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文革记忆

┃Personal History

文革记忆

© 沈昌文／文

沈昌文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之前，已经风风雨雨，出现了不少要整肃文化领域的消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运动隔三差五总是要搞的，所以尽管听说了一些很惊人的事情，可是好像跟自己这种小人物没有很大关系。当时在我们这些文化出版发行系统的“小小老百姓”中，只是比较注意邓力群的夫人在文化部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些惊人言论，尽管我无缘亲聆，但因在年轻人中广泛流传，所以也还记得很清楚。
　　在这之前，先要表一表这位夫人同志。她是待过延安的老干部，不可能认识我。她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中层领导，同我们在一个大楼，因此常常碰见，也常常在我们这类年轻后辈中传说她的故事。她引人注意的是，言论非常革命，非常无产阶级，可是穿着又十分“资产阶级”。这当然是对她不敬的话。其实在现在看来，她打扮也算不上什么讲究，只是例如夏天要打上一把小伞，戴着黑纱手套，穿上黑绸子的连衣裙。据说这全是学的安娜·卡列尼娜，那在当年是很惊世骇俗的，当然会让我们这些受俄国文学熏陶长大的小青年多看上几眼。尤其是，她一张口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语言、党的语言，充满了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精神。我那时已经在比较上层做一些类似秘书的工作了，所以时常有机会直接间接地听到她的言论，特别是充满火药味的革命言论，真是敬佩已极。
　　已经听到了不少风声，特别是听到刚才说到的那位夫人尖锐地批判文化部部长的言论。大家都知道她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不会平白无故地那么上纲上线。她声色俱厉，据说激烈的程度超过文化部的任何中层干部。当时也听到过毛泽东的一些批示，批判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说周扬是反对鲁迅的，三十年代的时候，周扬代表党内的机会路线，等等。当然还有不久前问世的“海瑞罢官”，吴晗也被点名了。由这种种，知道有一场大火要烧起来了，六月一日，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世，大火就烧得很厉害了。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火在远处燃烧，同我自己关系不大。

二

　　那时候我的第二个女儿马上要出生。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她出生了，于是家务十分紧张，忙得一塌糊涂。也因此，即使像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出了聂元梓大字报这样的大事，也并没有太惊动我。
　　可是偏偏这时候，出来一件事。
　　那个时候，出版社内所有的老干部负责人都到一个什么训练班去学习，叫“社会主义学院”。在他们快回来之前，六月八日，社里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叫金作善，他主持一个群众组织，叫东方红兵团，不少老党员都加入其中。我当时在行政上是一个编辑部的主任，金是副主任。大家天天相处，想不到此公隔天就变脸。这当然也是当年大陆“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时潮中的一景，想不到这下给我遇到了。金作善的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我交代所谓“出版黑线”问题，用的措词非常尖锐。那时到处都刮起大字报风，可是我没想到会有针对我的。金作善说我跟文艺黑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同黑帮分子王子野有割不断的关系，于是这个“革命群众的代表”命令我交代跟黑线的关系。
