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春：半步桥女监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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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步桥女监札记

© 冯亚春／文

1

　　半步桥44号里那幢阴森森的东小楼，就像一座迷宫。不大的圆厅，顶棚拉着铁丝网，放射形地通向四五个筒道。每条筒道都有一扇锁着的大铁门。我被送进“13筒”的“13号”，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倒霉的“13”还是双料的。不过，我信奉马列，对这倒不在意。然而一进那牢房可把我吓了一跳。那是间阴暗、潮湿、小得可怜的号子，里面已经关押了五个女犯，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据说她是当年马家军的女特务；另几个横眉怒目的中年妇女，有三个是杀人犯。天呐！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我，十几岁参加革命工作，由从事青年运动到走上大学讲坛，如今竟同敌特、杀人犯关在一起。我盼望审讯，以为审讯时说说清楚就没事了，然而，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任何官员问过我一句话，就像是已经宣判了无期徒刑。伴随我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我被调换了一个监号。难友中一位叫王荣芬的，同我一见如故。她是北外德语系的高材生，进来得比我早，知道的事情也多，当然只限女监的事。她悄悄告诉我：“14筒”关押着许多社会名流，有知名作曲家瞿希贤，英若诚的爱人、翻译家吴世良，老干部阮波、刘素心，还有因为贴了林彪大字报而获罪的王藕……小王一口气说出一大串名字，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她那真挚的感情、乐观的精神，仿佛给我那冰冷的心注入了一股暖流。遗憾的是，有人告密，她被调走了。这是狱方的拿手好戏，只要发现有谁说悄悄话，就会被辱骂，调换监号，甚至给戴上镣铐。
　　5年中，我被调换了二十几个号子，同狱者40余人，而同牢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便是郁风同志了。

2

　　1969年秋天，被关押在半步桥44号的犯人，绝大部分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地区。一天夜里，看守命令我们留下的人，从东小楼搬到大灰楼去。不久又搬回来。看守把我送回13筒，打开一个牢号的铁门叫我进去。迎面是一个中年胖子，坐在脏被子上傻笑，顺着她那张紫色肿胖的脸往下看，一双粗大的手，被白亮亮的铐子锁着。看守叫我就睡在这个带铐子的人与另一个人中间，这另一个人就是郁风。
　　牢内算我共5个人。丁芳是个转业军人。白炎是个文化工作者，著名版画家彦涵的妻子，据说只因为编写《收租院》时搞错了一个数字，就被送到这个鬼地方。郁风没有自我介绍，只说：“就叫我大个吧！”她个子最高，最瘦，两只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却没有一丝白发，看得出她是个倔强的人，但猜想不到她的职业和为什么被捕。那个带铐子的叫张中一，是个精神病患者，总是一边幻想，一边胡说八道。
　　七尺床板，睡5个人，挤得很。张中一终夜颤抖，浑身散发出腥臭味，有时她的裤带掉到便桶里又带上床来，尿水滴在我被褥上湿一大片，躲也躲不开。张中一习惯夜里长时间坐桶，便桶距我和郁风的头部仅有一尺远，而床板只有六寸高，她居高临下，如果用手铐砸我们的脑袋，我们就没命了。我曾要求调头睡，但看守不准许。一到晚上，我就担心第二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然而，在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日子里，每天晚上不得不照样躺下去。
　　几个月后，丁芳、老白相继调走，那七尺床板，睡三个人，显得宽松多了。我和郁风挤到一头，与张中一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她从不与我们说话。说也奇怪，有一天，我和郁风聊起过去北京的东安市场，想起一进门有卖糖胡芦的，还有一种豆类食品很好吃叫什么豆来的，谁也想不起来了，张中一却抢着说，是笋豆。我和郁风大吃一惊，原来她的思维如此敏捷。她也有点小小的艺术天才，用窝头捏成人头，然后用手纸撕成衣服，摆成一排自我开心。人头中，有林彪，有蒋介石，还很像呢。一天，我们正在欣赏，忽然看守拉开铁门直冲我来，骂我捣乱。我心里明白，看守正想找碴儿给我戴铐子呢。当她弄清是张中一的杰作时，只好无可奈何而去。这疯子真有股挺劲，铐子戴久了，双手手腕肿得已发黑紫，出血、化浓，皮肉与铐子粘在一起，她仍一声不响。看守问：疼吗？回答：不疼。郁风常常给洗脸、梳头发，夏天还给她擦身。饭菜都多分给她吃。她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有一条好处——不会告密，因此只要避开看守，我和郁风便可以闲聊。

