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我的第二个监狱.上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监狱琐记②
我的第二个监狱
上篇

© 王学泰／文

　　1．托车上间隙

　　上篇自述写到我从房山传讯室出来，以为完事了，要放我回家了。没想到正从拘留所往外走的时候，从另一间屋子出来一个警察，喊住了我，要我在院子等一会儿，我觉得有点不妙。过了十来分钟，开来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摩托。那个警察要我上车，我问去哪里。“市局还找你有点事，咱们一块去北京吧。”我要上车之前，突然警察拿出一副手铐，“这是干什么？”我有些吃惊。他说了一句通俗小说中的公差常说的一句话：“这是公事。”这一天是1975年3月23日。今天2009年12月23日忆述此事，整整过去34年半。
　　三轮摩托离开了房山县城，并未一直驰往北京，在向东行驶过程中，进了良乡镇。摩托七拐八拐进人一个小胡同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下了摩托座位，从车棚子里拿出半麻袋东西，背到身上就走，刚走出去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给家里送土豆母子去，你在车上等一会儿，不要乱跑。”他这一去有两三小时，估计是吃饭喝酒去了。因为从房山分局出来，已经十一点了，可能还没有吃饭。不过这个警察对我还真的挺信任，相信我不会跑。虽然上车前给我戴上了手铐，但铐子是狗牙形的活铐，可松可紧，他给我戴得很松，只要缩一缩手就可以褪出来。另外，稍有经验的，用硬细棍状（如火柴棍、头发卡子、曲别针等）的东西就能把这活手铐捅开。如果我想逃走，转个弯就到良乡火车站了，上了火车，在这两三小时中也到了天津或保定了。此时已经是春分时节，路旁的小草都已经冒出新芽，麻雀在屋顶上唧唧喳喳飞来蹦去，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各得其乐；感到在中国当个老百姓也都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不虞之灾的降临。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后来，我的同事中，也有位文革中坐过监狱的，常一起聊天。坐监狱之前，他的工作与我的工作却有天壤之别。那时我在农村中学，他在“中央文革”。当然“伴君如伴虎”，靠近权力中心更危险。最后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押送这件事。他说，这个警察没有警惕性。他也说起自己的押送过程。那还是文革热潮中，他被从北京押送回老家贵州遵义，坐的是212吉普。深夜里，汽车在黑黢黢的十万大山中穿行。突然车停了，押送人员要他面对万丈深渊站立，不许回头。他说：“我望着黢黑的夜和山谷，心想这下子可完了。他们会从后面送来一枪，我就扑倒在深谷之中，从此消失于人间。不料半天，后面没有一点儿动静。好像有人在撒尿，我也不敢回头看。过了一会儿，他们要我转过身来上车。原来是他们要撒尿，怕我跑了。这可比押送你那个警察的警惕性高多了。”

