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想念父亲.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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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文

阎连科

战争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偏狭自私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的。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十六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王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里不识几字，却在他儿女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践后得来的悟道真言。
　　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借债与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渡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已经二十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去。”
　　屋里静极。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所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营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般，她的脸上充满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的念想筑埂拦坝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拿山挪地样缓缓地沉移到了父亲的脸上去。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的那张蜡黄的脸上，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又深刻，听我说想要当兵去，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又淡淡地却是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儿奔头呢。”
　　想起来，这是父亲给我的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熟思熟虑后的答复。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寻问果真已经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精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漠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责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就领到了一张入伍的通知。
　　终于，我就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轰然然地坍塌下来了。1979年2月17日，被称作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上，突然地对越宣战，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青青紫紫的惊慌和鲜血淋淋的紧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想起来，我是极其的幸运和软弱，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日里，寒凉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又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的。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儿抬起头来看见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后，便咣的一下落在地上，裂成了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说真的，我不曾是个优秀的士兵，也不是一个好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也不期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是二十五年军旅和战争给我的悟感和无法抹去的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那天回到家后，我看见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大姐、二姐也含着眼泪出来了，左右邻居也都匆匆地到了我家里。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的，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和欣悦。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将出来的。他步履缓慢，仿佛是一个老人，而那个时候，我父亲也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可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我不明白父亲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原本乌黑的头发，骤然间雪雪茫茫地白了一片，且每走几步，他都要费力地站下来大口地喘上几下，如空气对他，永远也不够呼吸一样。也就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我家所有的亲戚老少，通共三十余口人，都回来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查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的前面烧香许愿，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亲，一方面因为战争对我的忧虑，一方面加上家里人多的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着夜寒通宵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多月里，他在那阴冷的后院散步了三十来个夜晚。三十个漫长的夜晚，后院潮润的虚土被他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又完全被他踩回到了地里。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轻愈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再次复发，而且愈发地严重起来。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复，会种下那样不可再治的祸根，会成为他在六年后故逝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亲历，我将永远不会体会到，战争会给平常百姓投下那么巨大沉重的暗影；不会体会到，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会对战争与儿子有那样的敏感和忧虑。当父亲因此故逝之后，这几十余年间，我无数、无数次地设想、幻化父亲独自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动在那有三棵桐树、一棵椿树的我家后院，夜是那样的寒凉，天空的星月是那样的稀薄，他为了不惊动别人，漫动的脚步肯定要轻起缓放。那时候他面对脚下千年平和的土地会说些什么呢？土地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和思忖？已经盼了一冬、春天蓄意待发的草芽，又要与我的父亲和我的逃离土地而撞上战争说些什么呢？二月间，桐树没有吐绿，可喇叭似的粉淡的红花，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绽放，在沉寂的天空，花开的浅红的声响，是不是一个不识几字的父亲、纯粹的农民对深夜絮说的心里的呢喃？不消说，父亲在那寒冷的夜里，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天空，希冀从寂静中捕捉到毫无可能的南线的枪声，捕捉到一点豫东那座他儿子所在的军营在战争期间的颤动。那时候，他想了什么呢？他深层的思考，哪怕是一些最简单的疑问，又是一些什么呢？不消说，母亲睡醒之后，看床上无人，会去后院找他。许多时候，母亲也会同他一起在那狭小的空院里走来走去；或者，母亲站在一边，望着父亲的走动，望着父亲在仰望着浩大无言的天空，这时候，这对多难的夫妻，我的双老他们会有一问没一答地谈些什么呢？关于战争，关于他们的儿子，关于他们眼中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在世最基本的生存，还有生老病死和他们儿女的婚姻，哪些是他们最深层、最直接，也最为简单的思考呢？

