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动荡长沙

┃Personal History

动荡长沙

© 朱健／文

朱健

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份，我离开四川，到了长沙。
　　我先坐飞机到了武汉。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民用航空线，都是空军搭客人，出了好几次事，据说是因为带的黄金太重了，没有人敢坐，所以飞机票便宜，比坐船便宜。穷学生没什么钱，我就坐飞机先到武汉。其实我在武汉也可以留下，绿原他们都在武汉。但还是要找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到长沙还是找的地下党的关系，当时湖南演剧六队，文化活动的影响很大，他们穿的国民党的制服，是长沙地下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们那时都是走江湖，到了长沙找人，根本不认识，说句某某人叫我来找你，就行了，吃住就都管了。
　　我去了长沙北门外油铺街一个私立的中学，叫正道中学，在那里待了半年，做训育员，每天早上起来带学生上早操，唱歌，也教一点历史、地理等杂七杂八的课。
　　那所学校完全是一个以挣钱为目的的学校。校长是湘潭人，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教英语，但不知怎么被原来的学校驱逐出来，就自己办了所学校，破破烂烂的，只有初中部一座危楼。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有故事的人，叫朱乾。我们住一间房子，房子很小，刚好放得下两张床，中间一张条桌。我刚去学校碰到他时，听他说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朝鲜人，家里是大地主，在日本读书时被征兵到中国打仗，随后到了长沙。日本兵看不起朝鲜兵，虐待他们，不把他们当人，他受不了，就偷了一匹马，骑着马没有目的地朝长沙西北方向跑，当地一个地主家收留了他，让他在家里当家庭老师。没过多久，日本投降了，他也就回到长沙，原来的部队要处罚他，要他回日本，他不回去，就留在长沙教书了。
　　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当时湖南大学生举行反内战的游行，他很激动，说湖南学生了不得。半年后，他被介绍到另一所中学教书，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也到了高仓中学教书，但一直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加了反恶霸的土改活动，参加了土改培训班。当时湖南有个秘密机构在物色去日本做特别工作的人员，我们就推介了这个人，他后来就去日本了。当时他到天津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我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长沙入的党。介绍我入党的，是后来在湖南省委机关党委副书记任上离休的赵光白。他先后当过周里和王首道的秘书。当年在重庆的学生运动中，他正在教中学，很活跃，我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到了长沙后，我去过当时的进步报纸《新潮日报》，有一天我白天在《新潮日报》碰到赵光白，晚上去正道中学又碰到他。他就介绍我入党。
　　有意思的是，入党谈话，就是在一位“红色资本家”的家中。这个人叫张铭西，做外贸生意的，是长沙有名的富商。张铭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参加了共产党，他家里就是湖南省工委的活动场所。省工委还在这里办过一个学习班。我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长沙麻园湾十号。他家的保姆、厨子都有保密意识，有人敲门，他们一定要问清楚找谁才放你进去的。就是在他家，赵光白口头通知我，经过组织上批准，你就是共产党员了。当时共产党不得了啊，一个党支部书记都叫人崇拜得不得了。从张铭西家出来，我激动得心里老是在念着“我是共产党员了，我是共产党员了”，一路都很兴奋。
　　当时，我还住在我父亲的那位拜把兄弟家，他叫华景方。他是个真正的中统特务，但是他把我当成把兄弟的儿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他知道我在重庆参加过学生运动，坐过牢，但他从来不跟我谈政治。我管他和他夫人叫叔叔、婶婶，我的吃住他都管。解放前两三个月，他到四川去了，后来被枪毙了，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女儿后来到台湾，嫁给了台湾海军的一名高级军官。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到了长沙高仓中学。中学办在彭家祠堂，很大，祠堂前祭礼的广场，能容纳六百多名学生，离长沙六七十里地，离湘阴任弼时的家乡很近。我教高中历史、初中地理。另外一个同事叫廖晨光，是印尼的归国华侨，他接到了高仓中学的招聘书，要他来教历史地理，他一个人教不了，就叫上我一起来，一年一百二十担谷子的薪酬，我们一人一半。
　　这个学校比较闭塞，老师连报纸都不看，整个学校就只有一张那时的《湖南日报》。我们去了后，慢慢地从开展文娱活动开始，组织歌唱队啊、文艺晚会啊，假期里组织考生服务队，开学了组织新生服务队等，慢慢地学校活跃起来，我们还在广场上演花鼓戏《王大娘补缸》。学校里也有国民党，那时候共产党胜利在望，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但彭庆军校长找到我们两个人，说他年轻时和毛泽东也很熟悉的，但是不好意思，下个学期学校没有办法再聘用我们了。
　　不久，我们两个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了三峰中学。这里已经有一个地下党员，叫王之宪，教音乐，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湖南省文联秘书长，四十多岁就去世了。这里气氛就比较好些。我们在这里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老师，一个女学生，这个学生后来当过省妇联主任，叫曹瑞武。

二

　　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被长沙地下党从学校调到了城里搞学生运动，担任河东学运区区委委员，我们还在长郡中学组织了六七个学生，成立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
　　这时候程潜已经开始和中共中央秘密接触，六月份还托人带《备忘录》给毛泽东，表明“谋致湖南局部和平”的愿望，所以长沙实际上已经成了“准解放区”，地下党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也有许多人被策反了。我记得有人公开说，你们遇到什么特别难办的事情，直接打电话找警察局长刘人爵，他已经被策反了。但和平解放没几天，刘人爵就被暗杀了。印象中，当时还有国防部保密局中将特务张严佛、邵阳保安司令部司令兼行署专员魏镇等人都被策反过来了。湖南和平解放，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八月四曰，长沙各大报纸发表了程潜、陈明仁领衔的三十七名国民党将领联名起义通电。这之前，长沙地下党已领导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刘晴波负责，统筹领导全市的迎解工作。事前已得知解放军将于八月五日入城。由于前几天国民党的飞机天天来扔炸弹，搞得人心惶惶，老百姓天天早上往城外去躲炸弹，天快黑才回来。我们都很着急，因为如果解放军进城，很多老百姓没回城的话，进城的场面岂不是会不太好看。
　　八月五日那天，“迎解联”的临时电台从上午九点开始，滚动播送解放军的消息，事前也做了很多组织动员工作。下午五点左右，长沙两百三十个单位的五万多人，汇聚在协操坪（现东风体育场），整队之后，“迎解联”主席团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向东屯渡前进，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和当时长沙长郡中学的朱韵华两个人，晚上赶到小昊门迎接解放军进城。到那里看，真是人山人海。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解放军进城了。我当时激动得跑上去，抱着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就亲吻他。我们一直跟着队伍走，走到黄泥街那里，从巷子里突然冲出一个人来抱着我就亲。这个人叫李龙牧，后来当过湖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地下党曾经派他去邵阳搞武装斗争，没有路费，我听说后，一下子给了十块光洋给他。他那天看到我走在队伍里，以为我是跟解放军一起进城的，很激动，抱着我就亲。当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呀，真是无以言表。

