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漫长的隧道

┃Personal History

漫长的隧道

© 戴煌／文

戴煌

一

　　1964年4月23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外面钉有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小的人也休想从这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四米多长、近三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的一张小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给我也分了一勺萝卜条和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焦虑着大肚临盆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圆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呓连连，那都是值班人员向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五十厘米宽的空隙，根本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米八十，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
　　《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出生于1905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1944年他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5月20日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1949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政府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43年8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不易，从而刻苦攻读，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十三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1955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1957年9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1959年9月学成毕业，回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1964年4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讴歌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1965年4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三

　　1964年7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1965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了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医院院长，是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牛奶和一小碗鸡蛋羹。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
　　她劝我说：“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一半在里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了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了三十二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心护理，不是劳教所的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果断地采纳了苏自田的建议，那么得了百分之八十五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得救后的延期寿命也不会超过二十年。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们都永怀感激之情的。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二十六斤提高到三十二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三十二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钳工，都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总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西边大约三百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东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看上去身体颇为健康。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1949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怏怏。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1965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年之久的一百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1958年春天到1965年冬天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四十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
　　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专政手段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六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日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日。独独在这个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日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日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摇。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影响，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养”期。
　　4月30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队部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们还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少，并且还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说：“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意见，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作安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劳教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暂时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时也一齐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七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队”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红××。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我只劳教两年，而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接回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媛相爱，她就反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被人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着钢丝鞭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一古脑儿地一阵猛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轻善良的徐干事，也被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的一些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在拼了命地痛打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红卫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校涌来的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八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五八一”，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五八二”，再向西的就叫“五八三”、“五八四”，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五八五”。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就业人员”不下四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五八二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骶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的，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拄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焖得汗如水洗。他说，要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锦”，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坐落在五八二这个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九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五八一的人一起劳动。
　　五八一，是五八二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五八一，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四十一元，二级工三十六元五角，一级工三十二元，等外一级二十七元，等外二级二十五元，等外三级二十三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亩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就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一些“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十

　　在五八一，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五八二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以及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八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
　　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边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且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一千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一千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十一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土。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查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所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却“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范队长对人的关心，真有天壤之别！

十二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纷纷去了“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更加漫长而黑暗的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
　　开始，我们在山西南部侯马东边数十里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监狱里堆土烧砖。约一月，从维熙等人去了晋东南的晋城煤矿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调往山西省劳改第一支队——太原建筑工程队，被编入这个工程队的第三队。
　　第三队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钢铁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唯一的任务是为太钢服务：修铁路，筑公路，疏通下水道，铺设柏油路，抢修铁路桥下的涵洞，另外还砌房子，做木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下严格保密，连劳改队的头儿们也全被蒙在鼓里。但到了国庆节前后，我从报纸上的一些异常迹象，感觉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特举行盛大宴会予以招待。这个代表团团长在致谢词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敬祝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又“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主人的致词却“别开生面”，只有“万寿无疆”而没有“永远健康”，这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国庆节当天的《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第一版，似乎只有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而不像在这之前许多年的重大节日那样，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时在国庆社论中，对林也只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
　　第三，毛泽东召见各大军区司令，带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使人感到很特别……
　　根据诸如此类的迹象，我对一些谈得来的人说：“肯定林彪出了事！”没隔多久，中央果然下达了有关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文件。
　　在这些传达到全民和劳改人员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的那封信，说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宪法》、《党章》中公然把这位“朋友”列为唯一的接班人呢？
　　对我的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否也有“积极分子”向队长指导员们打了“小报告”，我不知道。但为了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我与三队的副指导员王三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说来话长。
　　王三儿是山西本地人，瘦高个子，文化不高，但说话却阴阳怪气，常常使我们备受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饭后，他整队训话。我们都坐在小板凳、小马扎或砖头上，坐得整整齐齐，他在队前坐着一把椅子还把一只脚搁在椅边上，搓着脚丫子。
　　他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所谓“歪风邪气”谈起，谈着谈着突然用一只手指着我们全体说：“啊哈！你们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嗯，你们都应该脱胎换骨，像林副统帅那样，对伟大领袖紧跟、紧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达后，他照样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们训话说：
　　“唔！现在你们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又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你们今后应该像旗手江青同志那样，赤胆忠心……”
　　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从四五事件、邓小平再度受难，到江青等人的锒铛入狱不过短短半年，我们这些人在王三儿一类人的口中，又先后成了“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和“四人帮的孝子贤孙”，而不知他们这些随时变换着政治嘴脸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贤孙！
　　对这种人，我是十分鄙视的。然而正是这种人，特别阴险毒辣。他们为了自己在现有“官位”上向上蹿一蹿，不惜用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父亲是“就业人员”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威风”。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明天好干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冲突。
　　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瞧热闹。
　　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右派还想翻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
　　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十三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扛着木料模型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摔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拇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十四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越魆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把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回到社会上去重新安排工作或回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铐上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这种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昧着良心讲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点儿也不生气，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
　　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查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1975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
　　他接信后，果真向社领导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领导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终于付诸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新华社另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协助解决我的问题时，那冷冷的答复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说，过去他在摄影部，而我在国内部和国际部，对我的问题不甚了然，等等。

十五

　　1978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快速推土烧砖时，又是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转动，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半个弧圈，我的左肋又被小车把猛击了一下。1969年在清河农场五八二分场在同样情况下打成的旧伤上又加了新伤那一次，五八二分场医务室的医生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连一天的假条也不开，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将就了。我通过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争来了医务室的工伤假条，休息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到即将最后改定这部书稿时，已时隔二十载，阴雨变天时我的左肋还隐隐作痛。去医院透视拍片，片子上竟看不出有明显伤痕。富有经验的骨科专家对我说：“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工伤事故，肋骨被打断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断的是肋骨梢上的软骨，则透视和拍片不易发现明显的伤痕……”
　　原来如此：断了骨头也是可以不被承认的。
　　我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春节也快到了。这时接到北京家中孩子的来信，说母亲病倒了，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我立即向队部请假，恨不能插翅飞回北京。我深知这十几年来，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

　　本文选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戴煌／著，学林出版社，2000年1月。文字识别由百度^®智能云平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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