命运

　　说实在的，别人对命运和生死有那么多深邃的思考，而我的这一思忖，是这么的浅薄和多余。可是，因为想念父亲，我还是常常会对此去重复着呆想傻念。而且这种呆想傻念，很像旧时人们说的乔张造致，很像今天人们说的装腔作势、扮秀演花。可是，不能不想，又想不出对命运有更为深刻、新意的解释。一如学生无法解释X或Y有什么意义一样，对这些呆想默思，如秋天到了，草叶即便年年飘落，景象重复，可也还是要复落再落。所以，我自己总把我的呆想傻念，说成是虚浮的沉深。我重复地呆想，命运不是因果，命运甚至不含因果。命运是一种人生的绝对，是一种完全的偶然。缓一步说，命运是完全偶然中的因果，是因果中完完全全的意外，因果之外的因果，是因果之外的偶然的生发，是一种完全无事的生非。饿了吃饭，没有粮食便必有饥饿，这不是命运，这只是人生。冬天来了便要下雪，因为没有火和衣服，人也就活活地冻死在了冬季。这也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因果的一个注释。可是，你本来要往东边去的，不知为什么却到了西边，又踏进了一个坑里，一个井里，腿便断了，人便残了，一生便不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也许才含了命运的意味。你本来正在一座山下走着，手捏着刚领到的结婚证书，边走边唱，为明天自己将入洞房的婚喜高兴，可是，可是突然从山上无端地滚下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你的头上，你便突然死了，告别了这个世界，结婚证书鲜红艳艳地落在一边，这才是了命运，才是了人生中的命运。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如阳光下突来的闪电雷击所生发的悲惨结局，如一位教授的一句逗乐的玩笑帮他洞开了黑暗的狱门，再如一个行乞者凭空一脚踏出了金银元宝，他正怀抱金银要美梦成真时，一柄寒刀却闪在了他的头顶。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生是欢乐和苦难的延续，而命运是欢乐和苦难结束后的重新开始；人生是上行或下行的伸展，而命运是左行或右行的改变；人生是一湖浅青碧绿的水，而命运是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海。或者说，人生是风雨阳光中的草，而命运则是镰刀或牛羊的牙齿；人生是蚂蚁无休无止的爬行，而命运则是突然落下的一只大脚；人生是稼禾的授粉或灌浆，而命运是授粉或灌浆时的一场暴雨。还可以怎样说呢？还可以这样地说，人生是过程的话，而命运则是人生的结局，是结局后的新生或开始；人生是舞台上的戏文和演进的话，而命运则是大幕的启闭、始末和戏文的起承与转合。如果说，人生要靠命运来改变的话，而命运则不一定要靠人生来生发，它是无可阻拦的突发和变故。总之，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或跌落；人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有关、无关的延展和突变；人生是可丈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可也常常有着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就是悲剧。再或说，若人生是喜悦，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了眼泪，那么，命运则一定是悲而无声的哭泣；若人生是温馨的哭泣，那么，命运一定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的长啸，那么，命运一定是长啸前突然来到的死亡。
　　一句话，命运就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尾声，是人生中顿足的忏悔和无奈。

