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怀：阴影下

┃Personal History

阴影下

© 陈恭怀／文

陈企霞

　　儿童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期，也是他以后成长的关键时期。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儿童和少年时代，却处在一个政治运动频繁，个人命运的沉浮，谁也无法主宰自己前途的特定时候。如果家长出了问题，孩子就不得不长期地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阴影之中，精神苦闷，心灵扭曲。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段在苦酒中浸泡的日子。

父亲的被捕

　　大约在1954年下半年前后，父亲的工作似乎出了问题：他比过去更忙了，开会，写东西，脾气却坏得吓人。他在家从不和母亲及我们说起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次开会回来，他总要带回不少材料。过去，这类文件他看过后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收好。现在看完这些材料，就随意丢在沙发上，写字台上，再也没有心思整理了。我偶尔看看，才发现这些都是会议的简报，上面不少都是点名揭露批判父亲的。出于好奇，我趁他不在身边时紧张地翻翻，虽然不懂什么，但看到什么“匿名信”、“抗拒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句子，也实在吃惊不小。我不敢问他，怕他发火，心里却为他捏了把汗，时时担惊受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才去几个月，8月初就回到了北京，据说是周扬用电报把他招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是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在家休息。
　　父亲被接连几天的紧张会议搞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好没有会在家休息，抽空到卫生间洗个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刚满月的小女儿，总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没有像过去那样到编辑部上班，却几乎每天都要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回来后又累又气，寝食不安，人明显地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话题来。
　　今天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开会，情绪比平常好些，使我们都感到气氛似乎不那么紧张。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走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父亲，今天也没有嫌吵。只听得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事，早在华北解放区，父亲和他一起编《华北文艺》的时候我就认识他，过去他常常到我们家来。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在卫生间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见客人一进门，就关上了收音机，叫弟妹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
　　“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
　　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既紧张又害怕，预见感到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是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母亲去找衣服，康濯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我认出这是父亲的。怎么会在他的手里，我心里直纳闷。他来到父亲的写字台前，用钥匙打开抽屉开始翻找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爸爸不在，他怎么可以随便翻爸爸的东西？就没有好气地问：
　　“你干吗翻我爸爸的抽屉，爸爸说，谁也不能不经过允许就乱翻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
　　康濯愣了一下，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哄我：
　　“你爸爸让我替他拿件东西。”说着，又埋头翻找起来。
　　母亲拿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交给康濯，他匆匆地走了。母亲和我心里都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说，康濯说对父亲隔离审查，是组织上的决定，她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了。几十年后，一次偶然的场合，我们才从父亲口里听到当时他被康濯等人带走的情景：
