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江：我不忏悔

┃Personal History

我不忏悔

© 安文江／文

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进人狂飚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有别，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锐地感到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是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宣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到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
　　现在回想起来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捍卫党，结果落得个“保皇派”。“我也造反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喊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1966年8月24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最高统帅明确尖锐的表态绐我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八·一八”大检阅。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袖对我们的巨大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谱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11点多，1400多个激情难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请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歌”冲向上海戏剧学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了担架。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师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剧学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8月26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4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八·二五”事件。××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悚，我做不到坦然。可是，×市长讲话和毛主席大字报所形成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绝对信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己有着颗最红的脑袋，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稀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沿着极左的轨道迅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其壮烈哟！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19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着反骨，怀里包藏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证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供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二

　　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有心动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是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似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连写4份，每份电文都长400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专院校大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了。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拚的冲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
　　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剧转的陀螺。
　　11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10万人。狂飚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档案査阅历级级报批，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片纸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绝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
　　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在你本身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理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已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有8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组织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
　　可怕的是崇拜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偶像被人崇拜。

三

　　1967年1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
　　1月1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偌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态势的推动。《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先后接管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敢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4时许，王洪文带一批其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还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1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势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得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盛；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值就是当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在“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傍晚6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角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责令我“两小时内撤出”。我躁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当时的王洪文只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们不太买他的帐。但他两小时内的突变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其他人没有左右王洪文的能耐。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责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判决。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8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出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边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学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的其他组织头头和代表约近50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公安局领导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的、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资料。4小时的辩论中我始终占着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作你们的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需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的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诉催人泣下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呵。我当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不啻是最明朗的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也感动得涕泪横流。上午，“工总司”等27个造反组织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局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马上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镇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久，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成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和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修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1967年1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
　　在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使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深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四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押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孤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是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从没想过要去充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三：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近看或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梓、蒯大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有好感。1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个“上三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加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12日接见时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取的怪名）的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后，狂劲尚足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宣泄口。愈演愈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挨炮了。张不是旧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也就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和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中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体实在是太多太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腎，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漓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沉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就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又在弄潮的位置。尽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也只是“君子远庖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长条帚清扫厕所。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18年后，我写了颇得好评的散文《“清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诚挚的……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E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时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份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一般沉……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这三大因素再加上“毛主席对张春桥有看法，迟迟不发上海公社成立的报道”这类小道消息的鼓动，还有听说“红革会”、“炮司”正准备搞张春桥后不甘落后而沦为新保皇派的山头主义考虑，扭合成我奋而炮打张春桥的动力。“四人帮”垮台后，有人攻击我们打张是“争权夺利”，这是无聊！而参加过炮打的一些人又挂出先知先觉的面孔，这同样是无聊！起码，我自以为既非跳蚤亦非龙种。对前者我冷冷一笑，对后者我淡淡一笑。反正我就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臭虫。
　　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还多。张春桥一伙慌了。大约是22日下午，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上海各群众团体头头开会，一个个点名要大家就复旦大字报表态，我虚晃一枪说：“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而周谷声、胡守钧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当天晚上，“机联站”二把手郭××把我请到家里吃狗肉，他劝我：“头脑不要发热！不要摔了跟头还不知道怎么摔的。”又透露：“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还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后再说吧。”我不是傻瓜，这块诱饵我不会吞。郭××个性耿直，向来直来直去，那天说话却弯弯绕，我估计他是替张春桥、徐景贤当说客。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三军倒戈，直接把矛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魯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6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2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招。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圣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的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东方红公社”等宣传车开进复旦，大量散发油印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电文措词十分严厉，其中第五条云：“希望复旦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贲人立即改正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这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中央文革发给红卫兵的唯一的特急电报。当天，徐景贤、郭××坐车驶出复旦，上海其他保张组织变相占领复旦园。
　　我们对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心存疑问，总觉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对待革命小将。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锌，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张春桥能倒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有哪一次没有舆论一律、味道浓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谁要自我就得准备受批判！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郭××指示将我的检査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近8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马立新、周谷声，主持人是郭××、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经学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个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却很难！这大概是有某种规律的。
　　其实，我自己把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许多我也得到了许多：我糊涂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亏换来个大明白：我没有脑袋！
　　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癫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癫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啊！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一伙公开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名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在当时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敢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6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敏，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党亡国”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认为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枪”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体制的残余。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我在六号楼阁楼上单身独宿，在迷蒙中寻找自己失落的脑袋……

五

　　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中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帐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示”。第一次怀疑毛主席受了骗，可是“洞察一切”的导师会受骗？我糊涂了，心里空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全国大串联时，我们满怀政治热情留校闹革命，亏了。现在，憋在复旦挨整当然没有“忘情于山水之间”洒脱与超然。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消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浩劫过后，“两派都应否定”，唯逍遥派不存在否定问题。因此，一查档案，他们最清最白。提拔干部，选派出国，他们成了最理想的人选。我同年级同学中有几位处、局级领导干部，没一个“铁杆保皇派”，也没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以为我当官不得发牢骚。不是！当初，一腔赤诚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工农子弟迄今还有相当一批人被沉重的档案袋压着。这使我想起，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他们得到了安置或当了什么委员之类的。宽容得到报答，豁达得到赞赏。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对他们20岁左右时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历史的恶作剧叫人啼笑皆非。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槛楼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游人；阳朔的农田上踽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怆、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0多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味。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被押送到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

六

　　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船。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5分钟，其中3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广斌默哀。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
　　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地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以看风使舵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一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的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他。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赏识重用。我想，假如陈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乇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陈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张春桥一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上海“红司”仍认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到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新我没有找到，旧我决不继续。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转型期。
　　大学五年级，按惯例7月分配。我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对复旦已毫无眷恋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那种欣喜的感觉，像逝去的幻景。5年，一场迷梦，一场恶梦。
　　可是，中央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闹革命。又是一桶迎头冷水。继续一年？两年？天晓得。
　　我第一次产生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的疚愧。我们班70%的同学享受着助学金，而我这个经济条件偏下的没提出过一分钱的申请。总觉得党和政府送我上大学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该伸手。这份觉悟大大高于某些党员同学们。为了每个月15元5角的伙食和杂用费，妈妈扳酸了指头，刚刚从师院毕业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原想读了5年走上工作岗位，让妈妈脸上多一丝笑意，让哥哥少一些拮据。而今还得“革命”且是我渐渐厌倦甚至厌恶的“革命”。
　　我只有一种选择：混！
　　忘我的狂热消淡，自我得失的盘算增长，当时还有腆颜，现在想想倒是跨跃前的后缩，未必不是进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成分是H2O，和别的水没本质区别，但主客观原因使我1966年跃上涛头，1967年又跌向浪谷。也许，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红卫兵的际遭是类似的。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字报，偶尔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蹒跚跚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毛选不太读了，报纸不常翻了，有时敞开鸭嗓唱几段京剧样板戏，声音倒像野狼嚎。
　　1967年11月4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训团进驻复旦。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训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他们进校3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果然，进校不久，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花样很多的，变成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班子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迅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的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得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给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已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舟山，迫于生计当了年余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和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史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我入阁校革会问题上仅仅是执行“阶级路线”吗？我心里明白：只要在张某人统辖的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懑情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撼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联司’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高兴的嘛。’”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史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他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以为打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推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大学红卫兵们被贬斥为“臭老九”，工宣队捧着仿造的芒果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复旦园。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说句刻薄话，红卫兵真叫祸人开始祸己告终！“狗”打跑了，打狗棍的最好归宿是灶膛！
　　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涩辣的敏感。敏感积多了变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稳、逍遥。

　　本文选自《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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