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朱健:动荡长沙

朱健 私人史 2021-01-21

Personal History

动荡长沙

© 朱健/文

朱健

  一九四七年七月份,我离开四川,到了长沙。
  我先坐飞机到了武汉。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民用航空线,都是空军搭客人,出了好几次事,据说是因为带的黄金太重了,没有人敢坐,所以飞机票便宜,比坐船便宜。穷学生没什么钱,我就坐飞机先到武汉。其实我在武汉也可以留下,绿原他们都在武汉。但还是要找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到长沙还是找的地下党的关系,当时湖南演剧六队,文化活动的影响很大,他们穿的国民党的制服,是长沙地下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们那时都是走江湖,到了长沙找人,根本不认识,说句某某人叫我来找你,就行了,吃住就都管了。
  我去了长沙北门外油铺街一个私立的中学,叫正道中学,在那里待了半年,做训育员,每天早上起来带学生上早操,唱歌,也教一点历史、地理等杂七杂八的课。
  那所学校完全是一个以挣钱为目的的学校。校长是湘潭人,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教英语,但不知怎么被原来的学校驱逐出来,就自己办了所学校,破破烂烂的,只有初中部一座危楼。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有故事的人,叫朱乾。我们住一间房子,房子很小,刚好放得下两张床,中间一张条桌。我刚去学校碰到他时,听他说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朝鲜人,家里是大地主,在日本读书时被征兵到中国打仗,随后到了长沙。日本兵看不起朝鲜兵,虐待他们,不把他们当人,他受不了,就偷了一匹马,骑着马没有目的地朝长沙西北方向跑,当地一个地主家收留了他,让他在家里当家庭老师。没过多久,日本投降了,他也就回到长沙,原来的部队要处罚他,要他回日本,他不回去,就留在长沙教书了。
  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当时湖南大学生举行反内战的游行,他很激动,说湖南学生了不得。半年后,他被介绍到另一所中学教书,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也到了高仓中学教书,但一直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加了反恶霸的土改活动,参加了土改培训班。当时湖南有个秘密机构在物色去日本做特别工作的人员,我们就推介了这个人,他后来就去日本了。当时他到天津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我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长沙入的党。介绍我入党的,是后来在湖南省委机关党委副书记任上离休的赵光白。他先后当过周里和王首道的秘书。当年在重庆的学生运动中,他正在教中学,很活跃,我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到了长沙后,我去过当时的进步报纸《新潮日报》,有一天我白天在《新潮日报》碰到赵光白,晚上去正道中学又碰到他。他就介绍我入党。
  有意思的是,入党谈话,就是在一位“红色资本家”的家中。这个人叫张铭西,做外贸生意的,是长沙有名的富商。张铭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参加了共产党,他家里就是湖南省工委的活动场所。省工委还在这里办过一个学习班。我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长沙麻园湾十号。他家的保姆、厨子都有保密意识,有人敲门,他们一定要问清楚找谁才放你进去的。就是在他家,赵光白口头通知我,经过组织上批准,你就是共产党员了。当时共产党不得了啊,一个党支部书记都叫人崇拜得不得了。从张铭西家出来,我激动得心里老是在念着“我是共产党员了,我是共产党员了”,一路都很兴奋。
  当时,我还住在我父亲的那位拜把兄弟家,他叫华景方。他是个真正的中统特务,但是他把我当成把兄弟的儿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他知道我在重庆参加过学生运动,坐过牢,但他从来不跟我谈政治。我管他和他夫人叫叔叔、婶婶,我的吃住他都管。解放前两三个月,他到四川去了,后来被枪毙了,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女儿后来到台湾,嫁给了台湾海军的一名高级军官。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到了长沙高仓中学。中学办在彭家祠堂,很大,祠堂前祭礼的广场,能容纳六百多名学生,离长沙六七十里地,离湘阴任弼时的家乡很近。我教高中历史、初中地理。另外一个同事叫廖晨光,是印尼的归国华侨,他接到了高仓中学的招聘书,要他来教历史地理,他一个人教不了,就叫上我一起来,一年一百二十担谷子的薪酬,我们一人一半。
  这个学校比较闭塞,老师连报纸都不看,整个学校就只有一张那时的《湖南日报》。我们去了后,慢慢地从开展文娱活动开始,组织歌唱队啊、文艺晚会啊,假期里组织考生服务队,开学了组织新生服务队等,慢慢地学校活跃起来,我们还在广场上演花鼓戏《王大娘补缸》。学校里也有国民党,那时候共产党胜利在望,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但彭庆军校长找到我们两个人,说他年轻时和毛泽东也很熟悉的,但是不好意思,下个学期学校没有办法再聘用我们了。
  不久,我们两个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了三峰中学。这里已经有一个地下党员,叫王之宪,教音乐,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湖南省文联秘书长,四十多岁就去世了。这里气氛就比较好些。我们在这里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老师,一个女学生,这个学生后来当过省妇联主任,叫曹瑞武。

  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被长沙地下党从学校调到了城里搞学生运动,担任河东学运区区委委员,我们还在长郡中学组织了六七个学生,成立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
  这时候程潜已经开始和中共中央秘密接触,六月份还托人带《备忘录》给毛泽东,表明“谋致湖南局部和平”的愿望,所以长沙实际上已经成了“准解放区”,地下党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也有许多人被策反了。我记得有人公开说,你们遇到什么特别难办的事情,直接打电话找警察局长刘人爵,他已经被策反了。但和平解放没几天,刘人爵就被暗杀了。印象中,当时还有国防部保密局中将特务张严佛、邵阳保安司令部司令兼行署专员魏镇等人都被策反过来了。湖南和平解放,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八月四曰,长沙各大报纸发表了程潜、陈明仁领衔的三十七名国民党将领联名起义通电。这之前,长沙地下党已领导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刘晴波负责,统筹领导全市的迎解工作。事前已得知解放军将于八月五日入城。由于前几天国民党的飞机天天来扔炸弹,搞得人心惶惶,老百姓天天早上往城外去躲炸弹,天快黑才回来。我们都很着急,因为如果解放军进城,很多老百姓没回城的话,进城的场面岂不是会不太好看。
  八月五日那天,“迎解联”的临时电台从上午九点开始,滚动播送解放军的消息,事前也做了很多组织动员工作。下午五点左右,长沙两百三十个单位的五万多人,汇聚在协操坪(现东风体育场),整队之后,“迎解联”主席团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向东屯渡前进,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和当时长沙长郡中学的朱韵华两个人,晚上赶到小昊门迎接解放军进城。到那里看,真是人山人海。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解放军进城了。我当时激动得跑上去,抱着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就亲吻他。我们一直跟着队伍走,走到黄泥街那里,从巷子里突然冲出一个人来抱着我就亲。这个人叫李龙牧,后来当过湖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地下党曾经派他去邵阳搞武装斗争,没有路费,我听说后,一下子给了十块光洋给他。他那天看到我走在队伍里,以为我是跟解放军一起进城的,很激动,抱着我就亲。当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呀,真是无以言表。

