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耀才：炼狱

┃Personal History

炼狱

© 沈耀才／文

倒淌河

　　1968年12月，我响应毛泽东向大中学生发出的“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号召，告别未名湖，走出燕园，奔赴青海，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在人们印象中，青海一般和不毛之地相联系。古诗词“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此之谓也。
　　西宁位于青海东部，海拔2200米，空气含氧量为沿海地区90%，越往西地势越高，含氧量越低。我们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走路倒不觉得什么，爬楼梯或上坡时就有些气喘和呼吸不畅了。
　　我们200余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数十所高校，被安排到驻防在离西宁三十里的大堡子公社的8064部队锻炼。该部队是汽车运输团，俗称九团，主要任务是向西藏运送各种物资。
　　我们分为两个连：我在二连，全部是男生，又称“和尚连”；一连为男女生混合连。
　　刚到部队不久，就出了一件惊天大事：在女厕所发现“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部队便在女生中暗查，并让每人抄写一段文字上交，意在核对笔迹。此后便无声无息，仿佛把这件事忘了。
　　部队为我们发了皮帽子、羊皮大衣、大头鞋。1969年春节一过，整装待发的我们便向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某地部队农场进发了。
　　我们乘坐一辆辆军车奔向目的地，过了湟源，就曲曲折折地上了日月山。日月山海拔3489米，南北走向，将两侧风光分割为完全不同的色调：东部农业区的村落、田畴、树木……西部牧业区的帐篷、草原、牛羊……传说日月山是文成公主进藏和亲时摔碎的日月宝镜幻化而成。这里还有著名的倒淌河，流向高原明珠青海湖。倒淌河也有一段传说：文成公主到日月山时，思乡泪水终日不绝，汇成小溪东流至长安，亲人看到，伤感不已。文成公主祈求苍天改变河流流向，天神、河神被其西行的决心和诚意感动，遂命河水掉头，形成众河皆向东流，此河独西淌的古今奇观，实际上是日月山上的冰雪融化成水西流而自然形成的。
　　过了海南州府所在地共和县城不远，再往西南方向走就没有公路了，只有1959年部队平叛时修的简易公路。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低，当年的骑兵部队，人和马大多不适应，有些马在奔跑中不伤而毙。可见此地生存环境之险恶。
　　汽车在悬崖陡壁间盘旋，令人头晕目眩，甚至不敢往下看，生怕汽车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幸好解放军的开车技术过硬，总算把我们安全送到了目的地——兴海县曲什安乡（位于同德、河南等县交界处）达密滩（也叫“大米滩”）的部队农场。达密滩为藏语，即鬼滩之意。
　　一连住在场部，我们住在离场部二三里路的另一个地方。一连有平房住，还可自行发电，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能住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再弄几级台阶供出入。地窝子上部有一根不粗的竖梁，再横搭几根木棍，堆上树枝、杂草，上覆泥土。一个地窝子住一个班，土炕左右分开，中间有通道。每人炕头墙上掏个方洞，用于放蜡烛或煤油灯。
　　这里生活、交通极为不便，团部一般十天左右来一趟车，带来连部和同学们所需物品及信件。因第二天车要返回西宁，大家便连夜写信捎回；即便来了电报，也只能待在西宁团部“睡大觉”，等下一次来车才能带来。
　　理发要互相帮助，有的人怕麻烦，干脆剃了光头。这里是无法洗澡的，因是黄河上游高原地带，即便是夏天，水温也只有十几度，勇敢者只能在河边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一擦。长虱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满脸横肉的张副团长“教导”我们说：这是“革命虫”，表明教育改造有成果。
　　这里荒无人烟，几乎与世隔绝，甚至连藏民都见不着。青海省太大，有72万平方公里，居全国各省、区的第四位，约占全国面积的7.5%；当时人口才400万，又大多集中在西宁及东部农业区。在藏区，一个县的面积有内地一个专区那么大，人口还不到1万。
　　在这里我们仍保持着文革的“革命传统”，只要毛泽东发表“最新最高指示”，照样传达不过夜，敲锣打鼓，甚至还跳起忠字舞。
　　我们拿的是临时工资，青海属11类地区，条件艰苦，工资比内地要高不少，吃饭要交钱。但是吃得并不好，大部分是土豆、胡萝卜。张副团长说：你们这些从城里来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到这里是接受“再教育”的，有好的也不给你们吃。到锻炼结束时，两个连还结余1万多元钱的伙食费，也没退给我们。
　　我们平常的任务是修几里路长的水渠，还要开凿山洞，把上游的水引下来，以便灌溉麦地。打通山洞的任务很艰巨，要用炸药炸，再用钢钎、铁镐等清理。山洞离我们的驻地有五六里，要跨过曲什安河。曲什安河有七八十米宽，没有渡口，只是在河的上空架根直径一尺多的粗铁管，两边拉两根铁链子作扶手。起初走时，大家无不战战兢兢，拉着铁链，有的甚至在铁管上爬；后来习惯了，也就行走自如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鲁仁，是炊事班副班长，给工地送饭，挑着担子，如履平地。
　　在短短一年里，我们虽独处一隅，但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及怪事，在我们这里也有反应，甚至造成一些闹剧乃至悲剧。
　　我们学兵连的连长、指导员、排长是解放军，副排长和正副班长由学生担任。我是五班班长，属于二排，副排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宗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64开袖珍本《毛泽东选集》，陈宗立到我们地窝子看了看，没吭声就出去了。第二天，他悄悄告诉我，昨晚他化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场政治风波。我大吃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班有个来自西北政法学院的学生，思想上左得很，但我是班长，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他打交道。昨晚我看《毛选》时，要用蜡烛，因床头墙上的方洞下部不平整，就拿出用硬纸板做成的《毛选》书套，放在方洞里，再在上面点上蜡烛。他便向陈宗立汇报，说我亵渎毛主席。老陈认为我本身是在学《毛选》，蜡烛不是直接放在《毛选》上的，而是放在《毛选》的封套上的，谈不上亵渎，便向指导员作了汇报和解释，指导员认同了老陈的看法，我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谁知，老陈秘密谈恋爱被发现，倒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学兵连中，在学校就相好的有一些，但大部分是孤男寡女。两个连队共同活动时“和尚”们便对“女光棍”品头论足。有一个女生叫李秀秀，西安人，哈尔滨黑龙江商学院毕业，长得白白净净，大眼睛，双眼皮，老陈十分入眼。我和副班长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吴维朝，通过我们班“黑商”的同学为他俩牵线搭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两人都有“恋爱饥渴症”，一接上头，便像干柴烈火，迅速燃烧，晚上频频幽会，老陈常过了熄灯时间才做贼似的溜进地窝子。