三

　　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个月，我就调到市委办公室了。当时长沙市委宣传部有个副部长叫曾直，是四川人，也是大学生，他一定要把我调去宣传部。当时要办一个党刊，他就抢先把我调过去办党刊，我一个人办，叫《工作通讯》，每个月出一期，办了两年时间。后来曾直调到长沙县委当书记，我也不办刊物了，但还是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工人教育科，我是负责人，和市工会合办工人夜校，我曾经主编过工人教育读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几千人的大礼堂我讲课。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师大的一个老师碰到我，说他还记得我讲课时说的话，比如“我们祖国的大地，当东方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云云，很有诗意。
　　一九五一年年底，就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了。刚开始时叫“三反”，针对共产党进城后开始腐化的现象，在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最著名的是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被枪毙。
　　不久，运动的矛头就转到私营工商业者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盜窃国家经济情报”，合称为“三反五反”。我也被派到两个工厂搞运动。我主要是在锑瓶工厂。当年长沙没什么工业，号称有八大工厂，其实真正大的是裕湘纱厂，有上千人，其他的没什么。但锑瓶工厂资格很老，毛泽东办夜校时这个地方叫黑铁炼厂，里面有一个机器车间，有一部车床，当时有两百多人。这就是大工厂了。
　　锑瓶工厂和平解放时是军代表接收。我去的时候，厂长是南下的一个东北的工人，叫戚其信。当时这里的运动老是搞不起来，因为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的厂长，姓李，他是个内行，也是个清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继续留在这里当厂长，戚其信和他的关系很好。当时“三反五反”就是特别要反这些留下来的人，但因为这个李厂长为人清廉，这里老是反不起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是曾直，我几次向他要求到工厂去参加“三反五反”，他都不要我去，后来他就要我去这个锑瓶工厂。我到那里一了解，这个李厂长真的是清官。我回来跟他说：“这个人真的是清官，不要搞成冤案咧。”他把桌子一拍：“什么？共产党会搞冤案？”我没办法，那就只好回去搞吧。总工程师等七八个干部都隔离审查、谈话，工人积极分子日夜守着，隔离审查。啊呀，真是乱搞，没有一点证据。厂里开大会，号召工人：“你们检举啊，看谁是贪污分子？”大家左看右看，一看周围有干部，用手一指：“他是。”这里大喊：“抓上来。”有一天，连总工程师刘景冒都被弄上台了，他上来后，我一看，那谁来管生产？我说：“你下去，下去。”
　　当时这个运动又叫“三反五反打老虎”，案值超过一亿旧日币，就算是“老虎”。运动中打人也很普遍。我记得当时供销合作社有个叫熊秉文的，他坚决不承认，工作组就叫工人去打他，打一个耳光给一块钱。这个出了名。很多“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但那时还没有出现后来文革那样的大混乱。
　　当时我是“三反”工作组长，我一直坚持绝对不打人，我觉得太野蛮了，公开的政策也是不准动手打人。只有一次出现一点意外。有一天晚上，我们逼那个姓李的厂长承认贪污，他坚决不承认。戚其信也坐在那里，他知道姓李的厂长是清白的，他心里有数。我们一会儿看看那个姓李的厂长，一会儿又看看他。那时工作队有个姓王的，后来到了公安局，没想到他上去就“啪啪”打了姓李的两耳光，我根本来不及制止。这是工作组唯一的一次打人。
　　运动搞了两三个月，搞不出一个所以然。后来李先念发话，不要搞冤案，回家算了。这几只“老虎”也放回去了。锑瓶厂没有死人，烟厂就有人自杀了。我也是名义上的工作组长，但我不太去，烟厂女工多，工人文工团在烟厂搞。所以具体情形我就不太清楚了。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二十六七岁，没搞过运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一种好玩的心态。我就掌握了一条，不打人，也没有把这个运动当成一件严肃的，会影响别人命运的事。我对戚其信是有愧疚之心的。当时我回去跟曾直说，李厂长不承认，戚其信在保他。曾直就说，叫戚其信到市委来。戚其信就住到市委，也不说他是什么问题，也不叫他交代什么问题，天天有人守着他，也没有人跟他谈话，就是不准他回家、回工厂，日夜开着电灯守着他。他后来得了精神病，也不是很严重。“三反五反”结束后，他回去当厂长去了。后来我们还经常见面。
　　当时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搞运动时相互伤害很厉害，结果搞完后谁都不怨谁，好像唱戏的唱完了一样。戚其信他对我没有一点意见，市里开大会我们还常碰到一块。到后来我到了正圆动力配件厂，当时正圆还有小车，路上碰到他，我就招呼他上车，他也很乐意。

