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没有斗完的故事

┃Personal History

没有斗完的故事

© 孙涛／文

　　一九七六年我在太原市北郊区担任通讯组组长，被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隔离审查。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它的起因，源自两件事情。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正在太原市北郊区通讯组做干事。其时，上级任命刘灏到太原市北郊区做了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刘灏在文革初始时是太原五中的高三毕业生，后来做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是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山西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他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无论是我在山西大学上学期间，还是分配到太原市北郊区上班以后，与他并不认识。谢振华在山西主政时期，曾按当时的政策将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下放到基层锻炼，然后再分配工作。刘灏先在太原市古交区的一个山村里下放，等入了党后，做了共青团古交区委的书记。这是他到太原市北郊区当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前的背景。一九七四年我被提拔为区委通讯组的组长，紧接着在一九七五年入党，然后被区委组织部安排到新城公社南固碾大队下乡，大约也就在这期间吧，刘灏也由区革委副主任提成了区委副书记。他分管文教宣传和知青办等系统，也就是说，我领导的区委通讯组，正是由这位区委的刘副书记来分管。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吧，区上的宿舍区家家户户兴起一股沙发热，也就是自己动手做简易沙发。那时市面上没有家具城，出售沙发的商店极少，也只是供应机关，个人是买不起的。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我在南固碾大队下乡那阵，认识了一位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公司的工人师傅，他常驻在村里，帮助村里干部管理他们公司在南固碾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一九七六年的春上，我找到他，他们公司正在太钢承揽工程，我求他帮忙，人家一口答应。没几天，就从太钢弄来两根直径两厘米的钢管，而且帮我打了眼，折成了两个简易沙发的支架，只等组装成型后，再安上座垫和靠背，就可以“奢侈”地在家中摆放了。我去取这些支架时，那位朋友还递给我一柄一尺多长的三棱刮刀。他对我说：“你回去先刮掉铁管上的铁锈，才能刷油漆。这事不比弯管子造型打眼儿，不难。我给你找个刮刀，你先慢慢干着。等我有了时间，再上门去帮你弄。”完了还嘱咐我，说那种刮刀在他们工地上是消耗品，是不需要归还的。无非是刮刮铁锈刷刷油漆的活儿，我决定自个干。那段时间下班一回家，就时不时地刮刮铁锈，再用沙纸打磨铁管。又请人帮忙做好了座垫和靠背，沙发终于做就，且在铁管支架上刷上白漆，家中突然就显出了一些豪华。那刮刀呢，也就被我扔在了床底。我现在不是写小说，而现实生活里有时真是存满了悬念。这柄三棱刮刀，确实在我后面将要说到的一系列遭遇中，起到了伏线的作用。
　　关于三棱刮刀的事情说完了，再说一件关于书的事情。
　　时间大约已经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夏天，那年我刚刚二十九岁，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入了党还提了干，但身为区委的通讯组组长，在工作上却感到极不顺心。上面让“批邓”，还要具体结合“三株大毒草”来批。看看上面发下来供批判用的“三株大毒草”，那些内容极不合自己的思想，便写不出批判文章到报上去发表。通讯组的日常工作，便是收集各种新闻动态向报纸和广播电台写稿，不想写那号批判文章，了解一下区委的工作动态，写个消息在报上发一下，也可以表示通讯组做了工作。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吧，有一天晚饭后出门散步，就走到刘灏副书记的家中。他们夫妇当时正陪着一位客人说话，是区上中心医院的L大夫。此人专攻中医，其医术在区上的中心医院里还算上乘。我平日看病，也曾找他诊脉开方，彼此很是惯熟。他是来为书记的夫人看病，我便和书记说话，彼此谁也没有想到有什么需要避讳之处。书记的书案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堆印刷品，我与书记说完工作后，征得主人同意，就闲翻起他桌上的书和那些印刷品来，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各国共产党概况》，标明是内部出版物，仅这内部二字，就让我生出无限好奇心。