3

　　“九大”以后到林彪摔死之前，是监狱最严酷的时期。看守们凶狠极了，刁难和找碴儿骂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比资产阶级专政厉害，一点自由也不能给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反革命。
　　我们的身体被关押而失去了自由，思想却是关不住的，它总是从铁窗里飞出去，寻找人间的温暖。
　　“铁窗三尺观天色，铅字六版系人间”，是郁风当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牢房里的铁窗有三尺宽，二尺多高，玻璃全抹上白漆，不准往外看。经过风吹雨打，白漆有脱落处，隐约能看见外边的柳树发芽和凋零，麻雀和啄木鸟以及天气的阴晴雨雪。“铅字六版”是指《人民日报》，我们每天一字不落地读完，从中感到自己在“阶级斗争”的特殊角落里还活着。
　　狱中分大小灶两种伙食，住单人牢房的吃小灶，每日三餐；住大号牢房的吃大灶，每日二餐。我们都是吃大灶，玉米面窝头限两个，白菜或萝卜一碗。早餐上午九点，晚餐下午四点，中间相隔八个小时。冬天，饱尝挨饿受冻的滋味。为了活命，早餐时偷偷留下一块窝头和一杯水，塞在被子里，中午偷偷吃上几口充饥。每周改善一、二次生活，馒头或米饭，菜里有点肉末。就是这样，还不时受到刁难。郁风挨骂最多了。她的假牙被前个牢房的难友倒在马桶里扔掉了，她没有上牙吃饭很困难。她并不娇气，大口大口地吃，但毕竟吃得慢一点。看守常来找碴儿，厉声挖苦说：“你还想使用刀叉吧？还想过资产阶级生活吗？告诉你，这是监狱，在这里就得脱胎换骨改造！”
　　大概是为了让她作脱胎换骨的改造吧，往往最可怕的差使会落到郁风头上。记得1970年冬的一天，郁风突然被看守叫去，过了好久才满身泥污回到牢房，人已经疲惫不堪。原来隔壁的号子里关着个被诬陷入狱的年轻女同志——田淑敏，她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失常了，日夜叫喊着要吃花生米。终于有一天那凄凉的喊声停止了——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是满地的尿、满墙的屎。郁风就是奉命去清扫这个号子的。
　　1971年春天，我们奉派去14筒提水。长期不活动，提一桶水相当吃力。郁风见前面的人，边走边左右摆动，走得快而省力。她也学着摆动，反而坏了，刚一摆动身子就向前直摔下去，脸朝水泥地倒下了，一桶水酒了一地。我在她后边，马上放下水桶去扶她，看守尖叫一声：“不要管她”。她站不起来，我扶她靠在墙边坐下，发现她的颧骨全青了。她睁大眼睛说：啊，啊，怎么啦？回到牢房后，她的嘴角还在淌血。不一会儿，颧骨肿起来，由青变紫。大约一个钟头后，她清醒了，方才发生的一切，却不曾记得。她不发牢骚，也不哭，好像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过。看守又来了：“你，方才听到什么声音啦？”这显然是来调查她摔倒的原因，或许怀疑到与听到什么声音有关系。我猜想可能是指什么热人的声音，哪里想得到，她的丈夫黄苗子此刻正关押在我们楼上的单人牢房里。郁风回答看守：“没听见！”的确，她什么也没听见。他们夫妻近在咫尺，相互却全然不知。
　　郁风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却从不流露内心的悲伤。她懂得，在那个不同寻常的角落里，只能鼓励难友充满信心，争取活着出去。