　　那天，他们出了门，走到楼梯拐角处，早有两个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作协的张僖同志，另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有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签字，陌生人要父亲在逮捕证上签字。
　　父亲当即向康濯和张僖同志严肃地说：
　　“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向你们郑重地提出三点声明，请你们向作协党组汇报：第一，这种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矛盾的范围搞乱了；第二，我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纠正这种错误的做法，到时候，你们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尤其是你，康濯同志，作为一个作家，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第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尽管我个人不同意，也只能勉强就捕。”
　　康濯把父亲的衣服带走之后不久，作协的人事科长敲门进来，要母亲把父亲的一支左轮手枪交给她带走。母亲不敢怠慢，急忙用钥匙打开抽屉，可在抽屉里找了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抱歉地对她说：
　　“这样吧，您先回去，我再好好找找，找到后马上叫延安给您送去。”
　　科长才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手枪，原来她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她急忙用报纸把手枪、子弹和持枪证都包好，叫我送到楼下人事科去。
　　这支手枪我很熟悉，是父亲刚进北平在文管会工作时，为了自卫的需要，上级发给他的。那段时间，平常的时候他用一块红绸子包着它，还有六颗亮晶晶的小子弹。父亲很爱护它，有时还拿出来擦拭一下，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几年北京社会秩序安定以后，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了。和手枪一起的，还有一张持枪证，我也见过。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的人，忽然有一天被逮捕隔离了，人们都说他是胡风分子。父亲会不会和胡风有关系呢？不会，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有见过胡风，他从来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的熟人里，也似乎没有人提到他……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原来是作协的公务员康书太，他让我们给父亲准备早饭，要带什么东西也可以交给他。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没有被带走，还在作协机关大院的某一个地方被关着。但是，昨天晚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拿饭？是他不想吃，还是……母亲准备好早饭，又让康书太把洗漱用具给父亲带去。因为他一趟拿不了，母亲征得他同意，让我一起帮他送去。
　　我随着康书太下楼，穿过两个院子，一直走到机关大门口的西边，原来父亲被关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和小朋友们里里外外把整个院子几乎都跑遍了，也从未到过大院的这个角落。后来听父亲说，当初他们为文联文协接管这个院子时，这里就住着一户人家，十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他们没有工作，也无处可去，只好让他们暂时留下。直到现在作协要在这里关押审查父亲了，才把他们弄走。
　　这里有两间屋子，东边较大的那间原来是那十口之家挤住的，现在由看管父亲的两个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住着。西边的那间可能原来是那家人的厨房，不足六平方米，墙壁都被烟熏黑了，显得又昏暗又狭窄，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两斗桌和一把椅子，父亲就被关在这里。父亲看到我，只轻声说了句：“你来了”，就不再说什么。我心里很难过，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说什么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这以后，父亲要什么东西，就请小刘或康书太到家里来拿，有时也让我给他送去。
　　我们一直很奇怪，既然有正式的逮捕证，为什么父亲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呢？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肃反时毛主席好像有过批示，党内干部涉嫌反革命案时，一般不抓，不送监狱。至于那张逮捕证是怎么搞来的？经过什么手续？有什么依据？有关人员不说，大概也永远无从知道了。但是，作协党组后来明确告诉父亲，这叫隔离反省，不叫逮捕。