  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个月,我就调到市委办公室了。当时长沙市委宣传部有个副部长叫曾直,是四川人,也是大学生,他一定要把我调去宣传部。当时要办一个党刊,他就抢先把我调过去办党刊,我一个人办,叫《工作通讯》,每个月出一期,办了两年时间。后来曾直调到长沙县委当书记,我也不办刊物了,但还是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工人教育科,我是负责人,和市工会合办工人夜校,我曾经主编过工人教育读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几千人的大礼堂我讲课。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师大的一个老师碰到我,说他还记得我讲课时说的话,比如“我们祖国的大地,当东方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云云,很有诗意。
  一九五一年年底,就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了。刚开始时叫“三反”,针对共产党进城后开始腐化的现象,在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最著名的是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被枪毙。
  不久,运动的矛头就转到私营工商业者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盜窃国家经济情报”,合称为“三反五反”。我也被派到两个工厂搞运动。我主要是在锑瓶工厂。当年长沙没什么工业,号称有八大工厂,其实真正大的是裕湘纱厂,有上千人,其他的没什么。但锑瓶工厂资格很老,毛泽东办夜校时这个地方叫黑铁炼厂,里面有一个机器车间,有一部车床,当时有两百多人。这就是大工厂了。
  锑瓶工厂和平解放时是军代表接收。我去的时候,厂长是南下的一个东北的工人,叫戚其信。当时这里的运动老是搞不起来,因为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的厂长,姓李,他是个内行,也是个清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继续留在这里当厂长,戚其信和他的关系很好。当时“三反五反”就是特别要反这些留下来的人,但因为这个李厂长为人清廉,这里老是反不起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是曾直,我几次向他要求到工厂去参加“三反五反”,他都不要我去,后来他就要我去这个锑瓶工厂。我到那里一了解,这个李厂长真的是清官。我回来跟他说:“这个人真的是清官,不要搞成冤案咧。”他把桌子一拍:“什么?共产党会搞冤案?”我没办法,那就只好回去搞吧。总工程师等七八个干部都隔离审查、谈话,工人积极分子日夜守着,隔离审查。啊呀,真是乱搞,没有一点证据。厂里开大会,号召工人:“你们检举啊,看谁是贪污分子?”大家左看右看,一看周围有干部,用手一指:“他是。”这里大喊:“抓上来。”有一天,连总工程师刘景冒都被弄上台了,他上来后,我一看,那谁来管生产?我说:“你下去,下去。”
  当时这个运动又叫“三反五反打老虎”,案值超过一亿旧日币,就算是“老虎”。运动中打人也很普遍。我记得当时供销合作社有个叫熊秉文的,他坚决不承认,工作组就叫工人去打他,打一个耳光给一块钱。这个出了名。很多“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但那时还没有出现后来文革那样的大混乱。
  当时我是“三反”工作组长,我一直坚持绝对不打人,我觉得太野蛮了,公开的政策也是不准动手打人。只有一次出现一点意外。有一天晚上,我们逼那个姓李的厂长承认贪污,他坚决不承认。戚其信也坐在那里,他知道姓李的厂长是清白的,他心里有数。我们一会儿看看那个姓李的厂长,一会儿又看看他。那时工作队有个姓王的,后来到了公安局,没想到他上去就“啪啪”打了姓李的两耳光,我根本来不及制止。这是工作组唯一的一次打人。
  运动搞了两三个月,搞不出一个所以然。后来李先念发话,不要搞冤案,回家算了。这几只“老虎”也放回去了。锑瓶厂没有死人,烟厂就有人自杀了。我也是名义上的工作组长,但我不太去,烟厂女工多,工人文工团在烟厂搞。所以具体情形我就不太清楚了。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二十六七岁,没搞过运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一种好玩的心态。我就掌握了一条,不打人,也没有把这个运动当成一件严肃的,会影响别人命运的事。我对戚其信是有愧疚之心的。当时我回去跟曾直说,李厂长不承认,戚其信在保他。曾直就说,叫戚其信到市委来。戚其信就住到市委,也不说他是什么问题,也不叫他交代什么问题,天天有人守着他,也没有人跟他谈话,就是不准他回家、回工厂,日夜开着电灯守着他。他后来得了精神病,也不是很严重。“三反五反”结束后,他回去当厂长去了。后来我们还经常见面。
  当时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搞运动时相互伤害很厉害,结果搞完后谁都不怨谁,好像唱戏的唱完了一样。戚其信他对我没有一点意见,市里开大会我们还常碰到一块。到后来我到了正圆动力配件厂,当时正圆还有小车,路上碰到他,我就招呼他上车,他也很乐意。

