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政治生活场景

┃Personal History

政治生活场景

© 余斌／文

防空洞

　　上世纪70年代初，明朝一个叫朱升的谋士突然间暴得大名，变得家喻户晓。原因是在朱元璋挑起反元大旗之时，朱某出了个主意，让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改了一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据说苏修要打我们，随时可能打起来，这便是对策。
　　此言一出，举国上下都动起来。我对“广积粮”不感兴趣，“不称王”则令人失望。唯有“深挖洞”让我莫名兴奋。既称防空，应是对付空中轰炸，还有就是防着扔原子弹的，据说往下面一躲，任你核辐射、冲击波，也是其奈我何。我们的概念中，防空洞却等于极具攻击性的地道。当时文革前几乎所有的电影都不让放了，《地道战》、《地雷战》却拿出来放，看了不知多少遍，以致我很长时间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以为日本人就是靠民兵在地下钻来钻去，外加土造的地雷给赶跑的。如果让造地雷，我会更高兴，退而求其次，挖洞也有意思啊。
　　后来发现没我们什么事，大概是怕小学生年纪太小，出了事反而添乱。我和几个同学到老师那儿去“请战”，也未获准。于是我们与防空洞的关系就限于关注最新的进展情况，学校小广播或是黑板报上隔几天就有通报，说又前进了多少米，哪里到哪里又挖通了。我倒是在台上挖过——宣传队反映挖洞的演出，好像很多单位宣传队编的都是一回事，无非是模拟挥镐挖土的动作，到时候后台就用裹了布的鼓棰在鼓上敲出“呯呯”的闷响，这是表示从两边对着挖，听见那边传来的声音了，于是用手套了耳朵倾听，而后就兴奋而更卖力地挖，而后自然是通了，会师洞中，就拥抱、扔帽子，喊“毛主席万岁”，就完了。
　　终于有一天，全校开庆祝大会，防空洞真的大功告成，不仅花园、操场下面被掏空，而且每个教室下面都挖通了，教室的某个角落有入口，一个圆而大的水泥块盖着。这让我想起《地道战》里的旁白：“群众发动起来了，村村有地道，家家通地道……”自此上学便多了一项内容：常常正上着课，忽然间警报声大作，所有的人迅速撤离教室，钻入洞中。怪的是分明教室里就有入口，却舍近求远，都跑到操场那边几个洞口鱼贯而入。教室里的洞口始终盖着，老师三令五申，严禁擅自移动上面的圆形水泥板。后来才听说，教室的入口是直上直下，要踩着扶梯下去，兄弟学校演习时有个学生忙乱中一脚踏空，跌成脑震荡，还有后下的踩伤了先下的人的手的。
　　头几次搞演习，千把号人要都钻进地下，不免乱作一团，后来训练得多了，居然井然有序，十来分钟，全校都从地上消失。然而也就无趣。演习是特别强调纪律的，进了洞不许出声，说话、吹口哨都不行，进完了就关灯，黑洞洞的一个挨一个蹲着，新鲜劲一过，就像关禁闭。
　　相比较而言，我宁愿演习时蹲防空壕。防空壕就在教室那栋楼后面，几十米长，一人深，宽也只容一人通过，很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战壕，让人丧气的是，我们并非掩在后面放枪扔手榴弹，不过是在里面趴着。就这也比洞里强，至少还可东张西望。大概是防空洞的副产品吧，我们演习只往那里跑过一次。据说人伏下身来，可躲过原子弹的冲击波，却防不了核辐射，所以很快就被晾在一边。大概也就因这缘故，防空洞到处在挖，防空壕则不常见。当然洞是在地底下掏，不妨四面开花，防空壕是在地面的，没那么多空地，也不能凡空地就开膛破肚地折腾。防空壕一度是男生的兴奋点，下到里面爬上爬下地追逐，埋伏时在里面待人经过一把将其拉下，都是我们喜欢干的。后来出了事，哄闹时有人跌下摔骨折了，家长找到学校来，那里从此成为禁区，课间课后都有指派的人戴了袖标值勤。再往后，也不知是有人图近便往里倒垃圾，由非法而为既成事实，还是学校有意以这方式把它给填上，反正渐渐地打扫卫生之后不肯走较远的路到学校后门口垃圾池去倒了，都往这里倒，防空壕遂成垃圾沟。若是别处的垃圾，这样暴露于外，怕是要异味扑鼻，臭气熏天的，我们都不在学校吃饭，故而垃圾成分单纯得多，所以倒还好。只是原本好好的校园，楼后面横亘一条长长的垃圾带，实在不雅观。挖时费力不少，要填上也非易事，直到小学毕业，我们对防空洞的兴趣乃在到里面去捉迷藏，或玩一种官兵捉强盗游戏，迷宫似的，真是好去处；要不就诱好奇的女生进去，装神弄鬼，鬼哭狼嚎一番，以将对方吓得哇哇大哭为终极目标。可惜学校防范甚严，等闲不让进去。据说别的学校里出过事，无非是黑咕隆咚撞头了，转来转去摸不出来了，比较严重的是黑暗中扯下电线触了电。我们下了课常在洞口附近逡巡不去，就盼着把门的离开一会儿，瞅个冷子溜进去，这样的机会却是少而又少。
　　也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好像又没打仗这一说了。防空洞里规模大的那些再用砖头水泥加固，改称人防工事，还有专门的机构，叫人防指挥部，小的那些似乎都废弃了。我对通衢大道式的人防工事不感冒，因其根本不像是洞，与《地道战》中所见弯着腰行走的土洞相去太远。