罪孽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在战争期间病倒了，是因为我要逃离土地的参军倒下了，而且很快由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夏天还好，冬天则成了他的灾日：终日的剧咳，甚至因为咳嗽、吐痰而使他一连半月不能有些睡眠，似乎不能把父亲的病归罪于南线的那场战争，似乎只能归咎于他的人生与命运。战争是什么呢？战争的形态实质就是灾难，而灾难就是平地生雷或晴天霹雳，百姓又如何能够预知呢？说实在的，倘若我知道军旅的途道上等待的是一场战争，我想我不会那么固拗地要逃离土地去参军服役，不会把一个儿子应该承担的担子义无反顾地全都放在父亲的肩上。剩下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完全可以不去服役，完全可以同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在土地上耕种劳作，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去父亲会在基本病愈多年后复发他的旧疾吗？不复发旧疾他会在五十八岁就离开这个他苦苦留恋的人世吗？父亲的病疾和故逝，如果说是他的命运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生，那么，他的命运又是谁给造成的？我在他凄悲、苦难的命运中，是个什么角色呢？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些一目了然的答案，在父亲患病之时和故逝之后的最初年月，我很少认真地去想过、思忖过。事实上，是我没有胆量去思考这些，害怕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过错，会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像学生总是不去看老师在作业上改错后的红笔批注样，我总是绕开这些最直接、简单的问题，以能有的“孝行”来弥补——实际就是遮掩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和罪过。早先，我在哥哥没有给家里装电话之前的十几年里，保持着每月给家里写两封信的勤勉以报平安；现在，通讯发达了，我则每隔三天两天，都给母亲打个长途电话，说些淡清的闲话，保持着那种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必须的通话联系。离开家乡、离开土地长达三十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千方百计要回家过年，哪怕当战士和刚刚提干初期时候，纪律如铁，我也总是假词理由，要在过年时回家陪着母亲熬那大年三十的传统除夕，偶遇实在不能回去过大年初一时，也必要回去过个初五或正月十五。早先时候，我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当年我写的那一大叠儿母亲整整齐齐收好的报安信件撕毁或烧掉，以免积得过多，被人窥出那其中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时虚浮大于实在的隐秘。我在拿每月六元、八元的津贴时，每三五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在提干之后，每月领了工资，除去伙食与仅有的零用，也都如数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的吃药和疗病。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似乎连他睡觉时，也许都还总睁着一只似公不公的眼。这样，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的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十七年病苦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六块八毛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菜、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钱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会好过些，如果没有这五到六元钱，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当下，我顿时哭了。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去看。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了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自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尽孝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然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告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十六毫米的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十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真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十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疼痛。给父亲送葬的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仅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变得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而独属于我的顿足的懊悔，则是在1984年国庆，我没有给新婚的妻子买一套衣服，没有买一样礼物，我用借来的一百二十元钱打发了我的婚事，打发了妻子一生仅有一次的婚姻。当我领着毫无怨言的妻子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正赶上中秋突来的暴寒阴雨，父亲突然病危，使家里一天一夜慌乱不止，请医抓药，输氧熬汤，一家人不敢离开病床半步。那一夜阴雨刚过，天空有些放晴，我家上空的星月清冷而又稀薄，屋子里充满了寒凉和对父亲的担忧，大家连走路说话都慢步轻声，似乎生怕惊了父亲微弱的呼吸和细弱的魂魄。终于到父亲的病情有些缓解，大夫把我和母亲叫到另外一间屋里，说父亲的身体太虚太弱，需要一些贵重药品的滋补。问：“家里还有钱吗？”母亲摇头。而我这时，把头深埋在自己怀里，很久没有一句言语。望着我们一家，大夫长叹一声，以他特有的职业语气说：“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不知道这位在父亲生病期间尽心尽力的乡村大夫，那时候是对父亲生命将尽的判断，还是对我家——世界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生存的一种总结。说完，他们就又到父亲床前去了，而我却不知为什么站在那儿没动。站在那儿，脑子里嗡嗡嘤嘤，似乎从大夫的话里，预感到了一种不祥。说不上在那儿站了多久之后，我独自从屋里出来，孤零零地立在寒夜里，抬头望了一下冰色的天空。突然，我的脑子如天裂样划过一个念想，那可怕的念想如流星样一闪而失，带着轰鸣，带着剧烈的光电，在我的头脑砰然地炸响——我一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完完全全是猝不及防，我脑子里又重复了半句大夫说过的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如果把大夫那完整的一句话重复完整也就好了，如果把这话里存储的别的含意想想也就好了，可当时，那半句话在我脑际戛然而止，如冰冻样结在了我的脑际。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意——“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逝的一种预盼，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识表白。那时，当我立马意识到我脑里闪过大夫那半句话里，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的含意，似乎“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我）的好日子”时，我顿时木呆震惊，身上有了一阵冰冷的哆嗦，叮当着从我头上朝脚下轰鸣响去。仿佛害怕父亲能够听到我的念想，害怕母亲和哥、姐们突然出来，看见我内心的罪过和卑劣，我慌忙从院落往宅后的空院躲去。那所空宅院落里，那所父亲在我当兵后因每夜走动而再次染疾的空院里，潮湿而阴暗，寂静而神秘。多半落叶净尽的桐树和椿树，淡影婆娑，梢叶微动；浓厚的湿气和腐气，有声有响地在空院里滚去滚来。立在那空院的中央，我仿佛被孤零零地推到了寒夜里无边无际的山野或海的中间，浑身都漫溢着孤独和寒凉。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念想，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和掐着……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老天好像要让我自己给自己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惩罚样，他行使了他权力中的召唤和应验，在我对我父亲有了那一念之间的罪恶想法的两个月后，便把我的父亲召唤去了。让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我们兄弟姐们和他的那些如亲子样孝顺的侄男和甥女，及他苦恋着的这个活生生的人世和乡村。