那些印刷品全是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的简报，更让我生出了许多猎奇心思，这次会议，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历史上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了。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全部目的，就是批判省委书记谢振华。在这之前因为山西排了一台名叫《三上桃峰》的戏进京汇演，被江青从这个戏里捏造出一个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这个女人穿上军装到北京山西剧团的驻地，带头“炮轰谢振华”，从而最后导致了谢振华的垮台。身为山西省委书记的谢振华，也就成了这次会议的批判对象。这个会议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带头主持，他北京太原两头跑，不在太原时，会议就由接替谢振华负责山西省委工作的王谦书记主持。而原省委书记谢振华在会上则成了一个受批判被打倒的对象。这会一开就是八个多月，参会人员扩大到全省各级党委，刘灏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他既是参会者，又是中共基层区（县）委的副书记，收到会议简报是很正常的事，但对我这号干部来说，能集中看上这么多这个会议的简报，分明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当时刘灏书桌上的那一沓会议简报，之所以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还有另一个对我十分功利性的原因。我在一九七一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号声嘹亮》，发表在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山西日报》上，一九七二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但收入了我的这篇小说，书名也用了《号声嘹亮》，在我的写作历史上，这篇作品可称为处女作。我一九七五年入党后被安排下乡，竟不知天高地厚，写起了长篇小说，书名就按当时中央“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叫做《没有斗完的故事》。通篇三十万字，离不开那个年代的思维，主人公也是从概念出发，尽量写成大搞阶级斗争的英雄。但里面的故事还是很好看的，比如我写了农村一个常见的中年女人，外号叫香油瓶瓶，生性风流，政治上谁有权就靠谁。至于反面人物，则是一个在干部和群众中搞挑拨、在革命和生产中搞破坏的地主分子，此人也由概念而生，与主人公一样被写的极概念化。我将书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家看毕退回，还附了一纸编辑写下的意见，其中关键一条，就是让我再强化阶级斗争为纲，增加大的时代背景，使基层的阶级斗争和上面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上下有个呼应。编辑也是那个年代的思维，却分明给我出了个难题，书中的那个地主我就写的吃力，许多坏事我得往他身上编，再和上面联系，省里市里官场上的斗争，我可怎么编呀？如果能好好看一看省里面批判谢振华的那些简报，保不住就是一种启发呢；保不住就明白这阶级斗争在上面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把这点儿真实的背景加在我的作品里，那不就是“强化阶级斗争为纲，增加大的时代背景，使基层的阶级斗争和上面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吗？
　　我实在想看看那本标明内部出版物的书，实在想看看那一沓会议简报了。我向书记提出了这点想法，他想都没想就说：“你想看，那你就拿去看吧。”
　　我便抱上这堆东西，与书记夫妇告辞时，也没有忘记与L大夫点头算打过了招呼，然后才出门回家。
　　那本书确实好看，对各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在国际共运中的政治态度和在他们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及党内领袖的情况，都有介绍。而那些简报，对我来说也确是一种猎奇。各种与会人物的发言，字里行间，闪烁着在山西诸多敏感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但真想将这些背景写入我的小说，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许多年后我做了刊物的编辑并做了主编，又做了作家，才明白对一部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是件容易的事，但要按照意见修改起来，有时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比方我当时在书里写的那个地主分子，原本就是一个概念，再让他和省里、市里的什么领导联系上，这种概念也可以生成，但我却没有本事再将这概念编造成什么故事了。而当时那沓简报毕竟成了我打发时光的消闲读物，有空就翻看翻看，平时就将它们放置在权当床头柜的一个木箱上。