屈辱

　　父亲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是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了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畏。但是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碰到心情愉快时，也还是很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夸张，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入迷的小听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他带我们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以后，他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瘦了，再加上没有戴眼镜，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沐浴着党的温暖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总是一再叮嘱我凡事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个残酷的事实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就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拽住我，很得意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周围的同学们一片哄笑。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我用眼睛瞪着他，他留着短短的小平头，肥肥的脸上绽放着无赖般的坏笑。我真想给他一个耳光，杀杀他的坏气。但他身高体胖，很有几分蛮力，在学校晚会上，他演过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我打得过他吗？想到这里，我只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回家。我一直想不明白，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他家里会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回家后我不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不料，我的忍让竟成了他得寸进尺的法宝。从此，在我们教室的门前，几乎每天下午放学时都要出现类似的场面，而我只能仓皇夺路而逃。
　　有一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喊：“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起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怎么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冒着生命危险坐过牢吃过苦，到头来反而成了新政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解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56年春节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要带弟妹回灯市口上班，以为我只是普通的肚子痛，根本顾不上多问就匆匆走了。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儿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凌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给我吃了些药不管用，吩咐我八点钟上班后，去作协医务室看看，就自管自走了。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增加他的痛苦和不安。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用手使劲按住肚子，这样可以稍微好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痛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气。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阿姨告诉我，母亲到合作总社听报告去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阿姨为我着急，一个人忍着痛继续向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
　　“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就对医生说：
　　“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来，电话号码是5局1225。”
　　真没想到，原来这件事情可以这样解决，看来小孩子的聪明远远斗不过大人的狡诈。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时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完刀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死，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十五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签字，真有些太让人伤心了。幸好，解放初医院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抚平了些残酷的政治斗争带给我心灵上的创伤。

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对所谓的“集团”的范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一般认为也就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入“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丁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我的五叔叔陈适五和五婶婶林宁，解放伊始，便奉派到新华通讯社柏林分社工作，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底，五叔叔奉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战友的不幸的不平，五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协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反右斗争一来，由于作协党组一再出面要求新华通讯社党组处理五叔叔，他终于不明不白地被开除了党籍，并划为右派，送往农场劳动。五婶婶平时和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一再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算幸免。
　　我六叔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生活上的往来。那时他在《教师报》工作，六婶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六叔叔后来在文革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就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见，那好，把你的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面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见，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要求对母亲进行处理。合作总社在作协党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至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所在的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在父亲、母亲被处理之后，我们兄妹五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各个方面包括入团、升学、毕业分配以及随后的各项运动中所受到的影响和牵连，真是说不胜说，数不胜数。比起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徘徊

