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青春回眸｜我的兵团生涯

徐小斌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青春回眸
我的兵团生涯

徐小斌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别人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
　　美国精神病学家常常在催眠疗法中加入带有欺骗性的精神暗示，效果往往明显。我从来对于记忆、历史一类的词怀有强烈的质疑。我可以无语，但我的底线是，不会去跟着重复某种约定俗成的谎言。
　　有些事，有些细节，终生难忘。
　　但更大的事，牵涉到宇宙与生命的事，需要更长时间的思索。
　　这，大概也是我一直不愿写知青岁月的原因之一吧。
　　接到约稿才恍然：原来“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
　　过去我觉得“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什么的完全是一种夸大其辞的精神幻觉，可是面对四十年，我再度无语了，也许是失语，甚至是永久的失语。
　　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把残存在记忆中的往事讲给你，全当故事听吧。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心里暗暗地激动。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一阵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音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举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这么个小豆儿？满十三没？”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38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九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带头唱起《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应当承认，那歌还是蛮悲壮的。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糟糕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功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垅，那一根垅，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粘。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饮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那天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县，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袄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习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以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36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作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36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38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咣荡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后来才知道，也是唯一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被分在那最低一档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38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22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损，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副排长高明倒十分可爱，101中的69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葫芦”，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很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总像耳语。而四班长朱秀英也是北京69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张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侬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玉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勾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陈玉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张眉不同的是，陈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风云，个子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份比乔小林还大。小豆子虽身高仅一米四几，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叮叮咚咚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耍起嘴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败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何小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其次是申五一。五一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睛总喜欢执著地盯着人，高鼻梁和秀气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聪慧和高贵，她不爱多话，性格倔强。有点男孩子劲儿。比她更像男孩子的是北京姑娘孙勇，旗人。一张俊俏的脸，一开口就是莺声燕语，却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人称假小子。此外还有北京李燕、上海李燕等等都是人尖儿，各有特点。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军事演习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我却是个例外。很奇怪，或许我脑后真的长有反骨，每当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却总是产生质疑。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都是只张嘴不出声。成天背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心里却有个声音发出相反的呐喊：打不起来，肯定打不起来。
　　“同志们，我们刚刚获悉苏修空投特务已在附近着陆。”副连长大喇叭的声音在朔风里飘响：“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住外国特务，保卫祖国边疆！……现在，目标，北河套，跑步前进！”
　　我全身的弦儿都绷紧了。苏修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朦胧的睡意一下子消散了！从小就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起作用了！一股热血在心头萌动。我拼命地跑，不断用笨拙的大棉手套揩去挡住视线的白色冰霜。狂风奋力地掀起厚厚的积雪，然后把它们扬向整个世界。塞满乌拉草的棉胶鞋踏出一个个黑洞洞的大脚印，然后，又迅速被大雪淹没了。
　　突然，脚下一滑，我忽悠一下落下去。是个松软的大雪坑。还没来得及出声，暴风雪就没过了我的胸口。我拼命抓住一根老树的枯枝。
　　“卧倒！”狂风刮来断断续续的口令。
　　我仰起头，看到夜空中并排驰过三发照明弹。
　　“喂，已经喊继续前进了，你怎么还不起来？要冻僵了！”
　　一个苗条的黑影，一步窜到眼前。压低的栽绒帽子下面，是两道秀丽的燕翅般的黑眉毛。
　　是高明！我得救了。
　　东北的大烟儿泡真叫冷！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严寒。仿佛五脏六腑都冻得凝结在一起，连语言动作也冻僵了似的变得迟缓。前几天，气温竟低达零下52度！就连最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的“大喇叭”也下令停工一天。这天凡是外出的人脸上都冻起了大泡。戴口罩的就更惨了。一揭口罩，竟生生能揭下一层皮！几天后，化脓流水，奇痒难熬，不少人脸上都留下了暗褐色的瘢痕。
　　“喂，是七排副吗？”一个黑影挡住去路，听声音正是大喇叭。
　　“是我。什么事？”
　　“你马上集合女知青，到连部开批判会！”
　　“？！”
　　“快点！刚才一排一班的林杰把我给打了！这件事性质严重，要马上处理！”
　　“林杰？不可能！到底为什么？”
　　“今晚是连里布置的军事演习，事先没通知各排，目的是考验大家。我化装成外国特务蹲在8号地桥墩子底下，没想到一排一班那帮楞小子，妈了巴子的！黄朋上来就把我给扭住了！林杰左右开弓，打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
　　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啥？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大喇叭瞪了我一眼，“依我看，这是林杰搞阶级报复，谁不知他爹是驻外大使？哼，里通外国……”
　　“副连长，我觉得你这么讲毫无根据！我敢保证，林杰肯定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出于对苏修特务的义愤，这可以理解……”
　　“高明同志，你不要总是袒护你们北京知青，你……”
　　“这根本不是什么袒护！”高明的声音朗朗的，在风雪里特别好听，“你应当有点涵养，我觉得为这件事开批判会，只能降低连干部的威信！……”
　　“那……他就白打我了？”大喇叭像刚遛完场的马似的呼呼直喘粗气。
　　“你就当他是打苏修特务呗！”高明咯咯笑起来，“反正开批判会，我们七排不参加！”
　　那次批判会没能开起来。不过，后来大喇叭还是报复了。因为一件别的事。

