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求学新历程

┃Personal History

求学新历程

© 采写：徐　晓
© 受访：徐友渔

徐友渔

　　徐晓：人们把文革前的中学生称为“老三届”，把文革后头几批进大学的学生称为“新三届”，你是“老三届”，也是“新三届”，对吗？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是不是使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某些特征？

　　徐友渔：你说对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是七七届大学生，即“四人帮”垮台，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我们这代人的特殊经历、心路历程、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我最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那属于理性的分析和反思。我猜想，你感兴趣的可能还是感性描述。

　　徐晓：对，我想了解的不是一般的“我们”，而是经历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我”，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过程。

　　徐友渔：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还有我的妻子，始终认为，在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文革之后我们还有幸进了大学之门，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重要的事件。说得再干脆一点就是，在各种世俗的东西中，金钱、地位、名声等等都可以不要，但大学非进不可。不进大学会使我们终身遗憾。我至今还把圆了大学之梦，归功于邓小平。虽然说到底，受教育的权利是我们自己的。

　　徐晓：这话怎讲？

　　徐友渔：记得在1973年春，传来了国家又要“开科举考”的消息，我和我妻子那时还没有结婚——很是兴奋了一阵，下班后拼命看书。我们的业余生活从来都是看书，只不过那时改成了复习课本。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把我们的梦想打得粉碎，她抱住我痛哭了一场。“四人帮”垮台后，我们“贼心不死，蠢蠢欲动”，但很久都没有动静。我们有个亲戚，是大学系主任，他断定我们不可能再上大学，因为年龄太大了。你看，连同情我们的长辈，又是教育界内行，都认为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能设想，在中国，还有谁在制定政策时能想到我们。

　　徐晓：你认为“老三届”学生能上大学，和邓小平有直接关系吗？

　　徐友渔：是的。邓小平复出后，紧接着就是“科学的春天”，当听说有可能恢复高考时，我们一夜未睡，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长信，寄给著名物理学家杨澄中，请他转交。当然，十之八九邓小平并没有读到这封信，但最后终于给了“老三届”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作出这个决策还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当时已经30岁了，许多人都有了小孩。

　　徐晓：你文革前受了完整的教育，又一直未丢书本，进大学应该很容易吧？

　　徐友渔：并非如此，成绩是一回事，但招生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政审标准。记得当时政策上也没有说每个“老三届”学生都能考，只有其中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我以为这话很当真，背了一大包书去厂人事科，要他们考我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和生物化学等等，人家笑了一阵就给登记了。我把自己弄得这么居高不下，结果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我知道，不论是别人认为我成绩不好，还是我自己明白的政审不过关，都是使我极度蒙羞的。

　　徐晓：那你怎么还是七七届大学生呢？

　　徐友渔：据说邓小平了解这次招生情况，叫各学校挖掘潜力，再招一批走读生。我是在大学已经开学几周之后，在1978年春入校的。学校、专业都和自己的志愿无关。进校后我了解到，我的同班同学高考分数一般都相当高，我们进不了重点院校，只能到师范学院，主要原因是年龄大，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们所在的大龄班，有人数学比专业老师水平高，有的人英语比外语系老师还好。进校后第二年，七七届学生有好几个人考上了研究生，大学老师条件比我们好，报考研究生的人比我们多，但比不过我们。

　　徐晓：你以走读生身份入校，是不是曾经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心理不平衡？

　　徐友渔：有一点，但不强烈。我表弟受我影响很大，文革后期在我指导下自学，他考上四川大学生化系，我也是第一志愿报这个系，他的女朋友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他们准备高考时我对他们帮助很大，但我的结果最差。不过，我好歹也算入了大学，大家心情终于轻松了。我知道，文革的流毒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能恢复高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能给“老三届”一次机会更是难能可贵，而不少人落第之后，居然通过走读终于圆了大学梦，这确实有点近乎于奇迹了。