　　照外间的传言，防空洞，不拘大的小的，都有成为罪恶渊薮的趋势，好多狗男女没地方待，就借洞中一方宝地搞腐化，直到80年代初还出过事，说有个老教授和他的女学生在某处给逮着了。这一类的流言我不大信，因为有个暑假闲得无聊，和几个同伴到处找没人看守的洞子钻，捉迷藏或扔个炮仗什么的，所以有发言权。有些洞很浅，只能算作猫耳洞，还有些很长很深，却也未能深入，因大多在洞口就闻得一股臊气、秽气，地下硬撅撅的一条条人中黄——显然被人当临时厕所用上了。这样的场所卿卿我我，恐怕不会有人觉得相宜。那天巡视多处后我们当中有一人总结道：“‘千村薜荔人遗矢’嘛。”大家都笑，因为他是在用典。可能当时刚在课本里学过毛主席的诗《送瘟神》，知道“典”出在这里。老师说的，“矢”就是“屎”。哪来的“千村薜荔”呢？只因有一“矢”字，老师解说时堂上就断章取义地哄笑了。我可以打包票，说的人绝无“恶搞”之意。当然那时也没有“恶搞”一说，深究起来，可以定为“恶攻”——是“恶毒攻击”的意思。这更是绝对想不到的。

战备砖

　　我小时学过一样手艺——做砖。这听来有点不可思议：大城市的孩子，怎么会学干这个？但这是真的。不仅是我，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恐怕都干过。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强调分工，但那是正常状态，非正常状态下，自然又当别论。比如大跃进，大家一起跑去大炼钢铁，再往前不分行业，一起去打麻雀。我上小学时形势更严峻了，据说随时都有可能打仗，到处都在备战备荒，挖防空洞，做砖也算题中应有。这砖不是用来盖房子，乃是用来砌防空洞的，因此有个名目，叫“战备砖”。
　　做战备砖是政治任务，少不得开会动员，家家户户都得做，派到人头上的，每人多少块。会上都表决心，回了家个个愁眉苦脸，不知这指标如何完成。大概只有小学生欢欣鼓舞，尤其是男孩。如果让打麻雀会更开心，不过做砖也凑合，比开会或上课念那些枯燥的课文强。小时候都玩过泥巴，玩得津津有味，只是大人时常阻止，说脏。现在岂不就是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玩泥巴？
　　果然，很快到处都出现大大小小黄土堆黄泥摊，大街旁，院子里，操场篮球场上，都是，与之相伴，又有排列成行的砖坯在晾晒，就像全城都在玩泥巴。
　　我因此知道墙上的砖原是泥土做的。运来了土就和泥，与和面差不多少，只不过是用脚踩，大人有穿了长筒靴上阵的，小孩一概把裤子卷到大腿根，兴奋无比地跳进去。于是，生土变作熟泥。
　　做砖要模子，转眼间会有那么多模子出现，委实令人惊讶。饶是如此，还是不够，只好今日你家用，明日我家用。在我看来，与模子相关的活计才是有技术含量的：先要举起泥坯瞄准了模子用力掼下去，而后用绷了细铁丝的弓贴模子拉一下，刨去多余的部分，再用板子刮两下，掉个面，再拉，再刮，然后松开模子，砖就成形了。掼泥坯的力道得大，一下子将模子填满，否则做出来就会缺个角什么的，小孩力气小常犯此病，将泥坯举过头顶，用力过猛失了准头，一半掼在模子里一半在外，也是常事。
　　待砖坯风干，硬了，就要送到指定地点，再送往砖窑，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看不到最终的结果，令我很遗憾。听居委会的人说，很多都是废品，也不知道拿那些坚硬的泥块怎么办。不过至少在学校里不是无效劳动，有一部分终于修成正果。某日全校开大会，革委会主任捧了两块红砖上台，兴奋地说，这就是我们做的砖。又将两砖相互敲击一下，宣布道，经检验，完全合格。下面一片掌声。后面他似乎还说了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最后砖头被系上了大红绸子，我们排好队，跟在砖头后面，敲锣打鼓到区里报喜去了。

检查

　　“检查”与“讲用稿”、“大批判”、“小评论”、“决心书”一道，可以视为文革年间最重要的“文类”，凡断文识字之人，没有操练过一番的，恐怕少而又少。“牛鬼蛇神”当然有写不完的检查，检查在他们即是交待、检举、悔过书，都要放入档案的，非同小可；而写检查也有“群众性”的一面——一般人虽无罪行，过失是有的，而且谁没有“‘私’字一闪念”呢？这就都需要检查。
　　“斗私批修”之风最盛的时候我在上小学，尚属顽童阶段，然而记得同班同学不分男女，似乎都有过被责令或主动写检查的记录。事由有大有小，大至误伤宝像、写“反标”，看封资修坏书，小至给同学起绰号、打坏玻璃、上课讲话做小动作。