　　这样两件事情，即便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是非标准来判断，也绝对成不了什么问题。然而，事情后来的演变，不仅让我始料不及，更让我无法应对了。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到了十月中旬，中央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机关后勤上买回大量的大麻炮，我便兴冲冲地和大伙放了又放，不仅在机关院里放，还在家属院里放。再往后，机关便开始按上级布置，搞起了“揭批清”运动，全名为“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们通讯组编在区委宣传部，每天集中学习有关文件，然后讨论。最初在讨论中显出紧张和不安的是宣传部的一位女干事，她在毛主席逝世那些天，说过诸如“毛主席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有最杰出的女性江青同志”这样的话。这位当时已经快五十岁的女干事，一直得不到提拔，说话行事往往就爱显摆一下，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她说过这样的话，自然害怕自己成了被揭批清的对象。而我呢？当时的心理状态实在轻松的很。文革让我在上大学时代不能读书学习，让我变成了时时要接受改造的臭老九，我的父亲因为曾在阎锡山政权中为官的历史，在文革中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我的岳父虽是老革命，却被江青点名因而积郁成疾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四人帮”倒台，我能不高兴？但是，我这号普通的基层干部们当时并不明白，在山西，这场运动在省委书记王谦的指挥下，运动的走向完全变成了陈永贵和王谦这一派，要继续清理谢振华那一派的人了。那位曾经紧张和不安的宣传部女干事，很快就不再为自已说过的那句话而紧张和不安了，因为在区委第一把手Z书记的直接指挥下，机关里很快就有了革命的对象。
　　在区委机关最先被揪出来的，就是区委副书记刘灏。论政治出身，刘灏曾是文革中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论派性观点，又支持过谢振华反对过王谦，他被定为“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周围岂能没有几个黑干将？区委的十三个常委哗啦啦就斗将起来。北京有“四人帮”，我们北郊区有没有？“四人帮”有组阁名单，我们北郊区有没有？王洪文要在上海搞第二武装，我们北郊区有没有？大斗一场，有四名常委平时和刘灏关系不错，便被打成了黑干将，他们五个常委在常委中居少数，多数常委团结起来，一鼓作气，先将他们五人打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有组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机关大院，五名常委也被宣布住进了学习班隔离审查。形势已经很明朗化，以刘灏为首的这五名常委，就是太原市北郊区的揭批清对象了。我没有被当成积极分子，因为没有人组织我去刷标语和贴大字报。我们通讯组属刘灏分管，细细观察和私下打听一下，原来这五名常委分管的部门领导，大都不是积极分子，我心里也就释然了。依旧照常开会，依旧参加讨论，主持小组会议的领导也曾让我揭发，但我实在想不出我能揭发他们什么？他们是“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和黑干将，他们反王谦反陈永贵反对农业学大寨，不但想为谢振华翻案，还要与“四人帮”一道篡党夺权，这些事他们谁也没有和我说过，也没有安排我干过，我只能无言以对，没法子发言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
　　有一天，区委办公室发出通知，要开三干会，将全区的揭批清运动推向新高潮。我也随了宣传部的干部们进入大礼堂，刚坐下，就有两位熟识的干部坐到了我的身后。区委的领导们还没有在主席台上就坐，整个礼堂里渐渐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我还和周围的干部们闲聊，有人给我烟，我也客气地给别人敬烟，包括那两位跟着我坐到我身后的干部。区上的领导们鱼贯从主席台的后门走上主席台一一就座了。一位区委副书记宣布开会。第一项就是区委Z书记做继续引申全区揭批清运动的动员报告。Z书记开始讲话，滔滔不绝，对前段运动揭批了刘灏等五名常委的壮举做了总结之后，讲到了下一步如何开展的安排。Z书记的口气越发斗志昂扬，说经过革命群众的揭发和区委运动领导组研究决定，要对下面有问题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他开始点名了，一个，两个，三个，杀气腾腾地一直念下去。被念到名字的干部，便被人从台下一个一个地押出了会场。我数着，开始念第十七个名字了。我还在想，下面又该是谁了呢？