  五十年代初期在长沙,我的处境算比较好,知识分子得到重用。当时的南下干部很多没在城市待过,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电话也不会打,进了城两眼一抹黑,更不要说管理城市了。长沙市委就大批从湖南大学调人,从地下党组织调人。所以长沙刚解放的时候,长沙吸收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湖南大学的地下党员到市委机关工作。
  慢慢地,工作局面打开了,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就靠边了。当时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半是南下的,他们认为这些地下党人员复杂,家庭出身复杂,思想复杂,不太听话,内心里并不太信任。曾经有一个南下的市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说,拿着个小旗,在街头上转一转,喊几句口号,这也算参加革命?其实,搞地下工作,也是很危险的,说不定哪天就被捕杀头。当然,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对一些南下干部的“大老粗”作派看不顺眼,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们这些地下党都还无所谓。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央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审干”,要求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审查。湖南大概是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的,一直搞到一九五六年。中间夹着个“内部肃反”,矛盾就对着我们这些人,对地下党审查得很厉害。其实,地下党发展的特点是亲串亲、友串友,不了解的人不敢发展。我搞地下工作时,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打进来的特务。另外,地下党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免不了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要和各方面的人物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党军政人员和社会贤达,不然,不要说开展工作,连生存都难。“审干”中,这些人和事,要一点一滴说清楚,还真会有些说不清,所以搞出些冤案错案。直到胡耀邦同志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湖南的地下党才翻身,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还当上了省委书记、省长。以致有人到中央告状,说湖南执行的是一条重用“地、大、冤”的组织路线。所谓“地、大、冤”,是指地下党员、解放前的大学生和冤假错案受害者。不过那时候,我对官场上“你搞过来,我搞过去”这类事,已经反感至极,根本不沾边了。
  我搞完“三反五反”后回到市委,一九五三年年初,调到市委办公室当秘书科长。当时市委的科长,相当于市政府的副局长或局长。科长都是省委任命。市委办公室一直没有办公室主任,秘书科、机要科,包括市委行政科,实际上都是我管,权力很大。我当时才二十八岁。我后来听说省委已经拟好了我当办公室主任的通知但没有发,但我对职务什么的不是很在乎,我对做事情有兴趣。
  一九五四年,洞庭湖发生大水灾。秋末开始,全省动员了七十万人修复洞庭湖湖堤,长沙就派了两千人,差不多都是失业人员。长沙这两千人属于华容县华容总队第九大队。我是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我就带这两千人到洞庭湖去修堤,十一月十八日去的,第二年三月份才回来。
  修堤期间正赶上大冰冻,那是一次很大的灾害,比二〇〇八年冰灾还严重。湖面都结了很厚的冰,真正是冰天雪地,数十里电线被冰凌坠折,电话电报都不通。我到华容总队去开会,回来十几里路一路摔回来的,从东到西十里路,走一趟都不容易,但那时候年轻无所谓。大水灾后,幸存的房子很少,民工都是搭草棚子,睡在草棚里不准点火,我们这个大队部还算是找到了一间房子,还可以烤一下木炭火。我们待的就是杨幺起义的地方,叫子母城。自己做饭吃,菜都是上面拨的,土豆都是从内蒙古来的,没有青菜吃,天天吃鱼,吃得我后来好多年不愿意吃鱼。
  一九五五年回来后,就把我弄到长沙市教育局当综教科科长去了,去教育局之前,我利用这个空隙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回家。从山东回来后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反胡风”了,我首当其冲。

  其实“反胡风”之前,知识分子都很崇拜胡风,一谈起我写过诗,还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过诗,还觉得蛮骄傲。大家也都说,老杨不错,还是胡风的弟子。一九五五年我三十二岁,当时根本想象不到胡风问题这么严重,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当时《人民日报》上一批一批公布胡风的信件时,我还天天看,在办公室我还拿着报纸说,看有没有我的信,还觉得好玩。后来越反越热闹,先是教育局开小会批判我,后来升级成几百人的大会,还把我搞回市委机关批判。
  其实一开始并不紧张。我原来住的房子还没有人住,我个人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每天就是开会啊,交代啊,但对我也批不出一个所以然,因为一九四八年以后我就专心专意搞革命去了,离开了文学创作,和胡风没有过任何联系。据说当时“反胡风”,有一条内部掌握的政策,不查新中国成立前的关系,只查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成立后哪怕是我给胡风写过一张纸条,或者去过一次北京找他,都会被打成胡风分子,不得了。
  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后来转入“内部肃反”,公安局就出面了,也没有什么文件手续,就把我从家里带走了。
  其实公安局的人心中有数,局长和我也是很好的关系,但是市委要这么搞没办法。公安局的人对我还是很客气。一开始让我住在公安局外面,大约是现在中山路和蔡锷路拐弯的一个地方,派两个人守着我,从局里打饭给我吃。不久,又换到公安局南面的一个家属宿舍的房子,还是两个人看着我。这个房子比较大,对面也是一家人,我和他们并不熟,但对门那个女主人每次做了好吃的都给我送过来。
  住在里面还算舒服,那两个人天天给我挑热水来洗澡,给我打饭,对我很客气。我记得在里面过了中秋节,那天我还让他们给我买月饼、杂志。大概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的样子,就搬到公安局里面去了。单独在一间小房子里,从一间大房子里隔出来的。大房子里睡的都是公安局里审查的人。看守我的人呢,也还是一样,天天给我打饭,挑热水洗澡。
  公安局把我带走以后,一开始还要我写材料,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材料写,都写过了,后来就不用写了。“反胡风”,公安局都知道反不到我头上,就搞历史问题,其实我也早就说清楚了,但刚一开始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我到长沙时,还住在中统特务华景芳家里,审查审查,也还不算师出无名。后来,竟冒出一个我过去的同学,小名叫“庞五”的,检举我和当时的长沙市委秘书处长刘晴波都是中统特务。那可真是让我一头雾水。
  刘晴波和我是初中同学,山东菏泽的同学,他曾是华南分局长沙特支的书记,他到长沙来,还是我给他找的落脚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长沙团市委书记,后来当市委秘书处长。市委书记认为我和晴波都是潜伏的特务。工作组在重庆找到我们一个在山东时的初中同学,叫庞舒秦,我们喊他庞五,他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书记长,庞五的确是中统特务。也许是被逼急了吧,他说我和刘晴波都参加了中统。恰好一九五五年我回了一趟山东,顺便看了一个老同学叫曹代华,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抗战后他到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当时在山东泰安中学教书。庞五说,我回老家是去和曹接特务关系的。这下就热闹了,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破了一个大案,市委秘书长、秘书科长都是特务。我和刘晴波给关起来了,我老伴也关起来了。
  公安局的人知道这是瞎扯。最后为了定案,专门把庞五从重庆用飞机送到长沙,那个市委书记亲自提审,庞五一看这阵势,知道事情严重了,他就翻供了,说他过去说的都是假的,我和刘晴波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