　　当时还提出来一个罪名，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背了很长时间，叫“阶级异己分子”。这是当年很容易中伤别人的罪名。尽管我是店员工人出身，可是金作善说我从来有异己之心，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
　　我很奇怪，明明在不久以前我们彼此还是老熟人，这时怎么忽然变了脸。后来我一了解，才知道是有背景的。
　　文化部里有一个副部长叫石西民，这位石部长可能有什么来头，他找了人民出版社里面的一些干部个别谈话，要他们揭发社长王子野。在这个情况之下，出版社里边有的人认为可以从我这个王子野的老秘书下手。因为王子野还在训练班没回来，从我下手，让我来揭发王子野，可以给王子野一个下马威，搞得他众叛亲离。
　　我的压力非常大，简直是坐立不安，似乎马上就要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了。但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熟人，一打听，原来金作善有这个来头，看来没有抵抗的余地了。但是，也就正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号召普遍造反，我们本单位的别的造反派也起来了。社里边有些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叫“遵义兵团”。他们居然认为石西民本人就是“三反分子”，而石反对王只是三反分子和三反分子之间的内斗。同时他们认为王子野即使有问题，也比石来得轻。因为最大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点名的文化部的黑线。这样一来，就对王子野减少压力了。到了六月十四日还是十五日，这些领导人从社会主义学院回来，接受群众批斗，当然王子野要首先挨批。当时先安排这些领导游街示众。那些“革命群众”居然命我敲一小锣，走在游街队伍最前面，以示我从来都是为走资派“鸣锣开道”的。他们当然更强迫我在批斗大会上揭发。我无奈，就上去表示要和王子野划清界限。接着我揭发“重要事情”，说王子野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饭，毎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一向不愿意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连生活细节上都刻意反对毛主席的群众革命路线。这帽子很大，其实事情很小。这种办法叫明批暗保，让自己也蒙混过关。东方红兵团拿我没办法。后来他们自身难保了，因为石西民部长也被揪出来了。
　　顺便说说，在批斗大会上，又出了一个笑话，也大大地帮了我的忙。那是在喊“打倒王子野”、“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时，一位同事情绪过于激动，把口号错喊成“打倒毛主席”，于是会场上一片大乱，人们都忙着去指责这位因过于热情而铸成大错的同路人，顾不得来批判我这个小人物。批斗会因而草草收场。
　　于是，我在文革中为了过这第一关，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遵义兵团”的成员。“遵义兵团”很欢迎我，他们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跟他们一起去抄家。我要做的事情是，抄出来的东西由我来鉴定。主要是书，哪些是属于反党要没收的，哪些是可以保留的。这样我就算是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
　　如此这般下来，眼前总算过了文革的第一关。不少人对我有意见，说我太滑头了，但我要是老老实实让金作善等人摆布，也许活不到今天。