　　2．半步桥边K字楼

　　摩托三轮进了北京，开到一个大铁门跟前，铁门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开启，原来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与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盖的第一模范监狱相邻，监狱门向自新路开，看守所大门向半步桥开。不过“自新路”是清末盖了第一模范监狱后，新开辟的一条路（原来这里都是农田），“自新”是因监狱而得名；而半步桥则是老名字了，据说明朝时就有了，大约是因有此路名而建此设施吧。20世纪80年代，一次与何满子先生（前不久先生辞世，这里谨致悼念）聊天，他也数次倒霉，坐过数个监狱。他对我说：“很怪，为什么监狱老临桥而设呢？上海是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杭州是六渡桥”。我补充说“北京是半步桥，听说武汉是娃娃桥”。“半步桥”，有深意焉，人间、地狱（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要给他吃苦的责任），半步而已。
　　半步桥在北京南城西南角，过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势低洼，水聚尤多，故桥也多。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门和护城河了。公安局预审处（七处）就设在半步桥看守所里，各个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续的犯人也要到这里来结案。犯人称这里为402（信箱号码）或K字楼（这里关押犯人的主建筑）。关于K字楼，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天地古今诗刻画，乾坤昼夜酒漂浮。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本来寒士切盼得到广厦千间的庇护，而文革期间许多有向往的读书人却无缘无故被收进了看守所的K字楼，何其荒诞！半步桥看守所关押犯人的处所主要有三处，主建筑是K字楼，它监室多，功能齐全，超出其他两处数倍，乃至十数倍，虽然说不上“广厦千间”，但“百间”总是有的，可以住上千个“寒士”。
　　一、K字楼。是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三层，共有12个筒道。20世纪70年代各筒的安排大体是：1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2筒4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以上三个筒大多是单人牢房。3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5至12筒关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层的5筒几个号待过，聂绀弩先生1966年冬至次年秋住9筒1号。
　　二、五角楼。俗称“王八楼”。它是个红砖建筑物，是关押女犯的。共有两层，每层有5个筒道，共10个筒道，排号接着K字楼，是13筒至22筒。文革当中著名导演孙维世和杨宪益先生的夫人戴乃迭女士关押在此。郁达夫先生的侄女、女画家郁风曾著文说戴乃迭女士受杨宪益先生牵连也关在半步桥，“碰巧我当时也被关在半步桥同一所监狱，同一条甬道的不同监号里。我当时还不认识她，只是每天听到她在有人送饭时说谢谢”。
　　三、死刑小号院。这里有两个筒，排号为23筒、24筒。为死刑筒，俗称“枪号”。有的老犯人说，这里平房原来是关押“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的。一人一个小院，挺清静的。文革起来后，把饶漱石转移了，这里才改造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遇罗克、沈元等都是从这里拉出枪毙的。张郎郎有《宁静的地平线》（见三联书店的《七十年代》）详记其事。张郎郎是极少的活着走出死刑筒的犯人。这两个筒在1975年被拆，在这里建起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死刑待决的都被分到“K字楼”“王八楼”相应的各筒，监管人员对他们说，把他们提到大号，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现。这些戴着沉重的死镣、死铐的待决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厕所）和放风的时候，他们沉重的镣子在“K字楼”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仿佛在过坦克车。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也就是实施了逮捕（签了逮捕证）以后，法院尚未判决的犯人。可是文革当中“无法无天”，这儿关押的有已经判刑的，但当局认为不宜于送到监狱与大量犯人接触的也押在这里。听说反右时期著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后被判15年就没去劳改场，而在看守所服刑。1976年，我被判13年后调到关押已判刑号里，遇到号称“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被判20年，也没去劳改场就押在这里。他的妻子（苏联人）判15年，关押在“王八楼”。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连逮捕手续都没有履行，甚至没有拘留手续，就在这里关押着，有的一押三四年，我见过有押十来年的。粉碎“四人帮”后，批判这种做法时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连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和尚也在这里关了8年。狱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巨赞法师自述：“文革开始时，我做梦，梦见我在上山时，突然山上有8块巨石滚下，我紧躲慢躲，才脱过挨砸的命运，大约我要坐8年监狱吧。”后来果然是8年期满，赵朴初把他接回佛教协会。和尚没有家室被羁押时都是赵朴初给他送东西。另外如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这里待过几年。黄苗子有诗云“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就是指杨宪益博士“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酒气熏天，使同牢弟兄馋羡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叶帅亲属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还有前面提到的郁风、孙维世等都曾聚集在这里，可以说是才俊云集，极一时之盛。聂翁还有一首诗记录“K字楼”的盛况：

　　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才。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

　　这哪里像监狱，简直像开Party一样。这首诗是赠给老朋友梅洛的，题为《赠老梅》。梅洛曾是国家物资总局科教局长。这些老一代知识人，口无遮拦。在“天下祸多从口出”的时候进K字楼就不可避免，“号间门偶向人开”是极其自然的。当然“K字楼”不像聂翁写得那样美，“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首先这里的吃，量太少质太糟。特别是聂翁进K字楼的1960年年末，那时粮食8两，伙食费6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来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长期处在饥饿状态，想吃东西是坐监狱最大的问题，听说这里的定量是解放初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助理制定、局长批准的，文革这位“局长助理”也进了K字楼（管监狱乃至兴建监狱的人自己也坐了监狱这是常事。我见过多起。例如监造秦城監狱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文革中就被关在秦城。湖南诗人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记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才感到伙食标准太低了。不过聂翁笔下的“杂花生树”，大约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应该是这些杂花的一株。
　　我是1975年到这里的，那时文革之初乱抓的情况已有好转，老干部大多被释放了，也有被判刑的，像聂翁就以七十高龄，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用当时看守的一句话说，“我们这里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大批地来，大批地走。现在都已经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了”。此时，大多是“一打三反”进来的。