清欠

　　现在，可以清算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
　　可以由我自己对我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洗和清理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十七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十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和传说。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十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着。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孝爱？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一定就是这样。因为自我参军以前，我从来没上街给父亲买过一样吃的、一样穿的；甚至，从田里回来，也没有给父亲捎过一穗鲜嫩的玉米。我倘若不是那种私欲旺极、缺少钟爱他人之心的人，在有能力给父亲花十元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去花呢？人总是这样，在来不及的时候才明白，在不需要的时候才会大方和无私，在一片推让中才会无私和慷慨。毫无疑问，我也是这样的人。是那种天冷了首先要自己穿暖、天热了首先要自己站在树荫下面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对谁，包括自己的血缘父母，都有一个先己后他的顺序，先己时不动声色，后他时张张扬扬。而且张张扬扬还在先己后他的掩盖之中。仔细想想，我确凿就是这样。当时没有替父亲包下那一场电影，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可没钱为什么回到部队后，身上还余有将近二十元钱呢？如果自己自幼就是那种爱父母胜过爱自己，是那种肯把父亲的吃穿、喜好放在自己心上的人，我会不包那一场电影吗？为什么到了父亲死去之后，才来懊悔这件事情呢？这不也正是要把自己冰冷了的善、爱穿上一层棉衣吗？把自己善、爱的燥热，表白着放在浓荫下的风口朝四处张扬吗？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绝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对与自己一切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子女，在任何时候退步缩手，哪怕是死，或去流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去做着。
　　其次的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土地，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愈疾复发，六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这是我永生的懊悔，永生又可以用许多生存、前途和奋斗的理由来搪塞、来辩白的事情。正是我自己总是这样的搪塞、辩白，正是不敢直面、正视是我的行为导致父亲过早下世的根本缘由，也才出现了父亲死前不久，在我头脑里下意识地“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家（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罪恶的念想。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三笔欠单，是无可辩白的罪孽。甚至，是上天行使应验的权力，召回父亲的最好依据。那么，我的父亲，他在生前知道这些吗？他先我们一步体验了生，又体验了死，他死前究竟想了什么呢？人们随时可以体察生的感受，却永远只能揣猜死的意含。死亡，到底是一种对生的惩治，还是对生的超度？也许，既是惩治，又是超度；也许，既不是惩治，也不是超度，仅仅是一单纯的结束。有的人，享尽了人间富贵，因此他才留恋今生，恐惧死亡；也有的人，正因为享尽了拥有和富贵，他才能与死亡谈笑，面对结束如超度一般的轻松与自如；还有一种人，因为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才体味到了死是一种真正的新生，才真正地把死亡视若超度而企盼，而实践。可是我的父亲，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留恋人生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春天，他可以把口罩戴在脸上，坐在温暖的院里，抵抗着最末一丝的冬寒，望着门口行人的脚步，以此恢复他在病中忘记的乡村的模样和记忆；夏天，他可以在门口、村头、田野慢慢地走动，观看庄稼的生长、鸡狗的慵懒，以此来重新感受这世界的存在，和存在的温馨；秋天，他可以坐在避风的哪儿，守着母亲淘晒的粮食，望着从天空南飞的雁阵，慢慢回忆他种过的田地、收过的庄稼和他纯属农民的人生与经历；就是到了冬天，到了他人生的寒冬，北风呼啸，他呼吸困难，也可以围着侄男甥女为他生的火炉，或躺在床上母亲和姐姐们特意为他加暖的被里，端着我那知情达理的嫂子为他熬的汤药，望着方方和圆圆，他的一对同岁的孙女和外孙女，看她们嬉戏，看她们争吵，借以享受亲情和血缘所带来的天伦的欢乐。他为什么不留恋这个世界呢？地里的田埂还需要他去慢慢地打上一段；邻里的争吵，还需要他去说和与调解；子女们成家后的生活烦恼，也还需要他坐下去劝导与排解；就是孙子、孙女、侄孙、侄孙女们，也还需要他拉着他们在门口玩耍着长大。