三

　　我不想一直当造反派，因为看不清上面特别是最高层领导的想法。这么大乱，难道是上面希望的？可要是彻底逍遥，等于没有响应党的号召，将来整起党来，你又如何交代？千思万想，觉得好办法是执乎其中。
　　于是，第一，我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孺子牛”战斗队。顾名思义，我们这些人不会冲锋陷阵，只能跟在年轻人后面跑，做一头“孺子牛”（遵义兵团的领导都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大学生）。这个“战斗队”一共四员大将，除我以外，一位是张光璐，另一位是李金声。我们平时都是以俄语翻译为务，比较谈得来。另一位大概是刘元彦，刘文辉的公子。
　　第二，我找了一个伙伴，合编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样，我每天有事可做，而且很忙碌，又不致犯错误，自以为颇为得计。
　　伙伴是谁？我想到我的老领导史枚。史枚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这位老先生平时不多说话，非常固执，但跟我谈得来。当然他不怎么跟我讲很多内部的事情，例如他过去同江青的关系，就从来没有透露过。一九五七年以后，他被划成“右派”，不再是我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老右派，我还算革命群众，显得比他高了一头。我还跟他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于是我提出：我们两个人编一个《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他完全同意。我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多看档案材料，名义上参加斗争，实际上是满足了自己调看档案资料的需要。这个大事记我写得比较多，因为我可以分头了解各种历史情况，又去调看各种档案。不过更多的是抄写整理社内每天贴出的新的大字报。史枚除了稍写一些之外，做了一个重头工作：刻钢版。这位四十年代共产党的上海沪东区委书记，这时重拾旧业，天天刻起钢版来。我真想不到，这位老革命真有一手，钢版刻得着实好看。就这样，我们俩每天没事就写条目、刻钢版，辛辛苦苦，陆陆续续，总算编写出了一个长达十五万字的大事记。
　　我在很长的时候都埋头写大事记，这样我比较安全了。问起来我也算是在“造反”，而毛主席是支持造反派的。这个行动，当年无非是为了自保，但是后来觉得，它实实在在对我的成长有重大意义。试问，什么时候有机会花一两年时间钻在出版社的档案堆里，整日去发掘“宝贝”呢。即使有时间，也不可能让你自由自在地出入档案库重地。现在，不仅有书面材料可看，而且可以随时同当年的“活见证”史枚老先生一起讨论商量。当然，这十五万字，观点和提法都是十十足足颠倒黑白的。但我还是常在以后的岁月里翻看乃至使用它。因为黑白之事，可以因时因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而事实及原话俱在，却总是有用的。八十年代后，我常读此文件，常常使我感到，改革开放的苗头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事实上总在不断显现。共产党里边，改革派多的是，只是当年有“伟大领袖”在，不易显出身手就是了。这一批改革家，永远无法使人忘怀。
　　当然，文革初期，除了奋力写作大事记外，也少不了参加批斗。记得很清楚的是一位同乡朋友要我去批斗陈原。陈原当时同我已不在一个单位，原本可以不去，拗不过，因为这位陈原的旧部一心要当批斗陈原的专家，只得去了。当时没发言，事后写一大字报，把陈老当时苦心孤诣劝我读书上进的事，大骂一通。这是忘恩负义的典型（我很感念陈老对这些从不计较，在此后的年代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年代，他对我依然故我，照样事事体贴关照）。除此之外，常去观看隔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斗争会。一次还去邻近南小街的邓力群住宅看抄家的情况。这也完全是为了间接表达对那位“夫人同志”的无限仰慕。
　　这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总算比较风平浪静地过去，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但我之所以能够平稳地过文革这一关，还得归功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进驻。起初对工、军宣队很害怕，没过几天，同军宣队的一个负责人谈起来觉得很投机，原来他过去是在苏联留学的，很理解我一直在钻研的苏俄历史。我们有时就用俄语交谈。工宣队也对我挺好，因为我本是一个工人。有一个工宣队员对我说，我们把文化部三千个干部的档案查下来，没有多少人像沈昌文那样是当工人出身的。这样一来，尽管工宣队进来后“遵义兵团”不当家了，我的地位还是比较不错。我还能够做这做那，甚至可以经常到档案库里查档案。
　　经过这场“革命”，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一场口号响彻云天的“破私立公”运动，回过头来看，谁都在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努力；而口号叫得越响亮的，谋私利的欲望越厉害，这就使我消除了当年还留存的不多的左翼乌托邦观念，并且很有助于我在十来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里少走弯路。