　　徐晓：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很有远见的，是不是？

　　徐友渔：当然是这样。文革后头两次高考，从老三届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人才，现在这部分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我现在还想强调很少有人谈到的另外一个方面：“老三届”一代人中普遍认为，因为文革，自己的青春、前途给毁掉了，从道义上说，他们有权利要求一定的赔偿，虽然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恢复高考时放“老三届”一马，也算是一种道义上的补救措施吧！不然，把社会上最有抱负和活力的一批人拒斥在体制之外，无助于化解，只会加剧社会内部的张力。

　　徐晓：“老三届”中的大学生，许多人知识积累、生活阅历要丰富些，与他们经历了文革有很大关系，你是不是这样看？

　　徐友渔：当然如此。我们进校后按年龄分大班、小班，小班的同学对一些年长同学十分钦佩，其实，回想文革前，我们很蠢，很可笑，我是指没有头脑，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我文革前完全把班主任、团支书，甚至入团介绍人的话当成圣旨，其实那时很多做法是很荒谬、可恶的。比如，我有个初中同学读完《红楼梦》，请我帮他还书，我在课桌里放了几天，团支部派人偷偷去翻，背后议论我思想不对头。有一次写作文，我引证了《静静的顿河》、《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被语文老师批得一塌糊涂，当反面文章在全班传阅。所以，当1966年6月北京女一中、四中学生要求废除升学制度，中央决定为了搞文革而推迟高考时，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由衷地高兴。我们那时正在分文理科，准备分科复习，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扔下书本，去写大字报，那时叫做“拿起笔，作刀枪”。

　　徐晓：但我有点弄不明白，依你前面说的，你好像是个一心想读大学，搞研究，做学问的人。

　　徐友渔：我的性格和家庭教养是这样，但人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要追求人生的意义，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更有意思，那叫灵魂得救。而在当时，全部意义都归结到“革命”二字上。我们当时因为自己没有能够赶上“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等等而觉得很可能要抱憾终身了。我高中毕业时就向班主任提出过，准备放弃高考机会，上山下乡干革命。所以文革一爆发，大喜过望，以为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于是以十倍的激情、百倍的疯狂去冲锋陷阵，去打倒和捍卫……

　　徐晓：看来，对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教育，还需要分析和清理。

　　徐友渔：对。理想好像天然和崇高的东西相联系，但文革前浓烈的理想主义氛围中，分明有愚昧和虚伪的东西。当时对我们说，“农村是最需要革命青年，最需要知识文化的地方”，“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我打算放弃高考和下乡，就是以革命为出发点和公理，以上述口号为公式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但事实是，那些被物色成接班人的人，并没有打算到农村这个最艰苦、最光荣、最革命的岗位上去，他们上大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在1968年底、1969年初下乡之后也是这样，那些家庭革命成色最重的人，很快就通过参军、内招脱离苦海了。

　　徐晓：那种“革命第一，理想至上”的精神，经历文革之后，你是强化了，还是抛弃了？

　　徐友渔：根本的东西没有抛弃，但表现形态完全变了，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爱知识、爱文化的本色，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变成“革文化的命”十分反感，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当时想的，首先要把自己救出来，不能盲目地给别人当政治棋盘上的卒子。文革后期我经历了好多事，终生难忘，给你随便讲几件。
　　1968年我从重庆探望我哥哥回家，在火车上看《二刻拍案惊奇》和《警世通言》，列车员来回看了几次，报告了执勤军人，他们来没收我的书，我和他们辩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继承”，但执勤军人说，他们有明确命令，除了毛选和《红楼梦》，其它任何书都在禁止之列。
　　下乡前，我们一批人打算系统学习马列原著，但书店里只有“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根本买不到马克思的原著。听说抄家、抄图书馆后有些书送到了废品站。我们理直气壮地去买马克思原著，说要有市革委文教组证明。我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去市革委，军管会一位军官出来接待，他一听说是想买马克思原著，就皱眉头教训说：“林副主席教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那时很善辩，说为了更快地攀顶峰，还是打好基础，从山脚下走起吧！后来越辩越激烈，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打电话给学校调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样子还打算扣人。我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跑掉了。我终于还是搞到了一些书，记得刚下乡，我主动要求去踩水车，在水车上看完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徐晓：你们这一代红卫兵，退下政治舞台后，还在继续考虑中国的问题！