4

　　1970年冬的一天，铁窗外飘着雪花，牢内阴森昏暗，我全身裹在被子里还是冷。一时间思绪万千，我怀念两个年幼的儿女（大的13岁，小的12岁），他们的父亲在我入狱前已被关进“牛棚”。两个“孤儿”靠我留下的几百元钱的存折能活多久？此刻他们又在哪里？人间地狱两不知，何时是尽期？我哭了起来。郁风同我并肩坐着，劝我要想得开，她说：“眼看没有路，又有了，而且比以前的路更好。”她的话，当时给了我战胜恐怖和绝望的勇气，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后来，每当我的心情痛苦的时候，总会想起这句话。郁风从不讲她的身世，甚至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透露，但这句话，反映出她政治上的成热和远见，也可能这就是她自己半生经历的总结。
　　郁风常常面无表情，显得冷漠，然而她感情是那样的细腻。1970年11月26日，我41岁生日那天早晨，郁风拿出一盒留兰香牌牙膏，请我使用，以表示她对我生日的祝贺。这袋牙膏她已经买来多天了，这会儿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用。
　　一次改善生活，郁风在菜里偶然发现一块桂皮。她把桂皮磨成两个半寸见方的线板，她和我各用一块。这成了我们苦中开心的珍品。我用旧布缝个针线包，郁风给我绣上：“70·9·23日”几个蓝色字。这件珍贵的纪念品，我带出了监狱，一直保存着。
　　和郁风在一起，我感受到一种可贵的心灵上的温暖。然而，她就没有什么忧伤吗？不，一次，她收到一包衣服，都是破旧的，有的还被老鼠咬了，袜子也不成双。其中有一件深蓝色开丝米的男式开口毛衣，她已记不得何年何月是谁的。它几乎碰不得，一碰就是个窟窿。我叫它是长命百岁（碎）衣。她分析，家里可能是没人了，或者早被封了。
　　就是这天晚上，头上那盏长明灯，仿佛格外的亮，照得人合不上眼睛，我又想起了孩子们。想着想着，回头一看，郁风也在偷偷地流着泪，说：“孩子知道我在这里就好了，可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呢！”是啊，她思念孩子，更思念80高龄的老母。她告诉我，她每月给母亲存钱，已经存了2000多元，存折被造反派勒令交出去了。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如她后来在《我的母亲》中所写的那样：“最折磨我的也是无穷的思念。我想念孩子，但我想他们会经受住锻炼，他们还有未来。只是一想到娘……我就忍不住要哭，每当黄昏，我放下书本，凝望着高高的窗外一小块天空，叫声：娘！我还能见到您吗？我甚至不能知道娘是否还在人世……”

5

　　郁风顽强地克制自己，白天从不流露內心的苦痛。妣喜欢读报，读得有声有色，有时读着凄着笑出声来。无报可读时，勍背《矛盾论》、《实践论》，甚至背各国首都的名称。她可以把《毛主席诗词》一字不漏地背出来，还用牙膏皮当笔，把那37首诗词写在手纸上，做成卡片。她带着我每天从头到尾背一遍。默默地背诵，小声地吟唱，这是我们狱中生活最惬意的事了。
　　一次郁风教我鲁迅的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从鲁迅的诗讲到鲁迅的葬礼，说起送葬情况，活灵活现。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参加了？她点点头。噢！我明白了，她原来是位文化界人士。此后她常常讲起30年代文化界一些片段故事。
　　1971年元旦，我们从手纸和香皂的包装纸上，撕下红、绿、蓝、黄彩纸边，想贴一幅画，我提议贴梅花。郁风用手撕好花瓣、树枝和树干，很快就贴成一幅“冬梅图”。我们彼此都望着那画出神，我在想：梅花开了，象征着冬天快完了，春天将来临。她呢，慢声细语地说：“若是有张纸，有枝笔就好了！”我哪里知道这位与我朝夕相处的“大个儿”，就是著名画家郁风啊。这幅用手撕成的《冬梅图》竟是画家的狱中作品！