　　3．号间门偶向人开

　　进了K字楼，我从房山分局带来的东西被一搜而空。身上的几十元钱，手表，书包，书包里的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和王夫之的《庄子解》都被留在储物间。把我带进了5筒，进了一道带锁的筒道门，看守打开一个号的大铁门，屋子空空的，一个人没有。屋子大约有20平方米，门在中间，对着门是通道，宽度约80厘米，通道两边是炕箱，即用木板做的矮炕。高度有二三十厘米，不到30厘米。这个炕长约4米，宽约1.80米，可并排睡8人。看守所之所以不做高炕是为了防止自杀，因为炕高，晚上睡觉时，把一个重物做个套儿，套在脖子上，就会有上吊的效果。晚上睡觉时要把腰带、眼镜等有可能自残的物品统统交出，第二天早上在发还。有个老看守说，监狱所有的制度和纪律都是血筑成。
　　我一人呆呆坐在炕箱上，思想集中不起来，不知道该想什么，或不该想什么，大脑一片空白。突然阿Q老兄来相助，“似乎觉得人生天间，大约本来有时也难免要”被关起来的。阿Q真是我们的国粹，历百年而不朽。后来读到聂翁的“号间门偶向人开”感到非有此经历者，很难知此句之妙。一个人在家老老实实地读书，不知什么原因就把你揪到宫里去，监狱的“号间门”，悄然自开，把一个个吞吃进去，无声无息，一切皆属偶然。当然后来又偶然出来了。
　　一会儿号子的铁门开了，看守拿来一个半窝头，半碗咸菜，半桶水放在炕箱上，说：“这是你的晚饭你还没吃饭吧？”此时我才想起，原来早上从房山分局出来，到现在的下午五点多钟已经快一天了，还什么都没吃呢，但虚火上升，肚子一点儿也不饿。躺在炕上，胡思乱想，一会儿睡去，一会儿醒了。看守所的号子里，夜间是不关灯的。这是第一次进看守所的人最不习惯的。听老犯人说，解放前在看守所关押是一天顶两天的，因为晚上不关灯，人睡不好觉，等于两个白天。如果你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将来顶一年的刑期。我不知道解放前的监狱制度，不知这是否为真。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肯定是不讲资产阶级这一套的。
　　一进看守所，只要稍有文化都爱讨论为什么这里叫“K字楼”这个怪名字？听老犯人说，“K字楼”国际通行，“K”是英文监狱的第一个字母。“K字楼”是解放初造的，那时抗美援朝还没完，如果仗打到北京了，飞机轰炸，不要炸监狱啊，这里又不是军事目标。所以一打仗这里很安全。说完他还很得意，好像买了安全保险似的，一脸洪福齐天的劲头。实际上英文监狱P是第一个字母，俄文监狱第一字母是T，都与K字无关。“K字楼”也不是什么国际通行。我想大约“K”字就是取看守所的“看”字第一个字母。
　　看守所是一天三顿饭，早上是玉米面粥一碗、半个窝头、一小撮咸菜，我在K字楼期间，早上的食谱没有变过；中午是窝头两个，一碗汤菜；晚上是窝头一个半，一碗汤菜。星期天、节假日是两顿饭，即把早饭取消，晚上的窝头改为两个。改善伙食也是改善中、晚，早上的几乎是雷打不动。这里用“几乎”是说也有极罕见的例外，据在这里待过数年的老号说，有一次早饭是油饼和玉米面粥。这顿“油饼”在K字楼流传了数年之久，为许多老犯人津津乐道。
　　一天放两次茅，“放茅”是监狱术语，就是上厕所（北方称厕所为茅房）。程序是由看守（通称“队长”）打开监室门，犯人出来进入厕所，厕所与监室在一个筒道里，距离很近，10秒钟就都进入了，此时看守将厕所门从外面插上，大约五六分钟，厕所门打开，队长就要急切地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是我在监狱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乃至出狱之后，对这个词很敏感。正像张郎郎的父亲、大画家张仃先生经过文革之后对红色敏感一样），待犯人都回到监号，把监号锁上，这次放茅就算结束。碰上心眼、脾气俱好的队长，能够按照规定时间放茅，遇到脾气急，或要拿犯人寻开心的，也许厕所门刚插上不到一分钟，就又开了，随之是直着嗓子吆喝“快点！”也有时，筒道就这一个号有犯人，把犯人轰到厕所，队长插上门走了，也许半个钟头、四十分钟才回来。十几个犯人在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厕所中熏着。
　　一周两次或三次放风。放风就要出K字楼，“风场”在K字楼东侧，一排有十几间。每间“风场”比监室略大，大约有30平方米吧。它与监室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房顶，但在比房顶略高处有一行走的通道，上面站着几个背枪的军人巡逻，看下面风场中的犯人有没有不法活动。风场是用红砖砌的，里面也没有挂灰，放风的犯人常常在红砖上刻下文字，以表意达情。其中有几个字至今不忘：“大师兄走了”，不知是什么意思，但其中表达的惋惜、惆怅、哀怨是在K字楼的人能切实感觉到的。后来听说，所谓“大师兄”不过是北京两个流氓头目中的一个，似乎名字叫陈永安；另一个叫大山子。大山子毙了，大师兄判了20年，用飞机运回新疆服刑，新疆不收，又运回来，赶上1976年“严打”，还是给毙了。