　　1958年，父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被安排到河北柏各庄农场劳动。母亲也下放到福建古田闽江水电局幼儿园工作，我们弟妹五个也只好跟她一同前往。
　　古田闽江水电局在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山区，是一个大工地，随着水电工程的上马，也有了一定的生活设施。母亲带着我的四个弟妹就开始了在那里的生活，我一个人则到远离工地的县城的古田一中继续读高中。
　　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1960年暑假，我高中毕业，马上就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其实，早在一年前，福建各地中学的高二年级就停止了新课程的学习，分文、理、医农三个班突击迎考了。这在当时全国各地还是仅有的，不像后来福建成为高考红旗后，各地纷纷仿效，成为普遍采用的形式。
　　从学习成绩上看，我并不担心。分文理班后，几次地区统考，我的总分都是文科班第一。但在古田一中两年的高中学习过程中，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政治气氛中“左”的成份越来越浓。我虽然从小在城市中长大，但劳动中不怕吃苦，多次受到大家的认可和称赞。可是一到表扬和奖励时，就没有了我的名字；我靠近团组织，经常向团支部汇报思想，写入团申请。但每次团干部总是一副非常诚恳的样子对我说：“你近来进步很大，但还要不断努力，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要经得起组织对你的考验。”“考验”来“考验”去，一直到毕业，团支部也没有吸收我入团。
　　我渐渐开始明白，不是我条件不够，也不是我不努力，而是一个人的家庭成份和父亲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着你的前途和命运。
　　果然，高考结束后，我尽管报的是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张福建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而同班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却意外地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
　　我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后，发现这是一个刚刚由中专晋升的学院。办学院的条件远未成熟，我们一入学先从事一个多月的建筑工地劳动，体力耗费极大，粮食定量少补充不上。和同学闲聊中，我发现，他们大多由于成绩太差考不上别的学校，不得已报考这里；还有几个印尼来的华侨，由于印尼政府反华被迫逃离回国，不用说汉语，就是其他课程也跟不上国内的高中学生；更有甚者，有几个同学身上还有残疾。
　　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我一个文科高材生，身体健康，怎么说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一个月后，我就以“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为名，退了学。
　　退了学，无业在家，不知前途在何方，心里十分苦闷。幸好妈妈多方努力，我得以在工地的闽江水电学校担任了俄语教师，至少解决了自己的生活来源。
　　我不甘心就这么平平庸庸地浪费青春，第二年，我冒着再次失去工作的风险，辞去教职又参加高考。其间历尽曲折一言难尽。但结果仍是落榜，再次失业在家。
　　万般无奈之中，我实在不愿在家中吃闲饭，和弟妹们争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那么一点点口粮（退学后，我的口粮每月只有21斤，远远低于上初中的弟妹）。一天，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山区县沙县有一个林场招工，就报名应聘，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母亲对我的这个选择，没有表示多少意见，或许她也希望我能早早自立。
　　我买了车票，收拾好行李，就去车站了。路上碰到了我的一个同学，当他从我口中得知我的去向时，劝我：
　　“那种地方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能去的，你真不好好考虑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就这样，他把我拉了回来，否则，如果我真的去了那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现在呢？
　　回来后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再去到处求人，终于在机关业余学校找到一个代课的俄语教师职位。
　　我在人生的路上寻寻觅觅，徘徊了两年，又回到原先那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1961年下半年，父亲劳动结束，到南平（我们家已随水电局转移到南平）来看我们。他听我讲了自己这两年生活工作的情况，对我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不能气馁，争取明年再考。他说，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那就是因为你的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各高校录取学生，“家庭成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份，不是‘革命干部’么？”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学校说父亲是右派，成份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面对他说呢？他当年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就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及随后党的政策的急剧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因为他对共产党的信仰和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总以为这是由于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最终相信。
　　这一年年底，父亲被安排到杭州大学任教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五兄妹也到了杭州。
　　母亲和弟妹们的工作和上学问题都很快得到了解决，唯有我的问题不好办。在福建时，我本来就是一个代课教师，一离开，就什么也不是了。
　　我心里很不平衡，极不平静。既安不下心来看书，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干。只好一天到晚出门逛公园、爬山。杭州有天堂之称，山水秀丽，风景优美。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一旦累了坐下来休息，就不免想到自己的处境，再好的风景也无法为我排忧了。那天，一个人坐在凤凰岭峰顶，我真恨不得一下子跳下去，以得到彻底解脱。但转想，我年轻力壮，干什么不行，怎么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死呢？
　　我的所作所为，父亲当然都看在眼里。这一天，他很严肃地和我谈起了我的前途：
　　“你整天在家里闲着也不是办法。我看，你必须振作起来，准备暑假再参加一次高考。”
　　我以“家庭出身”为理由打退堂鼓，态度极为生硬。
　　父亲没有因为我这种偏激的态度而责怪我，而是平和而耐心地说：“不管怎样，你也应该再做一次努力。万一考不好我决不责怪你。你要不去，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暑假后要是真录取不上，咱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不必考虑。你首先要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准备考试，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就开始了认真的准备。
　　幸运之神终于光顾了我，暑假后，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冲击