6

　　据说这座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牢内没有阳光，墙壁因潮湿长出了很长的白毛。在那与世隔绝的无期徒刑般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就在那阴暗的、有限的空间中延续生命。我们渴望阳光和新鲜空气。这些不属于任何阶级独有的人类生存的要素，只能在放风、放茅时，才能得到一点点可怜的“享受”。
　　每日放茅两次，时间是起床后和晚饭前。便桶只有在放茅时，才许倒在厕所里。放茅前，我们老早就得等候在门口，牢门一开，马上提桶出去，稍慢一点就挨骂。郁风和我提着桶倒掉后轮流刷桶。茅房的空气比牢内新鲜，因为通风，总想多呆一会儿。为此我们常遭看守的辱骂。
　　放风，每年从5月开始到11月止，每周至多放三次，少则放二次，每次大约15～20分钟。其他时间都是关在阴暗的牢房里。
　　牢坐久了，全身疼痛。必须坚持锻炼身体，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正常存在。郁风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她编了一节摇船动作，还有一节下蹲和踢腿动作，让我跟她一起练。早晨一起床，趁看守忙于放茅，我们便开始早练。那两节操活动量很大，练一会儿就出汗了。晚饭后，我们又在只有七尺长二尺宽的水泥地上不断调换方向行走，一趟两米长，走250趟就是500米，我们叫它是一里路行走，天天如此。睡前，再互相按摩腰部，倾全身力气于腰，甚感舒服，减轻疼痛。当然，这一切都要小心翼翼地躲开察监看守的眼睛。说起察监，至今令人心悸。有时你会突然发现一只眼睛，从牢门上的小洞往里看，或是一只耳朵在偷听。我们常常听到大叫一声：“魔鬼的小洞，我怕！”这显然是来自单人牢房的喊叫，看守骂一声不许捣乱，随后是一片沉寂。我们就是在那“魔鬼小洞”的淫威下偷偷锻练的，目的只有一个：争取活着出去！
　　1971年的秋天，张中一疯病大发，从她的神态看，一场大祸是不可避免了。我们向看守报告，要求换个牢房，但看守对此毫不理睬。凭我们长期坐牢的经验料到，只有防备挨打别无办法了。我们一连数日警惕着随时可能遭到的袭击。不幸终于发生了。这疯子提起便桶要往我们的行李上倒，郁风和我齐夺便桶，三人展开“激战”，跑不出去，更躲不开，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扔下便桶扑向我们，双手揪住我的头发不放，我的头被揪得疼痛难忍，郁风打门喊叫看守，看守已早偷听多时，此时，不得不开门进来。
　　郁风和我终于被调换了一个号子。我们把那又黑又脏的床板刷洗干净，心情好多了。
　　几天后，牢门打开，又放进两位难友。李某是天主教修女，在某医院工作，金某是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干部。我们四人，在患难的日子里，和睦共处，让看守找不到整人的碴儿。

7

　　李某带来了坏消息：廖家勋死了。这使我和郁风极为震惊。廖是我住大灰楼时的难友；廖的母亲曾是郁风母亲的近邻。因此，我和郁风对廖家勋在狱中的悲惨过世，内心极为悲痛。
　　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被转移到大灰楼一间极其阴森可怕的牢房，四堵墙上抹满了臭虫血，白墙几乎成了血墙，牢内滴水成冰，对面有两床榻，关押着我们四个人，其中之一是廖家勋。她虽然60多岁的年纪，还是半瘫，却是那么美，就像画像上的圣母玛利亚。廖与我二榻相对而坐，常常微笑着向我表示好感。看得出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内心是愉快的。
　　廖家勋行动不便，常常挨看守的骂，那粗鲁的骂声，连我们听了也不免气愤，而她却总是笑眯眯的，毫不在意。有一次她对我说：“有信仰的人，永远快乐，无忧愁，更不会自杀。”原来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有神论者。我多么想打开她心灵之窗，看看她的内心世界啊！
　　一天，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北洋时期驻法国的外交官；母亲是法国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法国名字叫昂德烈，意思是比男人还勇敢。她说：“在小学读书时老师是个修女，我从小就感到修女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大约十几岁时，她在罗马加入了天主教教规最严格的方基格修会，她是穿修女服装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系读书的，读完了大学的课程。她通晓六种语言文字，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她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见闻极为丰富。她两次从欧洲到亚洲，后来就在北京定居布教。文革开始，红卫兵造了他们教会的反，外籍修女被驱逐出境，她这个有中国血统的修女，被说成间谍、特务，挨打、罚跪之后被带上手铐，送来坐牢了。
　　她遵守监规最好，叫坐着，就老老实实从早到晩坐着。放茅时，一拐一拐地拖着腿，吃劲地走出去。到了冬天，她简直只有扶着墙才能走动了，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们去北海公园好吗。她是那么乐观，在她脸上几乎看不到愁容。
　　每到圣日，她母亲都要给她送点东西。当然不是吃的，因为不准送食物。送进来的东西，只不过是毛巾、肥皂、手纸等。有一次送来五块钱。她高兴地说：“我要两块钱，我妈妈送来五块钱。”那高兴的样子，就像个天真的孩子。
　　她很关心人，我40岁生日那天，她从菜挑出一块肉，一定叫我吃。我不能吃，因为她比我还需要热量，特别是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常常帮助她做针线活，她感激我，总是笑眯眯地说：“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呢？”每当我给她缝东西时，似乎她总是为我祈祷，求神降福我早日获得自由。
　　我们信仰不同，有时不免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她那乐观、虔诚、忠厚长者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问起廖家勋死时的情景。李某说：她死于坐疮。死的那天晚上，睡前她喊：“报告”，看守来了，她说：“我要死了”。看守骂她：“你别捣乱，一顿吃两个大窝头，死什么，快睡觉！”她对李某说：“如果你看见我妈妈，就说我回家了，我平平安安地回家了。”半夜，李某敲门报告：廖家勋死了。
　　廖家勋这位学识渊博，颇有影响的修女，就此长眠了！

