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野：三代人

┃Personal History

三代人

© 李平野／文

李平野作品

　　仲夏夜的凉风，吹拂着上海千万个不眠的窗口，远处的炮声，变成了逐渐移近的枪声，敲击着激动的心；多少年专制腐败的苦难，终于盼到了尽头；是欢乐、是兴奋，似乎久压在心灵上的寒夜，已经消失了。
　　与诸多老百姓不同，继父是伪中央银行某局副局长，作为一位国民党政府的高级职员，他毅然拒绝了当局几次送上门来的飞往台湾的全家飞机票，以及升官、房子、车子的许诺，把一家人的前途，押在了解放的这注宝上。
　　继父生长在动乱年代，内战，外辱，国破家亡，给那年头的青年，孕育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离开学校转入社会，进入伪中央银行当一名见习员，没有通过内部关系，又不擅拍马逢迎，单凭报效祖国的热诚，逐步提升为银行的襄理。
　　母亲是原北京女师大学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算得上一位新女性，既然求助无门，就在郊区中学代课，平时也替人洗衣服，一家三口就在郊区安住下来。
　　解放后，继父任伪中央银行清理处处长，不久，上海市长陈毅在万人大会上，点名表扬了继父为银行保留大量重要资料的贡献。时隔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在一次银行大会上，未经事先通知，突然点名继父为银行大贪污犯，并扣押交代罪行，经过近两个月专案审查，没有发现任何贪污劣迹，就给继父戴上了渎职罪名了事。继父离开银行后，到广州一家小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经历过从反右到文革的全过程。总算等到两个苦心扶养的养子先后出狱，才于1981年去世。单位给了个“官僚反革命”帽子算盖棺定论，尽管这帽子找不到任何出处，然而处身那个时代，也就不必问究竟了。