　　那时的检查并非表示认错即可了事，可能是注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吧，写检查不可“就事论事”，必要深挖“思想根源”以“提高认识”，而认识不是一下子便能提高的，检查在班上宣读或是交到老师那里往往通不过，所以经常要一遍又一遍地写，错误的性质于是也相应地越来越显得严重了。记得曾因给同学起绰号写过检查，起初是承认“对别人不够尊重”，未获通过；第二遍的核心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不行；最后升格为“沾染了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坏思想”，总算过关。当然并非无限上纲就定能过关，有时也要看老师惩处你的决心有多大，其时体罚、追加作业或今之“经济制裁”之类既被判为“社会”或“资产阶段”的一套，写检查便成为老师挟制顽劣学生的重要手段了。印象中最叫人丧气的一幕便是班主任接过你的检查稍加扫视，当即璧还，道：“通不过，重写。”于是学生蔫头耷脑从办公室出来：放学后同学的打乒乓，官兵捉强盗之类他是没份了。
　　开始写检查，未免诚惶诚恐，然而既然渐渐地周围的人几至无一幸免，也就再无羞耻之心。而且检查也像一切应用文一样有它的格式，“一回生，二回熟”，写多了熟极而流。不中式的也有。记得班上有位作文高手，“讲用”、检查兼擅的，某次老师下了句评语，说他讲用稿写得像检查，检查写得像讲用稿。原因是他做文不肯落套，若是讲用，是从他原先不甚高的“觉悟”讲起，把提高觉悟的过程周周折折地道来，所谓“好人好事”倒只有三言两语；若是检查，他则又过失只说得几句，转入“认识”了却是议论滔滔，侃侃而谈，如同做报告。所以尽管是公认的才子，他的检查不能算是正格。
　　其实究竟什么样的检查可充我们的范文，老师一直也不曾讲过，虽说我们写检查的机会要比写假条之类多得多。不过某次一位关姓同学的检查我觉着老师似乎是默许的。那一次他是忘了带红领巾，老师问他是何缘故，这仁兄不知为何竟反诬是老师让他不带，事态顿时严重，他亦因此被勒令做检查。老师真是火了，检查做了几次，总也不让通过。关姓同学债多不愁，索性把检查做了作文练习。最末的一次是在全班同学参加的班会上，他拿了稿子在台上念，很长的一篇，初时嘟嘟囔囔，渐渐声音高上去，最后竟是面有得色了。以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标准，那真称得上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他在检查里居然嵌进了许许多多的成语，什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冠冕堂皇”、“三令五申”、“文过饰非”、“既往不咎”，一串一串的。我发现老师绷紧的脸松弛下来，慢慢有一点笑意，最后竟是频频颔首。我们在下面听得目瞪口呆，也忘了他是在做检查，只注意他的“文采”，心里佩服得不行。以词汇量而论，那篇检查可能代表我们班的最高水准了。

办学习班

　　有些陈年的说法，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还会习惯性地使时用。比如我们家的钟点工不想干了，我母亲就说，“做做她的工作”——说全乎了，应该是“做做思想工作”。“思想”这词可大可小，活泛得很：大，可以指观念、意识形态；小，可以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我母亲所谓“做做工作”，无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钟点工放弃离开的念头罢了。这样的“思想工作”，我在中学里常做的，比如学校要开运动会或是搞什么集体活动，班上有人不愿参加，你去找他谈，这便是“思想工作”。这是有具体事由的，若在这过程中务了虚，上升到“提高认识”的层面，那就更“思想”了。
　　“思想工作”常是一对一的，却也不尽然，有时候一帮子人坐下来帮你“提高认识”，这原是中共党内的法子，大概是行之有效，到了执政之后，就开始推而广之，渐趋于具有全民性。在别的时候，这形式有无专门的说法，我不知道，反正文革年间叫作“办学习班”。这说法源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老人家的话当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于是乎在全国范围内，学习班遍地开花。
　　我查到当时的报纸，知道这条“最高指示”发表于1967年。背景不大清楚，后来我凭空猜测，当时造反派各派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武斗也时有发生，这指示是不是要让各方熄熄火，坐下来谈的意思。事实上却不是像字面上这么云淡风轻，我从一些回忆文章里看到，所谓学习班，固不止于学习，它往往就是变相的小型批斗会，而批斗会又经常变为“逼供信”，故“和风细雨”演为“暴风骤雨”，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当然这是成人世界的事，在小孩的世界里，学习班则又呈现出另外的面目。全民性地大办学习班那会儿，我在上小学，小学生也被卷进来，恰可说明全民参与的程度。我后来的认识，办学习班对我们而言，也像跳忠字舞、背语录一样，是一整套仪式的一部分，至于这样的仪式有何功用，那得看你怎么理解。