　　4．预审、逮捕、审判

　　到K字楼不久就被提审，预审室很简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犯人坐的凳子的腿儿是铁的，并牢牢地铸在水泥地上，大约是防备犯人以凳子为武器袭击审讯人员的吧。
　　这儿的人审讯与文教局的干部迫我交代问题时态度不同。文教局的干部总爱讲一讲他们是如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还装模作样地说：“你研究《推背图》，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研究《推背图》，而且比你更懂《推背图》。”我承认我弄不懂《推背图》的玄机，但我也相信，在他们没有遇到我这个案子时，可能连《推背图》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因为自宋代以来它就是禁书。谁敢大模大样地“研究”？这里预审人员没有这一套虚话。他很实际，一开始就说：“王学泰，我们两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的确如此，在审讯时，他也没有多开渠道。因为我的事儿就是几句话，“话”这个东西，说过之后，无影无形，当时也没有录音，人的记忆也不那么可靠。如果他有意扩展，这种事儿是没完没了的。
　　如就以言治罪的时代而言，我有个致命的弱点：我说过的话，不管对错，哪怕就与一个人说的，人们问起来，如果我还记得，总是情不自禁地承认。文革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食言而肥，而且能够当下说了，马上就能不认账，我真是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连续倒霉，也是势所必至。
　　虽然因为言论问题我倒过多次霉，可是爱说的习惯总难彻底改掉。只能在单位和大庭广众下说话谨慎一些，而在朋友，特别是多年的老同学、老伙伴之间真是不能做到一句真话没有。我的事情就出在一个老同学身上。
　　一个南口难友（从1964年大学毕业时的思想清理运动中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发到南口农场劳动）1971年分配后，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不愿意拍那些“高大全”的片子，那时有品位的，还允许看的文学作品除了鲁迅作品外就是《红楼梦》了。他想拍《红楼梦》，要我把其中的韵文（诗词曲赋）注释一下。在注释《红楼梦》时，我参考了《推背图》。《推背图》是古代一本预言未来大事的书籍，类似图谶。它与《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命运册子的格式完全相同。《推背图》中有个图，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题诗有云“惑乱君臣几千般”，下面还有一弓一兔。文革后期琉璃厂旧书店凭单位介绍信可以在那里购买解放前后出版的旧书和线装书，我是在琉璃厂海王村旧书店买书时向人借得此书（后来我因此书出事，也给借给我书的汪先生带来许多麻烦，至今想起，仍感愧疚，这里谨致歉意），也是在那里碰到一位久不见的大学老同学的。这位章姓老兄爱看奇书，视《推背图》如同宝书，与我闲聊，就说起上面提到的那张图和图中所绘妇女。当时社会混乱，江青以其特殊身份乱政，对此有所感慨，就说：“三千年前，中国第一个讨伐的文告叫《牧誓》，是讨伐殷纣王的。这篇文告中说，‘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没有天明报晓的责任，如果母鸡天明报晓，家非得败光不可）。三千年后还是这个老问题。那个女的就跟江青差不多。”另外，我们对当时搞得声势极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运动都认为是“另有所指”。我对章说，这场戏实际是上海派在反周（周总理）。上海《文汇报》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经是图穷匕见了。
　　章把《推背图》拿走了，后又借给一个文化馆的干部顾某。顾某把《推背图》放大复制（当时复印机极少）了。这位顾某曾当着样板团的面骂江青，让“样板团”的人给告发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什么批“黑画”、追缴“手抄本”、追查“谣言”和“小道消息”、批“文艺黑线回潮”都出在这个时候。顾某的言论和他的高干子弟的身份引起高层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时代，这自然是个了不得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学，由老同学牵扯到我。197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慌里慌张地到我家，对我说《推背图》出事了，公安局找了他，他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他对不起我了，以后再补报吧。于是匆匆而去。还算好，他给我一个信，我把一些对“评法批儒”不满的文字处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业余创作的老同学找我，说北京文联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会”上，市里负责文教宣传领导黄某去讲话了，他说“北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攻击和咒骂江青同志”。我想他指的就是我们这档子事。
　　本来只是私下的议论，不管对不对，影响也就在二人之间，当时我不觉得这是严重的罪行。就是在古代皇权专制的法律中，有“指斥乘舆”罪，也就是说，臣民不许非议皇帝，如被发现，视言论的轻重有被杀头的危险。然而没有法律规定不许臣民非议皇后、嫔妃与大臣。古往今来也没有臣民因为议论嫔妃而入罪（宫廷内部争斗除外）的，法律上更没有“指斥凤辇”罪。预审员不这样认为，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这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怎么区分呢？他回答：“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中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现在宪法并未废止啊。审讯员回答：“宪法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的怪圈。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有“言论”。