　　秃子队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灌木丛绿了。水泡子上面的冰层融了，露出了寒冷而美丽的蓝色。
　　春风里，兵团战士们在播种，送粪，踩格子。姑娘们用各色纱巾把脸裹得严严的，远远望去，像是黑色沃土上盛开的报春花。
　　在整个漫长的严冬，我们没有煤烧。大喇叭说让大家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严寒。开始大家还在簌簌发抖中背顺口溜：渴时想想上甘岭，饿时想想老红军。冷时想想罗盛教，热时想想邱少云。可后来想谁也没用了，屋里的冰柱已挂了满墙，每天都面临着冻死的危险。没办法，只好去雪地里扒豆秸烧。消耗一大堆豆秸只能烧开一壶水，因此喝开水成为我们最大的奢侈。有几天，井冻了打不上水，只好喝些半开不开的雪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着，最无奈的时候，甚至有人喝过涮尿盆的水。喝水尚且如此，盥洗就更成了大问题。几天不洗脸是常有的事。洗头洗澡就更别想。有跟老乡家熟的，耐不住就到老乡家洗一回。一个冬天下来，不少人长了一头的虱子。于是以高明和何小冬为首，九个美丽的女孩都剃成了秃子。这在当时的兵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天气渐暖之后，女孩的秘密渐渐败露了。譬如有一回，我和高明出去办事，高明刚刚摘了帽子，便有小孩子跟在后面起哄：一男一女笑嘻嘻，赶快拿出照相机，咯嚓一下没照好，照出公鸡和母鸡！……高明气得回头大喝一声：公鸡是你爹！
　　秃子队闹的笑话层出不穷，直到引起全连男女知青的一场大战。
　　春播时节换班吃饭。申五一借调到机务排帮忙，急着吃完饭去接班，一头扎进人头攒动的卖饭窗口，伸长胳膊把碗塞进去：“仨馒头，一个汤！”
　　“哥们儿，排队嘿，夹塞儿买肉吃了不好受哇！”
　　一只硬梆梆的大手一把抓住五一的肩头。
　　“干什么？！看清楚点儿！耍什么流氓！”五一可不是好惹的！她有一张著名的利嘴。黑皮肤，尖下颏儿，一剪了头发，和男孩子一般无二，难怪猴子认错了人。
　　“你他妈说谁哪？猴子是一排一班的，叫侯二生，也是全连把尖儿的小伙子，哪吃过这个亏？特别是当着众人，更不能灭男子汉威风：“谁让你剃秃子，你们这帮女的真他妈给北京人丢脸！啐！”他用筷子使劲敲着碗，“这年头儿的事儿真是瘸子屁股——邪了门儿了！”
　　一排的几个男知青跟着起哄。
　　“你说话嘴干净点儿！”五一急了，“我看你这纯粹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是混蛋你还满肚子气！”
　　轰地一声全笑了。猴子恼羞成怒，竟动起拳头来。两个人撕掳在一起，一时间，劝架的，看热闹的，说怪话的，食堂里乱成一片。
　　直到黄朋进来大吼一声：“猴子，你吃错药了？跟女的打什么架？！
　　猴子虽然气得满脖子紫筋，可还是辨得出班长的声音。他撒开手跳起来。“班长，她……”
　　“废什么话？！干活去！”
　　“慢点走，一班长！”高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紧绷着脸，声音十分严厉，“今天的事，你回去要处理！男生动手打女生，这在全连还是头一次！这个风必须刹住！侯二生必须向申五一道歉！”
　　“七排副，事情没这么简单吧？”黄朋居高临下，连看也不看高明，“难道你们排申五一就没责任？还是大家都做点自我批评吧。”
　　说完，他拎着手提饭盒扬长而去。整个食堂的男知青像是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跟在他身后，呼啦啦地走了。猴子还回头冲着高明一笑。
　　“不像话！”高明怒气冲冲，“我马上向连里反映这件事，姓侯的不当众道歉，这事儿没完！”
　　秃子队的所有姑娘都义愤填膺，直挺挺地站得像一支支上膛的枪。
　　从那时起，高明和黄朋再不说话，全连的男女知青也互不理睬了。