　　新时代代表新的希望。解放军进城的当天，二十岁上下的我通宵跳呀唱呀，竟不顾磨穿了一双新鞋底。“天亮了，解放了，自由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毛主席恩情说不完！”到处彻响着欢呼声、口号声和歌声。接着，传来了“三反五反”的阶级斗争的号角声，继父成了“大贪污犯”。
　　与“三反五反”并行的是大专院校思想改造革命委员会派来了工作组进驻我就读的学校上海美专。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工作组布置了对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批判，认为：旧中国画是封建糟柏、是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而西方绘画是西方入侵与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上海美专学校的两门主课，如今一下子全变成反动工具。而我经过学习，这样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觉得历史上的画家，极少是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多半是画自己认为美好的事物，至于被资本家或封建主所占有，并非其本意。比如故宫诸多艺术品，它们的创作者难道也属于反动阶级吗？这些艺术品又如何来压迫剥削劳苦大众呢？”这些话如今看来也显得幼稚，却成为全校大批判运动的重点。刚被解放既不懂得服从党的领导，又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更何况原本是个学生，竟落得如此大错，平生第一次戴上了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罪名。批判斗争会，就是表明每个人的革命立场的大好时机，无论是解放前玩笑的言行，交女朋友的越轨，等等。凡能够当石头抛向批判对象的，绝不会浪费。
　　为时近年的全国大专院校思想改造结束，跟着来的是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上海美专这座全国最早的美术学校取消了，合并入由山东大学艺术系，苏州美专等三校组建的“无锡艺术专科学校”之中。被划另册的我，犹如发麻风病一样，人人避之则吉，只要你还活在人群中，时刻都让你感受到无地自容。每周两次的思想书面检查不必说，总之谁对你报以冷眼，谁就向革命靠近一步。虽然生父早逝，有慈母继父的细心管教，小时候生活在山间田野中，也没有大声喊叫乱丢垃圾的习惯；更不会随地吐痰，觉得应自尊自爱。可是这时候学校里经常举行大扫除，擦地板洗厕所的任务总落在我的头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惩罚性劳动，课室木地板上散布着山东大学艺术系学生的已风干了多时的浓痰，结成厚厚一层，一遇到水，又滑又粘贴在地板上，不得已到草场捡了一块玻璃来边刮边擦，满身大汗总算擦干净了一角地板，正蹲着想透一口气，冷丁从身后踢过来一个痰盂，盂里发黑的烟头水上浮着绿色的痰液，盂口还挂着几条痰丝在晃动着，散发着刺鼻的腥臭与劣质烟头的辛辣味。我忍不住胃里的东西猛往上涌，我端起痰盂低头跑到厕所，胃里的东西合着眼泪喷洒出来……
　　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今后往何处去，大家都签好了“服从分配”保证书，脑子里天南地北胡思乱想折磨得身心俱疲，无论山南海北，只要离开“华东艺专”，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当念到我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我的面孔红润起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我童年与中学时代的故乡，啊，我又回家了。几近麻木的表情下面，内心欢欣若狂。
　　据说童年都有一个美丽的梦，而在我记忆里，只是破碎的家，惊恐的脸，还有漫天飘洒的硝烟与血雾。抗日胜利之后回到上海，我与哥哥曾走到旧时居住的家，那是一座三层楼独立花园洋房，屋前花树围绕着一片草坪网球场，透过围墙，还看见几个小朋友在园中戏耍，我离开这里时还不到七岁，而现在已是别人的家园了。
　　学校分配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绘景部从事绘景工作。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又一种惩罚接踵而至。我的工资是全厂最低的，我与妻是同学，她比我低班，我工作之后，妻仍在校学习，有一晚十一点多钟，政治指导员点名我妻去他房间汇报思想，我妻在谈话过程中愤然离去，结果在新学期开学之时，通知妻：学校整编，已无妻的班次，令妻退学。五十年代一切都按手续办事，离开了学校单位介绍，妻成了社会流民，虽有三年多的专科学业，多方就业无门，竟成了家庭妇女，原本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大跃进的深入，全国大办电影的口号响起，上影厂成了支援全国电影事业的人才基地之一，我心中暗暗闪动着一个念头：“去新厂如何？”经过多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已成了半透明人，要在此地得到信任和重用是不可能的了。对于往日繁华的大上海，对于家，事业，再也没有幻想。古训云：“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才能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况且，新厂的建设需要人才，妻有得到工作的可能，得失比较之下，我倾向于：“调动。”电影厂老职工着重于安定的生活环境。全国哪一个城市有大上海那么称心，上海是我妻自幼生长的环境，家里还有父母兄弟，他们一定认为我发疯了。支援新厂人员名单公布时，我的大名果然赫然在其中。
　　妻尚未从外婆家回来，就把戴有大红花的上衣摆在椅背上对着门，果然不出所料，妻一进门就愣住了，紧接着泪如泉涌。自从妻与我结合以来，风里雨里，多灾多难，流泪还是第一次。她是坚强的，离开上海对于她将是多大的付出，一言难尽。我紧靠着妻坐着，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后，妻止住了泪，身边三个几岁大的孩子都醒了，坐起身怔怔地望着我俩……

　　新生的武汉电影制片厂设在汉口西北部，原是党校旧址，大礼堂有着传统的大屋顶，准备改建为摄影棚，礼堂侧边的几栋三层楼房，当办公室与职工宿舍。新职工多是妻儿老小全家落户的，原课室约有三十平米见方，又有两扇门，就在课室中间钉木条盖上苇席，一分为二，我与妻被安排到底层第二间第一扇门。隔席一家是上影老服装员，五个孩子，一家七口，比我家还多两口，打开门顶住大床边，床边上留下一条过道，得侧着身靠着席墙通向窗口前孩子的小床，边上顶墙上张方桌，三个小孩权且挤在一张床上。苇席编得松散，有地方手指可以通过，挂在木条上卷曲摇晃，两家人的谈笑隔壁小孩子撒尿，都似在耳边，幸好孩子暂寄在岳家没有同来。一天的搬家劳累，夫妇俩仰面躺在床上，没有一句话，都觉得武汉的冬天特别冷，寒气透骨。