　　我对学习班的态度有双重性，若在暑假，就特别热衷，盖放假后小伙伴聚首，尤其是人数较多的聚首，不大容易，要去到较远的同学家，有些家长也不放行，固然也有小组活动之类的名目，但掮出“办学习班”的大旗来，就更有一种神圣性。假期里办学习班大多无主题，往往到一块背一通语录即草草收兵，因大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个暑假，我那一组的人都建议把学习班办到某同学家去，这其实不大相宜。最好是住在某个大院里的同学家，因十来个人，哪家屋里也坐不下。这同学的家孤零零住得很远，又不在大院，我们情愿顶着毒日头颠颠地跑了去，全因他家挨着清凉山公园，那里是可以充游乐场的。我们围坐在草地上读了一通语录什么的，最后殿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真言，十分钟不到，我们便一声欢呼，“活泼”起来，开始玩砸砖头、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
　　学期中间在学校里办学习班则要严肃得多，固然也有读报、背语录之类类于例行政治学习的，但大多是有的放矢，即某同学犯了什么事了学习班，原本就是解决问题的嘛。我基本上可以打包票，那年头是儿子打老子的时代，只有学生打老师，甚至将老师打死，没听说过老师打学生。以体罚整治学生的事见不到了，“师道尊严”已被批臭，老师即使有那样的冲动，也不大敢。不过惩罚也可以较为“革命”的方式进行。这一是写检查，二是办学习班，二者往往并举。第一项据说现在中小学也还常见，与第二项结合起来，则属那个时代的创举。
　　老师若是因某个学生破坏课堂纪律或犯其他什么事忍无可忍了，便会做出“给某某办学习班”的决定。我上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对课堂的肃静一向有较高的要求，有一回大概是插进来的防空演习刚结束，大家犹在刚才一番天下大乱的兴奋之中，警报解除回到教室，不大静得下来，他在读课文，下面嗡嗡声不绝，弹压了几回，点了声高的某同学两回名，仍不见效，气急了，就把课本往讲台上一掼，喝道：“课不上了，办学习班！”
　　如此课上了一半兴师动众的，不算经常。大多数时候是放学之后，勒令不许回家，办完了学习班再走。至于何时算“完”，则要视当事人的认错速度、态度，以及老师的惩罚力度而定。倘若当事人拒不悔改，大家就得陪着，归也归不得，玩也玩不得，看着远处操场上别班别组的同学在追逐嬉戏，只有干瞪眼的份。
　　成人的学习班，要使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或是交待罪行，据说有连续搞上几天打疲劳战的，小孩则如用药的药量酌减，通常以天黑为度，“完”不了第二天课后接着来。几个小时坐着，干什么呢？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引证语录、发挥大义。学习班大都是从齐声背诵最对景的语录开始——“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有点像念经，或是念咒。顺便说说，背诵语录、喊口号之类，在当时确乎有念咒的意思，比如军训搞急行军，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比如被批的人不肯认错，就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至少在作文里，喊了念了，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背诵语录是有过比赛的，看谁背得多而又一字不错。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下乘，属死记硬背，更有能耐的是活学活用：能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背出适当的语录来，才是高手。有些语录段比较长，背不出来也无妨，如果知道出在哪一页，也能让人刮目相看，办学习班有的时候因此也可以成为一种赌赛。同学之间打架、闹不愉快，多半会亮出这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若有同学扔了半块橡皮之类，则会念“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针对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之类，“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正是现成……小学生犯错，都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办学习班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差不多到最后，在场的人都会一起念“犯错误不要紧，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也算是曲终奏雅吧。
