里“老”犯人也有人穿自己带来的衬衣、毛衣、坎肩等，一律要在前胸和后背用油漆写上很大的“犯”字，以防止犯人化装逃跑。
　　这里毎天也是两顿饭，像我这种小饭量的人基本能吃饱了，菜汤也有了一点儿油星。
　　集训队每天都要进来不少人，总显得人山人海似的。一排排的屋子里，两边都是上下双层通铺。学员总数要两千名以上。每四五十人分成一组由两名以前来到这里的、能说会道的、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带领这几十人“学习”。“学习”内容有“认罪伏法”、“交代余罪”等等，也有时针对犯人的一点儿小过失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阵。
　　许多犯人都对自己的判决很不满，或者认为冤枉，或者认为判得太重，以为到这里能进行申诉，其实错了。这里的犯人头儿（或称组长）先是千方百计找出你不冤的“理由”，实在找不出了，就会说：“这里是执行单位，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这里管不着以前的事，你只能老老实实改造。”——耍起无赖来了。再不服气就要组织大伙儿进行批判，把你打成“反改造分子”，批判你“抗拒改造”。新来乍到的谁见过这阵势？往往冤枉的也不说了——犯不上跟他们怄气。为了巩固“认罪伏法”的“成果”，也为了让犯人更看不起自己，紧接着就进行“交代余罪”活动。
　　动员大会上许愿：交代出什么罪行也不加刑，就是过去杀了人，别人都不知道，现在说出来也没事。反之，被别人检举了，该加刑还加刑。许多人为了减轻思想压力，纷纷说出自己还干了哪些缺德事。我们组这四五十人之中，没交代出余罪的只有我和两三个人。于是我们这三四个人立刻就被叫到一边坐着去，不能和有余罪的人坐在一起，成了“另类”。
　　组长先是表扬一位年龄较大的教师，他承认自己占了公家的便宜，贪污一车煤——干坏事倒成了“光荣”！紧接着就指桑骂槐地说：“某人，坐在那边的一个，资本家出身，哥哥被枪毙，自己一贯思想反动，不承认自己有罪，能让人信吗？他这是在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破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谁。过几小时，他又这么恶狠狠地说下一个没交代余罪的。
　　两天后，不交代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对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纲上得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就好像接下来非领着大伙儿把我揍扁不可似的。突然，组长又跟没事似地对我说：“过来坐吧，来，帮我写写总结材料。我就觉得你的字清楚。”——敢情对我的攻击结束了。集训队还编了一些文艺节目，有戏曲歌剧快板话剧等等，内容也离不开认罪伏法和加强改造。每期结束时演上一场。看完演出，我们就分到各个劳改单位了。我和许多十年以下刑期的犯人分到了一个劳改农场。
　　听老犯人说，农场是最苦的，也容易逃跑，所以把刑期短的送去；刑期长的去了怕会没心思活下去，所以分配到监狱工厂。其实这完全是犯人善意的猜想。防止逃跑是可能的，至于想不想死，那是你自己的事。农场里就有不少二十年以上刑期的。

　　4．劳改农场

　　北方最寒冷的时间，是在一月上中旬。自从文革以来，我的许多变故似乎都发生在这段寒冷的日子里：一九六七年创办了《中学文革报》；一九六八年哥哥入狱；一九六九年我去陕北插队；一九七六年，还是这段时间，我们几十名犯人分乘两辆卡车，轧着路上厚厚的积雪经过几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劳改农场。
　　这是××农场×分场，除了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农田外，只有这一片孤零零的房屋，就像一座村庄。一排排新而整齐的砖房，是干部职工的住家；不远处一排排残旧的房屋，是就业人员及家属的住家。“村”里还有小学和商店。离这些房屋稍远的西边，是六百多名劳改犯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用土垒的高大院墙围成四四方方的大院落，墙上拉着电网，四角有岗楼。再往西，是看押犯人的部队营房，一个连的编制。