四

　　五十年代初期在长沙，我的处境算比较好，知识分子得到重用。当时的南下干部很多没在城市待过，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电话也不会打，进了城两眼一抹黑，更不要说管理城市了。长沙市委就大批从湖南大学调人，从地下党组织调人。所以长沙刚解放的时候，长沙吸收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湖南大学的地下党员到市委机关工作。
　　慢慢地，工作局面打开了，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就靠边了。当时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半是南下的，他们认为这些地下党人员复杂，家庭出身复杂，思想复杂，不太听话，内心里并不太信任。曾经有一个南下的市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说，拿着个小旗，在街头上转一转，喊几句口号，这也算参加革命？其实，搞地下工作，也是很危险的，说不定哪天就被捕杀头。当然，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对一些南下干部的“大老粗”作派看不顺眼，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们这些地下党都还无所谓。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央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简称“审干”，要求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审查。湖南大概是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的，一直搞到一九五六年。中间夹着个“内部肃反”，矛盾就对着我们这些人，对地下党审查得很厉害。其实，地下党发展的特点是亲串亲、友串友，不了解的人不敢发展。我搞地下工作时，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打进来的特务。另外，地下党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免不了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要和各方面的人物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党军政人员和社会贤达，不然，不要说开展工作，连生存都难。“审干”中，这些人和事，要一点一滴说清楚，还真会有些说不清，所以搞出些冤案错案。直到胡耀邦同志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湖南的地下党才翻身，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还当上了省委书记、省长。以致有人到中央告状，说湖南执行的是一条重用“地、大、冤”的组织路线。所谓“地、大、冤”，是指地下党员、解放前的大学生和冤假错案受害者。不过那时候，我对官场上“你搞过来，我搞过去”这类事，已经反感至极，根本不沾边了。
　　我搞完“三反五反”后回到市委，一九五三年年初，调到市委办公室当秘书科长。当时市委的科长，相当于市政府的副局长或局长。科长都是省委任命。市委办公室一直没有办公室主任，秘书科、机要科，包括市委行政科，实际上都是我管，权力很大。我当时才二十八岁。我后来听说省委已经拟好了我当办公室主任的通知但没有发，但我对职务什么的不是很在乎，我对做事情有兴趣。
　　一九五四年，洞庭湖发生大水灾。秋末开始，全省动员了七十万人修复洞庭湖湖堤，长沙就派了两千人，差不多都是失业人员。长沙这两千人属于华容县华容总队第九大队。我是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我就带这两千人到洞庭湖去修堤，十一月十八日去的，第二年三月份才回来。
　　修堤期间正赶上大冰冻，那是一次很大的灾害，比二〇〇八年冰灾还严重。湖面都结了很厚的冰，真正是冰天雪地，数十里电线被冰凌坠折，电话电报都不通。我到华容总队去开会，回来十几里路一路摔回来的，从东到西十里路，走一趟都不容易，但那时候年轻无所谓。大水灾后，幸存的房子很少，民工都是搭草棚子，睡在草棚里不准点火，我们这个大队部还算是找到了一间房子，还可以烤一下木炭火。我们待的就是杨幺起义的地方，叫子母城。自己做饭吃，菜都是上面拨的，土豆都是从内蒙古来的，没有青菜吃，天天吃鱼，吃得我后来好多年不愿意吃鱼。
　　一九五五年回来后，就把我弄到长沙市教育局当综教科科长去了，去教育局之前，我利用这个空隙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回家。从山东回来后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反胡风”了，我首当其冲。

五

　　其实“反胡风”之前，知识分子都很崇拜胡风，一谈起我写过诗，还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过诗，还觉得蛮骄傲。大家也都说，老杨不错，还是胡风的弟子。一九五五年我三十二岁，当时根本想象不到胡风问题这么严重，根本没想到有什么事。当时《人民日报》上一批一批公布胡风的信件时，我还天天看，在办公室我还拿着报纸说，看有没有我的信，还觉得好玩。后来越反越热闹，先是教育局开小会批判我，后来升级成几百人的大会，还把我搞回市委机关批判。
　　其实一开始并不紧张。我原来住的房子还没有人住，我个人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每天就是开会啊，交代啊，但对我也批不出一个所以然，因为一九四八年以后我就专心专意搞革命去了，离开了文学创作，和胡风没有过任何联系。据说当时“反胡风”，有一条内部掌握的政策，不查新中国成立前的关系，只查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成立后哪怕是我给胡风写过一张纸条，或者去过一次北京找他，都会被打成胡风分子，不得了。
　　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后来转入“内部肃反”，公安局就出面了，也没有什么文件手续，就把我从家里带走了。
　　其实公安局的人心中有数，局长和我也是很好的关系，但是市委要这么搞没办法。公安局的人对我还是很客气。一开始让我住在公安局外面，大约是现在中山路和蔡锷路拐弯的一个地方，派两个人守着我，从局里打饭给我吃。不久，又换到公安局南面的一个家属宿舍的房子，还是两个人看着我。这个房子比较大，对面也是一家人，我和他们并不熟，但对门那个女主人每次做了好吃的都给我送过来。
　　住在里面还算舒服，那两个人天天给我挑热水来洗澡，给我打饭，对我很客气。我记得在里面过了中秋节，那天我还让他们给我买月饼、杂志。大概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的样子，就搬到公安局里面去了。单独在一间小房子里，从一间大房子里隔出来的。大房子里睡的都是公安局里审查的人。看守我的人呢，也还是一样，天天给我打饭，挑热水洗澡。
　　公安局把我带走以后，一开始还要我写材料，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材料写，都写过了，后来就不用写了。“反胡风”，公安局都知道反不到我头上，就搞历史问题，其实我也早就说清楚了，但刚一开始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我到长沙时，还住在中统特务华景芳家里，审查审查，也还不算师出无名。后来，竟冒出一个我过去的同学，小名叫“庞五”的，检举我和当时的长沙市委秘书处长刘晴波都是中统特务。那可真是让我一头雾水。
　　刘晴波和我是初中同学，山东菏泽的同学，他曾是华南分局长沙特支的书记，他到长沙来，还是我给他找的落脚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长沙团市委书记，后来当市委秘书处长。市委书记认为我和晴波都是潜伏的特务。工作组在重庆找到我们一个在山东时的初中同学，叫庞舒秦，我们喊他庞五，他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书记长，庞五的确是中统特务。也许是被逼急了吧，他说我和刘晴波都参加了中统。恰好一九五五年我回了一趟山东，顺便看了一个老同学叫曹代华，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抗战后他到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当时在山东泰安中学教书。庞五说，我回老家是去和曹接特务关系的。这下就热闹了，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破了一个大案，市委秘书长、秘书科长都是特务。我和刘晴波给关起来了，我老伴也关起来了。
　　公安局的人知道这是瞎扯。最后为了定案，专门把庞五从重庆用飞机送到长沙，那个市委书记亲自提审，庞五一看这阵势，知道事情严重了，他就翻供了，说他过去说的都是假的，我和刘晴波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