　　凭良心说，我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前几年，尽管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受过这样那样的委屈，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平静和正常的，如果没有最后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的话。
　　我们临毕业前的一个月，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下子掀起了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不用说，杭州大学校园里也被搅成了一锅粥。
　　照理说，父亲的问题是1957年反右时期的老问题，不属于文革斗争的主要对象，他是“死老虎”。更何况他到杭大后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外，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学生们对他并不熟悉。
　　但当时杭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林淡秋，是父亲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的老战友。他是当权派，一开始就成了学校主要的批斗对象。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来校后搞的第一次大的斗争，就是所谓的“林（淡秋）夏（承焘）战役”（夏承焘是杭大中文系教授，宋词专家）。
　　在林淡秋同志当时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所谓“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庇大右派陈企霞”，因为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证据，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这么一条：“把大右派陈企霞的儿子陈恭怀塞进杭大外语系”，一时间我居然也成了杭大远近闻名的人物。
　　这次是父亲的问题牵连到我，还是我的问题牵连到他？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的命运又一次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了。
　　我不明白的是，1962年我参加高考，成绩明明是合格的。而且那一年因为中央调整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录取新生对家庭成份的要求也大大放松了，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考上大学的，怎么现在突然有人说我是被林淡秋校长“塞进来”的？
　　但在文革如同猛兽一样冲过来的时候，谁会听你的申辩呢？
　　大字报一篇接一篇，尽是些日常小事无限上纲，尽管你心里感到很别扭，很委屈，不理它也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有一张大字报，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还征集了不少签名，勒令我及一批所谓的反动学生48小时之内“滚出杭大”，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这种时候的这类事情，虽然荒唐透顶，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它不会发生。所谓的革命群众是想干什么就会真的干出什么来的，只要他发出威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决不能这样不光彩地，不明不白地被人扫地出门。于是我写了一张回应的大字报，表明自己的决心：只要是组织的决定，天南海北我都愿意去。
　　倒是教务处不得不出面了，第二天贴出大字报，说明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规定，“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事情到了这里总算暂时平息了。其实在那个时候，要是真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运动，可能倒是一大幸事。
　　不久，“破四旧”开始了。一天下午，我急需到家中找一件东西。一推开门，我愣住了，家里的东西摊得乱七八糟，书架上的书散落得满地都是，父亲正蹲在地上收拾。
　　听到开门声，他蓦地站立起来，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几本刚拣起来的书。他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瞪大眼睛，像一个随时都会扑上来的狮子。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和什么人拼命。
　　看到是我，他的脸色和缓下来，急忙问我：
　　“你在学校里怎么样了？没有挨打吧？”
　　都到什么时候了，他首先想到的还是我！我不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没有。”我回答。
　　显然是刚刚有人来抄了家。我心里难受极了，尤其看到父亲这个样子，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知道，照他过去的脾气，一定会和红卫兵们顶撞起来，他会不会因此而挨打呢？我知道他一向最不喜欢别人怜悯他，任何怜悯的话都会使他更加愤怒。我只能傻傻地呆立在那里。
　　他的情绪已经稍稍平静下来，对我说：
　　“你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尽量少回家，在学校里要处处当心，有什么委屈别和人家争辩。在这种情况下，你争辩也没有任何用处。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我强忍住泪水，默默地点了点头。在父亲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我对他没有任何怨恨，我理解他。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批判游斗不断升级，我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不得不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会。那时，不论是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还是在学校，系里，一开起大会，总有一大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站在台上，低着头挂着牌子挨斗。我最怕参加这样的批斗会，但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有一天被拉到台上去挨斗，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我一看到那些站在台上挨批斗的人，总不免要想到父亲。我一面随着大家举手喊口号，一面不由得担心，父亲现在会不会在哪里挨斗呢？
　　每逢学校开批斗大会，我都尽量站得远远的。父亲要是在台上，我就低着头，把眼光避开。我不敢看他，知道他那暴烈的脾气，担心他闯祸，更怕看到他挨打。
　　我们这一届，应该在1966年暑假分配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在校滞留了一年多。到1967年的年底前，中央有了文件，给我们发了工资，要我们尽快分配离校。而这时学校和系里的分配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群众团体的手里。照理说，我也属于掌实权的那个群众团体，和头头关系也还不错。但头头们和我说了老实话：我们也想照顾你，但是你父亲名气这么大，又在咱们学校里，不好办呀。
　　话说到这一步，我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是为避嫌，我只能到本省的边远小县城去了。于是1968年元旦刚过我就到了浙江腹部小山城仙居县。由于当地武斗不断，直到这一年的5月份才考虑为新来的大学生安排工作。
　　我感到自己所学的俄语专业，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到文教单位动不动就成了批判对象，很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工厂当一个工人或职员要保险得多。于是我一面向主管分配工作的军管会打报告，一面和刚刚筹建的棉纺厂领导说好去厂里当文书。军管会同志答复说，同意我去棉纺厂。
　　我从军管会出来，在回宿舍的路上，突然听到马路边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把大叛徒、大右派陈企霞揪出来示众。”我顿时如雷轰顶，听着连篇累牍的谎言和不堪入耳的辱骂，愤怒、羞愧、耻辱一下子涌上心头。
　　晚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一面为远在杭州的父亲深深担忧，一面又怕眼前的工作分配受到影响。
　　果然，第二天下午，军管会派人通知我到办公室，告诉我不能去棉纺厂了，理由讲得很委婉。我想申辩一下我的理由，但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多说也无益，只能从命。
　　在文革中经历过各种意外的我，再也不为这类莫名其妙的事感到不解和愤怒了，我只感到悲哀。对于我们的报纸、电台，过去我是那么地深信不疑，即使在文革初期也是如此。现在我开始怀疑了，连这样重要的舆论阵地也被谎言所充斥，人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真理呢？