　　他真的是没有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没有不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对于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和生存，苦难就是了享受，苦难也就是了欢乐。我的父亲，他清明洞白了这一点，体会了这一点，因此，他把死亡当做了是上帝对他的惩戒，可又不知道自己本分、谨慎的一生，究竟有哪儿需要上帝的惩戒。所以，知道自己将告别这个人世时，他长时间地含着无奈的眼泪，最后对我的哥哥用企求的口吻说：“快把大夫叫来，看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日子……”对母亲最后的交代，也就是了他的遗嘱，他说：“老大、老二媳妇都在城里工作，都是城里的人，可我们是农民，在乡下惯了，我死后你就一个人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到城里你会过不惯的，过不好的……”而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这是198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的中午，我在前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中午和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父亲的床前，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里蓄满泪水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这世界说的最后一句。仿佛就是为了等我从外地回来说下这一句，仿佛就是父亲不愿和我这样的儿子相处在同一空间里，所以父亲刚刚说完这话不久后，他就呼吸困难起来，脸上的凄楚和哀伤，被憋成了青紫的颜色。这时候我便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恋在我胸口的时候，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试想想，父亲不留恋这个世界，他会在他生命的最后流出那凄清的泪水吗？可留恋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又要走了呢？走前为什么要把头从我的胸前躲出去，要把抓住我的手松了开来呢？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将人比物说——世物中有种昆虫，在生下儿女之后，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食粮，来把儿女的幼年养育至成年。这样喂养的生命景观，展示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还有一种毛色黯淡的狼，有食时可以与父母共同享用，然只要七天饥饿，四处找不到食物，它就要把年迈的父母残酷地吃进肚里，而做父母的这个时候，望着儿女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淋，也不会吼叫与还口。想一想，我是不是那蚕食父母的昆虫和以年迈的父母为食的残酷、饥饿的野狼呢？即便不是，身上不也藏着那样的恶性吗？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那样的日常细节，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算个儿子又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是不是我在经过了这次忏悔和清理之后，面对父亲我就能经得起良心的最后质询呢？我不只一次地想过、算过了，我欠父亲的债务不是钱，不是物，而是因恶而欠的生命和命运。算一算，我的大伯活了八十二岁，我的三叔也已将近八十岁，去年故去的四叔，死时也已六十九周岁。以他们弟兄的平均年龄来核算，我父亲的生命如果应该有个平均值，那么，他至少应该活到七十五到七十六岁间，可是，父亲死时却只有五十八周岁。这样说，我所欠父亲这十八年的生命债务，我如何才能偿还呢？村里有人和父亲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症也活到了七十六周岁，如果父亲这样的疾病，没有因我而发，焉何知道他就活不到七十六岁、活不到八十周岁呢？

结去

　　现在，父亲坟上的柳幡都已长成了树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愧疚与想念。不用说，父亲安静地躺在阎姓的祖坟中，是在等着他儿子的报到和终归。安葬父亲的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坟地位置时，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后，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
　　现在，我已经明确知道，在我老家的坟地里，有了一块属于我的地方和去处。待终于到了那一天，我相信我会努力去做一名父亲膝下的儿子与孝子，以弥补父亲生前我对父亲的许多不孝和逆行。
　　别的话，没有什么要说了。

　　本文选自《我与父辈》，阎连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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