六

　　我在公安局住了大约十个月，公安局长找我谈话都很客气，毎次就叫我抽烟，坐那儿慢慢聊，但也不放我回家。我就要他们回去把我的书都搬来，第一版的《鲁迅全集》，红皮精装本，二十本，都堆到房子里。每个月我都要买《文艺报》《人民文学》，都看了，我每天看书，还可以在大房子里面走一圈，自己哼京戏，并开始重新写诗，过了一段逍遥日子。局长叫我签反革命逮捕证，我说，签可以呢，我怎么出去？
　　《资本论》我也是在这时候读的，读起来很有兴趣。虽然是纯学术的经济学著作，但你可以感受到马克思的那种激情，后来看到胡绳说《资本论》像诗一样，我很有感触。他们是全身心投进去了，真正的学者都是激情的。杨树达搞训诂、文字，这些是很枯燥的，但他的东西我很感兴趣，为了弄懂一个字，他日日夜夜思考，终于想出来了，好高兴，他是一个真正有诗意的学者。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学者，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把全身心投入进去，把整个的生命投进去了。
　　不过当时我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从来没有紧张过。我在里面写了几首诗，《烈士公园》《故乡》《密西西比河》，都是在囚室写的，可见当时心境也很平稳的。从公安局出来后，《诗刊》创刊，我就把这些诗都寄过去，马上就发了。当时《诗刊》主编名义上是臧克家，主持具体事务的是徐迟。他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以为是青年人，他直接给我回信，我也给他回信，说向他打听一个人，叫王亚平，我和他很熟，不知在什么地方？徐迟去问王亚平，王亚平就告诉了他。徐迟马上给我回信，就说：“哎呀，我连你都不知道。”这样我在那里连续发了好几首诗，都是在公安局的“囚室”里写的。徐迟他们敢发我的诗作，但下面就有人写纸条，说我的关于诗的评论，都是胡风的言论。徐迟把小纸条寄给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就没有给《诗刊》寄诗了，以免影响他人。但当时我在《诗刊》一发诗，影响就大了，到处都可以发诗。天津《新港》发我一首长诗，两百多行。
　　关进公安局，竟成了我写诗的一个小高潮，但应当说最好的诗还是年轻时候的诗。诗的特点就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我曾经说过，诗是生命的自然流动，真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写诗是少年人、青年人的事情。名气再大的诗人也是如此，可能技术上更成熟，语言更见功力，包括我八十年代写的诗看来更成熟些，但更像一个老年人学着孩子微笑，心态没那么自由。
　　一九五六年六月，放我出来了，也没有下什么结论。我拿着一点行李走出屋子，才发现因为长期没活动，体力不行，连走路都走不动了，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我老伴也因为我，被关了大约半年时间。这就留下了后患。当时我们最小的儿子刚生下来两个多月，为对我老伴施压，不准她看小儿子，完全由保姆带着，不管他。结果导致营养不良，缺钙，他的腿有点罗圈。后来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诊所，有时候我带着小儿子出来玩，我就问那个日本医生：“你看看他的腿有点弯，长大后是不是会直一点？”他摇摇头。小儿子是我家长得最漂亮的孩子，但直到成年以后，夏天还是天天穿长裤，真是悲剧。我的大孩子当时在育英小学读书，只能住校，没地方去，我放出来后，到学校里去接他，他不跟我走，不认识我了。他也等于在学校关了一年。他后来跟我说，那时他特别饿，饿得跑出去找东西吃。老二老三上幼儿园，也没有人管。
　　我曾对很多人说过，有些事情伤害别人一生，但做这个事情的人，自己并不知道，而且永远都不会知道。
　　一九五六年我从公安局回来后，虽然隔离反省结束了，但是没有定性，到底怎么处理也不知道。我老伴那时在妇联工作，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敢接，我也不敢到妇联去，就住在黄兴路对面那一带。那里有市政府的宿舍，给我一间小房子。在这里别人都不敢和我打招呼，只有一位叫刘衡九的，敢和我说话。一九五〇年我在长沙市委筹办过《长沙日报》，集中了三十个都是从学校调来的学生，试了版，后来不办了，前后只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是这个筹备组的支部书记，刘衡九好像是哪个中学的学生调过来的。
　　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市委组织部科长张慧明跟我谈过几次话。我在市委机关时，我和他是隔壁邻居，天天一起喝酒。他有一次跟我说，市委开会讨论，要把我定为坏分子。我就说：“老张，你认为我是坏分子吗？我们可是天天一起喝酒聊天的，我怎么是坏分子？”他当然无言以对。我越说就越激动，我说我十几岁就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我做过什么事？说我家里是地主什么的我还想得通。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讨论我的问题时他在会上发了言，最后确定叫“包庇反革命”。我想反正得搞一个名义，这是可大可小的事，我也没有问他我包庇了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说我包庇谁。