四

　　一九六九年，上面号召干部都去“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湖北的咸宁。
　　去干校，按我的地位是一定要去的，整个出版社没留下多少人，我没有留下来的资格。
　　为了表示积极，表示拥护与工农兵结合的伟大方针，我不仅自己去干校，而且申请全家都去干校。我妈妈、我妻子、我两个女儿都去干校。一到干校，我们一家五个人住五个地方。我妻子是干校医院的医生，我是连队文书，我妈妈加入老太太家属队，我大女儿是小学生队，小女儿是幼儿园队。我本人处境不错。工宣队让我当了连队里的文书。文书不简单，在干校的学员当中就算我有权力，可以每天去镇上取信。这个工作必须是上面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做。大家的信由我拿来分给大家，我有权扣下一些信给连队审查。还要写各种材料。我学会了部队的文体，写得半通半不通。那些工人看了挺高兴，觉得写得挺不错。适应了这个形势，我参加的劳动不多。我身体比较弱，也不大能劳动。尤其在干校种麦子、种稻子我受不了。我经常可以到处走走，顺便看看我妻子，看看我妈妈。我妈妈和史枚的太太住一起。我也经常帮史枚带一点东西，比较谈得来。
　　但是，干校里面的阶级斗争简直多得不得了。在干校没多久，就兴起了深挖“五一六””的斗争。真奇怪，过去的造反派，一时间差不多全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承认了，招供了若干个，又出现了一大串“反革命分子”。负责审査“五一六”的，多半是已解放的老干部。我奇怪，那些自己深受“斗争”之苦的老干部，反过来斗别人的时候，倒是一点也不手软。那个残忍，简直又难以诉说。体罚不说，更多的是，随便审讯多少小时，不让人睡觉。我幸而虽然参加过造反派，却没当头头，所以老干部们饶过了我。何况我又在工军宣队面前说得上话。再举个“阶级斗争为纲”的例子。我的连队办公室旁边就是医务室，医务室里有一个医生是别的连队的人派来的。我只记得姓金，这位医生要入党非常积极，但医道并不高明。他把政治挂帅用到医务工作上：认为你政治上好，给你的药分量多加倍，认为你政治上不好，给你药分量减半。这位金先生跟我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听他的高论。谁出了问题，他一定要问，你跟台湾蒋介石有没有联系。他认为有问题的“五一六分子”，就一定是蒋介石派来的。
　　在干校的这种环境里面，我只能跟很多老知识分子关系比较好。一位是史枚。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们有很多年的交情，一直很谈得来，没事的时候要聊天。但我现在很遗憾的是，那时从来不敢问他江青的旧事。当然，在当年的情势下，问了他也未必会说。
　　还有一位叫朱南铣，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三联书店的老编辑。他是学哲学的，可是文字功底很好。难得有这么一位三联书店的老编辑，他跟我也很谈得来，他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也能谈，我们经常上小饭馆喝酒。他做研究，让我帮他整理材料。他最后的成果是《红楼梦》，我没出什么力。他的笔名是“一粟”。这位先生自学的办法是，自学跟玩结合在一起。他说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死板地只念一个东西，我们的学习都是同看京戏上小馆混在一起的。去干校之前，我们这方面谈得来，他老带着我去一个小饭馆叫“灶温”。我不会喝白酒，他要白酒。他认为编辑、学问、看戏、喝酒这几件事都可以结合起来。他认为埋头做编辑的人没多大出息，因为很多学问上的主意是一念之间产生的。他对我的帮助很大，遇到中外文的事都向他请教。他并不因为我的学历不够而厌弃我。在干校，实际上是我领导他，当然更谈得来了。到了休息的时候，我们两人往往偷偷溜出去找饭馆去“打牙祭”。后来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念很多诗，他那天是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他马上回去探亲，他马上要结婚。我只能点头。我们两人喝完酒回来，半路上遇见一位沙先生，我把喝醉了的朱先生托他照料，自己去邮局取信。等我回来，才知道出了大事：朱南铣淹死了。原来，他一回到连队，发觉自己忘了今天是他值日，一看水缸没水，就赶紧去挑。一不小心，掉到井里了。等到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我知道这事我有责任，至少在那时出去喝酒是违规的。
　　朱先生是我做出版和编辑工作时难得的老师，我对他却如此疏于照料，实在是我毕生的遗憾。