　　我们乘的车停在了围墙大门外，我们一行几十人背着行李鱼贯进入院里。院里有坐北朝南八排砖房，每排房约三十米长，住着一个中队，共六个中队。最后两排是伙房和礼堂。我们这些人分别被安排进前三个中队，这是最苦最累的水田中队。年龄特别小或服刑前职务较高的干部，安排进伙房工作，他们属于四中队。四中队其余的人是菜农和少量的电工、木工、机钳工。前四个中队都是一百二十多人的编制。五中队只有几十人，专门干一些单独出动的零杂活，比如看水、看地、开农机等等。六中队人更少，饲养牲口、酿酒、看粮库。病号队住着十几个行将就木的病人，负责种植中草药和制作犯人服用的药丸，犯人医生也编在其内。他们和六中队占一排房。
　　大墙内十米，用铁丝网又围成一道墙，不准犯人越过。犯人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就排到这两道墙之间自然渗下，而犯人生活用水又从院内压水井抽出，名副其实的“窝吃窝拉”。前四个中队，在通长的监舍内，顺长方向是南北两排火炕，北炕上面又搭了一层上铺。我们是新来的犯人，又都比较年轻，被安排在上铺。
　　犯人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四十八斤，伙食费十元五角，即使自己生产的粮、菜也按市场价计算。粮价（玉米面）已占去将近一半，还要买煤和炊具，所以很难再买更多的油和菜。如果做些轻微的劳动，还勉强吃饱，但是在田地里劳动的犯人还是总感到饿。
　　“饥饿”历来是某些统治者治人的法宝。它不仅能惩罚那些“不良分子”，也能把良民百姓管得服服帖帖——整天为一口饭奔忙的人，哪还有精力搞危害政权的活动？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天还不亮，值日的犯人大组长（负责全中队）已把大家叫醒，该起床了。各小组值日生急忙穿好衣服，马上去伙房打来菜汤和窝头。多数人顾不上洗脸刷牙，三口两口把饭菜打扫干净，然后打点自己的行装。
　　东北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下。凌晨出发，要走几公里才能到干活的地段，回来时天要擦黑儿，中午还要躺在露天地休息一会儿，所以保暖十分重要，马虎不得。犯人们都要在线袜外面包上塑料布，外面穿上毡袜，再穿上胶棉鞋。有的还在棉裤脚上打上裹腿。如果粗心大意了，脚上磨出了泡，那就要比别人多受一份洋罪。其次还要注意帽子、围巾、手套，缺一不可。
　　第一天我们干的活是深挖干渠，每人的工具是锹和洋镐。
　　看押的士兵穿着皮大衣，和队长坐在小驴车（犯人戏称“驴吉普”）上，跟着这一百多人的队伍来到田间。带班大组长（犯人，不用干活）给每个小组划分了地段，小组长又给每个人划分了地段，队长规定了要挖成的尺寸，我们就甩开膀子干上了。零下几十度的冻土其硬无比，洋镐刨上去只能砸出个小坑，只有顺着这个小坑继续准确地往下砸，才有可能像打石头那样砸出一道裂纹。顺着裂纹再一镐一镐地刨下去，才能刨出一块脸盆大的冻土，然后把这块冻土搬出渠外。如果在大地解冻以后干这种活，效率会提高百倍，可是不干它干什么？能让犯人待着么？
　　老犯人已经干出了经验，很快能刨出一大块一大块的冻土，有的甚至一个人抱不动，要请别人搭把手。幸亏我在学木工时会使用锛子，而且可以左右开弓，准确度也较高，比其他新犯人速度快些，可是也早已汗流浃背，穿不住棉衣了，只穿件单衣。毕竟几个月没参加劳动了，身子有些虚。队长走过来，看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天生脑袋好出汗），又见我使用洋镐很得法，没说什么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笨手笨脚的新犯人还穿着棉衣，马上冲他吼着：“穿棉衣能干活吗？脱了！”
　　中午，驴车把窝头菜汤送到地头，虽然盖着棉被，菜汤已经有点儿凉了。大家怕它更凉，都是先把菜汤三两口喝了，然后再去品味“香甜”的窝头。
　　在呼啸的北风中吃完饭，就在马路当中找块平整向阳的地方抱头躺下了。我早已累得不行，感觉躺在地上就跟躺在席梦思床上一样，也顾不得冷不冷，很快就睡着了。大组长虽然不干活，此时他不能睡觉，必须替队长他们看着犯人，以免有人趁机逃跑。约二十多分钟，他把大家叫醒，又让我们接着干活去。傍晚收工回来，五人一排在大门外站好，由大组长点数进院。折腾了好一会，到监舍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到水房打来热水洗脸洗脚，值日生已把晚饭打来了，还是窝头菜汤。吃过饭不长时间是晚间“学习”，要坚持两小时，只有节假日才能幸免。“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批判自己、认罪伏法等等。有时候队长指定某人是“反改造分子”，大家就轮流发言去批判他。同样几句话你说一遍，他说一遍。实在没的说了，有两个不会发言专爱动手的人，会上去把那个人头按下来，或者往后撅他的胳膊，喊几句口号。也有时候有那心术不正的犯人突然攻击别人，什么不好好干活啦、说怪话啦，于是上纲上线。当然他都是有目标的；或是队长以前指定批判过的，或是和他有矛盾的，或是新来乍到的。“学习”结束，大家就可以睡觉了。我趁机赶快去刷牙。这就是劳改犯一天的生活。