七

　　我的问题定性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七月底，就叫我到市手工业局去上班，算是工作了。这时候我的工资还是在教育局领。就这个期间工资涨了，原来四十几块，现在到了七十几。就这样，我到教育局去领了工资，到手工业局组织科当收发。每天就坐在那里没有一点事，干部们都和我很熟。到十二月份，市委组织部打电话通知说，留党察看一年。当时我也没说什么，要不越弄越麻烦。不就是留党察看一年么？我相信一定会恢复。
　　我在这里干到第二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不久，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当手工业局秘书处副主任，同时还任命了一个主任，但一直没有到位，我这个副主任就算主持工作。刚宣布这个，就通知我听传达毛泽东那个讲话，听了之后就开手工业系统大会，市委的人宣布由我传达毛主席讲话。我就在手工业局，从一九五六年一直待到一九六〇年。
　　在手工业局这几年，我碰上了“反右”运动。后来“反右”结束后，当时跟我私交很好，长沙市委组织部一位姓张的部长有一次在街头上碰到我说：“老杨，真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你过来了。”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发表“右派”的言论。事实上，我不但没有发表“右派”言论，而且当时我在手工业局具体组织“反右”，我也没有打出一个“右派”。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五年市委机关生活经历了“三反五反”，在“反胡风和“内部肃反”时又经历了一劫，对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已经有一种游戏心理，成熟一些了。
　　“反右”刚开始，还没有“大鸣大放”时，手工业局有位很能干的科长，出了一张不很大的大字报，说给党提意见，什么内容都可以，道听途说的也可以。我就在一边贴了一张纸，标题就叫“论道听途说”，意思是对党提意见一定要有依据，不能道听途说。这个人后来很感谢我的提醒。“反右”时不但我没有提意见，别人提意见时，我也要正规渠道的。
　　五年市委机关工作期间，我和同事们都相处得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心直口快，很容易冲动，但待人接物上，还是比较有分寸，比较能节制自己，不愿搞到不可收拾。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害人，一辈子不愿意害人。在手工业局“反右”的时候，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份搞到十月份，手工业局的机关干部没有打一个“右派”。但是手工业局下面有一个供销经理部，就在八角亭转弯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一个营业员，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可能跟同事关系不太好，他们说他是“右派”，算是手工业局的“右派”，把他开除公职了，他爱人在手工业局幼儿园上班，全靠她的工资，带两三个小孩子，过得比较苦。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的爱人，想跟她说几句话，问问她爱人生活怎么样，结果她不理我，扭头就走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看不得别人受难，当时也没有想到“右派”会反成这样。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还难受。
　　我认识的最奇怪的一个“右派”，是我一个小学的同学。他很会打篮球，后来在齐鲁大学读书，是大学篮球队校队的，新中国成立后齐大一部分并到当时海洋学院，他就到青岛大学体育教研室。他平常嘻嘻哈哈，人非常好，“反右”时他们教研室商量，每个部都要有一个“右派”，就有人找他：“老王，你来一个吧，我们就报你算了，没有一点恶意。”他也很随和：“可以，就报我吧。”哎呀，结果最后开除公职，一直到全国“右派”平反时他才平反。他平反后，学校说你愿意到哪里去玩都可以。他就全国到处转，转到四川碰到同学知道我在长沙，又到长沙找到我，告诉我这些情况。当年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当时长沙“反右”也搞得激烈。有一个人本来是市委的，市委的秘书科长杨秀光，“反右”已经结束了。他偶然说了一句话：你看“反右派”，市委机关没有反出一个“右派”，搞了一个还是假的。就这一句话，把他补上去了。

八

　　当时我去长沙手工业局时，不是留党察看一年么？结果察看五年。但就是察看期间，我又当了两次党委书记。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段开工，长沙手工业系统近三千人上工地，让我当工地党委书记，从九月份搞到第二年过了元旦。还有一次是建桥，就是长沙的东屯渡大桥。
　　当时的长沙还没有一座跨河公路桥，浏阳河东屯渡大桥是长沙第一座。当时从各地调来的两千多人上了工地，但两个月开不了工，都不知道怎么弄啊。长沙一位搞机械的杨副市长，也没通过任何手续，就跑到手工业局找到我说：“老杨，走。”我问：“做什么去？”他说：“你不管，跟我走。”就把我拉到车上，直接开到东屯渡大桥建设工地，宣布我是建桥指挥部的党委书记，今天就开始。然后要我回去拿行李。我说：“杨市长，我还在留党察看呢。”他一愣，说：“你不管那一套，你就代表市委在这里修桥。”
　　当时我记得是一九六〇年刚过了春节，二月初，水还很浅，后来就涨桃花水，到八月一日就通车了。工人们日夜不停地修，一日三班，下雨天也不停，丁字湾的石头哪里也不准送，只准送到这里来。拖石头的船日日夜夜来来往往，丁字湾有两千多人专门采凿石头。
　　东屯渡大桥有两百多米长，宽二十米，高四十二点七米，六孔填腹式公路石拱桥，每孔跨径三十米，桥身全部用花岗石砌成。桥的施工质量怎么保障？当时长沙市政公司有技术人员，只是没有专门修过桥的桥梁工程师，就找他们同行。桥墩子建起来之后，先用很多木材一片一片地拼成一个拱，再在拱上垒花岗岩石块，拱刚拼好，要往上抬石块，但没人敢上，怕垮。没办法，我得带头上。我仔细看了，觉得不会塌，因为在陆地也实验过了，做出这个拱来，实验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会垮。我心里有底。
　　由于没搞过，当然也有危险。最危险的是，第一个拱在陆地做实验时，湖南大学土木系的几个大学生去实习，他们就躺到拱下面去看仪器的变化，我也去那里，看了一会我就回来吃中饭，他们还在看。我吃着吃着，突然听着外面“轰”地一声巨响，我跑出一看，拱塌了，大学生刚好就在这之前出来了，再慢一步就被砸死了。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东屯渡大桥的造型很美，前几年还被列为市级近现代历史保护建筑，后来又加宽了。我还想什么时候再去那里看看。
　　后来又让我去修铁路，也是当党委书记，京广铁路，手工业系统近三千人参加修路，从九月份搞到第二年过了元旦。本来说留党察看一年，结果五年后才正式宣布取消，其间还让我当了两次党委书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年轻时觉得党的制度呀、决定呀，都是很严肃的，经历过一些事之后，才知道有时就是某个人的一句话，所以我也把权啊、利啊之类的得失看得很淡了。