　　“下一个——孙涛！”
　　我的眼前一黑，怀疑是听错了。
　　我的第六感觉却十分清醒。我身后那两位刚才还抽过我香烟的干部，此时突然站了起来，一人拧住了我的一条胳膊，便将我架了起来。原来Z书记是在打一场有准备的仗，可怜我和前面十六名干部一样，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心理状态下被押出会场，直接被押进了区委招待所，押进了早就为我准备好了的那间房子。这次被宣布进学习班交待问题，从而失去了自由的区委机关干部就有二十多名。
　　得感谢我的妻子，当天晚饭前，就给我送来了一盒茶叶和一条香烟。看管我的专案人员不让她进屋见我，但茶叶和香烟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我了。说实话，他们的态度也不恶劣，从我进入那间屋子开始，一日三餐他们要替我去食堂打好送来，那时的招待所屋子里没有卫生间，我要去院子里的厕所大小便，他们也得跟着看住我。他们还给我领来了稿纸和圆珠笔，让我写交待材料。记得四五天的时间就那样过去了，我却写不出什么交待材料来。其间专案组集体给我开过一次帮助会，组长是一名部队转业的干部，人员十来名。主要由他讲政策，其他同志帮我想问题。他说：“有群众揭发了你和刘灏的重大问题，政策摆在你面前，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灏是主犯，你是胁从，早交待早主动，等刘灏交待了你还不交待的话，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了。”这话其实已经向我点明了，我的问题，就是与刘灏有过什么事情。但是，我确实没有跟他干过篡党夺权的事情，也没有听他向我说过要篡党夺权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我和这位曾经分管我的区委副书记之间，有过什么反革命的勾当。至于专案组其他同志们提的问题，全是那时“有罪推论”下的思维。比如他们让我交待刘灏是不是“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呀？他是不是在北郊区也搞过一个组阁名单呀？刘灏是不是想为谢振华翻案呀？还有的问题现在听起来更是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专案组的同志们认真提出的问题。比如有的同志就问我：“你以前在报上写过不少稿件，为什么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你就没有写过一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呢？”
　　我被隔离着，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但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有人揭发了我与刘灏的什么问题了。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不得不好好地想，但还是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也就交待不出来！
　　专案组终于向我集中火力了。我记得是我被关进区委招待所的第五天吧，从上午开始，专案组又开始和我再次正面接触。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多数人的发言还是以劝说的方式和语调进行。午饭后没有休息，专案组继续帮助我。晚饭后还是没有让我休息，专案组的同志们也没有休息。看来是要连夜帮助了，我心中想道，刘灏不会给我胡说些什么吧！大约到了快十点钟时，院子里出现了一些嘈杂声。有人推门探进颗头来，低声和组长说了几句，组长就让两人留下看着我，一挥手，专案组的同志们便全跟着他出了屋子。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我事后得知的情况，我被送进学习班确实事出有因。那就是区上中心医院的L大夫，看到刘灏等五名区委常委被打成“四人帮”伸向北郊区的黑手和黑干将之后，向区委做了一个让Z书记分外重视的揭发。其内容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晚上他去刘灏家为其夫人看病时，目睹孙涛也到了刘灏家，而且从刘灏家取走了一沓子材料。至于是什么材料，明明知道的L大夫当然说他不知道了，但他提到刘灏和孙涛说到了谢振华的什么事情。他将这个大大的疑问交给了区委，Z书记正为支持自个的多数派常委将少数派常委打垮高兴，L大夫的这个揭发岂不是送来了一个重大的线索？于是，在Z书记的核心谋臣中间，一个可怕的假设出现了：刘灏确实搞出了一个北郊区的组阁名单，或许这名单的范围更大，闹不好就是有刘灏参与的全市和全省的组阁名单呢。除了组阁名单，保不准还有谢振华通过刘灏整王谦、整陈永贵的黑材料呢。而这些材料，刘灏为了保险，统统藏到孙涛家了。