  我在公安局住了大约十个月,公安局长找我谈话都很客气,毎次就叫我抽烟,坐那儿慢慢聊,但也不放我回家。我就要他们回去把我的书都搬来,第一版的《鲁迅全集》,红皮精装本,二十本,都堆到房子里。每个月我都要买《文艺报》《人民文学》,都看了,我每天看书,还可以在大房子里面走一圈,自己哼京戏,并开始重新写诗,过了一段逍遥日子。局长叫我签反革命逮捕证,我说,签可以呢,我怎么出去?
  《资本论》我也是在这时候读的,读起来很有兴趣。虽然是纯学术的经济学著作,但你可以感受到马克思的那种激情,后来看到胡绳说《资本论》像诗一样,我很有感触。他们是全身心投进去了,真正的学者都是激情的。杨树达搞训诂、文字,这些是很枯燥的,但他的东西我很感兴趣,为了弄懂一个字,他日日夜夜思考,终于想出来了,好高兴,他是一个真正有诗意的学者。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学者,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把全身心投入进去,把整个的生命投进去了。
  不过当时我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从来没有紧张过。我在里面写了几首诗,《烈士公园》《故乡》《密西西比河》,都是在囚室写的,可见当时心境也很平稳的。从公安局出来后,《诗刊》创刊,我就把这些诗都寄过去,马上就发了。当时《诗刊》主编名义上是臧克家,主持具体事务的是徐迟。他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以为是青年人,他直接给我回信,我也给他回信,说向他打听一个人,叫王亚平,我和他很熟,不知在什么地方?徐迟去问王亚平,王亚平就告诉了他。徐迟马上给我回信,就说:“哎呀,我连你都不知道。”这样我在那里连续发了好几首诗,都是在公安局的“囚室”里写的。徐迟他们敢发我的诗作,但下面就有人写纸条,说我的关于诗的评论,都是胡风的言论。徐迟把小纸条寄给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就没有给《诗刊》寄诗了,以免影响他人。但当时我在《诗刊》一发诗,影响就大了,到处都可以发诗。天津《新港》发我一首长诗,两百多行。
  关进公安局,竟成了我写诗的一个小高潮,但应当说最好的诗还是年轻时候的诗。诗的特点就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我曾经说过,诗是生命的自然流动,真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写诗是少年人、青年人的事情。名气再大的诗人也是如此,可能技术上更成熟,语言更见功力,包括我八十年代写的诗看来更成熟些,但更像一个老年人学着孩子微笑,心态没那么自由。
  一九五六年六月,放我出来了,也没有下什么结论。我拿着一点行李走出屋子,才发现因为长期没活动,体力不行,连走路都走不动了,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我老伴也因为我,被关了大约半年时间。这就留下了后患。当时我们最小的儿子刚生下来两个多月,为对我老伴施压,不准她看小儿子,完全由保姆带着,不管他。结果导致营养不良,缺钙,他的腿有点罗圈。后来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诊所,有时候我带着小儿子出来玩,我就问那个日本医生:“你看看他的腿有点弯,长大后是不是会直一点?”他摇摇头。小儿子是我家长得最漂亮的孩子,但直到成年以后,夏天还是天天穿长裤,真是悲剧。我的大孩子当时在育英小学读书,只能住校,没地方去,我放出来后,到学校里去接他,他不跟我走,不认识我了。他也等于在学校关了一年。他后来跟我说,那时他特别饿,饿得跑出去找东西吃。老二老三上幼儿园,也没有人管。
  我曾对很多人说过,有些事情伤害别人一生,但做这个事情的人,自己并不知道,而且永远都不会知道。
  一九五六年我从公安局回来后,虽然隔离反省结束了,但是没有定性,到底怎么处理也不知道。我老伴那时在妇联工作,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敢接,我也不敢到妇联去,就住在黄兴路对面那一带。那里有市政府的宿舍,给我一间小房子。在这里别人都不敢和我打招呼,只有一位叫刘衡九的,敢和我说话。一九五〇年我在长沙市委筹办过《长沙日报》,集中了三十个都是从学校调来的学生,试了版,后来不办了,前后只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是这个筹备组的支部书记,刘衡九好像是哪个中学的学生调过来的。
  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市委组织部科长张慧明跟我谈过几次话。我在市委机关时,我和他是隔壁邻居,天天一起喝酒。他有一次跟我说,市委开会讨论,要把我定为坏分子。我就说:“老张,你认为我是坏分子吗?我们可是天天一起喝酒聊天的,我怎么是坏分子?”他当然无言以对。我越说就越激动,我说我十几岁就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我做过什么事?说我家里是地主什么的我还想得通。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讨论我的问题时他在会上发了言,最后确定叫“包庇反革命”。我想反正得搞一个名义,这是可大可小的事,我也没有问他我包庇了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说我包庇谁。

