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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青春无奈

翟永明 私人史 2021-01-21

Personal History

青春无奈

© 翟永明/文

翟永明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那些年的书籍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在文革期间,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或者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程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程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45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曾有诗为证。
  那些年,处于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秽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第49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将第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第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程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3至4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程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缰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然后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什么啊,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吾吾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会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表演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吾吾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得柔和了一些,说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我从小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算是正宗。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一致通过,由我领舞,扮演阿妈妮(也就是老大娘的意思)。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扮成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松垮垮的)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最重要的是不得有腰身。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个脑袋来。高中时,我们排演一个舞蹈《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我虽然被安排了一个角色,但似乎全民族的服装,都不适合我。最后,在“民族”之外,增加了一个解放军角色,那一身不分性别的军装,终于掩盖住了我的女性身份,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程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很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们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缩手缩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程莉自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程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程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程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方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程莉成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程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一下课就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程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那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程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个年代,小孩子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程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程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象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浑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散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要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程莉。我还没反应过来,程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程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中间,程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程莉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啊?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程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蹿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程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旴吁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程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程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乘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程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程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程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程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做伴,程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程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程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要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程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程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程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以后不准去程莉家睡觉了。”“为什么啊?”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什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石火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1949年前是著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程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程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我去陪程莉。当然,我妈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程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信中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泪水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程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送进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程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程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程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程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程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程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要被送进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程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程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程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程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程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
  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松林公社,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程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地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启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在程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程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辞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程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什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鸡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程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橘林、气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饭,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程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程莉说:“我妹妹来了。”程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程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程莉的主意,她是想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怄了两天气。
  程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橘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程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程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壸,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程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橘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橘。程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程莉撇撇嘴:“谁稀罕啊,你以为多值钱啊。”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分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省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程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程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说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挺括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它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程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方脸、剑眉。让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地竖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程莉给我介绍,这是高先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高先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高先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
  “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
  他回答道: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睻之后,我们开始做饭。高先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没想到的是,高先进的厨艺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程莉告诉我,高先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会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高先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橘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1949年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同样软绵绵、没着落的心。
  高先进一开嗓,着实又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中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高先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我不知他唱了些什么,只觉得被歌声带进另一重空间,一重与眼前现实无关的饱满空间。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程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程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现在,她大有进步。
  歌声在橘子树下飄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橘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橘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身在另一个世界里,什么学校啊,老师啊,同学之间的不愉快或愉快,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高先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更不知道《空山鸟语》是什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音乐。后来,我才从高先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高先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高先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橘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那个夜晚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曲终了,高先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高先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程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程莉她和高先进的关系,程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我跟着程莉,每天去参加连山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什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会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高先进他们的目标。
  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程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式地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高先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高先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高先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程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高先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程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程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程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高先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程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程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高先进换人吗?
  早饭后,高先进来了。我起身要走,程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高先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程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程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程莉说的。而程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满面春风。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高先进编节目,程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花源,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乃至城市里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程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冈山》,高先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他们的节目,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程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会演。程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报演出。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程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高先进在与程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程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程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程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那时,我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啊。
  程莉非常委屈,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至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高先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那些了解,只能算纸上谈兵);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程莉时,高先进来了。听说我正在开程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我当然知道这些话,又是说给程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程莉,因为他认为程莉很单纯。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程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高先进就已经原谅了程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虻》,书中“牛虻”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高先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高先进仍然表现出对程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程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爱情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程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高先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吾吾,我依然知道了。
  但是,就像30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想要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正苗红的后代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程莉父母的坚决反对。程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高先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程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程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程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程莉的父亲遗憾。但是,程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高先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品酒师,他的鼻子乃天下一绝:什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级别。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程莉和高先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将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了他俩的世外桃源。程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高先进分手的目的。但是,程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高先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程莉终于犟过了父母。她考取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高先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高先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多年后再见到程莉和高先进,是在90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五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整个房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小玩意,也布满了他们在全国各地旅游的合影照。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什么新的家具。程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高先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程莉在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高先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本文选自《毕竟流行去》,翟永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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