　　只要不化冻，我们每天干的活就是刨冻土，直到虎口震裂、手掌磨出一个个血泡又变成一层厚厚的茧子，手指伸不直也攥不了太紧。回到监舍只盼着吃饭和快点睡觉。
　　心眼好一点的老犯人都会教新犯人干活的诀窍和注意事项，比如在田间地头大便时，不要选在看守和队长的上风头，也不要把屁股朝向他们，更不要去惹他们。
　　他们讲，不久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向来爱捣蛋的犯人被队长恨上了，在收工的时候，当兵的让他留下来。等大队走远时，强迫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当他刚把石头举过头顶，当兵的向他开枪打死了他。后来根据现场认定，他是在向看守行凶时被击毙的。虽然我在农场期间没有发生过当兵的打死人的事，可是和我一起从加格达奇来的一位难友，因为和当兵的争执了几句，腿被刺刀扎了好几刀。当天晚上我去看他，犯医已把伤口缝合了。幸亏没扎破动脉，否则赶不到监舍就没命了。准许他休息两天，然后照常出工。
　　很快，春节到了。这是犯人最盼望的节日，因为吃得好、放假时间长——三天。
　　三十晚上那顿饭就开始改善了：吃细粮、带肉的菜。许多人舍不得一顿吃光，装在饭盒里存在库房，留着过年后慢慢吃。
　　初一上午，伙房按组发放白面、饺子馅，让大家自己包饺子。这时刑期长的老犯人早把一年才用一两次的擀面杖拿出来，施展他们的手艺。这是一年中仅有的和睦景象，好像大家成了一家人，就连那些“反改造分子”也和大家一起说笑了，与平时“政府”教育的不能讲团结、要互相斗争的原则大相径庭。
　　晚上伙房的饭简单些，也是细粮炒菜。以后每天的两顿饭都不错。别 的分场的犯人还在春节期间来我分场演一场文艺节目。有那男扮女装的角色出场时，哪怕化装得跟丑八怪似的，台下犯人们也会高声喝彩、尖声怪叫。
　　犯人们利用这三天的假期还得把自己的棉衣、棉被拆洗、缝补好，这都是四季离不开的装备。这时候只见院内凡是能挂东西的地方，都晾着棉絮和布片，虽然不雅观，却有一股生活气息。
　　春节刚过，就要动员春耕生产了。所谓动员，主要是召开“宽严大会”。由分场政府干部主持，宣布哪些犯人表现好，减刑一年或半年，哪些犯人抗拒改造或曾经逃跑过的加刑几年。然后又给犯人讲其他分场的典型案例，比如，有的为了逃避劳动，用斧子把自己手剁下来，犯了抗拒改造罪加刑三年等等，来教育我们。接着各中队犯人代表纷纷上台表决心，拿着早已写好的（每年都相差无几发言稿朗诵一遍。开头都是几句顺口溜，中间是“出大力、流大汗”、“拼了命地干”、“少活××年、拿下高产田”等等气壮山河的决心，结尾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一连串的万岁。真正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我才知道刨冻土的活是轻的。
　　此时定额出奇地高。比如培田埂（拖拉机耕地时犁平的田埂再重新建起来），两人一组，一天要培起三十米长的二十多条。按规定的高宽尺寸，总土方量达到一百多立方米。往往是培好一条，跑着去培下一条，连中午休息的时间都取消了。每天干完活，往回走的力气都没了。和我一起来的一个年轻犯人受不了这种劳累，想了一个办法——把腿割开一条小口，放进一个虱子。这样每天都会发低烧。他到医务室说自己得了肺结核。犯人的医务室没有任何检查仪器，更不用说X光了，只能凭犯医判断。为了防止他“传染”更多的犯人，只好让他住进了“病号队”，每天干些轻微的体力劳动。
　　有了田埂就可以放水了。根据水平面把地弄平——把高出水面的土扔到低洼处。老犯人总是说我们是幸运的，头下水前允许我们自己花钱买水靴。他们以前没有水靴，有时早上水田里还结着冰碴，也得光脚下去干活，许多人都落下了寒腿的病根。
　　但是插秧就不允许穿水靴了，据说是怕把地踩出坑——在人和庄稼相比时，准是庄稼更重要。虽然早晨水非常凉，可是此时已不会再结冰了。插秧不是很累，只是腰疼。一天总是弯着腰干活，几乎不休息，否则怕延误了农时。唯一的休息方法是，用一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算是减轻点儿腰肌的压力，还最好别让队长看见。
　　水田最累的活之一，要算是割稻子。它没有什么省力的窍门，除了累，腰也直不起来。定额是每人每天一亩，完不成的吃完晚饭去监舍外罚站。有时别的犯人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队长才下令允许睡觉。想在外面站着打个盹也难——蚊子咬得太厉害。