　　居住安排了之后就是吃的问题，当吃饭不要钱的欢乐未尽，竟提出了大家自动减粮食定量，按说我二十大几汉子，干着脑体兼劳力的工作，每月少不了吃上四五十斤大米罢，可是减粮能表示对革命的态度，彼此都不甘落后，我最后报了二十二斤粮，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城市，是按百分之九十六杂粮与百分之四主粮搭配的，玉糠百分之五十，三合粉，（包括玉米、大麦、黍米）百分之三十，还有蚕豆、豌豆。每天到厂食堂打两餐饭，其实就是两碗粥。妻的工作安排遥遥无期，我白天可以到外边混日子，而妻除了呆在屋里听隔壁孩子吵闹，又能到哪里去？我们总要面对现实，后来也曾把孩子接到武汉，当他们见到党校开阔的场地，绿树鲜花，比起上海阴暗窄巷，别有一番天地，真是高兴极了。看着孩子跑着、唱着、跳着、笑着，竟忘了切身处境。我也曾半夜翻墙到大街上偷偷买回农民私运进城的番薯、萝卜、白菜，煮在杂粮中，孩子围在炉边，闻着溢出的香气，说不出有多得意。
　　武汉电影厂支撑了三年，接着合并入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

　　珠影厂成立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生产已趋正常，任务十分繁忙。在这里，从未出现过吃杂粮或者按百分比配给杂粮的事，只不过配搭面粉，当地人不大习惯，各种票证依旧，但多了高价市场，只要多花几倍的钱，什么物品都可以到手，比如市场供应定量食用油约七角多钱一斤，每人每月可买半斤，高价油约八元一斤，有钱则任买，于是市场上出现两个价位，对于囊中羞涩的人说来，只有忍耐了。
　　经过大跃进的洗礼，孩子懂事得多，从没有用撒娇哭闹的办法，向爸爸妈妈索求食物或玩具，似乎已经明白自己所属的阶层，望着别人的孩子吃高级糖，玩进口玩具，那眼神令父母心碎。
　　来广州之前，武汉几位朋友托我到广州买手表。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那里可以买到高级进口手表，每人交了好几百元钱，这下我身上竟多了平生未有过的一笔现金。到了广州，也曾专门到各大商场去寻觅，结果不见踪影，幸好大哥在解放初期就到广州，与朋友开办一间小光学仪器厂，为此竟上过报纸，表扬他并称之为“小发明家”，不想福祸相联，1957年成了右派，工厂没有了，到巷里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继父仍在小厂当仓管员。大哥在广州混了近十年，从风流人物变成右派，上中下三层人物都算熟悉，听说有人要买进口手表，他就想到要在黑市中去买走私货。自己的亲哥哥，还能不信任吗，我就抽出一部分钱委托他去买表。过了两天，他告诉我说：“买表的钱被人骗去了。”听了这消息，如五雷轰顶，天呐！一笔钱顶我十个月工资，哪里去赔偿，而几个朋友都是干部身份，怎么能与买黑市商品连起来，而我又如何解释得清楚；顿时不觉天昏地暗……大哥是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一旦此事暴露，被牵连在一起，后果更不堪设想。大哥见此情状，就说：“事已至此，唯有从黑市中赚回这笔钱。”他知道四川的黄金、打火石、糖精比广州差几倍价钱，如果从广州带火石糖精上四川，再从四川买黄金下来，这样一次就可以弥补此次损失。