8

　　一天，看守打开牢门，推进来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样子极其可怕的女青年。我们请这位新难友坐下，郁风对她最为同情，问她喝水不。她恶狠狠地说：“我不和你们说话”。当我们听到这熟悉的嘶哑的声音时，立刻明白了她就是楼上那个日夜喊叫的疯子。“救救我吧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每到夜深人静时，这种惨叫声，扣人心弦。想到这里，我们的心立时紧张起来。金某吓得躲到墙角颤抖。到了晚上，新难友哭闹着不睡觉，用脚踢牢门，门框上的尘土哗哗下落。郁风挺身而出，说：“你们都上床睡觉，我一个人对付她”。幸亏郁风规劝、制止，这一夜算是平安无事。
　　她叫曹德先，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因“五一六”问题被抓进监狱。她浑身上下脏得厉害，衣服和被子臭极了，那一条毛毯，简直如同从厕所里捞出来的。我们趁放茅时，把那条毯子拖到厕所扔到池子里泡起来洗干净。她从不洗手洗脸，还用脏手去抓饭。我们只好把饭盆高举传来传去，不叫她接触食物，但分给她的却比别人的多。
　　自从小曹进了我们的牢房后，打破了以前的平静，安全感又没有了，狱中生活又变得更艰难了。不久李和金都走了。牢房内剩下郁风、我和小曹。一天，小曹的疯性大发，抄起她的搪瓷口杯，冲我泼来，弄得满地都是水，我奋力防御，因腰腿不灵活而滑倒，头顶被她猛打三下。顿时，鲜血涌出。我用右手按住激烈疼痛的伤口，左手，拉来脸盆接血，鲜血顺着棉袄袖子往下淌，染红了前襟和棉裤，接血的水盆也成了红色。幸好只打三下，如果再多打几下，我的命就没了。这命是被郁风救下的，郁风及时抢下小曹手里的水杯，奋力和她撕扭，郁风揪住她把她按在墙上，一面大声喊叫，叫来了看守。看守见一脸盆血也吓一跳。一会儿狱医把我带到监狱的门诊所，给我头顶缝了三针。据狱医说，从伤口中洗出许多搪瓷碴子。我被送回牢房时，郁风正在教训小曹。小曹对我说：“我对不起你，我打了你，原谅我吧。”我忍痛闭目，思绪万千。是谁之罪？我从来没有那时那样冷静。不多时，看守又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郁风的救命之恩，就被调到另一个牢房去了。从此我和郁风分手了。但我们还都被关押在13筒。郁风规劝小曹的声音，时时传来，我为郁风摆脱不掉疯子的折磨而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和不安。

