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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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地平线
上篇

© 张郎郎／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的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的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什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把他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分。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缅档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碱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很要面子，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走遍全国，吃万家饭，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这个穷乡僻壤的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这块大盐碱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面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是砖房，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可以晒粮食，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二号五个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所以不是圆的，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批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齐活了。一开始，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灰不拉唧的。我们想，这成色的煤饺子，有法儿着吗？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炉口以后，再用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来，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口嘴边那儿，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毎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话是这么说，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地铺再“高级”，在这不见的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还有电灯，还有够分量的窝头，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得太严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爱聊天就聊天，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你别打架闹事，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杨秉荪万万没想到，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饶阳县，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派往国外常驻，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目温顺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馆，企图“叛国投敌”，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架势，什么派头？吃什么？喝什么？
　　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面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菜谱来，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著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绝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嚼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势。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已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当当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什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什么要挪动，去哪儿，干什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蝉”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的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她这种长相的人，单纯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周同学，你好：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低声说了一个字“信”，手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直视前方认真听讲，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行，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胆大心细，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她站起来整队，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她望着前方喃喃说：“原来意在沛公啊！”哎哟喂，原来已经看了字条，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路过我身边，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张同学，你好：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这孩子真聪明，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我们俩自告奋勇，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李世佺告诉我，小周很聪明，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信得过，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有点儿意外，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在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愣。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孙秀珍做了发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即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可举手投足还那么风韵万般，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我知道了，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心里就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啦！祖国，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北京，我回来啦！北京，我的亲娘。”可惜，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还没飞起来。
　　直到凌晨2点，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字楼，三层，每层四个筒，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两层，每层五个筒，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劳动，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和沙发差不多，关押一些特殊犯人，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著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已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本文选自《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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