五

　　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多一点，约莫在一九七一年初，非常幸运，上面说要把我调回北京了。下干校时交代过，此去是终生与工农兵相结合，再也不回城市了。想不到那么快就又出了头。后来知道我们这批人之所以回北京，是因为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出一些中外历史著作。
　　回来之后我很奇怪，我跟我妈妈、我大女儿三个人可以回来，我老婆跟小女儿不能回来，原因是我老婆是干校的医生，医生还有任务，不能一下子走。而小女儿当年是随她一起下干校的，必须同她一起回来。
　　到出版社已经面目全非了，正常的业务几乎没有了，大家忙的是出版毛泽东著作，这当然用不到我。但我也很幸运，回来之后，就当上了人民出版社的历史编辑室的负责人，当时叫不叫主任我忘了。我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指示：出版历史著作。毛泽东讲过要“学点历史”，我们出的丛书于是就叫“学点历史”。每一本五六万字，一个主题。这个丛书我自己都没有收存，因为太没有价值了。全是我们所谓的“古为今用”：今天的事情去找一个历史的根据，编写一个历史故事写进去。
　　开头是编这个，后来要求比较高了，要出外国历史著作。一个是各国历史，具体任务由商务印书馆担任。而交给我们承担的第一本是一本极有意义的书——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那时上面怎么会想到这本书，有什么政治考虑，我一点也不清楚，现在的衮衮君子们谈论文革往事时，似乎也没有提到过它。这本书当年已有旧译本，但现在要我们重做新译本。译者找谁，说出来会吓一跳：谢冰心、费孝通、吴文藻，还有一位翁独健。这本不是很难的东西，居然找这几位大人物来翻译，中国的人才浪费到了什么程度了？不过，那时，这几位前辈大概还都在“黑洞”里，找他们来译东西，说不定上面还算照顾呢。所以找他们，都是上面的意思，我们无非奉命行事而已。
　　做这么一些工作，对我这个无知无识无学历又无革命精神的人，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出版社里的革命分子，乘文革后期“反复旧”的机会，又对我展开攻击。他们借当时“反复旧”的名义，认为我之出场就是“复旧”的表现。同前几年“文革”发动时的情况类似，又是我的副手起来反对我，要我下台，让他上台。于是，没多久，我就被调开了。
　　调开编辑室以后，干了两件事。第一，又派我上干校。上次去干校，待了一年多，据说革命群众有意见，现在就来个“二进宫”。这次干校跟上次在石家庄。我当了那里的政工组长，领导我的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他跟我挺谈得来。他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研究过红学。我不研究红学，但我还懂得一点。我在这里待了一年，没劳动，天天就是做政治宣传。要赶我走的那些人，想不到我会有这么一段经历。
　　第二件事，是我混进了那时所谓批林批孔小组。当然，这么说太自我吹嘘。我根本没有资格进这个小组，那是江青他们主持的。我进去的只是批林批孔小组下面的一个机构，在北京的前门饭店。那里天天召集一批专家讨论孔老二的罪恶。我是这里简报组的成员，天天听专家学者发言，详细记录，然后做成简报，向最高领导报告。我通过这个活动认识了一大批中国历史专家，如冯友兰、杨宽。更常见到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朱永嘉等等。我不懂孔夫子，大家怎么说，我怎么做，既没有立功，也没有犯大错。
　　这两件大事应付完，又回到单位。那里安排我的职位是资料室主任。熟悉中国大陆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闲职，是给那些无法使用的人安排的出路。当然，我本来喜欢翻书，这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在整个文革期间，我自问比较安分守己，一切作为仅求自保，即使有攀附的机会，也不争取。例如王力，文革中大红。我同他还算认识。他过去在山东《大众日报》时的同事周保昌，以后是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成员。他介绍我认识王力。一时颇有交往，当然都是我为他们服务的事。文革中，我讳言此事。以后王倒台，我在单位居然无恙，很高兴。另一位，周建人，鲁迅之弟，文革中依然担任浙江省长。他是文化人，是我在文革时期唯一联系的高级领导。但我只是求老人家一挥大笔，题一些字。这里附印他的一件墨宝。他老人家所以题写鲁迅此语，我想是因为知道我太太是医生之故。
　　在人民出版社当资料室主任这闲职没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又觉得自己应当还能做一点事，而不必每天泡在资料堆里。