九

　　一九六〇年我修完东电渡大桥之后，宣布我的留党察看取消，完全恢复组织生活，不久又宣布我到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当副厂长，但又不是党委成员，等于还是给你贴了个标签。
　　当时正圆是中央直属企业，归农业机械部管。为什么这个小厂还是央企呢？当时汽车的柴油机、汽油发动机，上面有个很灵敏的部件叫活塞。这个活塞上面有一个环叫活塞环，是个灵敏部件，中国的这个活塞环在抗日期间是中国自己造的，当时是一个叫戴子其的老板，在昆明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制造了中国产的活塞环。本来这么现代化的东西应当是现代化的制作，但他用手工方法制作出来了，用了一个小钢锅融化铁水，在一个模型里造这个环，解决了大问题，这种手工造出来的环，它的内部结构比大批量生产的还要好。所以正圆活塞环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只是生产效率太低，工人好辛苦，要守在那里，像药一样熬，温度相当高。因为有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它归中央直属企业。正圆最多时有两千多人，还生产活塞、轴瓦。
　　我修完桥之后，就到了正圆。本来正圆就在天心阁下面，破破烂烂的，中央投资两千万要在树木岭盖新厂，我去就是管基建的副厂长，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地，没想到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就叫“过苦日子”，根本没办法弄，没吃的，湖南第四建筑公司都没有吃的，整个都停摆了。
　　人人都过苦日子，我也得了浮肿病，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很深的坑，走路也走不动。我原来的体质比别人都差，所以特别明显。当时东塘附近有一个生物标本厂，旁边办了一个休养所，一些浮肿严重的干部住到那里去，发几斤黄豆，吃的有点荤，大约就是做生物标本省下的兔子肉、狗肉，住了三四个月。
　　在全国来说，大约湖南过的苦日子是最短的，大概一九六二年初就开始好转了。湖南是农业大省，“共产风”也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干部按级别补助，我们叫“肉蛋干部”，就是一个月有半斤肉，几个鸡蛋。过苦日子的时候，我在正圆厂，就叫我管生活，主要是搞吃的。当时的常德地委书记叫苑宏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在长沙市委，比较熟，我就开着一辆卡车，上常德找苑宏武要菜。因为有这个关系，他一批条子，就搞了一车菜来了，那是宝贝。搞一车回来之后，我又开车去了西洞庭大通湖，给那里的公社书记说好话，买了一头牛，就在那里杀了运回来。正圆两千多人，大家都去食堂分着吃一点，带回去一点。
　　我老伴当时也下到农村搞整风整社，很苦，吃不饱。我们从家里节省一点菜，叫孩子送去，她舍不得吃，又叫孩子带回来。没听她说那里饿死人，但听孩子们说，有街坊饿死了。当时街道上也办公共食堂，按粮食定量，把饭票发到每个人。有个街坊，是个单身汉，饿得控制不住，半个月不到就把饭票吃完了，结果不到月底就饿死了。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厂里，老伴也下乡了，四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饿坏了。直到现在，孩子们聊天，对饥饿记忆的细节，还能描述得栩栩如生。
　　那时候，大家对导致过苦日子的原因也没细究，相信官方的说法，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呀、苏联逼债呀什么的。其实那几年风调雨顺，就是因为“大跃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给弄的。
　　我在正圆干了五年，还当过总会计师。有一段时间，工厂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总当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会计书都搞过来看，看了之后，我还决定自己要写一本会计学。北京财政部开总会计师会，我还到会上作了发言。我做的事情我都有兴趣，做得津津有味，因为不管表面上再枯燥的事情，你都可以从中发现乐趣。我对什么都有兴趣，做什么事情都要做最好，真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我对做官没有兴趣。

十

　　一九六五年，我调到了长沙铝厂当厂长。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我成了走资派。我带铝厂的职工下乡支农“双抢”回来，市委来人了，说要我回正圆接受群众批评教育。那时我当长沙铝厂的厂长都一年了，却要我回正圆挨批判，没道理的。但我也没说什么，回家拿了点换洗衣服和一张草席，就进了正圆的“牛棚”。“牛棚”一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就是把牛鬼蛇神集中关在一个地方，不让回家，并不是真的搭个棚子。
　　正圆厂区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刷出的罪状大都千篇一律，唯独我的罪状别具一格，从三层楼上垂下触目惊心的大标语，一条叫“疯狂宣传红楼梦反动思想”，一条叫“周扬文艺黑线伸向我厂的黑手爪牙”，还一条叫“胡风反革命集团残渣余孽”。我在正圆时，曾给青年人办过文学讲座。有张大字报揭发，我说过文学并不神秘，街上死了人请人“唱夜歌子”守灵，夜歌子的歌词，其实就是民间文学，这就成了我用封建迷信占领文化阵地，腐蚀革命青年的铁证。当时主持正圆厂运动的是市委工作组，组织人员苦心搜索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诗歌，精心打印，装订成册，为我出了一本诗全集，作为“胡风分子”“周扬黑线”罪证，发给全厂成百上干职工，人手一册，大讨论，大批判。工人们说，我们怎么批啊，我们读都读不懂啊？当时要是能把那本诗全集保存下来，真是难得的资料。有些诗我自己后来都找不到了。工作组副组长是我的老朋友，一九五一年“审干”同在一个小组，他是彭述之的后代，彼此老底，了若指掌。有天批斗会之后，与我单独相遇。他四顾无人，低声告诉我：“只搞一个星期，没事。”没想到一个星期不到，他们这个工作组也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牛鬼蛇神，被造反派赶出工厂了。
　　很奇怪，当时我也不紧张，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出来。我这个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怎么紧张过。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把全市的走资派都集中到体育广场，挨批斗，每个走资派胸前挂个大牌子，有的站在卡车两边，有的跪在车顶上，游街示众。一般过了中午十二点，我就扶着那车栏打瞌睡。当年在重庆被捕时，我的心态也很好。
　　我这一辈子遇到过这么多事，真正有一点紧张的，就是在正圆批判我的诗集时。那本“毒草集”中，有一首发表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诗，叫《景山古槐铭》，其中有一句，“那个独夫，披头散发”。突然有一个人说：“你这写的不是崇祯皇帝，写的是毛主席。”这一下我就紧张了，这可不得了，如此恶毒地攻击，那可一辈子完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知道他是在瞎懵，就说：“这是你想到的，我没想到。”他也被吓得不敢再说了。
　　不久，造反派组织自己斗起来，对我这种“死老虎”也没心思管了，但也不准回家，叫我自己在厂区找个地方住下。因为正圆的基建是我搞起来的，我就四处转啊转，发现一个小棚子，是搞基建时打井抽水时搭的机房，还正好有张床，花工有时候就在这里休息。我就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人住进去了。
　　棚子非常小，刚好摆下一张床。我翻了一翻，旁边还有更深的一口井，里面全是煤。床下有一个坛子，竟然是一坛黄豆，再找，竟还有一个炉子。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没有人管我，这就得其所哉了。我有一个军用水壶，我就用这个打一壶酒，烧一个炉子，还从周围老乡家买回烟叶，用自己带的小剪刀剪碎，天天煮黄豆，喝小酒，抽烟。啊哈，那个冬天真是过得舒服。火炉子一直烧到第二年五月。棚子后面是一个破围墙，我家老二有时带了家里做的饭菜偷偷来看我，就穿过破围墙进来，别人也不知道，日子真是过得逍遥自在。有时候也派我们这帮走资派去左家塘种树，孩子就给我送家制烙饼。
　　所以，和别的走资派比，我在文革中并没有受过大罪。当时也有好几个朋友自杀，一个叫陆芳，就是刘晴波的妻子，还有市总工会的主席、粮食局的局长等。士可杀不可辱，陆芳只听说过两天要拉她去游街，就自杀了。我跟孩子们说：“你们放心，爸爸不会自杀。”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祖父、父亲都是非正常死亡，如果再加上我，那就是杨家连续三代长子非正常死亡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当然，还因为我文革中并没有受过大罪，没有挨过一次打。我和工人的关系一般来说，比厂里其他的头头要好，平时我比较尊重工人师傅。那些挨打的，有不少都是平常对工人态度不好，工人带有一种报复心理。三年困难时期，正圆厂按上面的部署，动员了上千工人回农村。文革一开始，这些人就回来造反，要复职当工人，一批批地回来造反。我在正圆管过人事，我想这下坏了，他们肯定会来找我闹，但却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我想，这还是因为我平时对他们好，再说他们回农村是上面统一部署的。
　　文革初期我们都拥护，还叫孩子们去串连，真正到后期才开始怀疑，所以坚决不搞了，去搞《辞源》。