　　两次住院

　　在兵团，有好长时间我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胃本来不大好，到了寒冷地带就更加胃酸过多。一年到头似乎没什么真正感到舒服的时候，重病却仅有两次。第一次的直接起因来自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把香肠分给众人，大家都没事儿，却唯独我吃之后上吐下泻不止，最后终于被送至团部医院。第二次更严重一些，据别人后来告诉我，当我被背上二八车的时候，手指甲已经乌紫，平时要好的女伴已经在哭，认为就此再也见不到了。
　　但我的生命力实在很顽强。譬如第一次住院，不过是到团部刚打了一针便缓了过来。打针的是个男护士，也是知青。101中的，个子很高，总穿着一双大皮鞋，老远就听见动静。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朋友很少，几乎没接触过什么男孩子。上学之后就更自闭了。那时北京学生严格地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因为我身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与男性队干部谈工作时竟然用写纸条的办法——“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几乎每次提意见时辅导员都这么说。
　　可我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很好。他也很关注我，虽然不怎么说话。每天每天，他总是很守时地来看我。本来我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来。他对有些人很防范，对我却很例外。大约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同龄姑娘小很多吧。病友们也都略去我的名字，“小孩儿小孩儿”地叫我。
　　第二次住院没再见到那男孩子，听说是走后门儿当了兵。病房里的人却依然叫我小孩儿——是两个同龄的东北姑娘。对我，她们倒是满热情，可两个人之间却像乌眼儿鸡似的，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告诉你，小范可不要脸了！双市有名的烂菜花儿！你知道，她和刘大夫……”高个儿的小彭趴在我耳边叽咕。
　　所谓刘大夫其实是个本地的男护士，小眼黄牙，一副瘴头鼠目的样子。不知哪点值得姑娘们争来夺去。
　　矮个儿的小范常常穿着内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真佩服她的御寒能力。
　　小彭的皮肤又糙又黑，可她也有笼络刘大夫的办法。每天在杯子里泡一个酸梨——据说凉水泡酸梨是刘大夫最爱吃的东西。
　　“刘大夫，小心酸倒了你的槽牙——槽牙倒了可不好镶哇。”每当小彭用“兰花指”捏着削好的酸梨柄，羞羞答答地塞给刘大夫的时候，小范便在病房的另一头叉着腰，嚷着。
　　“我牙倒了，你着什么急？！”刘大夫的声音比酸梨还酸十倍。
　　于是，小范冲过来，一面用拳头擂他，一面用最动听的声音发着嗲：“该死该死！坏刘大夫！”
　　于是，小彭那黑呼呼的眼眶里便像要喷出火来。
　　一天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悄悄把被子打开一道缝——小范床上一张男人的脸！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我立即认出刘大夫，与其说是用眼睛，还不如说是用感觉。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脸。我还只有十六岁！未谙世事，却先目睹了这么一场丑剧！我只想哭，想失声痛哭。
　　凌晨时分，刘大夫拿着一支体温表走到我床边。我大被蒙头，不理不睬。
　　“小姑娘，快试表吧。”狼葫芦似的声音。
　　一只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握着体温表伸过来。我抬手一挡，体温表悄然无声地碎了。
　　刘大夫勃然大怒：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个小北京油子！你就这么金贵！好，我们这庙小装不起你这大菩萨！你走吧！今天就给我走！假条儿也休想让我给你开！
　　“我不要假条，现在就走！”我反而坦然了。
　　那时我虽然还处于某种混沌状态，但心里确确实实有个准则：被掠夺的一代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正直和纯洁。作为人的正真和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纯洁。