六

　　在文革中，斗争自己系统，尤其是本单位的“走资派”，把平时在上面发号施令的最高领导“拎出来”狠骂一通，自是常事。但就出版社来说，更有甚者，是揪斗作者。
　　作者是别的系统和单位的，如何能够去“揪”来斗争呢？我那时经历过的一场是人民出版社的“革命群众”揪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丁守和和殷叙彝等人。
　　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何以有如此能耐，能到别的单位去揪人来斗呢？这源于共产党内的老左派“大理论家”康生。
　　丁守和先生和他的合作者殷叙彝先生等，写了一本学术专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九六三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肯定了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康生在文革中忽然指出，这是“利用历史反党”，因为书中说了陈独秀的“好话”，这就是在图谋贬低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得知“康老”的这个指示，如获至宝，立即同近代史硏究所的造反派联系，将作者丁守和、殷叙彝等人揪来斗争。这个斗争会我是参与的，但我不敢说一句话，表一点态。原因很简单，一则是不熟悉中国近现代史，更主要的，是因为殷叙彝是老熟人。多少年来，我一直对这位学者尊之为师。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不了解，但他熟稔法语、英语，对外国“修正主义思潮”极其熟悉，是我一直钦佩不已的。现在要面对面斗他，当然办不到。好在“造反派”没人了解这段因缘，让我在会场上枯坐了几个小时以后悄然身退。
　　以后知道，这类斗争会，当年在出版界极其风行。我总算经过一回。由此使我辈深刻认识到，做出版这一行，必须如古人所说“朝乾夕惕，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后，我辈憬然有悟，首先想到要为这本书平反。在《读书》创办未久，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这本书要重印出版的消息，并指出，“不破除那种‘左’的夸夸其谈，双百方针就是一句空话”。其实，康生之流何尝只是“夸夸其谈”，而是明枪实炮、杀人为快。当然格于形势，还是说轻了。

七

　　大陆的稿费制度的基本观念是从苏联学来的，要点是不让作家取得较多的稿费，免得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稿酬办法一再变动。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实行稿酬一律降半的办法。到一九五九年才稍稍恢复。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又因“反修”斗争的深入，上面通知停付印数稿酬。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前，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委的《关于进一步降低报刊图书稿酬的请示报告》，其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稿酬，仅属奖励补助性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稿酬制度根本不同。因此，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委的意见，将著作稿每千字由四至十五元降为二至八元；翻译稿由三至十元降至一至五元。报刊上转载不付稿酬。对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稿件，稿酬按最低标准发给，也可不发稿酬，只赠给报刊、图书和文具。
　　即使如此，上面说的这种出于“反帝、反修”原则的新精神，到了文革风暴起来，自然又遭到革命群众的激烈批判。革命群众采取的行动是一律停止付稿费。好在那时也简直不出书了，不付也看不出什么大影响。于是，革命群众在左倾思想鼓舞下，一不做二不休，又想出一个新办法：到作者所在单位，给过去一些年收稿费较多的作者贴大字报。
　　我也不幸卷进了这个风潮。现在记不起当年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给哪位作者贴了大字报。但是贴谁不贴谁，造反派的青年朋友们往往要听我们一些知情人的主意。我只记得，当年提出这类建议是很费心机的。因为着眼点不在此人拿了多少稿费，而首先要查他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然后看他的作品是不是毒草。一旦两点都能抓实，自然诸罪并发。我们当然是以上面已点名的书出版，譬如“三家村”之类，是绝不放过的。
　　说来可怜，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我们那时的稿费原本就是很低的。文革发生前又降一半，现在全部取消，真是“革命”之至。现在已改革开放几十年，据专家研究，我们的稿酬仍然很低，人们认为稿酬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后的盲区”，“改革开放的春风根本就没吹到过这个地方”。原因在于，这里从上到下都认为，所有的撰稿人都有工资收入，稿费无非是工资外的“外快”。低稿酬制度几乎消灭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行业。
　　不过，据说文革中大量印刷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都是付稿费的，而且为数不小。此事究竟如何，我未经手，不敢妄说。不过按照当年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根据我这样的人在那时的观念，会认为对毛等即使付高稿酬也是应该的，不付才是犯罪。