　　“办学习班”的对象变动不居，有的时候是你“办”人家的学习班，有的时候你被人家“办”班。并非一概是老师勒令或提议，我们自己起劲的时候也不少，盖因这是表现的机会。所谓好的表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彼时强调的是斗争哲学，时风所染，考察学生好坏，是否“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成为很重要的一项，学校里坏人不多，坏事常有，办学习班岂不就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被办的人也有怀恨在心，到时挟嫌报复的，提出要办某某的学习班。出于不给“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的考虑，老师多半是照准。芝麻大的事也能成为办学习班的由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所以谁都有“办”人的机会，也都有被“办”的可能。后来我看一些回忆文章，文革初期风云变幻，有人今天在对别人搞逼供信，第二天没准自己就被捉将官里去，就想到我们的学习班，可以看作是缩微版，或少儿版游戏版。
　　说是少儿游戏版，盖因芝麻绿豆大的事也能成为办学习班的由头。我在班上肯定属于给人办班的主力，却也有一两次，沦为被“办”的对象。其中一次，我还记得，是打扫卫生时弄坏了一把做教具用的尺子。教具平常老师课后都是连同粉笔盒一起捧回办公室的，那次不知怎么落下了，我拿来当大刀挥舞，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做势挥向一个同学的脑袋，很猛的架势，半路上改道，砍在旁边的桌上。原就想这样吓唬他一下，不料劲使得大，砍在桌上尺子就折了。于是值日也停下了，就办我的学习班。
　　学习班重在提高认识（赔不赔倒在其次），单单认错是过不了关的，犯错的人的大忌，恰恰是“就事论事”。我已经将自己的“过失犯罪”升级到有几分蓄意的地步，说成“破坏公物”了，当天还是没能过关。第二天放学接着办，就往“挖思想根源”上去，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我“自私”，有个女生质问，为何损坏的是公物，不是自己的东西？另几个就附和。我好像辩了一下，举证我在家里损坏的私物远过于一把尺子。对此他们似乎是予以采信的，因议题很快就转入自己的东西是否就可以不爱惜。结论是，我缺少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物品不论公、私，都是工人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是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我都认了，后来在班上做检查，我大事渲染了一把尺子艰辛的制造过程，多少道工序，单是把尺子一边的铅条嵌进去就如何的繁难，就见出事情性质的严重，也就为我痛心疾首的悔过做铺垫。“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路径大率如此，盖“提高认识”即是上纲上线，不断加码，越是自承恶劣，就越证明态度之“端正”。
　　那次学习班上还有一问题，没有深究：有人指出，把同学说成“鬼子”，虽然是开玩笑，也还是说明“阶级感情”有问题，对同学应该是“春天般的温暖”，喊“鬼子”，是不是内心深处当他是坏人？——其时我们当然不知有个叫弗洛伊德的人专门跟人的潜意识较劲，不过我们挖掘犯错误动机时的阶级分析，倒也能振振有词将当事人说得一愣一愣的。但这样的一本正经只限于办学习班时。毕竟是小孩，待一结束，大家马上恢复了常态，仿佛摘下了面具。比如那个说我叫同学“鬼子”大有问题的，说不定转过脸来就骂我“坏分子”、“反革命”，打闹在一处，其间无需任何的过渡。此中的变脸浑然天成，谁也不以为异，大概我们都习惯地接受，办学习班嘛，就要有办学习班的样子。
　　通常这是在班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或是从各小组抽出几个人来，参与者大多在十人上下吧，学习班是“群言堂”，形式上就看得出来，都是围坐成一圈。问题若比较严重，全班人悉数参加，犯事的人站到黑板前做检查，其他人也上台发言，那就已然属于批判会的范畴。此外也有跨班级跨年级的学习班。
　　学习班还可以派生出学习班。倘在办学习班的过程中有人无意中又有新的“活思想”暴露，或是有什么不良举动，那么对象转移，会有新的学习班。我的一位谢姓同学不幸即因他“极其下流”的行为成了学习班的又一个牺牲品。“牺牲”总是涉及比较严重的事，我们办学习班虽然强调态度上的“严肃”，通常事态却并不很严重——既然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既然到后来班上大多数人都被办过学习班，学习班上例行的上纲上线也因其例行的性质而变成过场。曾经有人在学习班上嘻嘻哈哈而被勒令写检查，其后严肃的气氛大体上可以维持，只是那严肃大体是仪式性的。但是谢姓同学那一回，事情真的比较严重。