　　这就是我被隔离的原因。在我对此事一直不做任何交待的情况下，Z书记终于等不及了，下令在那天晚上，对我家进行了突击搜查。我的大女儿那时被妻子送回奶奶家，她和不到两岁的二女儿刚刚睡下，绝没有料到会有人来抄家。我那时住在区委宿舍的排房里，就一间半屋子，几乎全被来人翻遍了，抄走的东西主要有几种：从刘灏家里借来的内部出版物《各国共产党概况》；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召开的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的一大沓子简报；我写的三十多万字的小说稿《没有斗完的故事》；我参加工作以来发表各类文章的剪样张贴本；一本一九六八年由群众组织编印的红皮本《江青同志讲话》；最要命的，就是还从我家的床下搜到了那柄三棱刮刀。对这些东西我的妻子当时都有实事求是的解释，但是来抄家的那几位运动积极分子不听，反而一再追问她：“刘灏还有什么黑材料放在了你们家？”
　　我妻子那时候也就明白了，我从刘灏家借来看的那一沓子东西，就是这场飞来横祸的全部祸根！虽然没有抄出“组阁名单”，专案组认定还是有收获的。于是，那个晚上我无法睡觉了。
　　当专案组重新进入我住的那间屋子时，我发现他们人多了，更重要的是，区委的一名常委和办公室主任也一脸杀气地走进来。那间屋子是一溜通铺，空着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和好几把椅子。那位常委走到桌子后，并未落座，而是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吼道：“孙涛！你小子老老实实地给我站起来！”
　　我正呆坐在床铺边沿上，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吓中就如犯人般站到了地下，地下和铺上，众人团团将我围住。
　　专案组组长开始向我大声发问：“你说，你从刘灏家里取走的，都是些什么黑材料？”
　　我不由得一怔，随后就明白了这位组长所指的内容。我想辩解，但是容不得我说话，许多张嘴向我张开，一张张面孔上充满了斗争的颜色。我确实有些害怕了，但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埋怨专案组的这些同志们。他们怎么能不愤怒呢？人家领导说了，刘灏将一批黑材料转移到了孙涛家了，还有杀人的凶器。抄家已经将这些铁证全抄出来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先帮助孙涛端正态度。有人甚至用手指点住了我的额头使劲戳下去，骂我这几天一直不老实，是对抗运动。我身体不得不向后仰去，跌坐在铺上。然后又在别人大声的斥责声中，再次屈辱地站在原地接受斗争。专案组的同志们太辛苦了。那晚我整夜无眠，他们也整夜无眠。
　　第二天早饭后专案组组长让我写交待材料。经历过一夜辛苦的同志们可以轮流睡觉了，我不能。我整整写了一天。凡昨晚他们已经向我点明了的事，我全写了。我从刘灏家借走了什么书和什么简报是重点问题，我认真回忆认真交待，尽力说明那不是什么黑材料。其余的也全写了。比如我的那部小说稿，说明我不务正业，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没有写过批邓的文章；比如那本红皮书《江青同志讲话》，是在上山西大学时由工宣队发下的，“四人帮”垮台后我没有上交，说明我政治上不成熟；比如那柄三棱刮刀，本来应该用毕就归还的，没有归还，说明我侵吞了工厂的工具。我尽力将所有的问题都“上纲上线”往自个头上扣屎盆子，但写了一天，没想到晚上又遭到了火力更猛的批斗。
　　晚饭后批斗就开始了。这一回专案组的同志们是车轮战。他们轮流休息而我一下子也不能合眼。先是逼我交出刘灏和那四名常委搞的组阁名单。我拿什么交呀？接着又是批判，说组阁名单你没有，你是不是参与他们商量过组阁名单呢？说你的交待材料全是避重就轻，刘灏向你转移并让你保存揭发批判谢振华的会议简报，目的就是要日后给谢振华翻案，岂是你一个借字可以开脱得了？说你藏在床下的那把凶器肯定是有来头有目的的，你不好好交待，还想编故事来继续欺骗组织不成？他刘灏都交待了，那是他准备谋害省委王谦书记的凶器，你还要继续包庇他吗？更让我招架不住的，是不断有新的材料向我抛出。比如某月某日刘灏是不是到过你家？你们说过什么？某月某日某位常委（自然是现在正被隔离着的一位）是不是也到过你家？他给你布置了什么？这全是事实，但刘灏来我家那一次，是我那天买下了两个大西瓜，下班时正碰上他，就约他来家里吃西瓜。他饭后就来了，还带着夫人。我隔壁的邻居正在院子里扯着电灯，和区上另外三名干部打扑克争上游。刘灏夫妇来我家时，他们全看到了，还一道站起来和刘副书记打了招呼的。至于那位常委，确也来过我家。我曾找他想在宿舍区调一套两间的房子。他平时住在办公室，那天黄昏时到宿舍区转悠，就到了我家，告诉我房子没法子调，我说的那套两间的空房子，是要分配给某某人的。但我说这些情况时，人家不信，又是一阵批判，说我不老实，说我还在胡说。更让我无法说清的，是专案组又给我点明了，说我曾收到过信封皮上印着清华大学的信。清华大学是“四人帮”写作组“梁效”的黑基地，你和清华有什么联系？这也是确有的事，但我开始受道德良心指使，说这事我不能交待。原来北郊区有一名上了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农村时爱写文章，被我调到通讯组脱产学习写过一段新闻报道，其间认识了另一名女子，是一位当时也被我调来通讯组脱产学习写稿子的农村女干部，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了清华后，这位农村女干部也调到了区机关。他给我写信就是让我捎个口讯，他想向这位女同乡求爱。这种事，我能给人家说吗？可是我越不说，专案组便越认为这事有大问题。