所谓“狗急跳墙”，一不做，二不休，除了孤注一掷，还能怎样？说不定还能发点小财。幸好我只抽出了部分买表钱，剩下的还能够买打火石、糖精去四川。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位四川人郑女士要回四川，她在重庆熟人多，也愿意出一臂之力，于是我在珠影厂请了假，与郑女士直奔重庆，身上带的打火石、糖精属违禁物品，精心安顿好，由火车到武汉转长江轮船上重庆。船舱内随着马达声颤动着，我思绪飞快地旋转：长江轮、上海、美的追求者、绘景工人、“抬轿子”……唉，往后的路如何去走？胡思乱想之间，忽然喇叭声传达来我的名字，说是有急电。当时我出了一身汗，珠影厂怎么竟如此明察，还知道我正在船上，一看电报，急召我回厂，感到此行已经暴露，郑女士是个义气之人，答应替我料理此事，也容不得我多考虑，立即决定买回头票折返广州。此次以身试法的行为，按如意算盘去一趟四川，神不知鬼不觉便万事大吉，也就瞒着妻独自行动，事到如今，只好忍心让妻承受巨大打击了。
　　一到珠影厂，便去人事科坦白交待自己所作所为的种种错事，一方面厂领导予以降职处分，一方面妻忍痛拿出岳家给她的嫁妆变卖抵债。
　　初到珠影厂没几个月，竟闯下如此大祸，全厂尽人皆知，想在新厂发展的幻想又彻底破灭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一次妻在菜市场听到一则消息，知道附近农村小学需要一名小学教师，便去应聘，居然受聘用了，这样每月就可以增加三十元收入，对于每个月只有六十一元工资的家庭说来，实在是天降洪福，一家人关起门来开心的笑了。这样幸福的日子延续了两个月，有一天，看见妻子面色惨白回家，原来在学校办公室遇见了厂人事科的人，便预感到大事不妙，果不其然，第二天，妻就被校方辞退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成了“牛鬼蛇神”，妻子变成人人指骂的臭婆娘，孩子变成人人喊打的“狗崽子”。每天从牛棚里劳动回家，面对妻子苍白的脸和满身伤痕，眼中滚着泪水的孩子，没有一句话可说。文化大革命两派的大喇叭声中渐渐混杂了枪声，整天埋头拔草也能估计到事态发展，小道消息多多，总之社会混乱已是史无前例。
　　有些事情的亲临，可以省去许多口舌，自古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面对全家不得翻身的灾难，我反复揣度，除了偷渡，没别的路可走。这样一来，妻可以公开声明与我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连同孩子回到革命队伍。妻知道偷渡道路的艰险，十有九成是失败，而大半是在夜行山路时摔死或在界河溺死，少数被边防人员抓住，虽或可以活命，如我这样人物也免不了在狱中了此残生。更何况我既不会游水，又无人引路，明白此着犹同诀别，禁不住泪如雨下。妻还年轻，几个年幼儿人生才开始，为了我早日解脱无休止的身心折磨，她低头无语也算默许了罢。那是一个无言、无眠、潜泪无止的长夜。
　　结果事情未成，就被朋友检举揭发，自己从活反面教材成了名副其实的犯人。
　　妻写的划清界限离婚书，延迟到她被遣送去到清远白湾镇之后才批下来。原先的如意算盘算是白打了。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孙猴子七十二变，变不出如来佛手心。”