  我的问题定性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七月底,就叫我到市手工业局去上班,算是工作了。这时候我的工资还是在教育局领。就这个期间工资涨了,原来四十几块,现在到了七十几。就这样,我到教育局去领了工资,到手工业局组织科当收发。每天就坐在那里没有一点事,干部们都和我很熟。到十二月份,市委组织部打电话通知说,留党察看一年。当时我也没说什么,要不越弄越麻烦。不就是留党察看一年么?我相信一定会恢复。
  我在这里干到第二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不久,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当手工业局秘书处副主任,同时还任命了一个主任,但一直没有到位,我这个副主任就算主持工作。刚宣布这个,就通知我听传达毛泽东那个讲话,听了之后就开手工业系统大会,市委的人宣布由我传达毛主席讲话。我就在手工业局,从一九五六年一直待到一九六〇年。
  在手工业局这几年,我碰上了“反右”运动。后来“反右”结束后,当时跟我私交很好,长沙市委组织部一位姓张的部长有一次在街头上碰到我说:“老杨,真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你过来了。”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发表“右派”的言论。事实上,我不但没有发表“右派”言论,而且当时我在手工业局具体组织“反右”,我也没有打出一个“右派”。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五年市委机关生活经历了“三反五反”,在“反胡风和“内部肃反”时又经历了一劫,对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已经有一种游戏心理,成熟一些了。
  “反右”刚开始,还没有“大鸣大放”时,手工业局有位很能干的科长,出了一张不很大的大字报,说给党提意见,什么内容都可以,道听途说的也可以。我就在一边贴了一张纸,标题就叫“论道听途说”,意思是对党提意见一定要有依据,不能道听途说。这个人后来很感谢我的提醒。“反右”时不但我没有提意见,别人提意见时,我也要正规渠道的。
  五年市委机关工作期间,我和同事们都相处得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心直口快,很容易冲动,但待人接物上,还是比较有分寸,比较能节制自己,不愿搞到不可收拾。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害人,一辈子不愿意害人。在手工业局“反右”的时候,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份搞到十月份,手工业局的机关干部没有打一个“右派”。但是手工业局下面有一个供销经理部,就在八角亭转弯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一个营业员,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可能跟同事关系不太好,他们说他是“右派”,算是手工业局的“右派”,把他开除公职了,他爱人在手工业局幼儿园上班,全靠她的工资,带两三个小孩子,过得比较苦。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的爱人,想跟她说几句话,问问她爱人生活怎么样,结果她不理我,扭头就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看不得别人受难,当时也没有想到“右派”会反成这样。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还难受。
  我认识的最奇怪的一个“右派”,是我一个小学的同学。他很会打篮球,后来在齐鲁大学读书,是大学篮球队校队的,新中国成立后齐大一部分并到当时海洋学院,他就到青岛大学体育教研室。他平常嘻嘻哈哈,人非常好,“反右”时他们教研室商量,每个部都要有一个“右派”,就有人找他:“老王,你来一个吧,我们就报你算了,没有一点恶意。”他也很随和:“可以,就报我吧。”哎呀,结果最后开除公职,一直到全国“右派”平反时他才平反。他平反后,学校说你愿意到哪里去玩都可以。他就全国到处转,转到四川碰到同学知道我在长沙,又到长沙找到我,告诉我这些情况。当年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当时长沙“反右”也搞得激烈。有一个人本来是市委的,市委的秘书科长杨秀光,“反右”已经结束了。他偶然说了一句话:你看“反右派”,市委机关没有反出一个“右派”,搞了一个还是假的。就这一句话,把他补上去了。

  当时我去长沙手工业局时,不是留党察看一年么?结果察看五年。但就是察看期间,我又当了两次党委书记。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段开工,长沙手工业系统近三千人上工地,让我当工地党委书记,从九月份搞到第二年过了元旦。还有一次是建桥,就是长沙的东屯渡大桥。
  当时的长沙还没有一座跨河公路桥,浏阳河东屯渡大桥是长沙第一座。当时从各地调来的两千多人上了工地,但两个月开不了工,都不知道怎么弄啊。长沙一位搞机械的杨副市长,也没通过任何手续,就跑到手工业局找到我说:“老杨,走。”我问:“做什么去?”他说:“你不管,跟我走。”就把我拉到车上,直接开到东屯渡大桥建设工地,宣布我是建桥指挥部的党委书记,今天就开始。然后要我回去拿行李。我说:“杨市长,我还在留党察看呢。”他一愣,说:“你不管那一套,你就代表市委在这里修桥。”
  当时我记得是一九六〇年刚过了春节,二月初,水还很浅,后来就涨桃花水,到八月一日就通车了。工人们日夜不停地修,一日三班,下雨天也不停,丁字湾的石头哪里也不准送,只准送到这里来。拖石头的船日日夜夜来来往往,丁字湾有两千多人专门采凿石头。
  东屯渡大桥有两百多米长,宽二十米,高四十二点七米,六孔填腹式公路石拱桥,每孔跨径三十米,桥身全部用花岗石砌成。桥的施工质量怎么保障?当时长沙市政公司有技术人员,只是没有专门修过桥的桥梁工程师,就找他们同行。桥墩子建起来之后,先用很多木材一片一片地拼成一个拱,再在拱上垒花岗岩石块,拱刚拼好,要往上抬石块,但没人敢上,怕垮。没办法,我得带头上。我仔细看了,觉得不会塌,因为在陆地也实验过了,做出这个拱来,实验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会垮。我心里有底。
  由于没搞过,当然也有危险。最危险的是,第一个拱在陆地做实验时,湖南大学土木系的几个大学生去实习,他们就躺到拱下面去看仪器的变化,我也去那里,看了一会我就回来吃中饭,他们还在看。我吃着吃着,突然听着外面“轰”地一声巨响,我跑出一看,拱塌了,大学生刚好就在这之前出来了,再慢一步就被砸死了。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东屯渡大桥的造型很美,前几年还被列为市级近现代历史保护建筑,后来又加宽了。我还想什么时候再去那里看看。
  后来又让我去修铁路,也是当党委书记,京广铁路,手工业系统近三千人参加修路,从九月份搞到第二年过了元旦。本来说留党察看一年,结果五年后才正式宣布取消,其间还让我当了两次党委书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年轻时觉得党的制度呀、决定呀,都是很严肃的,经历过一些事之后,才知道有时就是某个人的一句话,所以我也把权啊、利啊之类的得失看得很淡了。