9

　　我的头缠满了纱布，很像武斗后的伤员。新调换的牢房里有位回大陆探亲的香港老妇。看守说她学毛主席著作竟倒着学，叫我帮助她。这位老妇的手上还戴着铐子，脚镣是刚刚摘掉的。她对我极为客气和友好。在这儿，我听到了许许多多海外奇谈。不久我又被调到另一牢房。新难友中有位叫李永惠的，是个天主教徒，职业是保姆，据说因为宣传宗教、诬蔑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送了进来。她孤身一人，没儿没女。一天，看守叫她出去，多日没有回来，但能听到她的声音：端水、打饭、倒便桶。显然她在服侍一位老人。这使我想起了留在心中许久的一个悬念……
　　那是我同郁风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牢号的斜对面是一间单人牢房，那里住着一位老人。她每天在放茅的时间，脚步沉重地端着脸盆或提着便桶，来往于筒道上。看守对她似乎很客气，从未辱骂过她。有一天，我好奇地扒着牢门上玻璃窗的小缝往外看，可巧，她正走过来，低着头，弯着腰，走路显得吃力，头发已花白，穿得很单薄。她从来不大声说话，听不出她的口音，也没看清她的面孔。但那身材轮廓，文雅风度，却使我想起了一位我所敬重的老人——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1954年我把刚刚两个月的儿子送进“洁如托儿所”，作为所长的董洁如总是亲自接见家长。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常见面。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极端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老人是董洁如吗？它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悬念。后来，看守叫我们牢房里的人，在放茅时替她倒便桶，刷好后放在她的门口，桶上再放一盆清水。我们对这位老人极表同情，总是把便桶刷得很干净，把脸盆洗净再打上满满一盆清水，小心地放在她的门口。就这样，一连几个月。
　　过了几天，李永惠回来了并讲了她的见闻。她果然是被派去照顾那位老人的。那老人摔了一跤，腰部受了伤。李永惠说，那老人很有文化，又很直爽。李问老人：姓什么，住在哪里？老人回答：姓董，有八个孩子，儿子是走资派，住在中南海。李是个文盲，但她知道中南海是个什么地方，她马上意识到这位老人不平常，一定是什么大人物的家属。
　　从此她俩常常说话。李问：你见过毛主席吗？回答：见过。问：你见过周总理吗？回答：见过，还一块看过戏呢！问：你见过刘少奇吗？老人“唉”了一声，不再说话了。
　　老人吃的是小灶，主食是细粮，李永惠吃的是大灶，只有窝头。老人要把馒头换窝头吃，说自已愿意吃点粗粮。李不忍，不肯，因此两人常抢来抢去。
　　李用自己的肥皂给老人洗脚，洗掉裤腰上的屎，又拆洗了被褥。对这位老人尽心尽力。有一次，李正给老人洗脚，老人哎哟声说痛。后来老人说：看我多坏，你给我洗脚，还嫌疼，我是不忍让你给我洗脚啊！
　　这位不寻常的老人，究竟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连老人自己也不明白。她说：文化大革命后，她和小孙子住在中南海。有一天，孙子去储蓄所取钱，不给取。孙子刚回来，中南海的干部就来了，说：“你收拾一下东西，给你找个学习的地方。”她就是这样被送进了监狱。老人说着连声叹气。
　　一天，早晨起床后，老人突然对李说：今天我有眼泪了，我想哭，好像咱们要分开了，真的，我真想哭。李说：别胡想了，怎么会分开呢。果真，晚饭后，看守推门进来，把老人的手表和入狱时身上带的东西，都还给了她。这天晚上，老人上了小汽车，走了。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我分析她很可能是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同志。1984年夏天，我见到了王光美同志，说了狱中所见所闻。光美同志只知母亲死于秦城监狱，对这段情景一无所知。