　　父辈的道路可以由自己选择，我辈的道路只有一半由自己选择，而我的孩子辈却因为我的父辈和我的关系失去选择的自由。
　　我挂名为美术设计，下放到车间任杂工，一天忽然接到厂里医务室一个电话，叫我火速到医务室，才知道大儿子被厂职工孩子追打，慌忙逃跑不慎踩着了破玻璃，脚心处剖开了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被抬到医务室，医生要缝针开药，孩子拒绝了，说：“爸爸没有钱付治疗费。”坚决拒绝治疗，医生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叫我去劝说。记得那一天，在医务室，我抱着孩子让医生给缝脚心的伤口，孩子痛得全身发抖，我的心也随着剧烈颤动，彼此都没有眼泪，待我抱着孩子回到家中关上门，那泪水才突地涌出。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走到我们身边，紧紧地靠着，没有一句话，只有含泪的双眼直愣愣望着我和他的哥哥。自从孩子会走路至今，我何曾给他们买过一双鞋？
　　自从我被赶入“牛队”以后，孩子们更是处境悲惨，不仅没有资格加入红小兵，而且更明摆着可以任人打骂，如过街老鼠……
　　人活在世界上每天总要过日子，既然没有了小朋友共同玩耍，那么自个儿找乐趣罢，三个孩子在场地一角隐秘处偷偷种了几棵木瓜树，看着精心呵护的几棵小小的幼苗，他们心里有了寄托，苍白的面色似乎有了些红润。一天，孩子们跑着冲门而入，叫着跳着告诉我：“木瓜结果了，”那样兴奋的心情，从未有过的，我的心也似有了喜悦的蠕动。忽然有一天，孩子灰溜溜走进屋来，似乎绝望的眼神望着我待我跟着走到他们精心培育的木瓜地时，只见四面杂草零乱，碎石之间几棵木瓜树已经倒在地上，没有一片完整的叶子。三个孩子蹲在一边像悼念着什么似的，垂着头沉默不语，从一片狼藉的现场，可以看得出肇事者的仇恨之深……
　　我与妻呆坐在屋子里，最小的那个孩子慢慢走近我身边，抬起头来，轻轻地在我耳边问道：“爸，为什么你不当红五类，要去当黑五类？”

　　经过十一年零一个月的牢狱，回到旧时的家，父母与大哥已从原址搬迁到一处低矮窄小又潮湿的房子，上海的儿子与清远白湾的儿子都相聚了，在狱中日夜思念的亲人见面时没有电影中常见的热情场面，只淡淡地说一声：“爸，回来啦。”
　　十一年多牢狱度日如年，一旦捱过，回头似乎瞬间，两个孩子都长得我一般高了，人世间的岁月，冲刷任何感情就会褪去原有的彩色，还有那个大儿子，受不了羞辱，与几个“狗崽子”走上偷渡路，到了大海边正遇上风浪，都说不能乱闯，不如回去找机会再来；大孩子望着翻滚的海浪，觉得与其回去受辱，不如与波涛拼搏，毅然决然下海了，从此尸沉海底，一去不回。因为是大孩子，打击首当其冲，从头上的疤痕到脚底的缝针，他自己终于找到了解脱的路，然而留在父亲心底的是怎样一种滋味？
　　“孩子，爸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了。”除了这句话，内疚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孩子冷漠地回答说：“过去了，还说什么呢！”欢聚的一餐，没有泪，也没有笑声。
　　与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不同，孩子们从小受到心灵的摧残，虽说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也免不了外面的委屈回家来发泄在孩子身上，心上的血痕有谁会说一句安慰的话语，尽管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难道能解释清楚往日的恩怨是非吗？
　　与孩子同住在集体宿舍架床上下，感到两个儿子对世事有些木然，他们二十岁上下，还有大好年华奋斗，然而，他们认为，即使如父亲这样执着拼搏，又怎样呢，学校是通过政审来分配学生，社会工作的选择是根据文凭加政审，还要一定的社会关系，两个儿子也都奋斗过，上海那位在中学里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中学毕业后派到一间水果店卖水果，小儿子小学未毕业，跟着一位木工师傅作机械工模，居然得到买家赏识，不过他们都有着非常现实的观点，没有眼见利益的事不做，什么刻苦学习，什么成名成家，那都是遥不可及的鬼话，他们崇尚“厚黑学”，恨自己血统中有太多的纯良。
　　有官职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大可以为他们的儿女开拓社交圈子，生意路子，上可通天，下入村寨，四面逢源，大展宏图。如我的孩子从小就被隔离于正常的社会圈子之外，没有了父母的关爱、教导，没有自尊、没有理想、没有像样的学历、没有显赫的亲戚朋友，即使到了今天，除了打工之外，再没有其他妄想，还免不了下岗的命运。这也应了红卫兵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基本如此。

　　本文选自《烙印》，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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