  一九六〇年我修完东电渡大桥之后,宣布我的留党察看取消,完全恢复组织生活,不久又宣布我到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当副厂长,但又不是党委成员,等于还是给你贴了个标签。
  当时正圆是中央直属企业,归农业机械部管。为什么这个小厂还是央企呢?当时汽车的柴油机、汽油发动机,上面有个很灵敏的部件叫活塞。这个活塞上面有一个环叫活塞环,是个灵敏部件,中国的这个活塞环在抗日期间是中国自己造的,当时是一个叫戴子其的老板,在昆明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制造了中国产的活塞环。本来这么现代化的东西应当是现代化的制作,但他用手工方法制作出来了,用了一个小钢锅融化铁水,在一个模型里造这个环,解决了大问题,这种手工造出来的环,它的内部结构比大批量生产的还要好。所以正圆活塞环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只是生产效率太低,工人好辛苦,要守在那里,像药一样熬,温度相当高。因为有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它归中央直属企业。正圆最多时有两千多人,还生产活塞、轴瓦。
  我修完桥之后,就到了正圆。本来正圆就在天心阁下面,破破烂烂的,中央投资两千万要在树木岭盖新厂,我去就是管基建的副厂长,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地,没想到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就叫“过苦日子”,根本没办法弄,没吃的,湖南第四建筑公司都没有吃的,整个都停摆了。
  人人都过苦日子,我也得了浮肿病,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很深的坑,走路也走不动。我原来的体质比别人都差,所以特别明显。当时东塘附近有一个生物标本厂,旁边办了一个休养所,一些浮肿严重的干部住到那里去,发几斤黄豆,吃的有点荤,大约就是做生物标本省下的兔子肉、狗肉,住了三四个月。
  在全国来说,大约湖南过的苦日子是最短的,大概一九六二年初就开始好转了。湖南是农业大省,“共产风”也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干部按级别补助,我们叫“肉蛋干部”,就是一个月有半斤肉,几个鸡蛋。过苦日子的时候,我在正圆厂,就叫我管生活,主要是搞吃的。当时的常德地委书记叫苑宏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在长沙市委,比较熟,我就开着一辆卡车,上常德找苑宏武要菜。因为有这个关系,他一批条子,就搞了一车菜来了,那是宝贝。搞一车回来之后,我又开车去了西洞庭大通湖,给那里的公社书记说好话,买了一头牛,就在那里杀了运回来。正圆两千多人,大家都去食堂分着吃一点,带回去一点。
  我老伴当时也下到农村搞整风整社,很苦,吃不饱。我们从家里节省一点菜,叫孩子送去,她舍不得吃,又叫孩子带回来。没听她说那里饿死人,但听孩子们说,有街坊饿死了。当时街道上也办公共食堂,按粮食定量,把饭票发到每个人。有个街坊,是个单身汉,饿得控制不住,半个月不到就把饭票吃完了,结果不到月底就饿死了。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厂里,老伴也下乡了,四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饿坏了。直到现在,孩子们聊天,对饥饿记忆的细节,还能描述得栩栩如生。
  那时候,大家对导致过苦日子的原因也没细究,相信官方的说法,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呀、苏联逼债呀什么的。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就是因为“大跃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给弄的。
  我在正圆干了五年,还当过总会计师。有一段时间,工厂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总当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会计书都搞过来看,看了之后,我还决定自己要写一本会计学。北京财政部开总会计师会,我还到会上作了发言。我做的事情我都有兴趣,做得津津有味,因为不管表面上再枯燥的事情,你都可以从中发现乐趣。我对什么都有兴趣,做什么事情都要做最好,真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我对做官没有兴趣。

  一九六五年,我调到了长沙铝厂当厂长。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我成了走资派。我带铝厂的职工下乡支农“双抢”回来,市委来人了,说要我回正圆接受群众批评教育。那时我当长沙铝厂的厂长都一年了,却要我回正圆挨批判,没道理的。但我也没说什么,回家拿了点换洗衣服和一张草席,就进了正圆的“牛棚”。“牛棚”一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就是把牛鬼蛇神集中关在一个地方,不让回家,并不是真的搭个棚子。
  正圆厂区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刷出的罪状大都千篇一律,唯独我的罪状别具一格,从三层楼上垂下触目惊心的大标语,一条叫“疯狂宣传红楼梦反动思想”,一条叫“周扬文艺黑线伸向我厂的黑手爪牙”,还一条叫“胡风反革命集团残渣余孽”。我在正圆时,曾给青年人办过文学讲座。有张大字报揭发,我说过文学并不神秘,街上死了人请人“唱夜歌子”守灵,夜歌子的歌词,其实就是民间文学,这就成了我用封建迷信占领文化阵地,腐蚀革命青年的铁证。当时主持正圆厂运动的是市委工作组,组织人员苦心搜索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诗歌,精心打印,装订成册,为我出了一本诗全集,作为“胡风分子”“周扬黑线”罪证,发给全厂成百上干职工,人手一册,大讨论,大批判。工人们说,我们怎么批啊,我们读都读不懂啊?当时要是能把那本诗全集保存下来,真是难得的资料。有些诗我自己后来都找不到了。工作组副组长是我的老朋友,一九五一年“审干”同在一个小组,他是彭述之的后代,彼此老底,了若指掌。有天批斗会之后,与我单独相遇。他四顾无人,低声告诉我:“只搞一个星期,没事。”没想到一个星期不到,他们这个工作组也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牛鬼蛇神,被造反派赶出工厂了。
  很奇怪,当时我也不紧张,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出来。我这个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怎么紧张过。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把全市的走资派都集中到体育广场,挨批斗,每个走资派胸前挂个大牌子,有的站在卡车两边,有的跪在车顶上,游街示众。一般过了中午十二点,我就扶着那车栏打瞌睡。当年在重庆被捕时,我的心态也很好。
  我这一辈子遇到过这么多事,真正有一点紧张的,就是在正圆批判我的诗集时。那本“毒草集”中,有一首发表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诗,叫《景山古槐铭》,其中有一句,“那个独夫,披头散发”。突然有一个人说:“你这写的不是崇祯皇帝,写的是毛主席。”这一下我就紧张了,这可不得了,如此恶毒地攻击,那可一辈子完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知道他是在瞎懵,就说:“这是你想到的,我没想到。”他也被吓得不敢再说了。
  不久,造反派组织自己斗起来,对我这种“死老虎”也没心思管了,但也不准回家,叫我自己在厂区找个地方住下。因为正圆的基建是我搞起来的,我就四处转啊转,发现一个小棚子,是搞基建时打井抽水时搭的机房,还正好有张床,花工有时候就在这里休息。我就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人住进去了。
  棚子非常小,刚好摆下一张床。我翻了一翻,旁边还有更深的一口井,里面全是煤。床下有一个坛子,竟然是一坛黄豆,再找,竟还有一个炉子。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没有人管我,这就得其所哉了。我有一个军用水壶,我就用这个打一壶酒,烧一个炉子,还从周围老乡家买回烟叶,用自己带的小剪刀剪碎,天天煮黄豆,喝小酒,抽烟。啊哈,那个冬天真是过得舒服。火炉子一直烧到第二年五月。棚子后面是一个破围墙,我家老二有时带了家里做的饭菜偷偷来看我,就穿过破围墙进来,别人也不知道,日子真是过得逍遥自在。有时候也派我们这帮走资派去左家塘种树,孩子就给我送家制烙饼。
  所以,和别的走资派比,我在文革中并没有受过大罪。当时也有好几个朋友自杀,一个叫陆芳,就是刘晴波的妻子,还有市总工会的主席、粮食局的局长等。士可杀不可辱,陆芳只听说过两天要拉她去游街,就自杀了。我跟孩子们说:“你们放心,爸爸不会自杀。”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祖父、父亲都是非正常死亡,如果再加上我,那就是杨家连续三代长子非正常死亡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当然,还因为我文革中并没有受过大罪,没有挨过一次打。我和工人的关系一般来说,比厂里其他的头头要好,平时我比较尊重工人师傅。那些挨打的,有不少都是平常对工人态度不好,工人带有一种报复心理。三年困难时期,正圆厂按上面的部署,动员了上千工人回农村。文革一开始,这些人就回来造反,要复职当工人,一批批地回来造反。我在正圆管过人事,我想这下坏了,他们肯定会来找我闹,但却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我想,这还是因为我平时对他们好,再说他们回农村是上面统一部署的。
  文革初期我们都拥护,还叫孩子们去串连,真正到后期才开始怀疑,所以坚决不搞了,去搞《辞源》。