　　遥远的北河套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每天凌晨4点泄肚的地步。厕所距宿舍百米开外，我需要顶着寒风百米冲刺，往往来不及穿更多的衣服，只在内衣外面裹上军大衣，但黑龙江的冬天实在冷得难以想象，那风像尖刀一般从大衣的缝隙里钻进来，刺得全身剧痛，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毛骨棘然。这样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人瘦成了一根竹杆，自觉求生无望，索性洒脱了一些，不再注意排长的脸色什么的，也不再像初来时那般玩命干活儿。那时我常常悄悄写一些诗，或怀念友人，或怀念家乡等等。譬如有这么一首诗：挥泪别朋九月中，金风瑟瑟霜叶红。相对无言强欢笑，回眸一望泪溶溶。……写了很长，大根有七十多行，写时很动感情。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固然依旧，我的思想深处却早已产生背离的危险。我深深地怀疑上山下乡的意义，怀疑曾激起我们热情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这种想法日趋成熟，成为埋在我心中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即使在斗私批修的时候也决不吐露分毫。
　　不知从何时始，风变暖了。阳光变成一片片金色的流苏。美丽的水泡子，白晃晃，蓝晶晶，唱起昔日的歌。灌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发出和声。每一棵树里似乎都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旧的、枯萎的一切沉沉睡去，新的、有活力的将开始呼吸。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北大荒的太阳竟然也很毒。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这一锄下去，连龟裂的土地也蒸发出灸人的白烟。每一粒灰尘都可以随时爆炸。我不停地揩去挡住视线的汗水，这是苗，那是草，别搞错了。
　　“我们这次提出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宁肯死在地头上，也绝不死在炕头上！”昨天，大喇叭在誓师大会上念决心书。
　　“对，活着就要拼命干，死了埋在黑龙江畔！”全连打雷般的声音。
　　我强睁被汗水浸红的眼睛朝前看，漫无边际的沃野，有许许多多的红点点在远方飘动，那是一排一班的红旗。送饭的老牛车将缓缓走向那里，中午的饭又吃不上了。
　　我后面只剩下全连闻名的后进战士大云子。“你这么玩儿命干嘛？悠着点劲儿，他们也不能把咱们吃了！”
　　大云子脸上的厚粉被汗水冲成了道道细沟，她怪模怪样地笑着，竭力不露出左边那颗金牙。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嫩得一掐冒水儿，真是个小可怜儿！我要是有你这副小模样儿，早到陈发根那儿泡假条了去了！那小子见了漂亮小妞儿就压不住火儿！”
　　“你少瞎说！”我拉着长锄拼命往前赶，大云子在一边笑弯了腰。
　　“嗬，还挺正经哪，告儿你，别瞧现在男男女女都装正经，不出两年，哼！”大云子掏出块花手绢擦汗，脸上的粉被汗一染，显出一种难看的青灰色，“瞧这老阳儿，真受不了！这两天晒得都脱皮了！不成，我得找陈发根开假条子去！”
　　看着大云子汽油筒似的背影，我想起大喇叭在做动员报告时说过的那些让人肝儿颤的话。“一人一天包一根垅，包到头儿！谁也不许接谁！过去俺们连有这种情况，这给某些同志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都吃一样的大糙子饭，咋不能干一样的活哩！……到不了头，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远远的哨声。全连都在吃饭了。可我被拉下这么远！……前面的凹地里，隐隐约约像是个水缸，哦，是的，每隔四里路有个水缸，说不定还剩半缸清水呢。不，就是浑点儿也没关系，就是渗着毒药我也认了！
　　走到了，我欠起脚尖儿趴在缸沿儿上看——空了。只剩下一口渗着泥沙的水底子，还不够猫喝的呢。只好把水缸翻倒，像只狗似的钻进去，趴在那儿啜着，舔着，泥沙卡在嗓子眼里也不在乎。眼睛被汗水杀得又涩又痛。
　　这时，呼悠悠的热风一下子转了向。天边那朵乌云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云层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闷雷声。我的头发被一股骤然的强风高高掀起，紧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透湿。
　　我机械地锄着，一刻不停。不断地用舌尖舔去流到嘴里的咸滋滋的雨水。身上的衣服变成一层冰凉沉重的铠甲。一阵大风，我的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碰起来。
　　天渐渐黑了。
　　北河套，你太遥远，太遥远了！！