　　在这里我懂得了：人的可塑性很强，人是任何苦难都能承受的。每年都是这样春种秋收。许多老犯人就是这样度过了二十年。有一个老犯人，二十年的刑期还差一个月就到期了，他实在干不动了，向大组长请假想休息一天。大组长不敢做主也不敢去向队长请示，结果那个人死在了田里。
　　在劳改队死了白死，哪怕为了抢救公物或受到意外伤害，也不会颁发荣誉证书或给家属一点儿抚恤金，就像牲口死了一样，只是不被吃肉。
　　在二十年刑期的犯人里，有许多都是北京的“老乡”。问起他们的案由，竟是些很小的事，比如在大饥饿年代贪污或倒卖几十斤粮票等等。这些人受了十几年认罪伏法的教育，认罪态度都非常好，从来没听他们说过要申诉争取改判之类的话。可能他们也都清楚毛泽东“不能用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的“英明”论断，知道也翻不了，所以过得也十分心安理得。更重要的，是一些事实对他们的教育。
　　一位比较年轻的北京人，是刚到就业农场就业又被判刑来这里的。他说在他们就业的农场里，也老进行认罪伏法教育。有个人不服气，队长组织大家对他批判。那个队长是出了名的狠心，把这个不服气的农工（就业人员官称）两个大拇指拴住，反剪着吊起来，悠来荡去。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农工求饶说，两个拇指没知觉了，担心残废了不能干活。这个队长不相信，让人用火烧他的拇指，结果拇指动了一下。队长大发雷霆，农工居然敢骗政府！于是接着悠。后来这个农工真的成了残废，去上级单位告状，上级裁定：允许不干重体力劳动，工资由原来的三十二元降到十八元。残害人的队长照样当队长，不可能受处分。
　　劳改犯给农工起了个形象的名字——“二劳改”。
　　秋收结束后，农活不那么忙了。分场开始一年一度的基建工作，从各中队抽调木工、瓦工组织基建队，于是我被选中，调到了四中队。
　　九月中旬，全国召开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劳改队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监舍内外找不到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这倒不是监狱里有超前意识，不去搞个人崇拜，而是以为毛泽东的画像进了监狱，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是，语录、毛选上也都有毛的头像，又得让犯人“学”这些“光辉著作”，又不能把头像一张张揭了去，于是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开这个会，劳改犯得到了半天休息。说是休息，其实一点几也不轻松。当念悼词时，队长要求犯人以立正姿势站得笔直，还不许戴帽子、手套。九月份的东北气温已在零度以下，追悼会仪式那么长，犯人们一个个冻得耳朵、手指通红发麻。等到默哀三分钟的时候，要求姿势更严，好几个队长在人群里到处巡视。谁脑袋低得不够低，上去啪的就是响亮的一巴掌。有个犯人被打了还想分辩几句，立刻就被五花大绑起来。
　　又过了几天，“四人帮”被揪出来，明白的犯人都知道，这回总算有了盼头。

　　5．四中队

　　到了四中队才知道，这个中队的犯人比前三个中队“享福”多了。
　　首先是能吃饱。伙房工作的就不用说了，那些干技术工种的劳动强度低，饭量自然也小。大田作业的那30多人，因为和菜打交道，直接入口的东西多，所以经常能得到补充。有时窝头剩下了，就送给水田作业的朋友。其次是很少有大强度的劳动，劳动环境也好。每年发的衣服、鞋能省下来一些，可以和附近的老乡换些好吃的东西。有个外表傻乎乎的家伙，甚至利用晚上看瓜地的机会勾搭上一位农妇，解决了性饥渴。被队长怀疑上了，差点儿给他加了刑。
　　老天爷可能还是尽量做到公平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偏偏就降临到四中队头上。
　　一天半夜，可能是有人的嚎叫声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只见天花板正徐徐落下。人在急的时候动作格外敏捷，我抓起棉衣就向门口冲去。当我刚刚冲到门外，身后已被顶棚全部覆盖在下面。屋里到处是灰尘，漆黑一片。只听受伤的犯人在哀鸣。大约几分钟以后，逃到外面的人才恢复了神志，跑到别的中队求人来帮助救人。