十一

  我在正圆一直从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份待到一九六八年的五一节。五一节之后,长沙铝厂把我叫回去了,我就到车间劳动了,当了七年的阳极工。
  当时铝是紧俏物资。先要有专门的工厂,把铝矿土做成铝矿粉,炼铝工厂再用四百到八百摄氏度的高温,把铝粉做成铝锭。当时全长沙市发的电,大约三分之一供给铝厂,因为一吨铝要四千度电。电解铝厂的工人非常辛苦,阳极工又是最辛苦的。阳极就是炭化物,通上电后产生高温。一个阳极有一张床那么大,有一米多高,把电通到阳极里去,阳极再发热把铝变成铝水。通电前,先要把一根铁棒,叫阳极棒,用铁锤打进阳极里去,粗的一头接上电源。阳极工就是打这个铁锤,几乎要趴到地上,戴很厚的手套,要很快地打进去。一开始,动作慢,打不进去,手都烤脱皮了。大约八个小时后,又要把阳极棒拔出来,这时阳极棒在阳极里已经半融化了,又要用长长的把手,前端有一个起子,夹住阳极棒往外拉。阳极工一个班工作四个小时,弄完就下班走人。因为是铝粉,不能有一点风,大热天窗户都要关起来,在高温下劳动四个小时,大汗淋漓,浑身上下一身黑灰。最快活的是下班洗澡,又唱又跳,走进澡堂,大冲大洗,水声、笑声、歌声,追打嬉闹声,十分开心。
  现在想起来也真是有趣,人人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以真人本色本相相见,哪儿还有什么上下左中右敌我友?全都是父母生成血肉身,全都是满身烟尘,在哗哗喷涌的清水下洗得哇哇欢叫。日复一日地冲冲洗洗,渐渐冲淡了我积垢多年的功名利禄心。
  几年名副其实的阳极工,真正体会到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一开始工人也不敢接触我,怕别人说立场不稳,后来吃饭睡觉都和工人在一起,慢慢熟悉了。一起劳动半年之后,工人师傅都对我很好,太危险、太繁重的事情都不要我做,年纪大一点的师傅很真诚地安慰我说,车间劳动只是暂时的,搞两年还是当你的厂长去。
  虽然文革前,我只在铝厂干了一年,但还是干出了点成效。一九六五年到长沙铝厂时,这个厂搞了一二十年了,它的产量从来没怎么增加过,反正是计划经济,也没谁想过要扩充做大,上面没提过,也没有人想过。我到任半年后,产量就翻了一番。因为我听说,郑州有个大铝厂,淘汰些落后的设备,正是我们在用的设备。我就到郑州找那家工厂要这些设备,他们正愁不好处理这些设备。结果一个钱不花,全拉回来了。产量一家伙就翻了一番。所以,长沙铝厂的工人也知道,我这个厂长还是个能干事的人。

十二

  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一九七二年,我在长沙市五七干校待了一段时间。就在洞庭湖边,归湘阴县管,叫白泥湖农场,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人,我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时间。
  我们是四月十七日去的,就叫“417”,我们一批两百多人,总共分了七个连队,我在第四连。还有失足女青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连队。
  五七干校的名称,源于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叫“五七指示”。其中提到机关干部也应当集中起来,学政治,学文化,搞农副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段时间后,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夺权,对牛棚的走资派没兴趣了,都不愿意管。怎么处理安置这些人,就办个五七干校,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下乡劳动。全国各地都办了好多这样的五七干校
  在白泥湖,每天搞劳动,全套的农业生产,从粮食到种菜。我身体不太好,就放到蔬菜班。蔬菜班有十一个人,一排队下来,我是“第八根扁担”。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十一点了,大喇叭还通知,让人到总部去看电影,看到一两点多才回来,刚睡下,又起床了。这就叫自己整自己。可能早期干校集中审查有打人的情况,到我去的时候已不是审查的性质,是干部没地方放,集中放那里。
  有一段时间,派了部队的人当连长,其实都是小兵,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有点凶,后来就好些了。我们中间最大的官是原来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长沙当副市长,八级干部。
  当时吃得还好,自己搞自己吃,自己出钱买菜。有一次我们五六七个人杀了一只狗,自己动手煮熟了,喝酒吃肉。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平房,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四张床。天冷,地下挖一个通风的洞,自己做蜂窝煤取暖。还有小卖部可以买酒喝。我就天天喝点小酒,吃完晚饭没事,就早睡。早上起得早,还打篮球,我当过体育教员,五十年代还是市委机关代表队的。