　　起先是有一大案：郑姓同学刻蜡光纸时不合以《毛主席语录》垫在下面，又不合用力过猛，致使印在封面上的领袖头像的领部遭受重创。蜡光纸是一种单面有蜡质涂层的纸，有不同的颜色，光滑而有光泽。所谓刻蜡光纸大约应属剪纸的一种，只是手法不同——先要以蜡光纸蒙在择定的图样上，在纸的反面用铅笔斜着涂，图样在下面，微有凸凹，平涂即留下了空白，以刀片刻去空白的部分，所得即是想得到的图案。雕刻通常在一硬的光滑平面上进行，玻璃板什么的。郑同学刻时，语录与蜡光纸之间是有垫字板的，却是未摆放好，一刀下去，出了垫字板的范围，语录于是有不虞之毁。刻蜡光纸是女孩热衷的把戏，纸的主人是郑的同桌，课间拿出来闷了头刻，郑同学主动提出要帮忙，其实是一时兴起，等于“让我玩一下”，那一位不乐意，护着作业现场不让碰，郑同学拿过刀便强行帮忙了。结果同桌气得涨红了脸：那一刀不仅将该连接处划断，而且那张上好的蜡光纸整个毁了。
　　直到有人发现语录上的划痕，郑同学才发现事情远不是赔同桌一张蜡光纸那么简单。办学习班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关重大，这次是抽调了全班擅长“批判”、“斗争”的精英给他办，气氛也因此由严肃进而为有几分紧张。郑同学起初还狡辩，说是“不小心”，这在学习班上肯定是通不过的，自然招来一阵猛批。幸而惊动了派出所的厕所“反标”案前不久已经告破，不然很有可能会逼问那是不是他干的。
　　那么，郑同学失手划破语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当然，很“反动”。
　　上面所说“反标”即是“反动标语”的简称。“反动”是一项很大的罪名，作为一个词，报纸、广播里出现的频率极高，我们说不清它的确切含义，但这并不妨害我们一再地使用。模模糊糊地，我们知道“反动”差不多等于“反革命”，属今天已不再构成罪名的政治罪。还有什么比政治罪更重的呢？所以要入人以罪时，我们时常宣称对方“反动”，能让对方居于“反动”位置，就等于抢占了制高点。故课间或放学后的吵架时常会陷入对制高点反复的争夺。场面多半是这样：“你反动！”“你才反动！”“你反动你反动你反动……”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依循的是一般吵架的规则，或以声高，或以重复的速率，压倒对手。
　　郑同学行为的反动性不言而喻。有人便说，这是对毛主席“缺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人在搞查三代，小学生虽然没有“外调”等手段，也会顺理成章地挖一挖“阶级根源”。郑同学家里开小店——极小的那一种，就是家里临街的门口有一截小柜，卖些价钱不超过两角钱的小零碎，当然是“资产阶级”。他家就住在学校后面的干河沿，木板房子就架在一条臭水沟上，下面木头撑着，多少有点像我后来见过的吊脚楼。我和他关系挺好，他家去过多次：门板房，里面黑咕隆咚，阁楼式的二楼总让我觉得摇摇欲坠，走在楼梯上似乎整个房子都在动。我去他家，最觉有趣的是透过一楼楼板上一道足有两三指宽的缝往下看，漂着各种脏东西的水在下面流，声音淙淙，那气味难闻，就这么个家，实在看不出任何“资产阶级”的蛛丝马迹的，但我在学习班上还是很严肃地扯到“阶级”之类。
　　后来郑同学好像的确说到他家解放前有剥削的嫌疑，因他爸爸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还揭发他爸有次把毛主席宝像贴歪了，好几天也没管。接连好几天，我们都在逼着他回想，他或他家人还有什么反动行为，同时让他交代动机。学习班好像僵在那里了，老师没给这事定性，如定性为蓄意犯罪，那他就是“阶级敌人”了，我们谁也没这么想，这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是没有先例的。另一方面，“不小心”说又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么大的罪状，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一天一天，继续在他的“思想根源”上兜圈子。
　　恰在此时，谢姓同学偷看女生私处的事不胫而走传开了。
　　谢同学属班上的落后分子，而且是谁都不待见的那一种，原是只有被“办”的份，决无资格“办”人的，那一次也许是出于让他“受教育”的考虑，居然学习班里也有他一个。事关重大，我们一干积极分子都很严肃很紧绷，他吊儿郎当惯了的，甚少经历这种正经场合，又兼“政治觉悟”不高，就觉百无聊赖，不是东张西望就是打瞌睡。前面说过的，学习班是小组的规模，也就十来个人，其他人想视而不见都办不到。这对我们的严肃是一种无声的冒犯，除了提醒、勒令他打起精神之外，有人已经向班主任提议不要他参加了，奈何老师坚持越是如此越要让他多多“受教育”。