　　徐友渔：这是读书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内容，看马列原史著，看各种内部读物，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等等。我后来读到过你的回忆，还和各地的同代人作过交谈，我发现当时我们这些人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模式惊人地一致。列出书单来，大部分是重合的，什么“黄皮书”、“灰皮书”。《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俄罗斯古典名著，等等，考虑的问题也惊人地相似，从文革思考到中国革命的历程，到十月革命，还到法国大革命。我和周围的人有些不同，我古典文学名著读得很少，因为中学时期，把能找到的读得差不多了。另外，我比较系统地学了自然科学，主要学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用的全是大学正规教材，主要是想在农村搞科研，也搞起来了，改变了农村面貌。另外从哲学角度上看，不满足于对人作冥思苦想，感到现代生物化学有可能从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对人的本性研究取得突破。直到1971年有次回城，看到《人民日报》上基辛格访华的消息，还有一幅周总理和他以迎客松为背景的照片，我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感悟：学外语。这一点很难，我一直学俄语，周围同学绝大多数也学俄语，找不到书，连发音都不会，只好每次赶集时走30里路找一个学英语的同学教。不过，我自学总讲正规，英语书一般人就知道许国璋编的一至四册，我还学了俞大猷编的五至六册，徐燕谋编的七至八册，以及配套的《英语精读课本》，学到后来力不从心了，作业是翻译《镜花缘》和《红楼梦》，太难了！这种自学很悲壮，也很畸形，我会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但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不会说。

　　徐晓：这么发奋地学，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

　　徐友渔：二者兼而有之。我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也从马克思的话中得到鼓舞：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我知道，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靠知识。我坚信知识总会有用，其实，即使没有1977年的高考，我也自信不会前途无望。不过在当时知识一分钱也不值。我1972年回城进厂，不久厂里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磨床使用不好，需要翻译说明书，设备科的人请一位学过日语的技术员翻，他们居然不知道说明书是英文！我利用工余时间花一个礼拜就把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翻好了，交给那个只会日语的技术员，没有一个人来谢一声，更不用说考虑发挥我的一技之长。
　　但更深层的动力是精神上的，我当时认识很明确：搞文革的那帮人想把所有的人都弄成愚昧无知，成为机械服从的工具，他们才好统治，我必须自救。我曾和一些朋友激烈地争论，我批评他们不看书，不学知识，我话说得很过分，我说，喜儿被黄世仁凌辱了还要反抗，要报复呢，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求知的天生权利，难道就任意给搞成白痴，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其实，他们也有所追求，他们认为，文革把人弄得残忍、互相仇视，他们追求善与美，没事就聚在一起听音乐、看风景，说窗外河边的树丛像苏里柯夫笔下俄罗斯的白桦林等等。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不错，但那总带有“享受”的味道，我觉得求真更难，要与自己的惰性过不去。后来恢复高考，他们中有人惊呼我有先见之明。我的追求被这么实用性地理解与表扬，真使我哭笑不得。

　　徐晓：对许多“新三届”学生来说，1978年开始的大学生活是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新起点，是一个大熔炉，许多人在这里锻炼成材。我采访过许多人，他们回忆起当年岁月就激情满怀、感慨万千，你的感觉如何？

　　徐友渔：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当然，那时的政治生活是很令人兴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批改革的思想先锋在大声疾呼，首批出国考察的人带回关于南斯拉夫和东欧改革的信息，关于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还有卢新华的《伤痕》引起的轰动，等等。也有很多琐屑的事情，比如新学生进校后瞧不起原先的工农兵大学生，双方不断摩擦，冲突，还有就是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地位大变，想抛弃在农村或原单位的配偶，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看过一篇小说，好像叫《杜鹃啼归》，就是写这类事情，很真实感人。我那段时间，只觉得累，疲倦得要命。进校前小孩刚出生，马上大病一场，我日夜守候，进校后整日精神恍惚，上课只想瞌睡。二是功课重，国家急需教师，学校决定把大班变成快班，3年学完4年课程，用最难的教本，派最好的教师，很多人跟不上，他们上学前在本单位都是骨干，感觉良好惯了，一下子变得悲观苦闷。当然，我对大学本科期间感受不深，主要是我只读了一年就报考研究生，第3学期既要跟上功课，又要准备新的考试，小孩又住院动手术，只觉得累得天昏地暗，心力交瘁。