　　幸亏顶棚是从北边先塌下来，被上铺阻挡了一下，然后中间落下，又被南边炕沿阻挡了一下，结果南北两边翘起，没有压住多少人。受伤最重的有3个人。上铺两个人，一个耳朵掉了一只，一个挺英俊的小伙子脸被砸得变了形。下铺的人只是受了场虚惊，没一个人受伤。南炕有一人被顶棚的木料压住胸部，拉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他刑期总共才三年，已经过了两年。
　　入殓前，劳改队通知了家属。死者老婆（一个黄瘦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到我们的工具库房去看死者。小男孩还不懂事，他爸爸离开他的时候还小，没什么记忆，索性在库房外边玩耍。女人进了屋，也没有哭嚎，只是蹲下身，把死者的领扣和鞋带解开就走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只能找老天爷算账去。队长让我们木工用板皮做了个棺材，草草埋葬了事。
　　出这件事以后，我们木工着实忙了几天，急忙检查其他监舍顶棚的质量，该重新加固的加固。有人开始攻击木工组组长，说他是在搞破坏。这个土匪出身的组长平时为人很正派，队长对他印象也好，二十年的刑期马上期满了，所以对他没有批判起来，只是免去了他的组长职务，由我来接替。
　　劳改队里有几种人处境好：一是有较高的文化，嘴皮子又顶劲，说理头头是道，说混能骂能吵的，容易被队长看中，培养成中队、大队的犯人组长。给他们献殷勤的犯人少不了，不但不用干累活，还有吃有喝。
　　二是“滚刀肉”——要豁出来连死都不怕，不管队长施以什么刑罚，永不服输的人，也容易被队长任命为中队组长去管别的刺头。有个犯人说什么也不去干活，强拉到地里也不干，开各种会批判也不干。最后把他双手拴住，用一根长绳拴在拖拉机后面，硬拖了他好远，眼看就没命了（幸亏路上没有障碍物），他还是不干活。队长也只好服了，让他长年住病号队。
　　三是有技术的，尤其是木工、裁缝，谁都用得着。当木工组的头儿，除了根据队长规定的任务分配给适合的人以外，更主要的，是给几位难友淘换吃的。还要注意分配公平，不能起内讧。木工工作是重体力劳动，营养跟不上怎么完成任务？再说，几年以后都得回家，谁不想留个好身体面对将来呢？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兵的不那么仇视犯人了，营房常来找我们修门窗、桌椅。新来的连长还找我们做了一套家具。队长为了搞好军地关系，规定部队有活不必请示队长，随叫随去，只是进营房门时小心，跟岗哨说清再进，别发生误会。
　　没多久，我们和炊事班的几个人打得火热。除了干些修修补补的公活以外，他们个人的要求更多，什么板凳、马扎、箱子、小柜，永远也做不完。给我们的回报是豆油、馒头、花卷……其实他们不是细粮吃不完，细粮只占定量的一半儿，加上吃细粮时当兵的使劲地吃，下顿粗粮就吃不多了，所以吃顿细粮得搭好几顿粗粮。可是，如果剩下了二三十个馒头，百十来人给谁不给谁？干脆，全给了我们。
　　我给大家订了一个规矩：无论什么好东西，大家都是平分；只限在车间吃，谁也不许带回监舍；想周济朋友，用伙房发的饭去送。大家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长远，都欣然同意了。
　　一九七八年底，部队杀了只猪，发现有囊虫病，不敢吃，问我们要不要。我认为经过高温煮炖，吃是没问题的。只是一只大猪不像一两瓶油，让队长知道非同小可。衡量再三，还是补充营养更重要，同意要。只是不能一下子把猪拿回来，只能先存放在营房一间空屋的顶棚上，随吃随取。东北的冬天是天然的冰箱，不用发愁猪肉变质。我们的木工锯都伐得飞快，切割也十分方便。这只猪足足够我们吃上一个冬天了。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这只猪快吃完的时候，被人检举了。其实我们做得很秘密。每次炖猪肉的时候，都选择在收工以后，锅里放上合适的水和盐，不加香味调料，加进灶里几根粗壮的木柴，就离开车间。第二天，香味早已散尽，锅里的猪油已经凝固，木柴也全烧尽了。吃的时候尽量不加热，切成每人一块，等午饭送来了，和在菜汤里等于加了热。
　　队长想得很复杂，他猜想我们一定用部分猪肉与别的犯人做了交换，尤其是劳改队严禁的烧酒。岂不知我从来不沾烟酒，当然无法承认。于是他认为态度不好，决定给我戴上手铐关在“小号”里反省。
　　所谓“关小号”，就是单独住一间空屋，除了每天两次去厕所，其余时间全锁在屋内。伙食标准也减至三分之二，改成吃两顿。虽然形式模仿看守所，却比看守所强多了。我周济过的难友闻讯纷纷赶来，问我有什么需要，教我如何把手铐打开。我请他们务必多给我找几本书来。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出版了一些好书。无奈劳改队读书人太少，大多数人吃饱、睡足问题尚且没有解决，哪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买书看？所以难为了几位难友，跑遍了各个监舍，才找来五六本书。这几本书，陪我度过了一个来月的“小号”枯燥生活。从“小号”出来，接着罚我去水田中队干活。