　　鬼故事

　　冬闲时候，我们三班倒做颗粒肥。每人拿着个木棒子，在转动的大铁筒上有节奏地敲打着，为的是肥料不粘在铁筒上。转着转着便有人提议：我们讲故事吧。于是大家每人讲一个故事。久而久之，姑娘们终于发现我讲的故事最精彩，而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我在排里威信大增。每天都有人求着讲故事，尤其是上海姑娘李敏、刘月琴等人，更是视故事为命，不听一个晚上便睡不着。
　　我讲故事倒是确有些渊源的。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会老师都让我到讲台上去讲故事，而她则坐在我的位子上休息。开始时我不过是讲爸爸讲过的那些童话，可日子久了，故事都倒空了，为了不让同学们失望，我只好现编故事，慢慢地，竟能编得很圆，滴水不漏。这，大约就是当作家的前奏吧。
　　自那时起我的境遇竟有很大改观。为了听故事，姑娘们帮我洗衣叠被打饭钉钮扣……我简直变成了一个专业故事员。那时的夜晚常常停电，我们便把家里寄来的腊肉和地里捡的黄豆炖在一起，炖上满满一锅汤，姑娘们围得里三圈外三圈，轮换着喝汤听故事。这大概是我们去兵团后最惬意的事了。当时风行关于“梅花党”和“绣花鞋”的故事，各种版本很多，我现编的“徐氏版本”很受欢迎，因为有结尾。有一天，我正在大肆渲染绣花鞋里那种神神鬼鬼的氛围，忽然停电。周围的人一下子似乎变成憧憧鬼影，我本是想吓唬别人的，倒先被自己吓住，惊叫一声，扑上炕去，谁知我这一声惊叫立即引出连锁反应，大家惊叫着做鸟兽散，在黑暗中有人踢翻了水盆，叮咣乱响了一阵，接着又有人亲眼看见一个黑影从壁角窜出，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发现某人的水盆里泡着一个巨大耗子，大家又惊叫起来，感叹报应不爽。后来刘月琴出来承认她昨晚在饼干上撒过耗子药，大家才魂灵归位。
　　到了第二天，一切又从头演过，日复一日，兴致勃勃，连排长陈叔丽也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尽管时不时地做一些“迷信”、“瞎编”之类的批评。