十三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从干校回来的。回来之后,从春天开始大病了一场,一开始是肠胃道症状,到后来发展到什么都不能吃,畏寒,夏天出大太阳还要穿棉衣。按西医的说法,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病因多为心理社会因素引起。大约是文革几年折腾,突然闲下来了,原来积压的各种负面心理情绪就发作了。我在医院住了很久,也换了好几个医院,但西医不能根本改变问题,反反复复,很麻烦。后来遇到一个很著名的中医李聪甫,他就住在我家楼下,他给我开中药,有效果。我后来一直坚持吃他给我开的药,吃了大半年时间,除了服药,还按他说的做食疗,每天喝薏米粥,还有一些别的药,当饭吃。
  遇到这样的中医真是幸运。有一次他给我开了药方,我准备去照单抓药了。过了一会,他老伴上楼到我们家,说老李还要再看一下方子。方子再送来,我一看,只是在一味药里加了一钱剂量。他是这样子的中医,很负责,水平也很高,我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我有意识地锻炼健身,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现在还每天一次冷水浴。
  那时候,社会上也开始兴起“养生健身热”了,什么“甩手疗法”“鸡血疗法”,五花八门,一下子都冒出来了。一大早,公园里,马路旁,到处都是做“甩手疗法”的,就是人站在那,反复做前后甩手运动,一次要甩几干下,据说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鸡血疗法”就更神了,就是打鸡血针,定期从公鸡身上抽血,再把鸡血注射到人的血管里去,疗效也传得神乎其神。每天医院里都排好长的队,人人手里提着一只大公鸡,十分壮观。
  为什么人们从热衷于政治运动,一下子转到养生健身了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好几年了,你斗我,我斗你,翻来覆去,人们已经觉得有些厌倦了,特别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一出,大家发现革命政治并不是像报纸广播里说的那么神圣,“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也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了。于是人们的兴趣从关心政治转到关心自身,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健康。
  病好后,我还是回铝厂车间劳动,但管得没那么严了,实际随你的便。时间很宽裕,无事可做,无乐可娱,无书可读,闲得有点发慌。群众监督也日渐松弛,也可以四处走动走动了。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姓黄的朋友,他在教育局工作,邀我到他家里去坐坐。没想到他家里别有洞天,满室书香,经史子集几十册,都是线装书。原来他是从周南中学图书馆借来的。学校停课闹革命,只有图书管理员还在坚守岗位,借书很方便。我随手拿回两本《旧五代史》,随便翻翻,以消磨时光。这是“四库备要”本,大字疏朗,纸墨精良,读起来十分轻松。读完了又去换,黄君源源供应不断。我随遇而拿,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挑选,有啥读啥,以史为多,读得很随性散漫。这样子有两三年,二十四史读了一半。慢慢地觉得这书本里,可以玩味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一九七四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大批解放干部,基本上都是官复原职,我恢复了工作,又当了长沙铝厂革委会副主任。但是我感觉到当领导实在没有意思,过眼烟云,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开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安排我来负责。我组织小年轻们,按“两报一刊”文章,冯友兰、杨荣国的理论,开职工大会宣讲几次,这倒让我可以坐在办公室堂而皇之读书,越读越有意思,有兴趣,就更不愿意当官了。
  读来读去,我最大的感触是: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不知道搞过多少次,王莽搞的还要乱,一次又一次,大动乱太多了,倒觉得林黛玉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是数千年生民悲苦的写照。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打着解民倒悬、革故鼎新的旗号,实际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什么史无前例。就算是最新式的革命群众创造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不过是雍正皇帝做法的现代版,当年雍正皇帝就是以《大义觉迷录》的形式,发动帝国臣民对湖南老乡曾静的大批判。至于王莽改制破四旧,比我们要彻底得多。同时,我又感到这字里行间,总似乎还有一种力透纸背、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维系、吸引、凝聚着古老土地上的悲苦生民,数千年而不坠、不绝、不散。这个就是文化的魅力。
  中国这个民族很奇怪,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自己内忧外患最多的一个民族,它为什么可以一直有凝聚力?文化可以流传下来,这是什么道理?我读书就想这个,文化的力量最强大,所以真正可以叫“无形的手”。什么叫文化?就是人民的需求,就是人的心灵活动。世界上几干万海外华人,他们所认同的中华文化,其实只有那么几点,包括方块字,这是个很神秘的东西。人思考的时候,是方块字在活动。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四大文明几干年不变的就是这个东西。
  不久,我听说省五七干校成立了法家著作注释组,我就带着小青年们前往请教,名正言顺,去了好几次。当时这个组里有几个熟人,包括刘晴波。他告诉我要修订《辞源》的消息。湖南的《辞源》修订组,是在评法批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开始找了七八个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连辞书都没有见过,当然搞不出来。
  我对《辞源》并不陌生。五十年代还从旧书店买到两本。听说要修订《辞源》,我还没想到和我有什么关系。不久,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此风越刮越大,“两报一刊”发社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令人触目惊心。当时工厂里有走资派资历的,就是我一个人。我想,造反派这么难对付,得要想个法子才好。突然想起,听到刘晴波说修订《辞源》机构正在组建,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去处,于是找到市委宣传部进行试探。那位部长五十年代曾和我共事三年,彼此了解,一听我的意思,他很高兴,说省委宣传部指定长沙选派两个人到《辞源》修订组,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要老“老九”,我算是主动送上门来。就这样,他把我借调出来到了《辞源》修订组。
  回想起来,我一九四七年到长沙后,就结束了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漂泊状态,正式定居长沙,照说应当进入人生的安居乐业期了。但实际上,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整整三十个年头,精神上始终处于一种动荡、变动不居的状态。先是迎接解放,亲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精神上也经历一次大振荡,大亢奋。接下来,从“三反五反”开始,审干、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苦日子、重提阶级斗争、四清……短短十几年,各种各样的运动和变故不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精神上总是处于一种疲于应付、无所适从的状态。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成了革命的对象,批斗来批斗去,真是搞得人身心疲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生的大好时光,就这么荒废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全国人民都是这么过来的,真是大悲剧。

  本文选自《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朱健/口述,肖欣/整理,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〇 柳萌:轻舟能载几多忧.下篇

〇 柳萌:轻舟能载几多忧.上篇

〇 谢文秀:碎片|一个右派妻子的回忆

〇 九歌:革命时代的爱情

〇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〇 甘铁生:开心年月

〇 韦君宜: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〇 公刘: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