　　谢姓同学也不是全无专注的时候，从后来他交待的情况看，至少短暂地，他曾专注于对面女生短裤、衣袖的开敞处。这里须做一点交待：放学后的学习班都是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进行，教室里值日生要打扫卫生。办学习班的人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一中心小学校园的漂亮是有名的，那时虽经挖防空洞之类的折腾，大部分区域还维持着旧观，我们教室前的空地上种着紫荆、月季等花木，夏日的蝉声、草木的气息一阵一阵，放学后不归家的学生在左近笑闹或是绕树追逐，若非此次学习班事态严重，确乎容易心神不属。谢姓同学短暂的专注则与夏天女孩的穿着有关。那时没有内裤之说，男男女女穿的短裤常是亦内亦外，小孩更是如此。男孩是一色的裤头，女孩是花裤头，虽然上学穿裙子，又无淑女教育，往地下一坐，弄不好就门户开放。上身则成人也还在前胸罩的时期，女孩中流行的圆领衫里面多是真空。总之上上下下，用现今流行的词，“走光”几率相当高。谢姓同学最初显然是无心插柳的惊鸿一瞥，后来则肯定是蓄意偷窥。
　　并不是被抓了“现行”，是他不合把自己的发现对人说了，不知是出于分享的冲动，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当然是让人发下毒誓之后才说的。但像一切不可泄露的“天机”一样，还是泄露出去，先在男生中秘密地传开，而后几个女生知道了。男生大多一边对谢表示鄙视，一边报以诡黠的笑；女生则或义愤填膺，或羞愤难当。“被害者”为谁并不明确，许是这一条谢同学没说，但当时参加学习班的，就那么几个女生，便一起成为猜疑的对象。也不知怎么着，事情就到了老师那里。老师知情之时，班上已传得沸沸扬扬。办学习班是不可避免的了。
　　与别次的学习班不同，这一次气氛很是异样。首先是两个曾给郑同学办学习班、表现积极的女生拒绝参加，其中一个说：“看到姓谢的就恶心。”其次是后来勉强参加的几个女生都有几分凛然不可犯的神情，坐姿什么的都特别注意。鉴于事情难以启齿的性质，平时学习班惯有的交待犯错误过程的程序也执行的有点犹豫，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涉及这桩事。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点进行不下去，因为谢同学一口咬定根本没这回事，即使招来的几个对质的都证明确有其事，他还是死不认账，只翻着眼望天道：“反正我没说。”到后来终于承认偷看了，却又说，没看到。于是陷入究竟看没看到的究诘。这问题是个让人进退两难的陷阱：一方面，如是看到了，似乎更能证明错误的严重性；另一方面，看到了，那几个女生的处境又会更微妙而尴尬。所以回过神来以后，女生尤其力主不再继续纠缠该问题。
　　按照我们习惯的逻辑，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于是我们转向联系谢同学的平时表现，他的一些劣迹又被揭出来。比如他一贯思想肮脏，经常讲下流话。比如他不光偷看女生，男生也看，有次就在许多人面前喊：“某某，你蛋都露出来了！”还有，上三年级时，他常趁人不备，把人裤子扒下来……这后一项是男生中常有的恶作剧，须略作解释。其时夏天男孩穿的短裤，多是平角裤或田径裤，有松紧带，也有系绳，松紧带舒服随意，系绳不系也无妨，许多人会忘了这茬。爱使促狭的人往往乘人不备从后面冲上来，抓住裤脚往下一拉，而后转身就跑。着了道儿的人会找机会报复，最能快意恩仇者，就是把对方裤子也扒下，故扒裤事件时有发生。但别人是偶然的，此时谢同学被翻出前科，他的行为就有了“必然性”。而且揭发者还特别指出，他不止一次干这勾当都是当着女生的面，引得女生尖叫一声跑开。他显然是有意的，问题的性质也就变得严重了。
　　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参加学习班的男生揭发出来，女生坐在一边听着，间或斥责一句“下流”、“流氓”、“不要脸”，而后就脸红彤彤一言不发。幸而“蛋”的事很快被表过不提，转入到错误根源的挖掘和批判。出现得较多的一个词，似乎是“肮脏”，假如可以以该词下结论，那仿佛没有哪一次学习班让人产生某种不洁感。在别的场合我们也用，通常说成“肮脏的剥削阶级思想”，然“阶级”很抽象，连带着的“肮脏”说起来也变得无感了，这一次好像是具体起来，落到了实处，男生女生说起来都很有感。只是男生没有那么多的愤怒，掉过脸来，还会挤眉弄眼，女生则始终很严肃很紧绷。