碰壁

　　我被分配到离仙居县城东边二十余里的厦阁中学任会计。一年后，由于山东两个教师的倡议，各地教育部门掀起了一股中学教师下伸到小学任教的歪风，办所谓的戴帽子初中。我尽管是会计，不应该调离，但也成了某些不想下去的头头们阴谋的牺牲品，到一所小学去了。
　　这些不快都可以忽略不计，我对待工作和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凡事决不出头露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即使这样，在文革当中，几乎一有风吹草动，也即每当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找靶子的时候，我总要被推出来经受一番惊吓。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清查林彪和后来的“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我都被怀疑审查了一通，尽管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我本来就什么事也没做嘛！当然，即使都搞错了，也不会有人为你平反道歉。下次有了机会，人们还会整你。
　　最忘不了的是：1972年寒假刚过，我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开学上课。这天是学校老师们报到的日子，但校内却空荡荡的。我正奇怪发生了什么事时，校长来找我了，说今天大家都到公社中心校听中央文件传达，公社通知你就不要去了。
　　他说得很委婉，但我马上就明白了。几年来憋着的一肚子怒火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不让我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可以，中央文件的内容我也知道，不就是林彪的事么？据我所知，不能听中央文件传达的，只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你倒说说看，我究竟算哪一类？我听不听无所谓，但开学后如果学生们知道我连听中央文件的资格都没有，我还怎么给他们上课？你们要是不让我听，我马上就走，老子不干了！你们也有些太欺负人了！”
　　校长大概也没想到事态会有这么严重，赶紧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这样吧，你先在这里等着，我去公社请示一下然后打电话告诉你可不可以去。
　　他去了没多久就打电话来，叫我去公社听文件传达。
　　要说这段时间最为烦心的，是所谓的“个人问题”，也即我成家的问题。
　　我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已年近三十，个人问题一点儿也没有着落。我的心理十分复杂，在这里找一个对象成家，就意味着得永远在这里扎根了，我似乎还没有这种想法。离开这里去别处安家，我的家乡又在哪里？我从小随父母到处转移，没有家乡观念，更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即使我的父母现在杭州，我又怎么有可能回去呢？
　　我想听之任之，但周围好心的人到处都有。像我这样一个大学生，在当地还是挺扎眼的，个子高高的，仪表堂堂，有固定的工作和工资收入，家庭负担也不重，在农村里谁不羡慕？
　　我想在同来的大学生中物色一个情投意合的，这两年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生足有三十多人，比解放后几十年的总和还多。但女生不多，仅有的几个或是成了家，或是有了主。她们都知道我的底细，或敬而远之，或避而远之，很快我就发现没有任何机会。
　　可是，学校的老师，甚至附近小学我根本不认识的老师，不断有人来为我介绍对象。我的心不免被他们说得蠢蠢欲动，由被动变为半主动，由半主动变为主动。
　　当时人们流传着不少成份不好的大学生找对象的笑话，其中一个这么说：某大学生刚分配来时，找对象的条件是，漂亮加苗条，能唱又会跳，自带饭菜票。一年过后没有结果，只好取消第一条；第二年又没找到，再取消第二条；第三年就连饭菜票也不要了，说只要是个女人就行。
　　我呢？我要的是什么条件？我只希望性情相投，有共同语言能谈得来就行。
　　但那些热心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只看到我家庭成份这一最大的弱点，介绍来的，有一目的，有38岁拖儿带女的寡妇……我还不到三十，身强力壮，前途无量，他们怎么这么看低我？我真难受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偶尔也有不错的，一个29岁的小学教师，长相一般。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嫌她年纪大了些，人家就回话了，说我家庭成份太高，不做考虑。
　　我有些心灰意懒，想打退堂鼓。
　　这天，缘分终于要来了。有三个新分配来的女中专生，县里把她们组织起来搞一个文艺宣传队，在我们学校请语文组能弹会唱的赵老师辅导。赵老师五十来岁，工资最高，嗜好抽烟饮酒闲聊，是一个热心人。他尤其喜欢为人牵线搭桥做媒。我到校一年多来，早已和他结成酒肉朋友了。不用说，他对我的事特别关心。现在机会来了，就劝我有事没事多到他这里来坐坐，一边看看排练，和她们熟悉熟悉，一边看看谁最合适。
　　果然，其中一个从黄岩来的姑娘让我十分动心，她秀丽端庄，文静谦和，识礼大方，也和我挺谈得来的。赵老师到我宿舍来对我说：
　　“你看，这个黄岩来的姑娘不错吧？她对你印象也挺好的。你可别错过了机会，该有些表示了！”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随手写下几句歪诗：
　　“斗胆冒犯敢相问，交个朋友行不行？望眼欲穿盼佳音，莫使悲汉再伤神！”
　　我请赵老师帮我交给她，赵老师临出门时蛮有把握地说：
　　“你只管等我的好消息吧！”
　　吃中饭时，我在食堂门口碰到她，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主动和我打招呼，却急急地把脸避到一边，走了。我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心知情况不妙。
　　果然，赵老师刚吃完饭就到我房间来，把条子还给我，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所心仪的姑娘就这样让我碰了钉子，真像一个满怀激情活蹦乱跳的人，一头撞上了冷冰冰铁墙。我愤愤不平：即使你和我没有缘分，不愿意和我交这个朋友，也不至于像受了多大的侮辱那样。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随手抽出一张纸，拿起笔就写：
　　“老来眼昏不识花，几欲采摘又怕扎。待到群芳斗艳日，再看哪枝到咱家！”

2004年3月7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烙印》，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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