八

　　文革期间，几乎一切学术文化著译都停止出版，只是大印特印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语录》。可是，大概到了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林彪事件以后，忽然得讯，上面组织了专印大字本的机构，印的书只供伟大领袖及其周围的高参阅读。这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上海的。当然，在当年，上面认为文化部烂掉了，出版局在文化部之下，自然不足信赖。一切秘密的行动，都是上海在操作。据说，这种书起初只印十五册，后来又改成五册，免得他人阅读。排印这些书的铅字字模，都是上海有关印刷厂专门派人制用的。
　　文革后据有关人士披露，这类大字本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老人家去世，共印了近一百三十种。这类大字本目前已成了藏书家的珍品了。
　　其实，由党的领袖亲自批示印刷的大字本，并非从文革才开始，此前已经有过。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社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卷本。一九六三年出版大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以后，在六十年代中，人民出版社又出了大字线装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当年只有此事，我曾略有听闻，但是不敢打听细节。
　　文革印的这类书，我辈当年最关注的是在六十年代出的《金瓶梅》。这套书也在上海影印，共二十册，共印二千套。只卖给省军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我辈且要登记购书者的姓名、单位名称。我辈稍知其事，也曾瞧见其书，但无法到手。
　　文革之中，可以问世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当年比较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七一年出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据说，即使这本毛泽东当初关注的专著，在出版时还是受到康生的阻拦。康生读完初稿，表示“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因此一度停顿出版。后来在作者章士钊一再要求之下，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向毛泽东亲自告状。于是毛泽东亲自下令中华书局立即排印《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的出版，我辈虽未参与，但因在北京操作，中华书局里熟人又多，有关消息逐渐传播，使不少人对出版学术专著稍有信心。但正式提出选题，还是不敢。我记得那时另外出过的一本学术专著，便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此外说不出了。
　　总之，在文革中，文化出版近于枯寂，然而在另一角落里也有繁华之景。我一直奇怪的是，何以大领袖自己那么爱好读书，却不许治下的人民来读。

九

　　文革后期，对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是林彪事件。
　　对林彪，我辈所谓“革命群众”一直对他恭而敬之。文革中间，林副统帅是个伟大的偶像。庐山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其中核心问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受林彪指示，宣传天才论来鼓吹设立国家主席，以后又说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伟大的谦虚”。以后，毛批判天才论，照后来的理解，是针对林彪的，但我辈何尝知道其中究竟。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企图另立中央，九月十三日与妻子强行乘机外逃，结果在蒙古坠机身亡。
　　这个消息不久传达下来，党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我当时已从干校回来，自然急跟猛转，大批特批。但在批判之余，不免要寻思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接班人，结果闹得如此下场。在这思路启发之下，寻思文革前后的种种问题，觉得今后自己还是要有己见，不能太相信领袖、相信组织。
　　但是，就我个人说，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已可说此生已完，原有的路一定要走下去。问题在于自己的孩子。我可不能让他们也走我的路。
　　当时，我的幼女正进小学未久，我听到消息，北京有个外国语学校，专门培养幼童学外语。我觉得这是个门径。应当让孩子今后面向世界，而不像我辈一辈子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党。我千方百计打听这个学校。凭我在北京文化界的能耐，自然不难找到这学校，并办理报名手续。
　　不料，事情忽生阻碍：报名以后，学校表示，要学英语，只能是高级革命干部子弟，否则只能学小语种，如西班牙语之类，以后同拉美国家打交道。我是不愿意孩子去学小语种的，因为这不能遍识世界，只是一个谋业之道。于是又找人疏通，几次“做工作”下来，终于让孩子进了英语班，于是一块石头落地。
　　孩子学了一阵，确实不错，英语出口成章。如对家长的布置不满，会脱口而出“stupid”。问她某次考试的感觉如何，她答以“just so so”，诸如此类。这使我很满意，但不久又产生一忧虑：长此以往，英语对答如流了，国学不行怎么办？于是，又找人商量。后来央及同事吴彬女士，找到一位国学大家，请他抽时间教孩子读古籍。如此这般，总算使我们家产生一位女博士，比较文学教授。
　　说来惭愧，“批林”的结果，只是让我这家庭起了这么一些变化，但是就我本人说，在“批林”以后，的确是“独立思考”能力强了一些，这有助于我以后比较心悦诚服地迎接“改革开放”，并想方设法做好工作。

　　本文选自《也无风雨也无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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