十一

　　我在正圆一直从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份待到一九六八年的五一节。五一节之后，长沙铝厂把我叫回去了，我就到车间劳动了，当了七年的阳极工。
　　当时铝是紧俏物资。先要有专门的工厂，把铝矿土做成铝矿粉，炼铝工厂再用四百到八百摄氏度的高温，把铝粉做成铝锭。当时全长沙市发的电，大约三分之一供给铝厂，因为一吨铝要四千度电。电解铝厂的工人非常辛苦，阳极工又是最辛苦的。阳极就是炭化物，通上电后产生高温。一个阳极有一张床那么大，有一米多高，把电通到阳极里去，阳极再发热把铝变成铝水。通电前，先要把一根铁棒，叫阳极棒，用铁锤打进阳极里去，粗的一头接上电源。阳极工就是打这个铁锤，几乎要趴到地上，戴很厚的手套，要很快地打进去。一开始，动作慢，打不进去，手都烤脱皮了。大约八个小时后，又要把阳极棒拔出来，这时阳极棒在阳极里已经半融化了，又要用长长的把手，前端有一个起子，夹住阳极棒往外拉。阳极工一个班工作四个小时，弄完就下班走人。因为是铝粉，不能有一点风，大热天窗户都要关起来，在高温下劳动四个小时，大汗淋漓，浑身上下一身黑灰。最快活的是下班洗澡，又唱又跳，走进澡堂，大冲大洗，水声、笑声、歌声，追打嬉闹声，十分开心。
　　现在想起来也真是有趣，人人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以真人本色本相相见，哪儿还有什么上下左中右敌我友？全都是父母生成血肉身，全都是满身烟尘，在哗哗喷涌的清水下洗得哇哇欢叫。日复一日地冲冲洗洗，渐渐冲淡了我积垢多年的功名利禄心。
　　几年名副其实的阳极工，真正体会到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一开始工人也不敢接触我，怕别人说立场不稳，后来吃饭睡觉都和工人在一起，慢慢熟悉了。一起劳动半年之后，工人师傅都对我很好，太危险、太繁重的事情都不要我做，年纪大一点的师傅很真诚地安慰我说，车间劳动只是暂时的，搞两年还是当你的厂长去。
　　虽然文革前，我只在铝厂干了一年，但还是干出了点成效。一九六五年到长沙铝厂时，这个厂搞了一二十年了，它的产量从来没怎么增加过，反正是计划经济，也没谁想过要扩充做大，上面没提过，也没有人想过。我到任半年后，产量就翻了一番。因为我听说，郑州有个大铝厂，淘汰些落后的设备，正是我们在用的设备。我就到郑州找那家工厂要这些设备，他们正愁不好处理这些设备。结果一个钱不花，全拉回来了。产量一家伙就翻了一番。所以，长沙铝厂的工人也知道，我这个厂长还是个能干事的人。

十二

　　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一九七二年，我在长沙市五七干校待了一段时间。就在洞庭湖边，归湘阴县管，叫白泥湖农场，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人，我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时间。
　　我们是四月十七日去的，就叫“417”，我们一批两百多人，总共分了七个连队，我在第四连。还有失足女青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连队。
　　五七干校的名称，源于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叫“五七指示”。其中提到机关干部也应当集中起来，学政治，学文化，搞农副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段时间后，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夺权，对牛棚的走资派没兴趣了，都不愿意管。怎么处理安置这些人，就办个五七干校，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下乡劳动。全国各地都办了好多这样的五七干校
　　在白泥湖，每天搞劳动，全套的农业生产，从粮食到种菜。我身体不太好，就放到蔬菜班。蔬菜班有十一个人，一排队下来，我是“第八根扁担”。早上起得很早，晚上十一点了，大喇叭还通知，让人到总部去看电影，看到一两点多才回来，刚睡下，又起床了。这就叫自己整自己。可能早期干校集中审查有打人的情况，到我去的时候已不是审查的性质，是干部没地方放，集中放那里。
　　有一段时间，派了部队的人当连长，其实都是小兵，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有点凶，后来就好些了。我们中间最大的官是原来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长沙当副市长，八级干部。
　　当时吃得还好，自己搞自己吃，自己出钱买菜。有一次我们五六七个人杀了一只狗，自己动手煮熟了，喝酒吃肉。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平房，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四张床。天冷，地下挖一个通风的洞，自己做蜂窝煤取暖。还有小卖部可以买酒喝。我就天天喝点小酒，吃完晚饭没事，就早睡。早上起得早，还打篮球，我当过体育教员，五十年代还是市委机关代表队的。