　　不过预审员不太在意我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只要我认账，他的任务便完成了。我的印象里，他只提审了我两次，认了，也就完了，最后他让我在交代上签了名，捺了手印。此后一直被拘留着。到了1976年，形势日渐紧张，年初周总理逝世，批林批孔逐渐变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许多人耐受不住了，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存青史的“四五事件”。
　　“四五”之后，K字楼突然兴隆起来，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本来许多号都住不满（每号满员是16人），这时大多号都塞到20人，非常挤，只能侧着身睡。紧接着放风停止了，伙食质量也直线下降，全监开宽严大会，重点在严惩。这次大会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人，所谓罪行是，誓死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拒不认罪，在监中哀悼蒋介石之死，以及反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给党中央写了大量的反革命信件，审讯一百余次，拒不交代，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全监惶惶然。
　　后来得知，前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张姓工友，山东人。其父是烈士，其母是淮海战役的支前模范。这个工人也是自幼参军，早年入党，后来复员转业来到清华大学当一名水暖工，平常工作积极。“批林批孔”时要每个人都表态，因为他是山东人，从小头脑中就有孔子是圣人的印象，所以在表态中提出疑问：“俺们山东人都说孔子是圣人，怎么成了林彪一伙的了？”那时“四人帮”爪牙迟群、谢静宜掌握清华大政（让两个仅有初中文化水准的大兵领导大学也属中国奇观），为了突出“阶级斗争新动向”，便抓了这个“反对批林批孔”的典型。这位张工友根红苗正，有恃无恐，当然不服，坚决抗拒，于是对他的处理也就逐步升级。先是在学校批斗，不服、闹场，于是送到公安局，更不服，绝食大闹。K字楼不怕你闹与绝食，派几个犯人看着他，三天之内不吃不管你，到了第四天，把绝食者五花大绑捆上，仰面朝天，放在地上，从鼻子里插上胶管，通到胃中，胶管头插个漏斗，从漏斗往胃里灌玉米面粥。由于张某拒不认错，在监狱里也是不断升级。犯人看出当局要整他，也纷纷落井下石。1975年4月5日清明蒋介石去世，那一天张某也正在绝食。监督他的犯人看张不吃饭，给他上纲说：“今天蒋介石死了，你不吃饭就是哀悼蒋介石。”张某大叫：“就哀悼蒋介石，你能怎么样？”好！同监的犯人马上抓住这立功的机会，向队长汇报。这个罪状远远高出原先的“反对批林批孔”了。于是在1976年的宽严大会上，他就成了“从严”的典型。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重点在于看“态度”。越是没有罪的，越容易被“从严”，因为这样的人态度肯定不好。
　　另外一位是因为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被抓到K字楼。由于其父是老干部，又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想通过整他，扳倒他父亲。此人是20世纪50年代老大学生，认死理，拒绝与K字楼当局对话合作。当审讯他时，他问：“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预审处。”“我给毛主席写信，怎么到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转给你们的？如果不是，你们胆敢扣留毛主席的私人信件，侵犯毛主席的通信自由，你们该当何罪？”这样，双方对立不断增长，审讯一百多次，有几次审讯员多达数十人，企图以声势取胜。最后，这个老大学生也成为“从严”的样板。一年多以后，他保外就医（审讯时，打坏了腰），在外面我们见面时，他仍然愤愤不平。
　　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正式逮捕我，法院说：“你的问题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党中央（指我说的“批孔是上海派反周”。其实，一个平民百姓有什么能力“分裂党中央”？真是笑料一样），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并说“为了配合打击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对你实行逮捕，你签字吧”。这在实行法治的今天，会被视作笑话的，可是在当时，这些是说得义正词严的。仿佛处理惩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是“告朔之饩羊”了。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1976年7月26日，把我从半步桥用212吉普拉到“市中法”（当时“中法”还在天安门附近的刑部街，现已拆），先是在一个小屋子候审。小屋子另一端还有个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20岁左右，就问：“什么事？”她停止了哭泣，回答“天安门事”。我说：“怎么这样快就到法院了？”她说，似乎法院找她来证明什么。
　　一会儿，法警把我带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位女审判员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说该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于是，“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一张纸，几百字，既没有罪行内容，更无证据，便轻易剥夺了一个人13年的自由。

　　本文选自《监狱琐记》，王学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文字识别由百度^®智能云平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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