　　徐晓：你的专业是数学，怎么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

　　徐友渔：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大学报的是生物化学，差点落榜，弄了个走读。但我本来就极喜欢数学，所以接受既成事实一点不痛苦。我自学数理逻辑，第一年研究生这个项目较多，第二年基本上没有，我于是改选相关学科。你知道，我后来的专业是研究罗素的哲学，没有数学基础是不行的。
　　考研究生时，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把握不限于一两个科目，对于一直苦心准备的人来说，社会条件稍一松动，机遇就有的是。我考研时的选择，以及进去后具体专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觉得，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可以做的事很多，我认为改变思维习惯很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文学艺术、人生体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的、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我后来在一部专著中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精确地表述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论述习惯。基于这种考虑，我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目的是想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科学理性的不足。

　　徐晓：你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还是十分高兴吧？

　　徐友渔：心情很复杂。这个结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从1966年起周围的人都不学习时从未中断过学习，但又像在意料之外——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好消息往往是假的，而坏消息却是真的。有亲友祝贺我时不无遗憾的说，你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社会”两个字就太好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积几十年之经验，搞社会科学危险。当然，我更明白，不少人对社会科学是否真是科学，深表怀疑。尤其是哲学，在不少人心目中，不过是耍嘴皮子，为任何一种政策作论证。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同一些人，证明大寨道路惟一正确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也可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搞哲学，往往强调自己大学念数学。如果有人挖苦说，哲学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我只好谦卑地声明，我力争当一个例外。当然，我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自卑情结。中国人很封闭，他们不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哲学是一大套学问，受人尊敬，并不是宣传。

　　徐晓：你念研究生时情况怎么样？

　　徐友渔：简单一句话：乏善可陈。3年研究生期间，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哲学系80个学生，租了通县一个大车店两层住在那里。惟一正规上过的课，是每周逻辑专业的同学上两次数理逻辑课，我也去参加，上了一年。当然，说到底哲学不是靠别人传授知识学得来的，虽然没有课程拘束，我可是抓得相当紧。当然，我很不情愿始终是“自学成材”，很想上课。研究生院总部设在北师大内，借了别人一间房。那里开的外语课极好，我去上过两次，但每次单程要花近3个小时，我只好恨恨地作罢。我恐怕是命中注定什么都得靠自学，而且学一点东西要花极大的代价。我毕业拿到学位后，觉得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不到外国去看看怎么行，于是搞英语听力和口语。别人都送到外院去培训了，偏偏我去不成。于是，买个黑白小电视，每天听Follow Me。学到1985年，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在所里主事，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搞出国名额公开，凭考试竞争，我通过了本所竞争和教育部统考，去了英国牛津大学。

　　徐晓：你似乎很乐意在书海里泡，在知识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徐友渔：可能是性格，也可能是对运气不好的过分反应。我看到许多人靠灵感写作，靠自学艰苦卓绝地思索，但不是才气早夭就是走到旁门左道，终究不成正果。我在牛津待了两年，后来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待一年，我深感花大力气打基础开始耗费太多时间，拿出成果很晚，但最后会感到受益无穷。我可能是在45岁之后才不追求像学生那样学习。我认为，灵感和勤奋，缺一不可。

　　徐晓：你觉得自己十分勤奋吗？

　　徐友渔：一直不，直到1985年秋天被派到河南去支教，社科院各所的人住在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同样是科研人员的人，竟把许多时间用在聊天，买菜做饭，打牌和跳舞上面。直到有人说，和我在一起很感不好意思，我才意识到自己比有些人勤奋。讲师团工作结束时开总结会，大家关系不错，意见提得很坦率。我记住了别人对我的批评：工作那么认真居然不是党员，而且不写申请！我也坦率地对别人提了一种希望：既然进了社科院，就相当于运动员给选拔进国家队，恐怕大运动量锻炼是免不了的，在国际学术竞技场上，就靠我们去进球了，过小日子的习惯怕是不行的！客观地说，我很想勤奋也勤奋不起来，生活条件太受限制。每天上午拎着菜篮子上街，洗菜切菜做饭，每天千篇一律，只好安慰自己：权当是调节脑子吧！