十三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从干校回来的。回来之后，从春天开始大病了一场，一开始是肠胃道症状，到后来发展到什么都不能吃，畏寒，夏天出大太阳还要穿棉衣。按西医的说法，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病因多为心理社会因素引起。大约是文革几年折腾，突然闲下来了，原来积压的各种负面心理情绪就发作了。我在医院住了很久，也换了好几个医院，但西医不能根本改变问题，反反复复，很麻烦。后来遇到一个很著名的中医李聪甫，他就住在我家楼下，他给我开中药，有效果。我后来一直坚持吃他给我开的药，吃了大半年时间，除了服药，还按他说的做食疗，每天喝薏米粥，还有一些别的药，当饭吃。
　　遇到这样的中医真是幸运。有一次他给我开了药方，我准备去照单抓药了。过了一会，他老伴上楼到我们家，说老李还要再看一下方子。方子再送来，我一看，只是在一味药里加了一钱剂量。他是这样子的中医，很负责，水平也很高，我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我有意识地锻炼健身，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现在还每天一次冷水浴。
　　那时候，社会上也开始兴起“养生健身热”了，什么“甩手疗法”“鸡血疗法”，五花八门，一下子都冒出来了。一大早，公园里，马路旁，到处都是做“甩手疗法”的，就是人站在那，反复做前后甩手运动，一次要甩几干下，据说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鸡血疗法”就更神了，就是打鸡血针，定期从公鸡身上抽血，再把鸡血注射到人的血管里去，疗效也传得神乎其神。每天医院里都排好长的队，人人手里提着一只大公鸡，十分壮观。
　　为什么人们从热衷于政治运动，一下子转到养生健身了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好几年了，你斗我，我斗你，翻来覆去，人们已经觉得有些厌倦了，特别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一出，大家发现革命政治并不是像报纸广播里说的那么神圣，“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也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了。于是人们的兴趣从关心政治转到关心自身，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健康。
　　病好后，我还是回铝厂车间劳动，但管得没那么严了，实际随你的便。时间很宽裕，无事可做，无乐可娱，无书可读，闲得有点发慌。群众监督也日渐松弛，也可以四处走动走动了。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姓黄的朋友，他在教育局工作，邀我到他家里去坐坐。没想到他家里别有洞天，满室书香，经史子集几十册，都是线装书。原来他是从周南中学图书馆借来的。学校停课闹革命，只有图书管理员还在坚守岗位，借书很方便。我随手拿回两本《旧五代史》，随便翻翻，以消磨时光。这是“四库备要”本，大字疏朗，纸墨精良，读起来十分轻松。读完了又去换，黄君源源供应不断。我随遇而拿，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挑选，有啥读啥，以史为多，读得很随性散漫。这样子有两三年，二十四史读了一半。慢慢地觉得这书本里，可以玩味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一九七四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大批解放干部，基本上都是官复原职，我恢复了工作，又当了长沙铝厂革委会副主任。但是我感觉到当领导实在没有意思，过眼烟云，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开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安排我来负责。我组织小年轻们，按“两报一刊”文章，冯友兰、杨荣国的理论，开职工大会宣讲几次，这倒让我可以坐在办公室堂而皇之读书，越读越有意思，有兴趣，就更不愿意当官了。
　　读来读去，我最大的感触是：说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不知道搞过多少次，王莽搞的还要乱，一次又一次，大动乱太多了，倒觉得林黛玉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是数千年生民悲苦的写照。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打着解民倒悬、革故鼎新的旗号，实际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什么史无前例。就算是最新式的革命群众创造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不过是雍正皇帝做法的现代版，当年雍正皇帝就是以《大义觉迷录》的形式，发动帝国臣民对湖南老乡曾静的大批判。至于王莽改制破四旧，比我们要彻底得多。同时，我又感到这字里行间，总似乎还有一种力透纸背、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维系、吸引、凝聚着古老土地上的悲苦生民，数千年而不坠、不绝、不散。这个就是文化的魅力。
　　中国这个民族很奇怪，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自己内忧外患最多的一个民族，它为什么可以一直有凝聚力？文化可以流传下来，这是什么道理？我读书就想这个，文化的力量最强大，所以真正可以叫“无形的手”。什么叫文化？就是人民的需求，就是人的心灵活动。世界上几干万海外华人，他们所认同的中华文化，其实只有那么几点，包括方块字，这是个很神秘的东西。人思考的时候，是方块字在活动。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四大文明几干年不变的就是这个东西。
　　不久，我听说省五七干校成立了法家著作注释组，我就带着小青年们前往请教，名正言顺，去了好几次。当时这个组里有几个熟人，包括刘晴波。他告诉我要修订《辞源》的消息。湖南的《辞源》修订组，是在评法批儒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开始找了七八个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连辞书都没有见过，当然搞不出来。
　　我对《辞源》并不陌生。五十年代还从旧书店买到两本。听说要修订《辞源》，我还没想到和我有什么关系。不久，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此风越刮越大，“两报一刊”发社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令人触目惊心。当时工厂里有走资派资历的，就是我一个人。我想，造反派这么难对付，得要想个法子才好。突然想起，听到刘晴波说修订《辞源》机构正在组建，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去处，于是找到市委宣传部进行试探。那位部长五十年代曾和我共事三年，彼此了解，一听我的意思，他很高兴，说省委宣传部指定长沙选派两个人到《辞源》修订组，条件一是政治可靠，二要老“老九”，我算是主动送上门来。就这样，他把我借调出来到了《辞源》修订组。
　　回想起来，我一九四七年到长沙后，就结束了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漂泊状态，正式定居长沙，照说应当进入人生的安居乐业期了。但实际上，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整整三十个年头，精神上始终处于一种动荡、变动不居的状态。先是迎接解放，亲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精神上也经历一次大振荡，大亢奋。接下来，从“三反五反”开始，审干、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苦日子、重提阶级斗争、四清……短短十几年，各种各样的运动和变故不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精神上总是处于一种疲于应付、无所适从的状态。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成了革命的对象，批斗来批斗去，真是搞得人身心疲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生的大好时光，就这么荒废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全国人民都是这么过来的，真是大悲剧。

　　本文选自《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朱健／口述，肖欣／整理，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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