　　大约一个月以后，有一天大队负责教育、宣传的干部忽然问我会不会做乐器。原来，分场想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笛子、二胡这些乐器，犯人手里有，缺少洋琴、月琴、三弦。我知道又来了好机会，马上答应下来。结果从水田中队又调到六中队，干活就在大礼堂，只有我一个人。在劳改队，这简直到了“天堂”。
　　我根据乐手提供的尺寸，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多做了一把吉他。一些农场的职工听说我又做木匠活儿了，通过大队干部想请我做些当时流行的沙发和板式家具。我当然乐此不疲，一来可以避开水田残酷的苦役，二来可以提高我的手艺——出狱后我还要凭它去走四方——至死也不能当“二劳改”！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的一天，负责接待来访家属的队长忽然找我，说有人找我调查情况，在会客室等我。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会客室。两位来人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了解遇罗克案件的实情，让我不要有顾虑地介绍一下。从报纸和新闻广播中，知道现在正大力地平反冤假错案，农场里有少量的犯人已提前释放。我本能地感觉这次是真的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记得一九七〇年，在哥哥被公审前夕，也有两个警察到我家“了解”亲属对哥哥案情的看法。我当即表示他是被冤枉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状”是无中生有的。可是有什么用？跟没说一样！我相信时代不同了。
　　我只勉强说出“他太冤枉了……”几个字，就泣不成声。哥哥含冤去世九年半了！在这九年半的时间里，每当我想起他，都会伤心地落泪；在这九年半里，我从不主动提起他，以免陷入极度痛苦中不能自拔；在这九年半里，亲朋好友对我说起他，我都是难过地要求不要再说了，这时我宁可用我的死去换回他的生——死，毕竟是痛苦的，但这只是一瞬间，而活着的人却永远要在痛苦中回忆，况且他是那么无私和有为！而在我痛恨的人和敌视我的人面前，说起他，我还要装做镇静和无动于衷。尤其是他们亵渎他光辉的名字时，我恨不得和他们拼命而不能！九年半，我用漠视代替了激情，用冷笑代替了抗争，用饮泣代替了纪念，用忍耐代替了冲动。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哥哥的最后一首诗：“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他要做的太多太多，九年半，我能为他的遗业做些什么？我痛恨我的无能！
　　我哭得伤心极了。我脆弱么？不，我从来不在敌人面前落泪，在该哭的时候我甚至学会了笑！是委屈吗？不，从我懂事起，就认为表露委屈是丢人的事，连在父母面前也不会这么做。是乞求吗？不，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向全世界挑战！我还是在哭。我在怀念敬爱的哥哥！这是九年半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可以表露我的真情！哥哥，你瞑目吧。
　　整整的半天时间，我其实只说了很少的话——所有对遇罗克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回到监舍我便闷头躺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没有取回属于我的这一天的囚粮。几个月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我被释放。
　　我终于自由了。踏上归途的列车，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北京——我多么想早点儿见到父母、妻子、姐姐、弟弟啊！
　　这时，离我的刑期结束，还差半年。

　　本文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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