　　大喇叭挨耳光

　　初到连队时，连排领导们进女宿舍从不敲门。有一回，张眉正在擦身，连长推门就进，大家“呀”地一声，幸好北京李燕反应快，一侧身挡住了张眉，才赢得了喘息时间。张眉暴跳如雷，穿上衣服便冲到连长面前讲理，后来索性用上海话大骂起来，骂得几个上海姑娘都为之咋舌。连长自觉理亏，拂袖而去。六排姑娘何小冬等过来打听，都为张眉不平。
　　几天之后，大喇叭又如法炮制了一回，恰恰撞上了何小冬。何小冬倒没那么罗嗦，大叫了一声：你出去！大喇叭还没反应过来，她的一记耳光便干巴利落脆地扇将过来。那一声震天动地，六、七两排同时听到，我们立即涌到六排门口，看见大喇叭正捂着脸站在那儿，何小冬一张桃花脸绷得紧紧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裹着个棉制服在呼呼喘粗气。
　　这样的局面不知僵持了多长时间，后来大喇叭终于反应过来，指着何小冬大喝一声：你好厉害！咱俩看看到底谁厉害！大怒而去。大家都为何小冬担心，小冬自己倒十分坦然，“无非是批判会之类的，他敢开，我就敢给他当众下不来台！！”后来还真没开成批判会。第二年，何小冬走后门当了兵，连里很痛快就放了人，大家都说和那一记耳光有关。小冬一走，六排走了好几个人，于是六排与七排合并了。

　　挽救“失足青年”

　　果然如大云子所说，两年之后，连里男女青年开始交往了。随着交往的加深，开始有了被称作“爱情”的东西。但是这个词在那个年月绝不代表一种美好。倒是恰恰相反，好像与作风不正、甚至流氓一类的词儿很靠近。
　　乔小林和袁平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合该倒霉，恰逢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为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河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豆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乔小林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张张眉何小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刮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吴玉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了。
　　吴玉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芳芳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很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泗横流。吴玉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了不得。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梨”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吴玉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扔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十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碴儿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欠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明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他已骨瘦如柴。

　　南京之歌

　　当年，在许多知青歌曲中，有一首叫做《南京之歌》。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之歌》覆盖了整整一代知青。“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金色的扬子江畔，有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前面的道路是多么渺茫多么漫长，沉重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每天每天，我们扛着锄头去上工，心里在哼着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使人心里流血。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关于歌曲作者的传说……
　　据说他叫任毅，南京知青。文革前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绰号“11号”(11号是纳，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他下乡到江苏农村，创作了这首“南京之歌”。这首歌曲调悲怆，正好与当时的知青心态相符，于是不径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一首“南京之歌”，任毅走遍天下也不愁衣食。然而万没想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并且重新配器，采用了男声小合唱。苏联把它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此事后不久，任毅被捕了。
　　当时传闻很多。我们那儿的说法是：作者被枪毙。赴刑场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赶到，两人抱头痛哭之后，女的在男的之前喝毒药而死。讲述人讲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信了之后就更颓丧。“南京之歌”的确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那时，凡不经过营连排三级批准就回家探亲以“逃跑”论处。70年之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北京李燕接到一份电报，上写“父患结肠癌速归”，李燕哭了一通，立即去请假，回答是大忙季节一律不准假。晚上，李燕把我叫到上铺，商量如何逃跑的事。当时张眉小冬她们已走，我便成为李燕唯一可以信任的朋友。商量了好久，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走。第二天，大家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我俩便起了床，到外面很顺利地截了一辆“二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团部。我们买了一张中午的火车票，李燕向我借了五十块钱，我摸摸兜里只剩了十二块，于是倾其所有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这是她到兵团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后来她走了，我们俩都流了泪。
　　几天之后，全连开了批判大会，我成了包庇“逃跑”者而成为被批判对象。我孤零零地站着，全身发冷。照例地，我听不清发言者们的话，心里只想着李燕或许此时正在医院哭呢。后来很奇怪地，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男生排的一些人对陈叔丽的发言有意见，乱轰轰的吵了起来。大会草草结束。回到排里，无论是发言的还是没发言的，大家都在发呆。后来，不知是谁起头唱了“南京之歌”，众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排也响应起来，那种悲怆和无奈流露出极度思乡的情绪，很多人都哭了。
　　最近才知道，“南京之歌”的作者并没有死，他三次陪绑杀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让人感叹的是在摇滚乐风行的今天，“南京之歌”竟重新配器变成了摇滚乐。九死一生的作者听到自己作的这首歌竟有恍同隔世之感。也有朋友认为这纯属侵权，怂恿他打官司，但他最终没打。事隔十三年之后，南京之歌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故事。
　　至于李燕，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根本没有患病，她家里帮她联系了一家工厂，她回去不久就上了班。她给我来了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传达“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于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划了一个“黄”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划了一个“林”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之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的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终于，自那天之后，早请示晚汇报统统取消了。好像人们变得正常了一点。说两句伙食不好，骂两句连领导居然也没人反驳了。紧接着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一些每天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们又天天骂起了“林贼”，这种称谓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原来对“林副主席”最有感情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早有预感”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后，再没有过夜半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场院上