　　徐晓：你是不是觉得生活条件太差？

　　徐友渔：当然差，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心甘情愿。我1982年毕业，睡办公室，住鸡毛小店，后来一家人住仓库改装的平房，每天都痛感为留在北京工作付代价：住房问题十年之后才基本解决。但相比而言，北京的科研条件、文化气氛是全国最好的。我1985年当正研究员，工资说出来别人都不信，说我骗人。但我想，自己下乡时，当锻工时发过愿，万一有一天能天天看自己想看的书，只要有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满足了。实际上，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比当时设想的好，而学习和研究条件大大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只不过一般人得到之后又要要求更高，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个人可以抱“君子固穷”的态度，但从政策角度，并不赞成把搞基础研究的人弄得如此穷酸。我1994年底到海南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单位经费花光不能报销旅费，我自己掏钱坐火车、汽车，单程就要费4天，而那些当工作人员的小姑娘都是飞来飞去的。1995年去西安开会，又说报销不了旅费，我急了，我说，说实话这点钱我出得起，但堂堂社科院是不是太没脸面了？后来好不容易弄了个特批。就个人而言，我很欣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这些处世格言，去争什么东西，很累，而且显得自己在计较什么。如果能够双手一挥，痛快地说一声：“我什么也不要，由它去吧！”那是很解恨的。但中国几十年总是斯文扫地，有时因为政治，有时因为经济。你不从每件小事上去认真计较，只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那就只能听任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

　　徐晓：你是不是有“学术至上”的倾向？

　　徐友渔：学术与其他东西相比，例如政治的冲击，金钱的诱惑等等，我承认有学术至上的倾向。许多年来，我们似乎可以捍卫各种各样的尊严，但很少提到捍卫学术的尊严。学术尊严很难做到，学人的尊严也很难做到。记得我刚到北京时，曾有过短暂的精神危机。我以前多多少少把社科院想成雅典的学园，里面的人虽然不会各个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总应该有点仙风道骨吧，谁知到这里一看，简直不是这么回事，而且往往截然相反！当然，我现在不便细说，而且不一定是社科院的人的过错。我第一次出差，去开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个女同事和她丈夫闹离婚，从办公室追到车站，大打出手，火车为此晚点十多分钟，乘客们议论说：“还是社科院的呢！”我羞愧极了。你现在到我们院里去看看，墙壁上全是卖粉丝、海米的广告，或“款式新颖、厂家直销、欲购者到×所×楼×号房间”。我不信不搞开发就做不了学问。

　　徐晓：你是如何看待学者使命的？

　　徐友渔：表面上我做得还可以，专心致志，专业和兴趣从未变过，但内心一直有些矛盾。这是“独创”和“教化”的矛盾。一方面，研究工作的本质应该是新颖性和独创性，你应该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把属于自己的那点独特的东西端出来，留给后人。另一方面，有时我想，即便是学术，个人那点东西又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很低下，如果整个学术界水平都不高，你一花独放又有多大意义呢？特别是看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东西满天飞，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师在那里误人子弟，你会觉得普及是当务之急，提高是下一步，应该让人先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知识。这时你会有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心态，把开启民智，介绍新知放在第一位。当然，有时会产生委屈了自己智慧的感觉。

　　徐晓：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新三届”这段经历的？

　　徐友渔：像许多人一样，那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绝望和期待混杂的状态，为今后能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找到了一个起点。当然，对我来说，它并不意味着展现了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新天地，但对于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它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入口。我理解，对许多人而言，那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但我不赞成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荣辱得失作为判断历史的标准。中国要臻于理想境界，还需要不止一次的更深刻的变化，那一段拨乱反正时期，说到底也就是结束荒唐岁月，较为恢复了常态和理性。我担心，这一次变革的受惠者许多已经功成名就，满足于现状，他们开始现身说法，用赞歌和自誉代替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我想，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成就能不能在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还得看。

　　本文选自《直面历史》，徐友渔／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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