　　那一晚，我又是整夜无眠。与前一晚不同的，是专案组的同志们用车轮战的办法，他们有了轮流小睡片刻的机会。
　　已经是第三个白天了。加上前两个夜晚，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我正在进入一种恍惚之中。在这三天两夜的信息对抗中，专案人员持之以恒地将他们认定的信息强行灌入我的脑子里。恍惚中我的精神正在错乱。有些事我不得不交待了，如清华大学的来信，这是我毕竟可以说清楚的事。有些事我是想按他们的思维交待了，比如刘灏家中保存那些会议简报是要为谢振华翻案，我想看，他就趁机将那些黑材料藏到我家里了。还有些事我是想交待但还是交待不出来，如那柄三棱刮刀，它怎么就能变成刘灏让我窝藏的凶器呢？对我的车轮战又一直到了下午。我的头几乎就要裂开了。我已经听不清别人在问我什么。恍惚中我听见有人向我说：“你再不交待，我们就送你到该去的地方去，你再不用见你的父母和老婆，还有你那两个女儿了！”我害怕了。我感到自己确实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成了替“四人帮”的黑手刘灏转移了黑材料的小爬虫，成了无法再面见家中父母和妻儿的罪人，特别是我再见不到我那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了！我想赶走瞌睡虫，害怕自己进入梦中，害怕这些在梦中全变成现实，但我又实在太希望能赶快进入梦中，好摆脱现实中的一切了。
　　我的精神终于垮了，对围着我的人们说：“我交待，彻底交待，我说，我全承认！”
　　我于是听见了来之不易的赞扬：“这就对了，你总算有个好态度了。”
　　他们让我坐下了。我的两只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
　　我开始顺着杆子往上爬。有人问，有人记，问什么我全承认。需要胡说时我全胡说。
　　你替刘灏转移的是黑材料吗？是。
　　是想替谢振华翻案的黑材料吗？是。
　　刘灏当时是怎么交待的？他说让我替他保存好。
　　你替他转移和保存这些黑材料的目的是什么？那——那就是要替谢振华翻案吧。
　　那把凶器刘灏已经交待了，也是他让你藏起来的，是不是？是。
　　还有，还有，还有……
　　终于全问完了，我也全承认了。让我看笔录，我不看。又让我签字认可，我就签了我的名字。
　　“我可以休息了吗？”我问。我似乎听到了，是那位组长说：“你现可以休息了。”
　　我连衣服也没有脱，爬到了铺上。我一下子就睡着了。已经有三天两夜没有让我合眼了，我得承认，我没有钢铁之躯，也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车轮大战面前，我终于成了“软蛋”。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时，我看到了床铺上放着为我打来的早饭。看管我的人好心眼，没有叫醒我，而是把饭放到了床上。我没有吃早饭，猛然间，由不得嚎啕痛哭起来。没有人来劝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我此时神志又清醒了，我知道，我承认的那些事，恐怕要让我遭受更大的罪了。
　　果然，第二天，区委在大礼堂召开了批斗刘灏大会，我们这些被隔离的干部也全被安排到了台下就座。当然了，背后还坐着看管我们的人。我很害怕，不知是不是也会被押到台上去。开会了。那位曾向我拍桌子的区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中说到了有关刘灏的罪行，说根据查证和刘灏的交待，在“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将为谢振华翻案的大批黑材料和企图谋杀省委书记王谦同志的凶器，转移到了某某人的家中。他没有点我的名，大约是为了体现政策有别吧。虽然我没有被押到台上，但我心里更加害怕了。就这两条，刘灏吃不了要兜着走，我呢？岂不是一样！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必须说清楚，现在不能说清楚，以后也得想法子说清楚，事情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就在这次会上，又有一批区委机关干部被点名了，也就是说，又有人被列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对他们进行立案、进行批判、进行审查了。当时北郊区的区委机关不足二百名干部，先后就有五十多人成了被清查的对象。