　　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当回事，说起来最严重的一项指控就是一男生提出的：他认定谢某做这事且说出来，意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意思是，对郑某划伤领袖像的批判被干扰了。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两人关系不怎么样，再则谢某会“舍己救人”？太抬举他了吧？但那男生说，客观效果就是这样。偷看是品德、作风问题，“转移斗争大方向”则是“政治”问题，尽管我们平常看人似乎看的是人品，不讲政治，但在学习班上，政治问题显然更严重。好在多数人都觉此说太虚了，没有就此穷追猛打。议题仍旧回到了谢某的“肮脏”之上。
　　我说过的，那次的学习班不顺利。一来因为谢的“负隅顽抗”，二来因为不时旁逸斜出地跑题。没想到这些都可以因引证语录而起。关于谢同学的肮脏，似乎可资引证的主席教导不多，我们一再提到的，只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调戏妇女”这一条，似乎也不具针对性。顺着这一条，谢的偷看行为也就模糊地被划入到“调戏妇女”的范畴。谢某听出我们隐然有此意时，忽然激动起来，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调戏哪个了？哪个说过我调戏她？！”他显然将“调戏”看成极其恶劣难以承受的重罪，相形之下，偷看罪过要轻得多，以至于他脱口说只偷看过，根本没“调戏”，等于漏嘴承认了一直赖账的偷看一事。他的抗辩自然遭到我们的猛批，我们说，他就是违反了“不调戏妇女”这一条。谢同学更急了，在我们七嘴八舌的间隙，挣出一句道：“那你们说，怎样就算是调戏？”
　　我们一下被问愣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尽管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的规条，我们虽也一天到晚背诵而且唱的，但我们对“调戏”没有半点概念。不知为何我们没想到去向老师求教，我要好的一个同学倒是问过他爸，他爸只给了个很宽泛的解释，说就是不尊重妇女，待我同学再问下去，他反问：“你问这些干什么？”隐然有怀疑他“不学好”的意思。我同学原就是一问，立马像是心中有鬼，不问了。最后我们就是以“不尊重妇女”批谢同学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妇女”的“所指”，当然就是那几个被偷看的女生了，宽泛地说，所有的女生也被等同于“妇女”。没想到学习班上的几个女生不乐意了，坚称她们不是妇女。她们对“妇女”身份的拒斥其实是一贯的。我想起某次快要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班干部会上有个男生跟女生开玩笑，说热烈祝贺，你们就要过节了。不料一女生马上抢白道：“你才过节！你才是妇女哩！”好像“妇女”二字对她们是一种污辱。
　　糟糕的是，那天“妇女”将我们引入了歧途，几个人开始争论“妇女”的定义问题。我们认定凡是女的，即是“妇女”，女生则强调女孩不是妇女，她们是“少年儿童”，难道她们过的不是“儿童节”吗？听那意思，“妇女”隐然有被等同于“老妇女”的意思，她们反感的不是“女”，是“妇”。其时谁都没看过《红楼梦》，她们的“妇女”观肯定不是来自贾宝玉将女性分为水做骨肉的女孩儿与沾了男子浊气的已婚女子的二分法，不过多少有点拒绝成人世界的意思。这当然是“以今视昨”，当时我们几个男生只是忙着追问，能顶半边天的妇女里面，是不是不包括她们？这样的争论注定是无结果的，但显然比声讨谢同学的“肮脏”更有话说，气氛也转为轻松而热烈。我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的当儿，谢同学被晾在了一边，好像没他什么事了。倒也不是“逍遥法外”——他坐在一边百无聊赖地抠着指甲。
　　屈指算来，帮助郑、谢二同学应该是我参加办学习班经历中的重头戏，按照惯例，办学习班总要有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犯错的人在全班或更大的范围做检查，并接受批判。以二人所犯错误的严重，至少应在年级以上的大会上进行。事实上郑同学是在全校大会上做的检讨，我还代表班级有个批判发言。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谢同学经历了类似的大场面，也许他的确是在班上检讨了一番就草草了事了，不是他“蒙混过关”的本事大，应该是他的劣行难以明言，老师担心大张旗鼓地批判反而有负面影响也未可知。
　　给谢同学办学习班是小学五年级的事，好像也是最末的一场次。之后上中学，仍有类似的提高认识，搞通思想的举措，但不再冠以“学习班”之名。这说明到1973年我念中学时，办学习班这个“新生事物”，已然偃旗息鼓了。

　　本文选自《旧时勾当》，余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4月。文字识别由百度^®智能云平台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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