　　麦收时节，场院上该算作第二线，却一点不比第一线清闲。
　　管场院的大爷姓沪，当地人都叫他老沪。清晨，我们先打扫场院，然后迎接着两队人马：一是来自团部的公粮车，一是来自地里的二八车。有160斤和200斤两种规格的麦包，过称之后就要将麦包扛到垛上，这种活一天干下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吃不消。
　　自麦收开始我在场院干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摊场，攥场。后来我终于找到一样最适合干的话：牵马攥场。每当我去马号牵马时便有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而且牵马这活带有某种玩的性质。我干起来特别来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机会来了。趁大家午休的时间我把马悄悄牵到八号地，找到一块石头翻身上马，还没坐稳就听后面大喝一声，“干什么哪！给我下来！”我一惊，棉胶鞋踢在马屁股上，马惊了之后飞跑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将出去，那一刹那真有天地倒悬之感。结果连里第二天专门为此开会，连长在会上大喊大叫：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可偏偏有人违反规定，还是个丫头！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敢情蔫儿人出豹子！蔫儿罗卜辣心儿！
　　于是我只好收敛。后来又发现粮囤与粮囤之间有许多跳板联系，而走这些跳板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好玩。我和小豆子便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老沪就发现了我们的勾当，有一天我们正得意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老沪忽然出现了，正对着我们气势凶凶地说：我说怎么大白天的有耗子呢，敢情是你俩！给我下去！那粮囤大约有三米高，我们俩竟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把老沪吓了一大跳，当然我们的行为又挨了一顿批。
　　每天的摊场攥场可以重复好几遍，因为老天不能听领导的指挥，常常忽然下雨又忽然艳阳高照。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每逢那时，大家便疯了似的各自拿了木掀，挡板等等飞快地把摊在场上的谷物攥成一堆堆金黄的山丘。然后几个人一起地拉起大苫布把粮食盖好。
　　再就是粮食入囤。也是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天，团部交公粮的汽车走马灯似的开来，全连除重病号之外全上了场院。高明带头儿，姑娘们也都扛起了160斤重的麦包。把麦包搭起放在扛包者的肩上，叫做“搭肩儿”。而在搭肩儿者抬起麦包的刹那侧身迅速钻进顶起麦包叫做“钻肩儿”。这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要让麦包正好立在肩背之间，这个部位可以使肩背颈腰胯均分力量，不容易出危险。钻肩儿要有敏锐的头脑，迅速的反应和准确的判断力。全连当时只有一排一班的几个小伙子精于这门技艺。
　　但姑娘们决不服输。高明飞快地脱去外衣，只穿里面紧身薄绒衫。葵绿的麦包映着她红朴朴的脸，看上去很美。是猴子和黄朋搭的肩儿。高明钻肩儿并不太好，但她硬逞能，硬是靠腰的力量顶着，径直走向粮囤。三米多高的跳板，看着就眼晕，何况肩上还有160斤重物！可高明靠着一股邪劲儿硬是顶了上去。
　　黄澄澄的麦子在囤口上堆成了尖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箔般的光彩。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上去。

　　父亲来接我回家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姥姥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牲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那一天，连通讯员一早便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团部呢，连里批了你一天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所有的姑娘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感到，真的是爸爸来了，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了！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1年的冬天我回家探亲——这是两年多来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相馆我照了一张照片。二十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十三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
　　那是十八岁的我——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小泡沫。

修改于2007年秋

　　本文由徐小斌老师授权推送，以“埋葬青春的黑土地”为题收入于《徐小斌散文集：生如夏花》，徐小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