　　快过元旦了，我被宣布解脱，放出了学习班。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叫我去看一份《关于开除孙涛党籍的处分决定》，让我签字同意。我总算等到了机会，在那份文件上写了一段话，说刘灏的那些材料是我借来看的，三棱刮刀是某某人给我用来刮铁管的，我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我写罢把这份文件递给对方，他看毕一脸怒气而不知该说什么。又过了几天，一天晩上，那位领导又将我叫去，以商量的口气，仿佛做生意一般对我说：“你总得承认你有问题吧，你总不能说组织上把你搞错了吧，组织上研究了，你可以留下党籍，但对你必须有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又是让我签字。这一回，我干脆不签了。我说我的意见在上一份文件上已经写了，现在还是那意思。说毕，扭身就走。出门时，门外的西北风刮得正紧，我出门后，身后那门被西北风吹得重重地关上了。第二天，那位在学习班向我拍桌子的常委约我谈话。他说：“听说你昨晚上在组织部拂袖而走，甩门而去，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他只说对了一半。我那阵子确实就像一只还没有死去的猪，不是不怕开水烫了，而是害怕再让开水来烫，所以我绝不能签字认可我的罪行和给我的处分。我想通了，唯有如此，恐怕我才有可能活过来。区委一直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想调离那块土地了。在一九七八年，我先找《太原日报》当时的社长樊宝珠先生，人家愿意要我，后找省作协主持工作的胡正老师，人家也愿意要我。但我就是哪一家也去不成。我曾去找区委领导，刚提出想调走的事，对方就一口回绝。这两个单位都派人来联系过，区委办公室那位主任回绝的更干脆：“孙涛是从学习班解脱了，但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问题了，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我们还没有处理他呢！”他说的对。正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的国务院对全国干部的三次调资中，我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但是，我真要接受了处理，在开除我党籍的文件上签了字，人家那些单位还能要我吗？
　　这种好笑可悲让当事人欲哭无泪的故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在太多了。有罪推断可以先断定有问题，再收集用以批斗和打倒你的各种材料，便无须鉴定其真伪了。好在党中央正在一步一步地否定文革，太原市北郊区委这样的基层党组织，也得不断纠正自己的文革思维和揭批清运动中的错误。这种纠错和平反，一直到一九八一年以后方才全部了结。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彻底否定文革的战略部署中，决定由霍士廉同志担任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王谦书记调离了山西。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也在一九八一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大会，为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平反，并下了平反文件。除刘灏确实在文革中当过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符合三种人中第一条，被定为三种人外，其他四位受害的区委常委也都重新恢复了工作。一九八五年，我已经调入太原市文化局并担任了《并州文化》的主编职务，当时的北郊区委又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为我和我妻子以及其他三名调离北郊的受害者被耽误了的调资一事，向市人事局做了说明，这不过是个空头人情，我虽知误了的事完全不可能弥补了，但还是为北郊区委能如此行事，向亲自登门给我送来这份文件的一位区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区长表示了谢意。事实证明，太原市北郊区没有一件“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专案组给五十多名被清查者定的“罪行材料”，最后都在当事者在场的情况下做了销毁。我的那些专案材料也在大会宣布平反后，由组织部派出专人，让我看着被送进区委机关茶炉房的炉膛里，化成了一大团火苗。从我家中抄走的东西尽数退还。书籍、材料汇编、红皮《江青同志讲话》和我的发稿剪样等都在，那把三棱刮刀也在，只是那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手稿不在了。我追问专案组那位组长，他笑着说：“你写的那书大伙传着看，好看，也不知传到哪儿去了。”
　　我好无奈也好伤心，那可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三十万字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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