10

　　大概是1971年秋天，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多少松了一点，白天，若干个集体号的牢门不再上锁，可以自由上厕所了。难友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种“待遇”的变化，究竟是福还是祸。
　　一天，看守把我们20多人集合在东小楼外的场地上，说是让我们学习，发表感想。让吴世良主持。吴世良不知被关押了多久，脸上长满了褐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我左顾右盼找不到郁风。她一定还在忍受着疯子的折磨。但郁风提到过的一位难友——董竹君参加了。她已经70多岁，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风度却与众不同。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不久，董竹君调到我们的号子，从此我们朝夕相处了半年的时间。
　　董竹君是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被红卫兵送入监狱，据说是审查她的社会关系。用她的话说，就是有些外国朋友，调查需要时间，何况要到国外调查呢，等着吧。有什么办法？只能等着了。许多难友都抱着等的态度，等什么？等调查，等审讯，等形势变化？谁也说不清楚。
　　一天，看守突然猛拉开牢门，直奔窗台，操起一本本《毛主席语录》，把林彪的题词全都撕下来，口里还不停地骂林贼。我们都惊呆了，怎么副统帅成了贼啦！联想到这些天我们处境的微妙变化，眼前仿佛出现一丝微弱的光。也许是好兆头吧！此后，我们不再整天坐在阴暗的牢房里了，有时安排我们劳动，干些拆拆洗洗和清扫环境的活。尽管是些苦差使，但能见天日的时间多了，总比坐在号子里好。董竹君70开外的人了，和大家一样，一点也不娇气，干起活来手脚满利落。但毕竟年事已高，天一凉腰腿便有些不灵光，走路摇摇摆摆的。她女儿送来一条豹皮褥子。她一看便认出是女儿皮大衣改的，她舍不得铺毛面，很想在出狱后再恢复原状。她的丝棉裤太薄，我用了几个中午的时间，为她的丝棉裤加上了一层棉花。棉花是从看守那里要的，因给的太少，我便从棉花堆里又抓了一大把絮上。被人报告了看守。为此，我受到了责骂。
　　一天，她坐在便桶上昏了过去。李永惠给她擦大便时，一看是黑色，说：拉黑屎是不好的，要死的人才拉这个呢！我们都很紧张，把她扶上了床，休息多时，她自我感觉没事，一切平安地过去了。她对我说：“我可能出不去了，视死如归啊！”就是这样，她每天仍用心读书看报，仍很乐观。她风趣地说：年轻时在日本，有个看面相的，说我老年有监狱之灾，但有贵人相救。
　　我有个用纸糊的水杯盖，盖上还有郁风为我贴的红绿彩点，颇有艺术的美感。不知怎的，同号难友，突然发现它又美观又实用，让我教他们制作。于是，我们便开始糊纸盒，有大有小，形状也有圆、方、扁、桃型，用它装洗衣粉，当肥皂盒，美观耐用。我们小小的牢房，变成了纸盒加工厂。加工的程序是把窝头用水调成浆糊，再把手纸裱三层贴在墙上，干后用手撕和手捏成型，最后，糊上里表。隔号牢房的难友们，纷纷来索取，好不热闹。
　　我给自己糊了个小小的纸盒，内装一块小肥肉，它是我从改善生活的菜里拣出来的，没舍得吃，留下来当油脂擦脸和擦手用的。董竹君胆子小，不敢糊。我问她要不要，她说需要糊一个眼镜盒，我答应了她。
　　天哪！看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把纸盒全部收走，随后是抄号和搜身。简直如临大敌。大家又是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糊纸盒有直接关系，监狱当局疑心我们这些政治犯搞什么“小动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今年4月，我和董竹君见面时，她对这次大搜身抄号记忆犹新，指着我对她女儿国瑛说：“她就是那个带头糊纸盒的难友，她天不怕，地不怕啊！”
　　我闯了大祸，难友们遭了殃，我也调出了这个“手工艺品加工厂”。就这样，我和董竹君分开了，她的眼镜盒我还没有糊呢！但在放茅和劳动时，仍能天天见着面。
　　1972年元旦那天，放茅时，我和董竹君挨着蹲坑，她偷偷地送给我一个小纸包，是两袋香脂，上边写着：“新年好，祝转好运！”
　　1月初，在一次集中学习之后，难友们都走开了，董竹君坐在床板上看《人民日报》。当她看到陈毅逝世的消息时，痛哭失声，对我说：“陈毅是个好人哪！”
　　董竹君不仅是爱国实业家，她从20年代末就追随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党，为抗日救国，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上海解放之初，又根据党的指示，适应当时上海的特殊需要，亲自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并把自己经营了15年，早已驰名中外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无偿地奉献给国家。她担任锦江饭店的董事长兼经理，后迁居北京，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仍任董事长与顾问。董竹君今年已是89岁高龄，听说她正在撰写自传体回忆录，祝愿她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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