　　一连连长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在男同学面前经常开玩笑，甚至唱起他“独创”的豫剧《花木兰》：“你要不相信哪，脱开裤子看，一根冲锋枪，两个手榴弹，俺不是当年的花木兰哪……”但他对男女同学谈情说爱违反纪律又非常恼火。
　　一天晚上，他查岗发现李秀秀熄灯后很久没回来，便紧急集合一连的人，兵分三路，往二连方向找人，并扬言：“老子抓到他们毙了她！”我们连发现老陈不在，也把大家叫醒，紧急集合，兵分三路往一连方向找。我带五班沿水渠往北，正好碰见老陈慌慌张张跑过来。我低声告诉他，连里正查你谈恋爱的事，你要做好应对准备。老陈在指导员和连长面前做了检查，并没有在全连面前当众“出丑”，一连连长也只是口头上发发狠，也没拿李秀秀怎么着。
　　我们连真正严重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夜里，大家正在睡梦中，四班一个同学外出上厕所，还未回来，地窝子上那根不太粗的竖梁便塌了下来，幸好砸在中间通道上，未造成事故。大家惊魂未定，纷纷要求连里向团部反映，用粗木头当梁，提高安全度。团部指示：让我们在黄河里捞木头。黄河里怎么会有木头？原来这里交通不便，黄河上游果洛林场每到夏季便将好多木头投放到黄河里，木头顺流而下，在下游某个集中点再打捞上岸。
　　一天，我们班及其他班因加了夜班，都在睡觉，捞木头的任务便落在了七班身上。七班班长曹万芝是个非常好的山东汉子，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已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他说自己游泳很棒，曾横渡过黄河。别的同学还在岸边做准备活动，他就跃入冰冷的河水中，并抱住一根木头，拼命往岸边划。黄河水流比较急，还有漩涡，他折腾半天也划不到岸边，自己反而精疲力竭。他决定放弃木头上岸，谁知一个漩涡把他卷入河底，再也没有冒出来。各班轮流到下游守候，祈望能找到他的尸体。整整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有一种压抑已久而无法发泄的情绪在蔓延。我们强烈要求连里和团部向上申报曹万芝为烈士；团里也努力了，但省上没有批准，认为曹万芝虽然表现很好，但捞木头并没有经过林场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是为了小集体而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使我们懊恼万分！
　　这期间，还把一连的女班长程明萱叫回西宁。程明萱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锻炼时能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大冷天搬石头手上都裂出了口子。
　　几个月后，程明萱突然被押到农场进行批斗，说女厕所的反动标语是她写的，是现行反革命。
　　原来，程明萱回到西宁后，即被隔离审查，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都来了人。他们说经鉴定笔迹，女厕所反革命标语就是程明萱写的，但程明萱拒不承认。谁知部队也大搞逼、供、信，把程明萱折磨得半死不活，还引诱她说：只要承认了，就宽大处理。程明萱看不承认过不了关，又轻信了他们的承诺，左右为难中便承认了。承认后又反悔，认为自己不坚定，经不起残酷环境下的考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推翻了先前的“坦白”。有关部门认为她出尔反尔，态度恶劣，硬是把反革命标语案定在了她的头上。
　　批斗会上，程明萓被绑成“喷气式”，批判者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反革命分子程明萱”、“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陆君安是她的同班同学，又是她的恋人，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会后，在各班的讨论会上，我们和程明萱熟悉的同学，都纷纷谈认识，做检查，说什么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政治嗅觉迟钝，反革命分子就在身边，却认为她表现很优秀。但私下，我们北大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是不大相信她会是反革命。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锻炼结束，回到西宁，面临着重新分配。大部分安排到州县，北大中文系的王松龄分到郊区小学当音乐老师，图书馆学系的张金亮是北大武术队的，就分到大通县一小学当体育教头，国际政治系的鲁仁分到离西宁二三十里路的二十里铺小学，什么课都教。团里的领导振振有词：什么叫专业对口？为人民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最大的对口！我被分配到青海省群众文化工作站（原省群众艺术馆），编辑《工农兵文艺》小报。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宁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现行反革命分子”程明萱赫然在列。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青海省劳改局下属服装厂劳动改造。她表现良好，虽有上诉，均石沉大海。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程明萓又写了申诉材料。经西安、北京、沈阳笔迹专家鉴定，程明萱的笔迹与女厕所“反革命标语”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她所写。平反通知下来，程明萱已劳改了五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生，后移居美国。
　　女厕所那个“反革命标语”原来是部队来自陕西农村的一名汽车兵写的。此案的侦破方向被他引入歧途，居然好几年都安然无事，他不禁自鸣得意起来，在从西宁开往拉萨的汽车上，沿途他又多次散发“打倒毛主席”的传单，最终暴露……

　　本文选自《告别未名湖》3，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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